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资本论》系列第二讲 （下）

　　女神按：本期我们继续刊发南水老师第二讲第二部分的内容，有未读过第一讲的读者可以点击链接参考阅读。“第一讲是对中特做初步的哲学清算，第二讲是对中特做初步的政治经济学清算”,这两讲近18万字的内容提出我们只有“不畏辛苦”，努力探索“《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资本册》四篇、《资本论》四卷总结构”，在这个总结构中完整地熔铸无产阶级立场，探讨无产阶级解放的实践理论，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特别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我们才可能从全球资本主义强加的碎片化的片面性中摆脱出来，真正地树立无产阶级立场，将“实践地解释世界”与“实践地改造世界”结合起来，为无产阶级左翼出场和“第二次现实社会主义”到来，做好相应的的理论准备。

　　南水老师按：这是2016年12月11日我在“女神读书会微信群”的《资本论》系列讲座第二讲。第一讲是对中特做初步的哲学清算，第二讲是对中特做初步的政治经济学清算，为进入《资本论》文本扫清意识迷障，确立必要的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

　　第二讲力图在《资本论》方法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总结构角度来讲述无产阶级立场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反过来说，力图从无产阶级立场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理解《资本论》方法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总结构的科学性。

　　讲座时间较长，录音整理文字有4万多，经过扩展最后决定公布的近9万字。讲座前我对《资本论》方法、无产阶级立场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有比较清晰的思考，但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总结构只有比较宽泛的想法。当时认为作为一次线上讲座，这些宽泛的想法足以有助于理解无产阶级立场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重大问题。然而在录音整理扩展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把这种宽泛的想法公布有害无益，决定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总结构进行基本的理论思考。

　　大约经过大半年的思考，在一次又一次灵感的突袭中，终于对“‘资本册’四篇”结构有了相对具体的理论建构，其中关键是处理劳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时间价值论和创造价值论的关系。当时就想发布扩展文稿，但考虑到在当代中国只是有完整的“资本批判理论”是不够的，中国社会主义者的认知和行动停滞不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土地所有制”和“国家”等缺乏相对系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

　　接下来的一年多里，我断断续续地搜集土地主题方面的电子文献和购买土地主题方面的书籍，但一直不理想，突破点不多。同时也搜集“雇佣劳动册”和“国家册”的资料。资金和房间都很局促，搜购进展十分有限。

　　这一拖就是将近两年时间过去。很多群友通过各种途径催促第二讲的文字稿和第三次《资本论》讲座。经过慎重思考，决定将目前的整理文字公布。大家会发现本讲文字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总结构的阐述存在着篇幅极其不均衡和阐述方法极不一致的严重缺点。这直接反映出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的不足。

　　总体来说，在整个论述中，《资本册》已经基本形成“资本批判总论”纲要。关于“土地所有制册”，最近形成一个判断，要有所进展，可能需要到前资本主义社会搜索资料，虽然资本主义使土地所有制呈现出全新的面貌，但其在土地所有制方面的基本制度和基本结构，基本上是历史产物，是在此前的历史中形成的，比如领土、民族、原住民等问题，马克思晚年转向东方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和人口再生产等问题也应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地租资本化及随之而来的地价的资本化等，都是地租和地价的资本形式，地租和地价的一般形式则是此前的基本形态。因此，地租的一般结构和一般形式必须在封建社会获得揭示，并进一步揭示地租的资本化过程。结合《资本册》，我们可以发现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关系。《雇佣劳动册》，则需要追溯到奴隶社会时期的劳动情况，从那里发现奴役劳动的一般结构和一般形式，如此探索奴役劳动的封建形式和资本形式。同理，《国家册》，要追溯到最早的国家形式，从那里探索国家的一般结构和一般形式，并由此探索国家的奴隶主形式、封建主形式和资本主义形式等。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揭示《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中的前四册。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王亚南所说的“《资本论》是关系人类历史命运的著作”这一观点才可能获得全面的展示。

　　这一年多里，关于“土地所有制”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考，有一些令自己雀跃的进展，但系统性太弱，因此在这一次公布的文字里并没有体现。我的精神状态和生计状态一直不是太好，现实的纠缠更加让人伤神，后续思考会有什么样的进展不好说，因此公布这些文字也有抛砖引玉之想。

　　前一阵子偶读佛书，不是从佛理角度而是从实修角度切入，额外获得两个启发，这对于处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很有助益。

　　一是对所涉总体所有事物进行相互转化的全环节划分和描述，比如四谛、十二因缘、五蕴、五戒、十善、六波罗蜜、四念处、四禅八定、八正道，等等。这些全环节划分和描述基本上是建立在高僧大德反复修证的基础上，在其因缘内都具有相应的实修实效。我们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和实践进行具有实践功能的总体性分析和描述也是必要的。只要在这一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我们就不能说人类已经抵达自为和自觉的初阶境界。迄今为止的现代分科教研和实证研究，事实上是进一步将人类的认知远离这种总体性，尽管随着全球一体化加速，这些支离破碎的研究又可能在新的结构中重新被系统地组织起来。

　　马克思主义自始至终坚持“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人类”立场，坚持整体性、全面性和历史性的辩证法，提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等反映人类社会总体结构的概念，并采取“从抽象到具体”和“逻辑与历史、实践统一”的辩证逻辑来建构叙述。这其实是对人类社会总体进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全环节划分和描述。历史事实并非是纯然的客观事实，心灵和主观也并非是纯然的心理事实，它们是一种相互生成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为这种相互生成提供彻底而有效的方法论。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虽然主要是为了批判地揭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但由于自身独特的方法论而必然同时是对人类社会的历史总体和实践总体的一种揭示。从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总结构的的初步建构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可谓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具体化，是对一种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的一次系统而全面地揭示。在这一揭示过程中它还提供政治建筑和意识形态生成的基础性机制。

