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技术金融寡头之争：中美贸易战与全球帝国主义（下）

　　说明

　　一、全球危机十年与中美贸易战:全球再平衡大失败

　　二、全要素生产率的闭环发展——从里根供给侧改革到习近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全要素生产率的含义与条件

　　2、外殖化与内卷化

　　3、里根的供给侧改革

　　4、“新市场”的产生

　　5、中国改革开放的秘密

　　6、新市场的终结：利润平均化与资本主权化

　　7、中美供给侧改革比较

　　三、新生产力的来临：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与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

　　1、资本主义的历史形态

　　2、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历史形态

　　3、新殖民主义：：两极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概念

　　4、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规律

　　5、70年代滞胀危机的生产力背景

　　6、2008经济危机的生产力背景

　　四、中美贸易战：技术金融寡头时代的工业再造与市场扩张

　　1、技术金融寡头：全球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

　　2、市场扩张与市场升级

　　3、自动生产一体化智能化时代的工业再造

　　6、新市场的终结：利润平均化与资本主权化

　　新市场是怎么终结的，也就是怎么变成旧市场的?这和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所讲的利润平均化密切相关。现在就讲利润平均化和资本主权化的关系。主权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中性质是不一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是资本主权化而形成的主权，在封建社会中它是地租主权化而形成的主权。但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主权的内在机制是什么样的，我还没想清楚。比如我曾经设想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主权化可能需要通过地租资本化这一中介环节才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权。这个中介环节到底可不可以绕开，现在没想清楚，但觉得绕不开的可能性比较大。

　　“一般利润率通过竞争平均化”，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的一个标题，这里会出现平均利润与超额利润。超额利润是一直会存在的，但是利润平均化以后，总资本家就没有超额利润，因为总资本家的范围和边界发生了变化，尽管个别资本家是可以的。这时外部市场内部化。外部市场内部化就是利润平均化。利润平均化范围内所有企业的生存都得维持下去，通过利润平均化机制相互支持，共同维持。就像现在当局要打掉僵尸企业，就是不给僵尸企业继续生存的机会。如果僵尸企业要继续活下去，就要利用利润平均化机制参与利润的平均分配。打掉僵尸企业，就是改变利润平均化的范围。如果不改变利润平均化范围，超额利润的攫取在资本主权化层面就没有多大空间，就没有实际意义。

　　“新市场”的终结，其实有相对明显的标志：除了新欧洲老欧洲区别的消失，还有中国的崛起。中国是怎么崛起的问题比较复杂，但主要是全球经济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即农民工劳动时间结构除开外国资本攫取的剩余价值那部分的其余四部分通过四十年的积累，终于带来总结构的变化。马克思认为是劳动生产价值。人们在劳动中会发展自己的技能以及死劳动的积累，这个积累是自然的，即使外资进来，在剥削我们，我们多多少少会有增长。这四十年讲的“共同富裕”，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比如杨白劳给马云干活，杨白劳的劳动产出100，杨白劳拿20，马云拿80。然后马云增加杨白劳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或技术含量，杨白劳生产140，马云拿110，杨白劳拿30。结果是马云增长30，杨白劳增长10。有人把这叫做“共同富裕”。现在讲的“共同富裕”就是这个意思。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家阶级手中，要想“共同富裕”，舍此无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被雇佣者所得基本上全部用于自身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实现积累的可能性为零，但中国资本和国家非生产性劳动攫取的剩余价值则属于资本积累的范畴。主要是这两部分四十年的积累改变了全球经济总结构，中国呈现出崛起的面貌。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与第一次资本主义总危机有一共同点，即新生殖民空间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后的利润平均化过程已经完成。中国改革开放和苏东剧变之际，尚在冷战(我称之为两极帝国主义)中煎熬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突然增加一大块外部市场。外部增加的市场空间是增量，这个增量足以激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潜隐的技术革命。经过二三十年的深入拓展，现在这些新增量全部归属于一个新的相对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不再有外部的新增加量。这一始一终两个时间点，就分别是美国里根的供给侧改革和中国习近平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这两次改革所应对的危机分别是70年代滞胀危机和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就是这样的意思，尽管从经济学看，可以形成五花八门的理论，这些理论都多多少少有效，都能说明一点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两位老师写的一篇文章《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外部不平衡的调整：历史的视角》，认为这一始一终之间全球经济出现过三次大的外部不平衡，并对这三次调整做出总体描述和基本分析。对这三次外部不平衡的调整大致可以将这个大周期分成三个小周期，从另一个方面揭示这一始一经的周期性关系。这三次调整分别是20世纪80年代一次，90年代一次，2008年前后一次。

　　刚才阳和平老师提到广场协议，涉及到的就是80年代的那一次再平衡。日本成为最大债权国，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直接导致美元能力减弱。此时的美元具有双重性：第一，它是世界货币，第二，它是美国货币。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带来很多基础性问题。它所牵扯到的理论问题这里不讲。广场协议的根本点是维护美元的世界货币功能。美元的世界货币功能一旦丧失，整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可能会崩溃。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称之为美元霸权。美元霸权一般是在什么情形下形成呢?如果用美元的世界货币功能来维护美国的特殊利益，则可以称为美元霸权。在相应的历史时代捍卫美元的世界货币功能，不属于美元霸权，反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很多人，包括很多左翼，都比较忽视这一点。世界货币的产生，人类社会的交换统一到一种纸币上去，是人类社会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要反对美元的世界货币功能，就必须知道这其实是全球整体结构的一种转换行为，是通过全球整体结构的转换来实现世界货币功能的转移。

