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异化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1935年出生于英国肯特郡，剑桥大学地理系博士，现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南京大学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兼职教授，是当今世界著名的地理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思主义学者、地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代表。主要从事城市化空间理论、《资本论》研究中的当代资本流通理论研究。曾获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杰出贡献奖、瑞典人类学与地理学会Anders Retzius金质勋章、伦敦皇家地理学会Patron(赞助人)勋章、地理学Vautrin Lud国际奖、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丹麦Roskilde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纽约城市大学人类学系“杰出教授”荣誉等。代表作有《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资本的限度》《希望的空间》《社会公正与城市》《资本的城市化》《意识与城市经验》《资本的空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马克思与〈资本论〉》等。】

　　实际上，我想做的是考察一下异化的方法。因为在我的《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一书的最后，我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有三个主要矛盾：第一个是永久性增长的矛盾。这种积累意味着一个复合率的增长永远不变，这明显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是与自然的新陈代谢的关系。显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压力巨大、环境退化、气候变化的时期。第三个是我现在讨论的普遍异化，这里包含着一种蔓延的不满情绪。无论是劳动条件、生活状况、强权政治的形式、生活方式，还是大众文化，即使是当代消费主义和最深切的蔑视，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也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起义”。

　　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为了回应一份期刊的要求，我将很快写完这篇文章。其中，我基本上接受了张一兵教授的假设，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描述的“异化”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讨论有着根本的区别。我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异化进行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其中对于各种精神状态和感性剥夺的联系是相当出色的。正如马克思曾经说过的那样，社会经济基础中的束缚是许多事情发生的根源。虽然我们通过政治思想和主观经验意识到了现实困境，但是我们很自然地发现并寻求着一种异化的状态。我在某些方面感到遗憾，没有很好地采纳马克思早期对于异化现象的分析。例如，关于利润率下降的探讨。一方面，资本家以个人主义的方式行事，已经创造了一种社会权力，然后再回来调节它们。但是，没有任何资本家会参与降低他们的利润率的活动。另一方面，当他们通过市场聚集时，就产生了一种利润率下降的手段。

　　总的来说，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资本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冲突，资本主义制度与追求利润率的产品相分离。所以，马克思使用了大量的异化的概念来分析这种状况。异化劳动剥夺了劳动者的劳动力、劳动产品、生产过程的控制权以及价值消费的选择权。这是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延伸出来的。但我感兴趣的是，异化是如何产生的?在我看来，理论上我们对资本有一个很好的解释，但实际上我们要回答的是，把理论张力深入到现代社会的表面现象的解释中，在正在展开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探明异化的形式。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发现部分生产和生活通过技术变革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劳动者自己能理解和接受劳动过程的方式。虽然他们被剥削了，但许多劳动者可能会认为自己在做或感觉在做有意义的工作。例如，钢铁工人在受雇期间的采访中表述道：作为一名高尚的钢铁工人，我们还是能做一些伟大的事情的，我们集体通过工会对抗异化，追求有意义的一面。但是，取消这些工作和他们的位置的是作为购物中心的保安或者类似的岗位，从一份高尚的、有意义的工作变成一份没有意义的工作。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缺少工作，而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劳动过程之后，没有有意义的工作，这实际上支撑了对人们经历的不满。几年前，美国做过一项调查，2/3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可恨的或者他们认为这份工作毫无意义，只有1/3的人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今天的劳动和生活状况。现代组织中存在大量的不满情绪,城市整体的流动性、日常的生活问题就像消费问题一样在实现价值和价值实现之间相互挣扎，所以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成问题。我们对于社会再生产、教育和医疗保障的满意度越来越低。而几乎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知道这只是一种不满，新的24小时会马上出现。对于获得美好生活的希望，我们只会越来越无助。这种感觉反映了资本动态发展中正在发生的许多事情。在资本升值和动态积累中，我们处于一个需要加速的位置。于是，城市的变化速度越来越快。由于城市发展和快速周转时间，投资变得十分重要。同时，资本定义了新的积累领域，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活动形式。比如，住房的功能从使用价值变成交换价值，房子与房子的交换价值成为投机的工具。我并不喜欢这种房地产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如果我不喜欢我住的地方，我就会把它仅仅看成是一种投机工具。家庭的空间成为被交易的对象，回家的那种情绪与家人相处的关系也就被异化了，这也导致了家庭生活和邻里生活的不稳定性。而这又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那就是指数增长率与异化挂钩的事实正在抵消。另外，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投资呢?越来越多的城市成为人们的投资场所。但是城市的剩余资本只是资本化，而不是创造新的使用价值，所以，我们发现城市化实践更多的是在创造投机价值。

　　如果是这样的话，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满足感缺失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我们的生活场所并没有能够本然地利用使用价值，而是成为一种受法律约束的投机游戏。从事物的角度看，利润最大化的排序变得非常重要。这也导致了其他的问题，我们没有处理过的资本积累的相反情况，即资本积累的障碍是什么?这种没有障碍的资本形式就是货币形式，因为钱可以无限增长。现在，如果货币没有限制地增加，那么资金将在何处使用以及如何使用呢?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有息资本循环。钱是从社会中创造出来的，它必须赚取利息，由此便鼓励人们去承担债务。债务经济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本主义很难找到扩张的工具，而在货币世界里，这实际上只与数字有关。因为它是数字化的，可以无限膨胀，资本的无限扩张和货币供应没有障碍。因此，当2007—2008年的投机资本崩溃后，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创造更多的货币供应背后真正的答案。毫不奇怪，在崩溃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城市投机可能成为一切从头再来的中心。因为这是唯一的途径，这意味着城市生活在新技术取代劳动力、服务领域、零售活动和制造业的同时变得更加不可持续。无论是在生产性空间还是生活性空间，大多数人都觉得他们是缺乏意义的。因此，巴西城市中的反抗异化活动也导致了伦敦、巴黎和斯德哥尔摩等城市的街头运动。人群中的紧张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存在的，但是异化的问题并不一定会自动导致左翼的响应。

　　那么，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左翼没有赢得位置，并抓住被异化的人群的想象力，把这些人群引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反，这种差距正在被特朗普这样的人所填补。在我看来，特朗普就是异化的总统，他用非常简单的获胜理由来说服异化的人们投票给他。特朗普说：“我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我挣了很多钱，并且我花费了很多钱在选举的奔走上，因此我能为你们的不满发声。”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对种族问题的不满、对国家精英的不满、对富有的银行家的不满，伴随着大量的异化，使特朗普这样的人能一路走向权力高位。我们看到很多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们正在进行同样的事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欧洲右翼政党在崛起，土耳其、菲律宾和匈牙利也是如此。

　　如今，异化的人将会变成一个强大的主体。他们会说:“我们将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我认为当今世界是极其危险的，我们或许正在为法西斯主义的复兴奠定基础。这就是我在这篇文章中想要探讨的观点，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会尝试修改它，使这一问题更加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