　　一是对佛教内部争议不断、驳难不已的诸派所进行的圆融判教。比如中国佛学派别有八宗、十宗、十三宗之说，有禅、净、律、密之分，有三论、天台、华严、唯识之别。这种判教不仅没有制造佛教分裂，反而造就圆融境界。在世界范围内，这种判教及其所抵达的圆融境界都是少有的。然而佛教这种高超的判教方法主要是使用于佛教内部的派别分歧，尽管在中国也被一些高僧大德用于处理儒佛道的相处，但并未因此通过判教将它们建构为圆融整体。

　　这是由他们的实修方式所及最大边界所决定的。“心灵解脱”(“内圣”)修炼的学说，必须找到处理与“外王”相处的方式，但绝不可能找到将“内圣”、“身体”和“外王”建构为圆融整体的判教方法。

　　在全球化的今天，诸宗教、诸主义、诸学说的分歧和冲突更加波诡云谲，尽管它们所发生的具体冲突的实质，是对具体的经济基础层面的冲突的一种反映。这是“在其现实性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考察的必然结论。因为诸宗教、诸主义、诸学说具体的分歧和冲突总是“现实性”的，是主张者或信仰者“在其现实性上”的“社会关系总和”中地位的反映。

　　只有对人类社会历史总体进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全环节划分和描述，才有可能对诸宗教、诸主义、诸学说实现圆融的判教。这种追求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

　　我想我的抛砖引玉还是值得有心人接手的。

　　2018年9月5日定稿

　　参考文献

　　《区分科学实践观和庸俗实践观是学习<资本论>的首要前提》。不读第一讲定稿，听第二讲就会有点无厘头。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9卷·<资本论》结构形成研究》(刘元琪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5月版)或者《<资本论>续篇探索——关于马克思计划写的六册经济学著作》(汤在新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9月，可点击“阅读原文”获取,密码：2i31)。重点是阅读著作对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结构的引述。

　　《资本论》方法主题文章两三篇或者百度百科，了解“从抽象到具体”、“历史与逻辑统一”基本内容是什么。基本内容了解不难，难点是理解和运用。

七、“《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资本册》四篇、《资本论》四卷”总结构

　　下面进入今天最关键的环节，就是把握“《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资本册》四篇《资本论》四卷”总结构，在这种“总结构”中理解《资本论》，理解《资本论》方法，理解现在所处的时代，理解列宁的革命和毛泽东的革命。

　　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的研究，国内有一些研究成果，但主要是寻章摘句型，有些还会捎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证的尾巴。我的思考参考了这些寻章摘句的研究。这些研究对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做了时间上的梳理和类型上的梳理。这种梳理是研究“《政治经济学》六册、《资本册》四篇、《资本论》四卷总结构”的基础性工作。

　　但是，这里对“总结构”的初步展开，主要基于三个东西。第一是“从抽象到具体”和“历史与逻辑、实践统一”的《资本论》方法。第二是马克思相关的论述。第三是我对一些历史材料和经济材料的思考。这些历史材料和经济材料包括近三十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基本状况。

　　这次的考察和思考是初步的。马克思曾经简明扼要地论述“经济范畴”的属性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分篇”的基本原则：

　　“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这必须把握住，因为这对于分篇直接具有决定的意义。”(马恩全集卷30页47-48，1995年第二版)

　　这个论述是这次考察和思考最精要的指导原则，我们必须准确地理解它。

　　首先，“既定的”，并不是说“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是现成的不变物，而是说相对于“范畴”，“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是“既定的”。它并没有否定“范畴”的实践功能对“主体”的改造功能，也不否定“范畴”反映现实变化的必要，但无论如何强调变化，也不能否定“这个一定社会”相对于“范畴”的“既定”性。这个原则既是坚定的，也是不能再多一点含义的。在这个意义上，“范畴”自身的辩证性至关重要，即“变化”和“既定”的统一。将“变化”转化为一定的“既定性”，或者说运用一定的“既定性”统摄一定阶段的“变化”，是辩证逻辑的真正功能所在。

　　其次，作为“范畴”的“主体”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是总体的、整体的和全面的，“范畴”只是“主体”的“个别的侧面”。这些辩证“范畴”互为前提，相互反映，相互转化，动态联结，结构性地反映“主体”的过程总体，在总体中存在、转化和展开。

　　再次，“这个一定社会”并不是在谈论时才存在，而是在谈论之前就已经存在。这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必须坚持的唯物主义原则，也是“总结构”的展开必须坚持的唯物主义原则。我们的研究必须坚持这个原则，我们对待自己的研究也必须坚持这个原则。坚持这个原则要注意三点。一是此处的“既定的”，即“已经存在”，并不是僵化不变的存在。我们辩证地把握和反映这种不断变化的存在。二是我们的研究，我们的范畴对这种“主体”的反映，是一个不断接近的过程。三是这种反映是一种“实践地解释世界”，它以自己的实践功能返回到“实践地改造世界”中，一直存在于本质与现象、理论与实践等多层次的矛盾中。

　　最后，“总结构”在这里的展开是初步的，主要是根据“从抽象到具体”的《资本论》方法论，即主要是一种辩证逻辑式建构。这种建构主要是为进一步全面处理材料，实现“逻辑与历史、实践的统一”提供更加具体的“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这里，科学立场、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是统一的。我们必须时时刻刻从“方法论”角度把握“总结构”。相对于“主体”，相对于现实和材料，相对于实践，所有的范畴和原理都是“方法论”。只有善于从“方法论”角度把握马克思主义，才可能真正理解“逻辑与历史、实践的统一”，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实践性。

　　一）“资本册”

　　1、“资本一般篇”

　　“资本册”第一篇，“资本一般篇”，即《资本论》。这里不细讲，以后的讲座再具体讲。

　　这一篇的根本任务是揭示资本的本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是剩余价值生产，并揭示这种生产的一般规律。这一篇使劳动价值论成为科学，使无产阶级立场成为科学，使人民创造历史、群众创造历史的哲学观点成为科学。

　　《资本论》分三卷。马克思认为《资本论》第一卷构成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叙述的基础。第一卷重点是论述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实际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本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攫取。剩余价值生产的方式包括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绝对剩余价值生产。