　　这里不讲具体数据，只讲自己的理解。8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外部不平衡调整对美元的世界货币功能的维护，是成功的，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迫使中国和苏东发生巨变创造良好条件。第一次外部不平衡调整，也即广场协议，调整方式可以概括为汇率干预。在调整方式上，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存在着极富辩证性的变化。第一次调整，美元对日元和马克贬值均是40%以上，但对它产生的后果的评价一直有争论。

　　第一个有争议的评价是它到到底带没带来再平衡。第二个有争议的评价是日本所谓的“失去的十年”是不是这次调整造成的。我认为，第一，美元的世界货币功能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内部得到维护。第二，日元升值，马克也升值，但是德国没有出现所谓“失去的十年”，日本却出现“失去的十年”。这可以说捍卫美元的世界货币功能也即维护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整体行为对两个不同国家产生不同的功能。这个比较复杂，争议不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只能比较。这里提供我个人的一个判断，供大家参考。二战后德国经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改造，而日本没有经过这种改造，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因。美元贬值，日元升值，日本采取低利率政策以应对。这直接造成房地产等资产泡沫。低利率产生资产泡沫也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在很大程度上它和大资本集团、大财团的垄断能力有关。大资本的垄断能力比较弱，实现相对普遍的自由竞争，资产泡沫就可能上不去，或上不了那么高。这是用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是可以解释的。在具有相当垄断下的所谓自由竞争，反而容易出现低利率政策导致资产泡沫现象。这有点像中国胡温十年的房地产泡沫。另外一点就是苏东剧变，东德西德统一也是这个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点对于外部市场大萎缩的当前中国来说也许是一个启发，尽管台湾不一定具备相应级别的市场动能。

　　第二次调整，是90年代拉美东南亚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沦为债务国，调节方式是货币休克，结果是这些发展中国家经济面临崩溃。80年代外部不平衡调整是汇率干预，90年代外部不平衡调整是货币干预。前一次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发展得快因而成为债权国，而90年代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得快却反而成为债务国。这里面的逻辑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即在中国和苏东新市场的刺激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创新资本主义暨股份资本主义得到巨大发展。从意识形态角度讲，是新自由主义兴起，即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起来以后受美国新自由主义影响而实施金融自由化政策，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这些国家的股权投资创造非常自由的条件。

　　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关键区别，在于第一次是发生在美日之间，是制造业竞争带来的贸易失衡，造成货币汇率债务问题。第二次是西方在新自由主义也即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股权组合投资带来的资本失衡。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股权组合在这些国家大力投资，结果是这些发展中国家还不起。就像刚才阳和平老师说的港口事件，他们还不起中国的债务，就只好将港口租给中国99年。

　　第三次不平衡，就是现在面临的这一次，这里讲三点。第一，两位教授的概括是，全球贸易盈余多元化和贸易赤字集中化。中日德等国出现贸易盈余，而美国成为贸易赤字集中国。贸易赤字都集中到美国一个国家。

　　第二，第三次和前面两次最根本的差异是发展中国家成为最大债权国。第一次是弱一点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为最大债权国，即日本。第二次是发展中国家成为主要债务国。第三次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成为最大债权国，而且存在着贸易失衡与资本失衡的交错关系。这也是现在争论很多的地方。美国人批中国贸易盈余太多，中国就批美国对中国的资本盈余太多。而这又刚好是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结合。所以第三，它是第一次不平衡与第二次不平衡的结合。

　　这三次不平衡和三次调整其实反映了中国-苏东“新市场”的形成和消失、创新资本主义暨股份资本主义的崛起和扩张等新因素互动演变的基本过程。

　　7、中美供给侧改革比较

　　现在来看里根的供给侧改革和习近平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区别。

　　第一，里根改革遭遇市场大扩张，而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遭遇市场大萎缩，而且是双重大萎缩，一是经济危机引发的市场萎缩，一是中美贸易战引发的市场大萎缩。里根搞供给侧改革，中国和苏东双手奉上巨大新市场，而中国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美国是搞贸易战，压缩中国的外部市场。中国为什么要搞一带一路?在市场大萎缩和无法走传统殖民扩张道路的情形下，中国不搞市场升级型扩张是不行的。刚才阳和平老师批判中国的某些帝国主义行为，希望中国不要搞帝国主义。有一点必须指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在当前情形下向帝国主义转，挡也挡不住，劝也劝不住。在未来两三年里中国会不会遭遇市场大扩张的机会，是值得重点观察的。

　　第二，里根主义改革是市场大扩张引发创新资本主义，而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市场大萎缩逼迫转向创新资本主义。里根的供给侧改革，虽然也有新兴产业促进政策的指引，但主要是一般性的供给侧激励政策，换言之，新兴产业促进政策与供给侧激励政策之间的关联性比较弱，比较间接。这也是它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因。它是市场大扩张引发创新资本主义。80年代的产物是90年代，也就是克林顿时期的“新经济”。

　　第三，里根主义改革是市场大扩张引发外殖化的创新资本主义，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市场大萎缩引发内卷化的创新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搞双创，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没实现扩张之前有点内卷化迹象。美国里根改革开始也有内卷化迹象，但很快因为中国搞改革开放，立即转化为外殖化的创新资本主义。里根尽管以反华著称，但为了和中国建立良好的贸易关系，顶着巨大压力，逐步禁止给台湾出售武器，终止和台湾的关系。这与当前的特朗普的相反是鲜明的，但他们都是美国的爱国者，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第四，里根主义改革是市场大扩张引发新自由主义的创新资本主义，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市场大萎缩引发加强版凯恩斯主义的创新资本主义。后者的主要表现是新兴产业促进政策和供给侧激励政策之间的关联性比较直接，比较强。这也是“结构性”一词在这里的关键含义和由来。

