韩少功: 三重打击下, 文学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哪里？

　　原编者按

　　文学在遭受以市场化为主的制度性冲击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性冲击下，正在进入重组和再生的艰难过程。20世纪留给我们的两大文学遗产可以归纳为“人民学”和“自我学”，现今这两大遗产出现了高峰不再和欲振乏力的窘境。“人民”从鲁迅、契科夫所倡导的“人民路线”变成了抗日神剧中“僵硬空洞，虚假可笑”的对象;“自我”也逐渐远离个性，离复制和流行更近，展露出一种自恋、自闭、自恋的面目。“文青”“文艺腔”“文科生”“中文系的”这些词，眼下早已在互联网上声名狼藉，总是成为舆论场上嘲讽和同情的对象。为何会发生如此转变?从总体来看，文学是在什么时候失去了活血、痛感、共振点以及号召力?或者说，脱胎于20世纪的两大遗产之后，作家们还能写什么，又该如何写?针对这些问题，2018年11月30日，百余位政商学界人士齐聚“价值重建论坛暨《文化纵横》杂志创刊十周年”活动，共同探讨“全球变局与价值重建”和“当代中国的公共知识危机”两大议题。本文为韩少功先生在论坛上的致辞。

　　三重打击下,文学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哪里？

　　来到今天的会场，发现受邀与会的作家太少，似乎印证了当前文学在总体上低落和边缘的地位，但我仍愿意顽强地为文学发声。

　　从全球范围来看，文学正遭受以市场化为主的制度性冲击，还有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性冲击，正在进入重组和再生的艰难过程。与此同时，思想动力不足，也明显成为当下文学发展的一大制约。

　　回望历史，19世纪的文学曾鲜活、丰富、广博地表现人间百态，实现了某种百科全书式的认知井喷，富有烟火气和重口味，富有巴尔扎克所称“我将粉碎一切障碍”的豪迈激情，将文学从《荷马史诗》时代那种神学、准神学的状态，推向了“文学即人学”的广阔大地和火热高潮。不过，当时流行的人道主义和善恶模式，作为文学的聚焦区，作为启蒙思潮的重要部分，进入20世纪后却出现了分化。

　　情况之一，“人学”成为“人民学”，或者说文学中出现了人民路线。陀斯妥也夫斯基在追念普希金的文学成就时，提到了“人民性”这个新词的三大内涵，即表现“人小物”的民众生活，汲收民众语言，代表民众利益。后来，托尔斯泰、涅克拉索夫、果戈理、契诃夫等俄国作家，大多成为这种忧国和亲民的接棒手，一直影响到中国以及东亚“为工农大众”的“普罗文艺”、乃至波及全球的“红色三十年代”。毫无疑问，深重的人间苦难，非同寻常的阶级撕裂和民族危亡，构成了后发展国家这种文学潮流的深刻背景和强大推力。鲁迅怀疑抽象的人性，说流汗也得分“香汗”与“臭汗”，已有阶级论的思想内核呼之欲出。托尔斯泰不赞成“西欧主义”，斥责莎士比亚不道德的“肉欲诱惑”，也与早期人道主义拉开了足够距离，其激烈态度甚至被列宁怀疑为过了头。

　　情况之二，“人学”成为“自我学”，或者说文学中出现了自我路线。这种现象多发生在发达国家，发生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危机中。尼采的“酒神”说、弗洛伊德的“本我”论和“潜意识”论等，提供了另类的思想资源。从世纪之交开始，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伍尔芙等这些欧美作家，差不多不约而同地“向内转”，把文学这一社会的广角镜，变成了自我的内窥镜，直到后来捷克的卡夫卡，阿根廷的博尔赫斯，连这些身处西方外围地带的作家，也投入了反理性、反社会的一哄而散和各自独行，其作品弥漫出孤绝、迷惘、冷漠、焦虑的风格。“他人即地狱”，萨特的这一句名言，打掉了人道主义的乐观与温情，鼓舞了多少所谓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作家，进入一种愤世幽闭，或一种玩世放浪。他们的自言自语甚至狂言呓语，不易引来大众阅读市场的欢呼，却一直成为院校精英的标配谈资，成为某种不安的都市文化幽灵。

　　这种“人民学”和“自我学”，构成了20世纪两大文学遗产，从不同角度拓展了对“人”的认知，丰富了人类的审美经验。

　　但不论是哪一种遗产，都一直充满争议并且鱼龙混杂。也许是能量耗竭和透支的原因，它们还双双面临日后高峰不再和欲振乏力的窘境。“文革”中诸多“造神”的工农兵文艺，还有当下广受非议的“抗日神剧”以及其它各种准神剧、半神剧的泛滥，让文学中的“人民”一再变得僵硬、空洞、虚假、荒唐可笑，让受众们一再避之不及。在另一方面，原子化的独行者们也并非灵感大神。“文青”及高龄“文青”那种自恋、自闭、自大的文字，无论是幽闭式的、狗血式的、还是杂耍炫技式的，无论是“沉默的”(布朗肖语)、“零度的”(罗曼﹒罗兰语)、还是“无意义的”(昆德拉语)写作，都让文学中的“自我”越来越面目雷同，离个性更远，离复制和流行倒是更近，很快成为另一款神话，另一种心理传染病，以至“文青”“文艺腔”“文科生”“中文系的”这些词，眼下早已在互联网上声名狼藉，总是成为舆论场上嘲讽和同情的对象。

　　事情为什么会这样?从总体来看，文学是在什么时候失去了活血、痛感、共振点以及号召力?或者说，脱抬于20世纪的两大遗产之后，作家们还能写什么，又该如何写?

　　文学来源于生活的应有之义，就是文学来源于人们所认知的生活，因此总是受制于人们认知的意愿、方法以及成果积累。事情很明显，世界不再是原来的世界。随着市场化、消费化、全球化、知识/信息化的大潮扑来，新的剥削方式和剥削机制迭出，旧时的阶级图景正日渐模糊，甚至所有者不一定富，受雇者不一定穷，那么谁是人民，谁又不是人民?在社会结构剧烈重组的情况下，阶级尺度与道德尺度、文化尺度等，又该如何彼此含容和多元统一?不久前本人在《文化纵横》发表的《阶级长成了啥模样》一文，就是试图进入这一话题。

　　再说自我：自有了生物克隆和人工智能，很多“自我”其实都是可以格式化、数据化、复制化、甚至能精确预测和管理的——哪有作家们以前想象的那么独立和特别?当人的体力和智能都一步步被机器替代和接管，很多有关专家发现，人类最后的差异性，恰恰表现于人的情感、精神、价值观、创造力——而这一切，恰好是生存环境和群体关系千变万化的产物，大大超出了“自我”的边界，不再那么“自我”。前不久《文化纵横》组织有关人工智能和“后人类”的讨论，也有助于打破很多“自我”人士的镜前旧梦，放大他们的心智关切半径。

　　文学可能仍是“人学”，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大可能回归神学或半神学，也不大可能沦为物学或半物学。

　　那么，在认知“人”的漫漫长途上，借助人文社会各个学科的互相激发和互相推动，文学家应该比上一个世纪的同行们做得更多。不过，这一次，放在全球的视野里，是理性走在前面，靠思想钻头掘出文学新的富矿;还是感性走在前面，靠文学沃土育出思想新的壮苗，我们且等着看，还需进一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