　　我们在阅读学习中有时会看到这样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比第一卷写得好。西方左翼思想家大卫·哈维也说第三卷比第一卷写得好。我提供一个观点供大家参考：凡是认为第三卷比第一卷写得好的，一般可以认为此人不具备无产阶级立场，或者说不具备自觉的无产阶级立场。如果此人是左翼，那最有可能是资产阶级左翼。凡是认为第一卷写得精彩和科学的，可以说此人基本上是偏向无产阶级立场的，是无产阶级左翼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认为第一卷是不可理解的，是荒谬的，基本上可以说此人是反无产阶级立场的。

　　2、“竞争篇”

　　在马克思这里，“竞争”是指“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是剩余价值的实现方式。“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形成“一般剩余价值率”和“一般利润率”，从而形成“一般资本”。“一般资本”对“个别资本”的关系，就是资本主义“信用”。

　　“竞争篇”，是从资本行为角度探讨乘余价值的实现。如果说，“资本一般篇”(《资本论》)主要是揭示资本的本质，从资本的本质角度探讨剩余价值的生产，那么“竞争篇”就是揭示资本的行为结构，是从资本行为角度探讨乘余价值的实现，这有点类似学界所谓的经济行为机制，从此开始“把资本作为现实资本”，“作为预先存在的价值”(全46下页157-158)。

　　马克思认为，“从概念来说，竞争不过是资本的内在本性，是作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而表现出来并得到实现的资本的本质规定，不过是作为外在必然性表现出来的内在趋势。资本是而且只能是作为许多资本而存在，因而它的自我规定表现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全46上页397-398)在个别资本的具体行为中，资本的内在规律并不直接发挥作用，而是通过竞争强制实现的：“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经济范畴，即使是最初步的范畴——例如价值规定——要成为实际的东西，都不能不通过自由竞争”(全46下页160)。

　　自由竞争对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马克思的认识是非常清楚的。马克思认为：“自由竞争是建立在资本上的整个资产阶级生产的基础。”(全46上页397)可以说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而资本的统治又是自由竞争的前提。只要坚持资本主义，就必须坚持自由竞争。这是马克思明确揭示过的，很多人忽视马克思这个观点。

　　在马克思看来，竞争就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这一内在规律作为强制规律的实现方式，它强制资本家实现资本的内在本性、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马克思指出：“包含在资本本性里面的东西，只有通过竞争才作为外在的必然性现实地暴露出来。”(全46下页160)“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怎样表现为资本的外部运动，怎样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全23页352)

　　《资本论》已经揭示“资本”的本质和内在规律。“竞争篇”揭示“资本竞争”的本质和内在规律。相对于“资本”的内在规律，“资本竞争”的内在规律是资本的外在规律，是资本的内在规律的外部实现方式。马克思曾经指出：

　　“这里不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怎样表现为资本的外部运动，怎样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从而成为单个资本家意识中的动机。然而有一点一开始就很清楚：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正象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运动一样。但是，为了理解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并且只根据已经得出的结果，要作如下的说明。”(《资本论》卷三页352)

　　《资本论》第三卷前三篇“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和“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揭示资本主义竞争的基本规律，特别是竞争在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平均利润和平均利润率等形成中的作用。这依然属于“资本一般”范畴，尽管马克思指出“我们在本卷中将要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式，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资本论》卷三页30)因为这里主要还是“价格决定于劳动”，而没有表现为“劳动决定于价格”。也就是说这三篇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必要劳动时间究竟按怎样的量在不同的生产领域中分配?”，而不是“它不断地打乱这种分配”(《马恩全集》卷26第一册页230)。至少可以说这是“资本主义竞争一般”的内容。我们要区分“多个资本的竞争”和“多种资本的竞争”。这三篇几乎只涉及“多个资本的竞争”，而“多种资本”的形式则是从第四篇才开始阐述的。

　　马克思也指出：“在最初考察一般利润率或平均利润率时(本卷第2篇)，这个利润率还不是在它的完成形态上出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平均化还只表现为投在不同部门的产业资本之间的平均化。这种情况已经在上一篇得到补充。在那里，我们说明了商业资本如何参加这个平均化，并且说明了商业利润。这样，一般利润率和平均利润就表现在比以前狭窄的范围内了。在阐述的过程中，以后凡是说到一般利润率或平均利润的地方，要注意我们总是就后一种意义而言，即只是就平均利润率的完成形态而言。因为这种利润率现在对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来说是相同的，所以，在只考察这个平均利润的时候，就不再需要区分产业利润和商业利润了。不管资本是作为产业资本投在生产领域内，还是作为商业资本投在流通领域内，它【377】都会按照它的数量比例，提供相同的年平均利润。【378】”

　　马克思在这里区分“平均化”和“平均利润率的完成形态”。这是非常重要的提示，表明“竞争篇”所探讨的，是必要劳动时间在不同生产领域中的分配已经被不断打乱的情况下通过反复竞争而形成的“平均利润率的完成形态”,尽管这个“完成形态”也是有层级的，需要进行具体的讨论。但《资本论》即“资本一般篇”第三卷中的“竞争”概念与“竞争篇”中的“竞争”概念是有区别的，也许可以说前者是“作为结果的”，后者是“作为条件的”，甚至是“作为开端的”。

　　现在回到“竞争篇”基本结构上来。

　　马克思曾经设想过“竞争篇”可能的结构：

　　“(在竞争中，基本规律的展开是与关于价值和剩余价值所提出的规律不同的，它归结为：价值不是取决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或它的生产所使用的劳动时间，而是取决于它能够被生产出来的那段劳动时间或者说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只有这样，单个资本才被实际地置于资本一般的条件下，虽然会出现原有规律似乎已被推翻的假象。但是，只有这样，必要劳动时间由资本本身的运动所决定这件事，才被确立起来。这是竞争的基本规律。需求、供给、价格(生产费用)是进一步的形式规定;价格作为市场价格，或一般价格。然后是一般利润率的确立。然后，由于市场价格的关系，资本分配在不同的部门。生产费用的降低等等。总之在这里，一切规定(页166)同它们在资本一般中的情形相比，都显得是颠倒过来了。在那里价格决定于劳动，在这里劳动决定于价格，等等，等等。