　　第五，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里根改革是供给侧改革，主要是强调一般性供给增长，而不强调供给侧的结构性，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主要是由市场竞争解决。在加强版凯恩斯主义条件下，中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追求供给增长，而且直接通过产业促进政策进行供给侧结构调整。

三、新生产力的来临：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与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

　　1、资本主义的历史形态

　　资本主义历史形态，可以区分为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股份资本主义(也叫创新资本主义)。这里是讲资本主义的历史形态，即相应因素在整个资本市场占主导地位的历史形态，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类型形态。不同类型形态是可以在不同国家，甚至不同城市同时进行。

　　我在《资本论》讲座第二讲里详细讲过资本主义逻辑形态的演变和资本主义历史形态的演变。这里只讲那里没讲到而又与本讲相关的内容。

　　如果将资本主义的每种历史形态分成上下半场，凡是以“一般资本”开始的资本主义历史形态，其上半场一般是国家资本相对主导的市场资本主义，其下半场是私人资本相对主导的市场资本主义，比如商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也就是重商主义时期，那时几乎全是靠加强君主集权来实现，这种君主集权可以说是国家资本的一种政治形式。金融资本主义则是以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的财政信用为开端的。

　　凡是以“个体资本”开始的资本主义历史形态，其上半场一般是自由竞争资本相对主导的市场资本主义，其下半场是垄断资本相对主导的市场资本主义，比如工业资本主义和创新(或股份)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一般分成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股份资本主义还没到来，现在似乎只有向它转型的迹象。

　　但是挑战型(即启动挑战战略，无论被动和主动)资本主义国家一般是国家资本相对主导的市场资本主义。无论当年的俄罗斯、日本和德国，以及今天的中国，都是如此。挑战型资本主义国家打头阵的在以往最后都失败了。中国现在作为以国家资本相对主导的市场资本主义进入打头阵的挑战行列，会不会是例外?不好说。

　　2、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历史形态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历史形态，分别是：现代殖民主义，也就是列宁所论述的帝国主义之前的时期;然后是列宁时代的列强帝国主义，列宁所论述的帝国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形态;然后是两极帝国主义，也就是俗称的冷战时期;最后是全球帝国主义，即苏东剧变以后美国主导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时期。这也是我在《资本论》讲座第二讲讲过的内容，比较复杂，牵涉到主权的资本化和资本的主权化，这里不详讲。和阳和平老师的对话要牵涉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就稍微讲讲这一点。

　　我认为列宁所论述的帝国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我没有把它称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其中所谓的工业金融资本主要是作为工业资本竞争的结果而存在，而不同于金融资本主义中的工业金融资本或金融寡头主要是作为资本竞争的开端而存在的。换言之，前者是把积聚起来的各种资本集中为工业金融资本或工业金融寡头，是一个消灭与减小中小资本的过程，而后者是工业金融资本或工业金融寡头通过股权投资等形式催生新的中小资本的过程。这里有我一个很重要的分析方法，今年2月份我去厦门给某乡建学子班讲政治经济学，特别讲了这个方法论，在我的“南水兮”微信公号里有这讲座内容。这个方法论就是用“作为条件的”“作为结果的”和“作为开端的”三个概念来描述和分析历史过程中某些要素的结构性地位发生变化所带来的总体形态的历史变化。

　　全球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其中所谓的技术金融资本(融投资本)主要是作为技术资本竞争的结果而存在，而不同于股份(或创新)资本主义中的技术金融资本(股份资本)主要是作为资本竞争的开端而存在的。作为竞争结果而存在的技术金融资本或技术金融寡头(融投资本)具有排斥中小资本的功能;作为竞争开端而存在的技术金融资本或技术金融寡头(融投资本)具有通过风险投资生成中小资本的功能。前者就是当前中国的现实。后者就看中国下一步能不能转化出这样一种状态。如果转化失败，中国作为一个挑战性资本主义国家就有可能失败。最关键一点是如果没有发生大危机，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中国资本主义比较顺利地往前走，则可能就是这样一个逻辑。

　　3、新殖民主义：两极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概念

　　时间不够，我主要介绍《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这本书一两个观点。这本书是我最近在孔夫子网淘到的，是“新殖民主义”这个概念提出来没几年加纳总理克瓦米·恩克鲁玛写的。

　　新殖民主义这一概念，从它被提出到目前为止，主要是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概念，而不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概念，因为它主要是分析国家之间的利润攫取关系。列宁在《帝国主义论》里明确指出：“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社会性质，确切些说，证明战争的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各交战国统治阶级客观情况的分析。”如果“新殖民主义”是作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概念，那么一定要分析新殖民主义结构中各国的“统治阶级客观情况”，分析各国剥削结构和统治结构的客观情况。这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卡茨基的帝国主义论主要的区别。只是分析国家之间资本关系的新殖民主义，则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概念。如果既分析各个国家的剥削结构和统治结构，在这个基础上又分析各国剥削阶级、统治阶级的联合及其对被剥削阶级、被统治阶级的关系，这样的新殖民主义概念，才可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概念。目前为止所阅读到的新殖民主义概念，几乎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

　　这本书1966年就翻译成中文，有一段话对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非常有帮助，值得特别引出来：

　　“反对新殖民主义的斗争的目的，并不是要排斥发达世界的资本，不让它在较不发达国家中起作用。它的目的是要防止把发达国家的财力用来使较不发达国家贫困化。”

　　这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套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这里不做分析。