　　各单个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恰恰导致它们必须作为资本来行事;各单个资本的表面的独立作用，以及它们相互间的无规则的冲突，恰恰是它们的一般规律的确立。市场在这里还具有另外的意义。恰恰是各资本作为单个资本而相互作用，才使它们作为一般资本而确立起来，并使各单个资本的表面独立性和独立在被扬弃。这种扬弃在更大的程度上表现在信用中。这种扬弃的最高形式，同时也就是资本在它的最适当形式中的最终确立，就是股份资本。)

　　(需求，供给，价格，生产费用，利润和利息这两者的对立，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消费和生产之间的种种相互关系。)(页166)”(《马恩全集卷46下)

　　从这个设计看，马克思对各单个资本相互间的冲突的基本方式或者说基本规律尚不清晰，换言之，对“劳动决定于价格”的具体机制尚不清晰，只能指出它可能涉及的方面或形态——“价值不是取决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或它的生产所使用的劳动时间，而是取决于它能够被生产出来的那段劳动时间或者说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苛求马克思。

　　在理论上，“竞争篇”是由“竞争一般”、“竞争特殊”和“竞争个别”处理材料和设计结构。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原来设想它们分别是“资本在生产领域的竞争”、“资本在流通领域的竞争”、“资本主义竞争总过程”。我又总觉得这个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讲座完成，我迟迟没有推出整理稿，深深地陷入到一个理论难题中，为此思考大半年。

　　最后是《资本论》第三卷前三章剩余价值向利润转型的方法给予我启发，决定将这一方法运用到“竞争篇”开端，分析劳动价值向效用价值的转型，以实现马克思所说的看起来是“劳动决定于价格”，而不是“价格决定于劳动”，这样我们的叙述才可能进入价值的现实形态。正如马克思指出，“按照资本的一般概念考察资本时，资本的一切要素是包含在资本中的，这些要素只有在资本以许多资本的形式真正表现出来时，才能获得独立的现实性，才能显示出来。因此，那个在竞争范围内并且通过竞争而存在的内在的活的组织，也只有这时候才得到更广泛的发展。”(马恩全集46下页11)我重新设置“竞争篇”的结构，他它们分别是“资本在流通领域中的竞争”，“资本在生产领域的竞争”，“资本主义竞争总过程”。

　　“资本一般篇”预设价值全部被实现，即所谓的均衡模式，这种全部被实现是本质的认定。“竞争篇”预设价值没有全部实现，探讨如何实现及其矛盾。“信用篇”预设价值全部被实现，这种被实现是主观的认定。“股份资本”预设价值没有全部被实现，探讨如何实现及其矛盾。

　　“竞争篇”比“资本一般篇”更加具体。这种“更加具体”是将“资本一般”包含在内作为自身一个侧面的具体性。换言之，资本“竞争”是包括“资本一般”在内的一种总体。在这个意义上，“竞争篇”应从《资本论》第三卷的“许多资本”开始，但又不能直接从它们开始。“竞争篇”是另一层次的具体性，这一层次的具体性应有其具体的开端。“资本一般篇”以“商品”为开端，“竞争篇”也应从“商品竞争”开端。

　　在“商品竞争编”，“劳动价值”向“效用价值”转型，由“效用价值”解释“利润”。所谓“市场发现价值”，就是“竞争实现价值”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创造使用价值和发现交换价值，不是一回事。《资本论》第三卷开端的“利润”概念，是由“剩余价值”转型而来，而“竞争篇”开端的“利润”概念是由效用价值而来。同理，“竞争篇”也有简单商品经济中的“利润”概念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利润”概念的差别和转化问题。这需要我们细致探讨和论述。

　　由于劳动生产力不相等，价格相等，价值量可能不相等，这种竞争是商品竞争。由于劳动生产力不相等，更由于剥削程度不一样，价格相等，价值量可能不相等，也可能相等，但剩余价值量可能不相等，这种竞争是资本竞争。资本竞争归根结蒂是以价值竞争为基础，以剩余价值竞争为根本，但这两种竞争也是冲突的。总起来说，至少存在劳动生产力竞争、价值竞争和剩余价值竞争三种竞争。这三种竞争也是相互冲突的。

　　在流通领域的竞争还有市场价格的竞争、生产价格的竞争等多种竞争。资本在流通领域的竞争，就是市场过程和市场竞争。这里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学说。这里会讲到边际价值、供需关系、市场价格以及他们如何服从于竞争法则，剩余价值规律怎么通过竞争强制它们实现资本主义内在规律。

　　现在我们把这些竞争置于劳动价值和效用价值的矛盾中，由此我们就要揭示资本竞争的基本规律、基本方式、基本过程，以及效用价值在其中所起的原理作用，也要揭示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在其中所起的本质作用、根本作用，以及它们的矛盾。资本在生产领域的竞争，在马克思主义这里属于本质层面的东西。这容易为资产阶级学者所忽视。马克思指出，“我们下面将会看到，政治经济学迄今没有理解的关于资本主义竞争的基本规律，即调节一般利润率和由它决定的所谓生产价格的规律，也是建立在商品价值和商品成本价格之间的这种差别之上的，建立在由此引起的商品低于价值出售也能获得利润这样一种可能性之上的。”(《资本论》卷三页45)资本在生产领域竞争的核心是资本家与工人的竞争。两种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指示两种竞争方式。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机制应在这一卷得到初步呈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隐含资本家之间的竞争。

　　在这种矛盾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实性比《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实性强得多。如果说《资本论》主要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和可能性，那么“竞争篇”就开始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实性。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中，“竞争篇”应包含无产阶级政治的部分内容 。如果不包含这部分，那就是资本主义理论，而不是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在资本竞争过程中，任何过程都蕴含危机，蕴含无产阶级的壮大。

　　“竞争个别”就是资本主义竞争的总过程。整个结构怎么构造是复杂的。它会出现很多的竞争，包括资本与资本的竞争，资本与工人的竞争，资本与土地所有者的竞争。“竞争篇”第三编“资本主义竞争总过程的开端应是“利息”(“信用”)，是“利润”向“利息”的转型。在这里，“利息”或“信用”，是“竞争”的产物，是使资本主义竞争总过程得以可能的前提，是效用价值论意义上的信用概念。“资本论”第三卷中的“利息(信用)”概念，主要是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意义上的。这都是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内在矛盾在相应历史过程中的产物。