　　4、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规律

　　马克思主义者思考问题一定要从考察生产力开始。结合生产力考察，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规律是：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普遍化的颠覆性新技术、新生产力在普遍化过程中，上半场是自由竞争政策相对占主导，下半场是垄断竞争政策相对占主导。在可普遍化的新旧颠覆性技术转型过程中，往往是危机和革命高发期。上半场下半场转场之际也是危机高发期。

　　什么叫颠覆性新技术和新生产力的可普遍化?就是说一种新技术被发明出来，在生产领域几乎可以颠覆此前大多数技术所支撑的生产方式，而且这种新技术几乎可以在所有的生产领域运用，从而形成一种普遍化的新生产方式也即新生产力。比如像用于生产的机器及其带来的工业革命，比如现在的计算机以及下一步的智能化，这些都是一种可普遍化又具有颠覆性的新技术和新生产力。

　　我们只考虑这种新技术和新生产力。那种纯粹属于性能改善的新技术、新生产力，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当然，可普遍化的属于性能改善的新技术、新生产力，会使这个上下半场各自内部出现可进一步划分阶段的变化，特别是上下半场的区分往往存在着可普遍化的属于性能改善的新技术、新生产力的出现。比如发现新大陆之前的西欧打不过欧亚大陆诸帝国。这时西欧即使已经普遍使用铁器，也发生火器革命，依然打不过欧亚大陆诸帝国。火器就是一种属于性能改善且可普遍化的新技术。但是他们拿着铁器与火器结合出来的新技术和新生产力去打非洲和美洲则绰绰有余。这是西欧崛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背景。既可以说是西欧撞上良好机运，也可以说是欧亚大陆诸帝国逼出来的。

　　结果是，本来是封建社会经济繁荣，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养了一帮文人在搞文艺复兴。所谓文艺复兴，实际是发达的封建经济养出来一帮文人雅士作画，文献考证，游山玩水，抒发心灵，等等。但这些文人雅士的东西与偶然而来的对更落后的非洲美洲的殖民扩张结合起来——西欧带着铁器加火器去打非洲美洲，真的是一扫千里——就发生观念的功能转型，变成适应资本主义萌芽的观念。所谓文艺复兴时期西欧那些文人雅士的很多观念和中国封建社会文人雅士的观念基本上是一致的，比如强调自然，强调个性。中国封建经济长期很发达，文人雅士观念几乎都是这样的。

　　资本主义危机历史规律的具体表现，首先商业资本主义上半场的重金主义式重商主义和下半场的重工主义式重商主义，其间转场的危机是西班牙帝国的衰落和英帝国的崛起。重商主义一般被分个两个阶段，一是重金主义的，一是重工主义的。虽然都在追求金银货币的增加，看谁的国家金银货币多，但在此基础上也存在着差异。先是一个国家想着金银货币如何比其他国家多，但金银货币拿来干什么没有细想。然后一个国家也追求更多的金银货币，但同时用金银货币发展手工业。这就是重商主义内部重金主义和重工主义的差别。关于西班牙帝国衰落的讨论、研究比较复杂，其中有人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重金主义的重商主义政策，即不是将更多的金银货币用于发展(手)工业，而是用于贵族奢侈生活。

　　其次，在商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出现资产阶级革命。这个不用多说，工业革命以后不久就发生资产阶级革命。

　　再次，在工业资本主义上半场与下半场的转场时期发生1848-1871年的欧洲革命高潮。工业资本主义也分上下半场，上半场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下半场是垄断资本主义。1848年到1871年的欧洲革命高潮，正值工业资本主义上下半场的转场时期。

　　其四，在工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出现社会主义革命。这个转变过程也就是过去所说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是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所论述的主题。在这场资本主义总危机中先后发生一战二战，出现社会主义革命，并扩展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

　　其五，在金融资本主义上半场凯恩斯主义资本主义与下半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转场时期发生20世纪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滞胀危机和1968年席卷欧洲的五月风暴。我是把五月风暴看作是这场危机的前奏。

　　其六，我们现在处于从金融资本主义向股份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会不会出现相应的经济危机和社会主义革命?如果出现，又会是什么样的经济危机和社会主义革命?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是不是这样一种经济危机?

　　5、70年代滞胀危机的生产力背景

　　前面提到马克思主义者考察问题要从生产力讲起，现在就从这个讲起，因为既牵涉到前面所讲到的技术创新(创新)与管理创新(创业)，也关系到创新资本主义是怎么来的。

　　社会形态和社会阶段的一切转场，其背后都有新旧生产力的转场。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其实同时是技术转换和生产力转换的一个过程。此前主要生产力是石化电力机器型生产力，即“机器”加“石化”和“电力”。钢铁给机器提供主要材料，石化和电力给机器提供主要能源，同时也出现石化产品。老生产力还没离场，又开始往信息技术主导的新生产力走，即“机器”加“石化”加“电力”加“信息技术”，这就是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状况。70年和80年代是过渡时期。人类的这个过渡主要是在美国完成，也造就美国90年代的“新经济”，然后进入21世纪的新生产力普遍化时期。

　　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基础是蒸汽机机器形态，金融资本主义上半场是石化能源机器形态。美国经济史家钱德勒对金融资本主义上半场的基础产业做了较充分的研究，从基础技术到企业组织到产业形态都做了系统的研究。也可以说他对这一时期的产业资本做了详尽研究。

　　撒切尔夫人改革和里根改革成功的原因，前面已经讲到市场大扩张的机会。这个机会几乎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只是原因之一。没这原因是不行的，但只有这个原因还不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改革正处于70年代技术革命接近完成的时期。这场技术革命处于商业化的初期，恰好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所以有时做国家领导人要运气好，要恰好处于机会窗口期，而不是处于危机窗口期。