　　竞争是从成本价格向生产价格(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竞争形成的)和市场价格转变(同一生产部门内部竞争形成的)的机制。准确地说，资本主义竞争的本质主要是在信用制度主导资本主义生产和竞争之前得以简单明了地呈现出来。因此阐述资本主义竞争的本质或一般，必须首先假设信用制度尚未介入进来，着重阐述资本主义竞争对信用制度之前的一般利润率的形成和调节的作用。因此这里必须区分信用制度介入进来之前的竞争和之后的竞争，介入进来之前的一般利润率和之后的一般利润率。修正主义经济学几乎一概不做这些区分，而只是把他们看作同一个总体中的要素或角度，这就会掩盖本质和根本矛盾。

　　竞争册似乎应是以一般利润率为核心，而信用册是以一般利率为核心。换言之，竞争册应假设一般利率尚未形成，属于一般利润率之后、一般利率之前的资本的现实形态。

　　这一篇相应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典型代表是马歇尔的《经济学》。从“竞争篇”可以看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这一篇中的位置以及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真实含义。

　　在修正主义经济学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正统经济学(包括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差别，就是对同一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研究的角度上的差别。”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正统经济学（包括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差别，就是对同一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研究的角度上的差别。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着重从社会关系方面考察了经济活动，即着重研究了经济活动中人们相互间历史地发生的社会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的原因和规律……。在整个研究中，它指出了社会经济活动的一般的物质内容和社会经济关系与一般物质生产活动的依存关系，但总的来说，是把经济活动的这种物质内容作为社会关系的物质承担者和物质前提来加以确定的;而一旦这样确定下来，便马上将研究的重心，转到对经济活动的社会方面、经济范畴的社会内涵上去，而不是将其作为研究的重心。例如，马克思对价值、剩余价值的分析，是在社会对使用价值得需要结构为一定，资源配置由(页112)市场竞争机制自发实现和供求均衡等为前提假定下进行的，而并没有具体研究需求结构、需求变形的影响、资源配置的具体过程等等;关于社会按比例分配劳动这个社会物质生产一般规律，马克思也着重地分析了它的特殊社会形式，即在简单商品生产中的价值规律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平均利润率——生产价格规律，并不作为分析的重点。最具特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行为的目标，都不是使用价值，而是工资、利润收入等以价值形式出现的特殊经济利益;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最后的使用价值得消费，而是为了利润和资本本身的增殖，而这些都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体现，或者说是社会经济关系加在经济活动的物质目标上的特殊社会规定。至于人们如何将收入用于满足使用价值得需要的问题，原则上被抽象掉而未作具体考察。

　　相反，新古典主义理论……，则是将经济活动的社会方面，即经济关系、经济制度等视为给定的背景条件，甚至完全抽象掉，着重从人与物的关系、人类物质生产与物质需要的角度，考察社会经济活动，着重研究的是如何配置物质资源、选择生产技术，以满足人们的各种物质需要的问题。在这一理论中，各种经济范畴虽然事实上不可能不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但它将其视为自然的规定或将其抽象掉不予考察。”(《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页113)

　　马克思主义虽然不仅不会否定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局部有效性，而且会将这种局部有效性进行革命性改造纳入自己的体系，但绝不会认为马克思主义跟他们只是“角度上的差别”。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剩余价值与利润、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资本一般和竞争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从抽象到具体的《资本论》方法中，后者是前者“外表化”(《资本论》卷3页57)

　　换言之，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关系，在我们这里是劳动价值内在矛盾运动推动从抽象到具体的关系，而在修正主义经济学那里是不同角度的关系。前者是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具有无产阶级批判性和革命性，而后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性和折中性。

　　在西方的边际主义价值或者说主观主义价值理论中，价值就是一种效应，存在边际递减原理，即增加一个资本品，效应就会降低，形成资本品效应序列。他们由此建立市场竞争理论、市场过程理论等市场经济理论，由此探讨“需求”、“供给”、“消费”和“选择”等。在主观主义价值观和市场经济理论方面最彻底的资产阶级学派，应属奥地利学派。奥地利学派的“人的行为”理论，就是以“选择”概念为基础。

　　樊钢认为马克思没有研究这种主观主义规律，很多人也认为马克思没有研究这种主观主义规律，所以想把它们综合起来。

　　“竞争篇”，就是马克思在客观主义价值基础上建构主观主义价值的机制、规律、结构和特点等，以揭示资本主义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实现机制。

　　所谓“效应”概念，讲的就是“选择”，是“选择”的主观根据。边际效应递减是“选择”的一种主观根据。效用理论其实就是选择理论，而选择理论其实就是竞争理论。奥地利学派讲人的选择，就是在不同的东西之间进行选择。这种选择在资本主义，就是“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边际价值观或者主观价值观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至少不能说它是不科学的。换言之，它的不科学不在于这一点，而主要在于把这一主观主义规律绝对化。

　　资本家在市场行为中根据主观主义的价值观进行择择和交易，但遇到一个限制就是竞争。他们为什么必须竞争?马克思分析认为，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资本的矛盾，私人资本无法直接实现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性，只能通过竞争，在竞争中实现，所以说主观主义价值服从于竞争规律;主观主义价值是内在规律的外在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凡是想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效应结合起来，就应该是这样一种规律。如果不是批判地理解它，不是把它理解为“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而把它看作一种“资本主义理论”，那它就可能最大限度地拯救和发展资本主义。因为这种理论知道主观主义价值观的边界在哪里，知道在理论上如何把主观主义价值限制在边界以内。我前面说过，没有无产阶级立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理论”。

　　这就是“竞争篇”和“资本一般篇”的关系，也就是劳动价值论和主观主义价值论的关系。“竞争”的机制是主观主义价值观，必须服从于内在规律是客观主义的剩余价值观。内在规律是通过“竞争”这种强制方式强制主观主义价值服从于自己。

　　《竞争篇》也应反映其在历史方面的否定功能，然后才反映其对资本本身的肯定功能，最后反映其对新生产力的限制功能。

　　3、“信用篇”

　　“信用篇”,是探讨私信用，即私人信用。“国家册”探讨公信用，即公共信用。“信用篇”也由“信用一般”、“信用特殊”和“信用个别”设计基本结构。

　　在“竞争篇”的“竞争个别”即“资本主义竞争总过程”中会形成一般利润率和一般利润，这就为利息的产生创造条件。在马克思看来，利息是“剩余价值的第二级的和派生的形式”(马恩全集卷46下页13),它可以解决竞争过程中产生的“资本较长时间闲置不用而加以补偿”(马恩全集卷46下页13)问题。

　　马克思指出：

　　“正是信用促使每个生产领域不是按照这个领域的资本家自有资本的数额，而是按照他们生产的需要，去支配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资本，——而在竞争中单个资本对于别的资本来说是独立地出现的。这种信用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这样就从资本的竞争巧妙地过渡到作为信用的资本。”(《马恩全集》卷26第二册·[(b)李嘉图把同一生产领域内的市场价值形成过程同不同生产领域的费用价格形成过程混淆起来])

　　马克思认为，“信用”就是“一般资本”对“个别资本”的关系。如果说产业资本只是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运动，以此表现为整个阶级共有的资本，那么在这个现实的有力的资本供求中，表现为整个阶级共有的资本，就是说资本成为一个总体，在这个总体中形成“一般资本”，这个“一般资本”必定产生自己的现实形式。这个现实形式就是能够产生利息的货币经营资本、借贷和生息资本等。无论何种类型或何种层级的资本，相互之间在实际的反复的竞争过程中都会形成属于自己的“一般资本”，即“信用”，也因此它们形形色色的危机几乎都会表现为信用危机。这些不同类型或不同层级的资本在各自内部相互竞争中形成的相应的“一般资本”，是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主要根据。然后货币又是高度抽象和流动的，统一性货币政策也因此具有自身的现实根据。这两者互争高低，其实只是各自时机、时限、层次和边界等的差异和组合。

　　在叙述中我们有必要区分“作为结果的”、“作为条件的”、“作为开端的”这三个概念。“生产”、“竞争”、“信用”和“股份”等都“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作为条件的”必然具有“作为开端的”含义，但叙述意义上的“作为开端的”则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或逻辑条件，即这一元素正在或已经成长为主导性因素，从而能把自身充分显示出来，表现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总体形态。然而，这些元素无论怎么成长或发展，生产领域的矛盾和剩余价值一直是资本主义决定性因素。

　　“作为结果的”信用，是从许多资本的相互竞争中形成的，其在现实过程或所相应的公共政策中一般表现为“竞争”或“契约”产生“信用”，比如会形成“节欲产生储蓄”的现象或观念，形成“没有自由竞争和自由缔约，就没有信用”的观念。“作为条件的”的信用，是资本自身存在及其所有活动的前提，资本运行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其在现实过程或所相应的公共政策中一般表现为“信用”健全“竞争”或“契约”，比如会形成“储蓄产生投资”的现象或观念，形成“没有信用，就没有有序竞争和有序缔约”的观念。“作为开端的”信用，则成为资本存在和活动的现实形态的主要塑造者之一，资本具体的存在和活动在很大意义上都表现为信用形式，或者说以信用方式进行。其在现实过程或所相应的公共政策中几乎直接表现为“竞争”或“契约”产生“信用”，比如形成“投资产生储蓄”的现象或观念，形成“没有自由竞争和自由缔约，就没有信用”的观念。

　　最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开设“中国金融与货币政策体系”课程的中国国央行研究所所长孙国峰，被传2003年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货币金融学教授米什金争论“到底是存款产生贷款还是贷款创造存款”这一货币派生问题，最后米什金接受他“贷款创造存款”的观点。其实这一争论的胜负主要决定于其所处时代信用的水平或形态。这一争论不具有政治经济学意义，甚至不具有经济学意义，但在货币金融学和货币政策上具有时机和次序的重要意义。这一争论结果表明“作为开端的”信用已经开始走上历史舞台。

　　现在回到“信用篇”的结构上来。

　　在“信用篇”中，效用价值论已经不够用，需要转型为新的价值论。我认为这种价值论可暂时命名为“时间价值论”。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有这种观点，用“时间”解释“利息”，比如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庞巴维克提出利息时差论或时间偏好论。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这一观点被认为解决了效用价值论难以维持的长期均衡问题。但是，但他们的观点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而只是建立在效用价值论上。这是不够的。如果说在“竞争篇”中，是不同资本和效用在同一时间的竞争，那么在“信用篇”里中，就是同一资本和效用在相连读的不同时间中与自己竞争，或者不同资本和效用在相连读的不同时间中相互竞争。“一般资本”在不同的时间中成为“不同的资本”。

　　“信用篇”的基本结构也许是：“资本在流通领域中的信用”、“资本在生产领域中的信用”、“资本主义信用总过程”。

　　跟前面两篇一样，“信用篇”也有一个前结构，即“商品信用编”。在这一编里，“劳动价值”与“效用价值”必须向“时间价值”转型，确立这一篇的开端概念——“时间价值”，并由“时间价值”开出“利润”向“利息”的转型。“时间价值”与“利息”共同构成这一编的结构。

　　在这一编，利息不再只是劳动价论值与效用价值论意义上的，而且同时是时间价值论意义上的。换言之，“竞争篇”第三卷的“信用”概念是“作为结果的”，也因此只是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意义上的，而“信用篇”中的“信用”概念是“作为条件的”和“作为开端的”，因此同时是时间价值论意义上的。

　　在理论上，紧接着存在“商品信用”向“资本信用”转变的环节。简单商品经济中的“信用”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信用”将如何区别和转变，应该是研究中的一个难点。

　　在整个“信用篇”中，劳动价值、效用价值、时间价值三者相互之间是矛盾的、冲突的，剩余价值、利润、利息三者之间也是相互矛盾的，是冲突的。在这种矛盾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实性，又进一步增强。