　　前面几代人做出很多努力，比如中国前30年为农业革命作出巨大努力，但是推动和实施农业革命的执政者没有享受到农业革命的成果就去世。新的执政者说他们搞得太差，我们成功了。其实这种成功主要是享受农业革命产生的后果。我把中国前30年的农业革命称为为“八字宪法农业革命”，最后是种子革命成功。种子革命实现之前是化肥革命。

　　有些英国通史著作写撒切尔夫人也是这样写的，即处于技术革命的商业化时期。撒切尔夫人还有一个幸运的地方，就是北海油田的开发。那是凭空多出来的资源。

　　第三世界资源定价权的形成过程，主要是看石油输出国组织与石油七姐妹的关系。石油七姐妹，是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七大石油财团。从他们的博弈可以看到70年代国际社会在资源定价权方面的冲突。在上个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还是中学生和大学生的我学到一个观点，而且也用这个观点去判断美国发动战争的可能。这个观点就是根据美国石油储备剩余能持续多长时间来判断它下一次战争爆发的时点。在这个时点之前，美国还不能开拓石油储备新增长点，就可能发动战争，以加强对石油的控制权。这是当时很多人判断美国什么时候发动战争的一种方式。从这可以看出石化能源与石化能源机器的关系、石化能源定价权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最后是信息技术的变化过程。这一具体过程自行搜索，不再赘述。这项技术革命美国在50年代、60年代就开始酝酿和研发，但最终在90年代爆发，成为克林顿执政时期的“新经济”。

　　这时再来看滞胀危机。在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国家实现一定工业化的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旧的生产力即石化电力机器形态生产力已经没有足以垄断全球利润的竞争力，而信息技术机器形态生产力在商业化初期又遭遇三个世界分割化了的全球市场，一时无法发挥自己的巨大竞争力。滞胀危机反映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主要是这样一种状况。

　　6、2008年经济危机的生产力背景

　　2008年经济危机，我称之为全球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危机。它的生产力基础，我称之为自动生产一体化与智能化。也就是原有的生产力开始向这个生产力转变，而现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适应这次转变，所以爆发这场经济危机。智能化是自动化的高级形态。这场生产力转换的核心问题就是自动生产一体化、智能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也就是金融资本主义向股份资本主义转变的关系。

　　生产自动化的发展过程不详讲。美国的一个经济学家对这个过程做过详细考察。生产自动化早在二战以前就开始酝酿。在这位经济学的考察中，美国的生产自动化形成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资本家研究如何剥削工人。资本家要降低人力成本，要用没技术含量的劳动力替代有技术含量劳动力，就必须把工作标准化。在工作标准化过程中他们进一步发现可以由此制造自动化机器。即使现在搞生产自动化，也还要对所属行业所属工种的工人的行为进行具体研究，找到使其标准化的指标，才能找到适合自己行业和工种的生产自动化。第二个原因就是美国军工业的内部管理。

四、中美贸易战：技术金融寡头时代的工业再造与市场扩张

　　1、技术金融寡头：全球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

　　这一部分是这次讲座的核心，也是我和阳和平老师区别最大的地方。在这一部分我提出“技术金融寡头”这个概念。

　　列强帝国主义，就是列宁所处的帝国主义时代，是工业金融寡头主导的垄断资本主义。列宁认为列强帝国主义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A)生产和资本的集中高度发展，垄断组织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

　　B)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融合为工业金融资本，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金融寡头。当时列宁称之为金融寡头就可以，因为那时的金融寡头只有一种形态，即工业金融寡头，但现在还这样称呼就不行，因为金融寡头已经出现新的形态，即技术金融寡头。

　　C)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D)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业已形成。

　　E)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领土分割完毕。

　　全球帝国主义，在当前是技术金融寡头主导的融投资本主义。这个融投资本主义，下一步叫股份资本主义可能更加合适，但目前叫融投资本主义更加合适一些，即作为金融资本和技术资本竞争的结果而存在。我仿照列宁的方法，也指出它有以下几个特征：

　　A)生产实现全球分工，资本的集中却高度发展，全球资本及其融投组织(以投行为主要代表)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

　　B)以知识产权资本化为内容的技术资本形成，银行资本与技术资本融合为技术金融资本，在此基础上形成技术金融寡头，实现对金融资本、技术资本和工业资本的主导。

　　C)技术金融资本的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D)技术金融资本与全球资本融合为全球技术金融寡头，在全球形成层级支配关系。

　　E)全球资本主义至大无外。

　　这次中美贸易战的核心之一就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资本化如果不具备实现的可能，也就是说国际经济结构不支持它建构全球技术金融寡头，全球帝国主义经济就维持不下去，就会爆发2018年这样的全球经济危机。知识产权资本化是全球帝国主义的基础环节。

　　这里的核心机制是知识产权资本化。首先当然是知识产权化。在人类历史上，可能只有土地所有权这一制度发明的历史意义可与知识产权化这一制度发明相提并论。它将开启全球土地即自然成为“有限的土地”这一历史条件之下人类的内卷化发展道路。它对于人类是如此，但对于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并非如此，反而是这些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启外殖化的主要方式。知识产权化建立在人类根据科学和设计生产商品充分发达的基础之上。一方面是科学和设计与商品形态的关联性被充分表现出来，以致这种关联性可以形式化从而被人们识别，另一方面根据科学和设计生产的商品的交易十分发达，以致这种形式化的可识别的关联性获得定价的可能。如果没有定价的可能，知识产权化就毫无必要和可能。但知识产权化真正成为相对普遍的现实，则建基于知识产权资本化。知识产权所有者出售知识产权只是一种普通的商品交换，尽管其前提已经是知识产权资本化，否则最多是一种祖传秘方式的东西。

　　所谓知识产权资本化，是指通过占有和垄断知识产权攫取运用知识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知识产权资本化获得普遍必然的属性，是以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我曾在《世界文明演进规则简论》中指出工业革命其实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是用机器从事生产，由此诞生现代工厂，并从现代工厂诞生工业革命以来至今的大多数新兴产业;一个是用机器(仪器)从事研究，由此诞生现代实验室，并从现代实验室诞生工业革命以来至今的大多数自然科学知识，这也是现代科学的真正要义。随着自动生产一体化和智能化的生产力的初步展开，现代工厂的使命接近完成，现代实验室将替代现代工厂成为未来大多数新兴产业的诞生地，未来新兴产业将是现代实验室的变形扩展。现在已经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即在科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科学家，利用科学成就融资创办公司变得越来越容易，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有竞争力。

　　根据内卷化原理，全球化时代的人类不得不在“有限土地”即有限自然之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在过去是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在今天是投入更复杂的复杂劳动，即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但这一过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通过知识产权资本化实现的。

　　知识产权资本化主要有两个途经，一是通过购买知识产权以达到占有和垄断的目的。购买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从知识产权所有者手中购买，直接达到占有和垄断的目的。一种是对知识产权所有者进行风险投资，以达到参与攫取运用知识进行物质生产的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目的。

　　二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毕竟第一种方式是增加了投资的。第二种方式是在没增加投资的情形下所获得的知识产权资本化。前面指出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概念的要义是最大化攫取复杂劳动的相对剩余价值。如果说日常讨论的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是指攫取复杂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较高的相对剩余价值，那么这还只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含义。这个含义虽然是初始的和基础的，但并不是最主要的含义。它往前发展一步，便会诞生出自己的第二个，也是更主要、更有动力的含义，即知识产权化和知识产权资本化。用平价购买的具有技术创新能力和管理创新能力的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不仅创造直接为资本家所有的远高于平均剩余价值的剩余价值，而且创造直接为资本家所有而不必再投资购买的知识产权。这是全要素生产率第二个含义。在当前的中国，最主要的是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第一个含义的作用，并准备向实现第二个含义的作用转变。

　　知识产权资本化至少有两个途径。一是拥有知识产权的资本家直接雇用自由劳动力进行生产。这相当于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农业资本家或拥有写字楼和厂房所有权的工商业资本家。一是拥有知识产权的资本家利用对知识产权的垄断对其他运用知识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资本家收取“租金”。只有发展到这一步，知识产权的意义才全部呈现出来，即利用对知识产权的占有收取租金。发展到这一步，也是需要比较高的条件的，即运用新知识进行生产成为资本竞争的门槛。这时一般也基本上出现了创新资本主义的雏形。这在当前中国还不具有必然性，因为自动化生产尚未成为中国工业生产的主流。如果自动化生产成为中国工业生产的主流，运用新知识进行生产就会成为中国资本竞争的门槛，占有和垄断知识产权就会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需求。技术创新本身并不生产价值，只有运用新技术进行物质生产才生产价值。如果运用新技术进行物质生产不成为资本竞争的门槛，占有和垄断知识产权只具有使自己的物质生产具有竞争优势的意义，而不具备直接收取“租金”的必然性。随着自动生产的普遍化，原来意义上的物质生产劳动者数量全面萎缩，物质生产环节拉长，运用新技术进行物质生产构成新的物质生产环节，成为新的生产性劳动的主体内容。在这种情形下，占有和垄断知识产权，收取知识产权租金便可以成为大资本(主要是技术金融资本)的一种内在需求。

　　仅仅如此，占有和垄断知识产权只足以成为个别大资本的现实需求，还不足以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需求。它成为一种现实需求还需要外殖化条件，即中国创新资本对其他国家运用新知识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具有一定的经济殖民能力，否则不足以实现知识产权租金最大化目的，占有和垄断知识产权的动力机制就会相对比较弱。换言之知识产权资本需要进一步主权化，以资本主义国家为后盾在全球实现知识产权“租金”最大化，以获取全球性垄断租金。

　　知识产权资本化、知识产权资本主权化和知识产权全球垄断化等过程都离不开知识产权与金融资本的深度结合，这种结合便直接形成技术金融资本，并实现对工业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的支配，从而转化为技术金融寡头，乃至全球技术金融寡头。从占有和垄断知识产权的内在需求和现实需求可知，技术金融资本的垄断地位和对外输出是互为前提的，而这两者的互为前提又是全球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全球帝国主义得以存在的前提。

　　技术金融资本的垄断方式必须在生产领域中考察，即其与运用新知识进行物质生产的生产领域的关系中考察。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知识产权资本化使复杂劳动者区别于简单劳动者，特别是在复杂劳动普遍化以前，也就是这两种自由劳动力的定价方式有所不同。在复杂劳动力处于卖方市场地位时，资本家主要采取绩效工资、股权激励和风险投资三种方式展开对创新型复杂劳动力的竞争。创新资本主义的崛起也使得此前基于工业垄断而形成的资本股份化具有全新的意义，从而也促使经济组织方式和经济活动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其中绩效工资主要是传统工资制度的升级，是因为经济的充分度使得企业总体经济绩效与个人的创新性劳动的关联性变得可识别，是一种隐形的即时性股权激励;股权激励是一种在内部分散创新劳动力定价不确定性风险的机制，它改变了企业组织的所有权形式，强化了企业所有权的混合性和社会化;风险投资是一种在外部分散创新劳动力定价不确定性风险的机制，它改变了经济活动方式，是确立技术金融寡头统治地位的主要方式，也是技术金融寡头资本从挤压独立积聚型中小资本向催生新型的被雇佣的中小资本转变的主要途径。