　　关于这一篇可能的内容，可以摘一两段马克思涉及到的论述，让我感觉感觉。

　　1、“{信用能使资本周转中的差别拉平，这还不属于这里研究的范围。但是这个问题本身和这里研究的问题有关，因为这个问题是从一般地考察时得出的资本的简单概念中产生的。｝”(马恩全集46下页10)

　　信用如何“使资本周转中的差别拉平”，显然是“信用篇”所要探讨的具体问题。

　　2、“在这里加进一个要素：流通费用，这种费用不包含在简单的流通概念之内，并且在这里还与我们无关。关于作为经济行为的流通所产生的流通费用(即作为生产关系，而不是作为直接的生产要素的流通所产生的流通费用，如用于交通运输工具的费用)，只有在研究利息，特别是研究信用时才能谈到。我们所考察的流通，是价值的转化过程，是价值[运动]的质的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货币的形式、生产过程(价值增殖过程)的形式、产品的形式、产品再转化为货币和追加资本的形式。这是因为在这种转化过程本身的范围内，在这种从一个规定向另一个规定的过渡中，产生出新的规定。流通费用不是非有不可，例如，当产品向货币过渡时就是这样。流通费用可能等于零。”(马恩全集卷46下143)

　　“作为经济行为的流通所产生的流通费用(即作为生产关系，而不是作为直接的生产要素的流通所产生的流通费用，如用于交通运输工具的费用)”，显然也是“信用篇”所要探讨的具体内容。这种非生产性的“流通费用”，“只有在研究利息，特别是研究信用时才能谈到”，马克思用“只有……在……”这种表达式表述，可见对从抽象到具体的推进是多么地严格。这一句也表现“作为条件的”的“信用”的一个具体含义，即“作为经济行为的流通所产生的流通费用”或者说“作为生产关系的流通所产生的流通费用”一经产生，就表示“信用”已经“作为条件”在其中发挥作用。在这里表现的不是“价值的转化过程”，而是价值的分配过程。这种非转化性的价值分配必须以“信用”为前提。

　　“资本主义信用总过程”这一卷的开端部分应该是“利息”向“股利”的转型，是股份资本的形成。在这一卷里，无论股利和股份资本，都是利息意义上的，是信用或利息在普遍化过程中向生产领域扩张，在资本主义生产领域遭遇到相应矛盾所形成的产物，是“结果”意义上的，而不是“开端”和“条件”意义上的。

　　这一篇相应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典型代表是凯恩斯学说和弗里德曼学说。这两种学说，以信用作为直接条件或开端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两个历史阶段。与凯恩斯主义区别开来的凯恩斯学说的本质是货币理论或者说信用理论。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经济学家琼·罗伯逊为凯恩斯所做的一个辩护是有道理的，她认为所谓的经济学危机或者说凯恩斯主义危机，是由于把凯恩斯学说庸俗化的一个产物。我们有必要区分凯恩斯学说和与凯恩斯学说衍生出来的凯恩斯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凯恩斯学说的本质是运用货币理论解决普遍就业问题，以持续创造资本存在的条件。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信用扩张或普遍化到生产领域所产生的一种矛盾，或者说第一个矛盾，即资本主义信用对就业或者说对工人产生的作用。在当时的条件下，信用的主要表现形态还是在“国家资本”层面，也就是财政和税收，类似于“作为经济行为的流通所产生的流通费用”或者说“作为生产关系的流通所产生的流通费用”。这是凯恩斯学说在经济政策层面表现为“财政学说”的主要原因。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信用的扩张和进一步深化，资本主义信用在私人资本方面的表现也开始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换言之，资本主义信用对私人资本的作用也开始巨大起来。此时可以是金融资本主义的资本结构已经实现足够的普遍化，即相对独立的自我积累的中小资本基本消亡，大资本对中小资本的统治地位已经确立，而中小资本对大资本的全面依附关系也同时确立，换言之，小资本不再是积聚为大资本的来源，反而是由大资本通过借贷和风险投资等渠道而形成，成为被雇佣的资本家。此时，被庸俗化的凯恩斯学说已经无力应对这种情形，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说就开始走向历史舞台。也许这才是奥地利学派把弗里德曼和凯恩斯视为同一学派的真正原因。也许可以这样说，凯恩斯学说是为资本存在再次创造条件，而弗里德曼学说为资本在新的存在条件之上进一步扩张探索原理。

　　4、“股份资本篇”

　　“资本册”最后一篇，是“资本个别”，“股份资本篇”。迄今为止的股份资本，都是作为结果的形态，而不是作为开端的形态，是资本主义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领域遭遇矛盾以后所产生的结果。

　　为了对作为开端的股份资本有一定的探索，我们可能需要开一些脑洞，尽管所开的脑洞可能只有探索的意义，而不一定有实质的理论意义，但是，这个脑洞是必须开的。

　　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作为总体表现形态的政治社会看，也许可以划分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等。其中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畸形形态(非正常态)都是法西斯主义，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畸形形态(非正常态)是软弱无力。西欧和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或者说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应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它所表现出来的广义社会主义公共政策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一个结果，而不能视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种表现。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并未完成，其主要表现之一是种族歧视的广泛存在，因此总体来说美国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尽管带有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特征。

　　从目前来看，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条件下，作为开端的股份资本可能都很难形成，而需要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条件。苏联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经过修正主义而已经转变为实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温和法西斯。中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经过修正主义而可能转变为实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温和法西斯。

　　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作为总体表现形态的产业看，也许可以划分出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和股份(创新)资本主义等。在这里，它们主要是作为纵向的历史形态，而不是作为横向的类型。在这每一种形态中，资本社会化程度一个比一个更高。工业资本主义确立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地位，确立劳动对资本的全面依附关系，从商业资本主义的形式依附转变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实际依附。金融资本主义确立大资本对中小资本的统治地位，确立中小资本对大资本的全面依附关系，在这种情形下，大资本的社会性程度很高。股份资本主义也许会将所有资本整合为一个统一资本，并确立统一资本的全面股份化;这也许是一个将已有的私有形态转化为股份所有形态的资本主义。有些庸俗社会主义者将资本的社会化视为社会主义，这是荒唐且无耻的。