　　也因此在工业资本主义下半场和金融资本主义上半场主要是工业垄断组织，它采取的组织方式主要是职业经理人的内部委托，职业经理人是被雇佣的高管。以内部委托的代理方式为基础的工业垄断组织将资本股份化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金融资本主义的下半场和全球帝国主义时期主要是融投结构，融投型技术金融资本垄断结构。融投结构的组织方式主要是融创资本家的外部委托，融创资本家是被雇佣的资本家。这将使得原有的资本股份化的性质发生根本的变异。如果说资本股份化此前主要是作为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组织方式，那么资本股份化此后是作为创新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主要方式，有可能迎来资本股份的普遍化运动。

　　我们现在讲的创业，与传统创业已经大不一样。现在已经不是用自己的钱创业。用自己的钱创业，在马克思那里叫资本积聚。现在是用融资借贷来的钱创业，主要是从风险投资者那里融资创业。我称之为被雇佣的资本家。这是和列宁时期的列强帝国主义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融创资本家就是被雇用的资本家，是外生型股权激励。股权激励则是内生型风险投资。

　　正因为如此，在创新资本主义时代，哪怕是雏形时代，也是善于设计股权结构和合伙人制度的能力容易成为企业竞争优势。其要义便是知识产权化和知识产权资本化的机制。在这个时代，资本主权化的主体也是知识产权资本的主权化，即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主体服务对象。

　　但是现在我们还处于雏形时代，创新资本和股份资本主要是“作为竞争的结果”而存在。它还处于消灭非被雇佣的中小资本的时代。它力图把所有的非被雇佣的中小资本消灭掉，追求未来的中小资本都被技术金融资本雇佣。这是一个充满风险和危机的时代。技术金融寡头资本只有成为全球技术金融寡头，才会获得相对长久一些的生存机会。因此它不仅要摧毁本国的非被雇佣的中小资本，而且要摧毁全球的非被雇佣的中小资本。中国的崛起，也即中国积聚集中起来的私人资本的主权化，即官僚资产阶级与私人大资产阶级的联盟，直接挑战此前美国的全球技术金融寡头地位。从资本结构角度理解中美贸易战便是如此，即中国积聚集中起的私人大资本的主权化已经不可避免，美国需要阻止的是中国新兴的知识产权资本化和知识产权资本主权化。前者只是挑战美国的全球技术金融寡头地位，而后者是要取代美国的全球技术金融寡头地位。

　　至此，世界从工业资本主义与农业资本主义的二元经济结构进入创新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与农业资本主义的三元经济结构。全球的剥削层级和殖民层级变得更加复杂，更加隐蔽，也更加残酷。工业化是建立在运用机器研究获得间接知识的基础之上，这种间接知识几乎不可能被建立在人体器官基础上的直接知识所理解，这也是许多国家工业化十分艰难的主观原因之一。现在创新资本主义则是建立在对机器生产的间接知识的创新利用上，更加难以为那些停留在人体器官的直接知识上的人们所理解。

　　工业革命以来用了近三百年时间才将世界上近一半的农民人口转化为工业人口，其中经历无数的反抗、革命和残酷镇压，而现在又开启将庞大工业人口转化为创新人口的进程，而那些尚未转化为工业人口的农业人口又被远远地抛在后面。这种三级式绝对不对称全球结构将使得21世纪世界更加凶险。

　　我们单从生产力角度就可以认识到这次的转变对世界的挑战是多么地严峻。我在“《资本论》系列讲座”第二讲指出，正如货币资本是从商业资本中分化发展出来的，创新资本是以产业资本中分化发展出来的。坚持从生产领域理解挑战和危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角度理解这个挑战，也许可以说在工业资本主义和农业资本主义的二元经济时代，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纲领;在创新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农业资本主义的三元经济时代，工人、农民、创新者三者的联盟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纲领，尽管创新者群体目前似乎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贫困化趋势。从资产阶级加强统治地位的角度理解这个挑战，也许可以说，二元经济结构的互动演变是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三元经济结构的互动演变是处于创新化过程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创新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2、市场扩张与市场升级

　　围绕中美贸易战再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市场扩张与市场升级，

　　目前我们搞市场扩张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打的是市场升级牌，其实也是一种全球性内卷化战略。我们一带一路战略就是发展对方的基础建设，将基础建设基本设施建设这两个全面升级作为重点。其基本原理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无远弗届，导致可扩张的殖民空间和市场空间十分有限，市场升级成为首选。

　　对美国来说，首先是打贸易战，也就是要把利润平均化了的全球资本主义世界尽快分成不同经济板块，使其中某些板块再殖民化。在无远弗届的利润平均化以后，对经济空间进行再殖民创造，也成为一种首选。就像中国，东南沿海、北京等地发展起来，首先需要把农村变成城市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其次是要把东北这样一些地方的经济摧垮。这样一来，东南发达地区才可能有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

　　不是再殖民化，就是市场升级，资本主义实现无远弗届之后无非这两条道路，而各国根据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结构性地位选择其中一条或对两条进行综合性应用。现在美国是选择殖民空间再创造道路，中国是选择市场升级道路。

　　但是市场升级道路依然面临资本积累速度大于劳动力扩大再生产速度这一矛盾。这一种矛盾在前面已经讲过。这个矛盾及其规律，中国也是避免不了的。

　　现在主要的道路就是通过供给增加(创新增长)和消费金融生产有效需求的道路。供给增长在今天就是加强复杂劳动的强度，也就是推动创新劳动和创业劳动。也就是在劳动过程中进行创新和创业。管理人员按部就班的管理已经不适用这个时代，必须进行管理创新。在内部创新管理，叫内部创业。如果自己去融资，进行管理创新，叫外部创业。技术创新也有两种。一种是在已有企业内部进行技术创新，一种是成立创业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消费金融，是典型的内卷化。消费金融是让劳动者借钱来消费，是拿劳动者的未来来扩大市场。劳动者已有购买力不足以扩大市场，怎么办?资本家借钱给劳动者消费，然后当下的市场扩大了。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劳动者的未来是有限的，借款到一定程度就会崩盘，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中国这些年刺激消费政策也是这样一种情况。我的微信公号里有一篇文章，指出刺激消费拉动需求是以限制劳动力收入为前提的。刺激消费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资本家给劳动者多发工资，但是资本家不会走这条路，而是采取另一种办法，即把工资压低，然后借钱给劳动者消费。第二办法就是刺激消费的基本要义。

　　3、自动生产一体化智能化时代的工业再造

　　现在讲另一个问题，即工业再造。

　　首先讨论工业空心化机制。可以说在自动生产一体化智能化过程中领先型国家都会造成工业空心化。其基本原理是：知识产权资本化导致制造业成本过高，便通过技术金融资本全球化实现制造业外移及控制外移的制造业，从而导致物质生产环节即价值生产环节不在国内。这在剩余价值层面是全球资本攫取经济殖民地剩余价值，而在国家层面则表现为全球技术金融资本所在国家对经济殖民地的负债。

　　这是劳动价值论与货币效用论的矛盾在技术金融资本的全球关系特别是资本主权化中的一种反映，背后有复杂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但有一点可以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生产环节在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就可能会成长为债权国。虽然技术金融寡头国家可以从物质生产国提取比较高的剩余价值和利润，但是在国家层面即从主权资本家或总资本家层面就表现为一种债务。它表现为一种债务，技术金融寡头国家总资本家代理人就没法在内部搞财政刺激和福利供给，就不能生产有效需求，就会资本泡沫化。

　　技术金融寡头和物质生产以国家分工形式实现，则意味着技术金融寡头国家不再生产物质财富和价值，在借助技术金融垄断地位成为物质生产国家剩余价值攫取者之一的同时也成为物质生产国家生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变现的主要地区之一。其作为债务国的债务便主要是在该国变现的价值与变现的剩余价值的差数。其变现的主要依据是不创造价值的创新增长和缺乏实质购买力的消费金融。这首先反映的是美国技术金融寡头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即压低美国劳动者收入而在美国实施的产业外移从而工业空心化的策略，反映的是美国的劳资矛盾。这是美国次货危机的根本原因。次贷危机爆发，物质生产国家生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大部分无从变现，即使实施灌水式拉动需求的政策，但在内外资本相结合的高剥削率条件下，物质生产国家总资本家的剩余价值也无从变现。美国的次贷危机便转化为全球经济危机。如果剥削率降低，物质生产国家资本家阶级就会惜投，宁愿带着资本跑路，去全球各地寻找剥削率更高的地区，也不愿与本国人民共克时艰。这反映的是技术金融寡头国家资本家阶级和物质生产国家资本家阶级对物质生产国家物质生产环节劳动者阶级(在中国主要是农民工)的矛盾。

　　在一个群里跟人讨论到这个问题。有人说我们可以发展第三产业。我说美国发展第三产业，都发展成全球经济危机，你们还在谈第三产业。我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原来意义上的“第三产业”概念很可疑，原来意义上的“服务业”概念很可疑。对于一个全球资本主义来说，超出必要的劳动力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服务业发展，对总资本家没任何好处。在这个意义上，工人给工人做服务，总资本家是不会付钱的。在个别资本家情形下基本情况是这样的：一个资本家给工人发了钱，另一个资本家通过雇佣工人提供服务的方式把前一个资本家发的钱赚过来。但是这一过程对于总资本家来说没有增加，最后还会发现是总资本家在给工人所享受的服务付费。总之，工人给工人服务，资本家是不付费的。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垮掉。这个程度就是超出资本家所必的劳动力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范围。

　　在生产自动化智能化时代，美国的核心问题就是工业空心化之后的工业再造。完成不了工业再造，美国打赢贸易战也没用。美国应该怎么工业再造，这里就不讨论，只从利润平均化角度指出，即必须在美国内部实现创新经济和工业经济的利润平均化，即与平均利润化下的“僵尸企业”共生，从而一致对外，共同促进总剩余价值在全球的实现。主要途径有二，一是创新经济部门投资和运营工业经济，二是国家像补贴农业一样补贴工业经济。在中国这还决定着农民工的去向问题。

　　中国核心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笑美国工业空心化，他们不知道中国工业空心化速度极快，只是现在还没到达相应的临界点，以致不被迟钝者所感知到。这是五十步笑百步，美国工业空心化走了100步，而中国工业空心化只走了50步，我们就对美国哈哈大笑。中国如果不打算走社会主义道路，目前的核心问题就是一方面要实现自动生产一体化智能化，另一方面要避免工业空心化。但自动生产一体化智能化生产方式的实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出现产业外移有一定的必然性。这个挑战并不小。

　　在这个基础上我提出一个问题，一带一路市场升级的收割者会是谁?假设一带一路战略成功，沿途国家的市场实现大升级，但是中国没有避免工业空心化，而美国工业再造成功，一带一路战略所带来的升级市场就可能被美国收割。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

　　今天来听讲座的人好像左翼不多，后面关于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部分就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