　　在每一种形态的背后都有相应的生产力形态。以信用作为开端的金融资本主义至少需要相应的确立大资本统治地位和市场高度统一的全球性的或大国性的交通技术和信息技术等。目前也许可以初步确定自动生产一体化和智能化为股份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形态。一旦自动生产一体化和智能化在生产领域确立自身的统治地位，以股份为开端的股份资本主义有可能开始形成。

　　自动生产是把工人从生产领域中驱逐出去，智能生产是把知识分子从生产领域中驱逐出去。这将是一次大规模的人口在产业间的转移，也可能是一次最彻底的转移。在自动生产一体化和智能化逐渐确立统治地位的过程中，创业和创新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社会经济活动，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为这一次大转移创造条件，为这一次大转移完成之后提供主要的经济活动方式。

　　创业是一种古老的活动，而将创业普遍建立在创新基础之上，则是全新的经济活动。这将是极高风险的经济活动。一次创新成功是建立在上千次甚至上万次失败的基础之上。这种风险是单体企业难以承担的。建立在这种创新风险基础上的创业活动的风险则是双重的。一旦社会经济普遍性地建立在创新创业基础之上，其所需要的相应的资本保证，显而易见是巨大的;其所需要的相应的风险资本的支持显而易见也是巨大的。高度社会化的巨大的风险资本的形成及风险资本的股份化，便成为这种社会经济的基本前提。这也构成资产阶级经济学自凯恩斯学说以来最大的挑战。

　　如果说凯恩斯学说为货币和就业之间打通一个通道，弗里德曼学说为货币与创业型风险资本打通一个通道，那么今天就必须为货币与创新型风险资本打通一个通道，并且将就业、创业和创新整合为一个统一的货币理论，而将此前的诸种理论转化为一种特殊的理论。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就有经济学家将科研或创新列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进行经济学建模，尝试为货币和创新型风险资本打通一个通道。

　　马克思曾经指出：

　　“要让资本家把修筑道路当作营业由自己出资经营{如果国家让国家承包商来经营这类事业，那么总是还得借助于徭役劳动或赋税来进行｝，就需要有种种不同的条件，所有这些条件都归结为一点：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已经发展到高度阶段。

　　第一：必须有大量资本积聚在资本家手中，才能够承担如此规模的并且周转即实现过程如此缓慢的工程。因此，大部分是股份资本;在这种形式下资本达到了它的最后形式，在这里资本不仅按它的实体来说自在地存在着，而且在它的形式上也表现为一种社会力量和社会产物。

　　第二：对这种资本的要求是带来利息，而不是利润(它可能带来比利息更多的东西，但这不是必要的)。这一点在这里还用不着详细研究。

　　第三：这样的交往——首先是商业性的交往——的前提是，道(页22)路要有利可图，就是说，为使用道路而索取的价格，对于[使用道路的]生产者来说是值得的，或者说，提供了一种生产力，生产者是能够为此付出昂贵代价的。

　　第四：存在着将自己的一部分收入用于这种交通工具的享用的财富。

　　但是，主要的还是以下两个前提：

　　(1)要有足够数量的资本，能够用于这项事业，同时它满足于获得利息;

　　(2)对于生产资本或产业资本来说，为某条道路支付价格必须有利可图。(页23)”(马恩全集卷46下)

　　马克思的这个论述既可以解释货币理论或信用理论从凯恩斯学说向弗里德曼学说转变的机制，也可以解释股份资本在创业创新时代的机制，在基本机制上它们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在“修筑道路”问题上，存在“国家资本”(“国家承包商”)向私人大资本的转变。从“修筑道路”转向创造“全面就业”，首先是“国家资本”(“政府财政”)的作用(凯恩斯主义)，然后是私人大资本的作用(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从创造全面就业转向创造普遍创新和普遍创业，首先也是国家资本(“国有资本”)的作用，然后是高度社会化的私人大资本的作用。在这个阶段，“国有资本”和高度社会化私人大资本可能出现高度混合状态，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成为常态，需要“国家资本”为资本存在持续创造条件。在某种意义上，“国家资本”作为资产阶级专政手段的一种共同体形式，是天然的“股份资本”。

　　关于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认识，克鲁格曼在《弗里德曼是谁》一文中有一精彩描述：

　　“从1947年到1976年的上半个58年，弗里德曼是在旷野中孤独呼唤的声音，他的观点被决策者所忽略。但是尽管被他谴责为效率低下的美国经济，从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方面看取得了巨大进步：实际收入中位数翻了一番还多。相反，从1976年到2005年的后半个58年，接受弗里德曼思想越来越多，虽然还有很多他抱怨的政府干预，自由市场政策成为主流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不过，生活水平的改善远远落后于前一阶段的增长幅度，2005年的实际收入中位数只比1976年的中位数高23%。”

　　这一描述其实已经间接地指出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真正的现实意义是在1976年到2005年间，而且这种意义只和资本有关，而和人们的实际收入无关。如果说凯恩斯对自己理论的时代意义是比较清晰的，那么弗里德曼对自己理论的时代意义是不清晰的，具有一定的歪打正着的性质，也正因为如此，弗里德曼的理论不具有总体性特征，而只是对凯恩斯学说的一个补充。

　　面对巨大挑战，资产阶级经济学要想再次实现经济学革命，就必须把就业、创业和创新统一为一个统一的货币理论。这个货币理论必然是股份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简单的说，就业、创业和创新是一种相互转化关系。在已有企业从事创新活动，是一种是实现的就业。利用创新项目创立新的企业，是一种实现的创业。这种创业一旦失败——失败乃成功之母，绝大多数创业将是失败的，都是为了那些成功企业创造经验和教训——这个创业过程就转化成一种阶段性就业，同时也形成创业企业所有员工的阶段性失业，他们需要快速转移到新的创新创业或就业中。创业一旦成功，并扩大规模，就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推动更多的创新。在这里创业资本家是被雇佣的资本家。在这三者相互转化的过程中会形成大量的摩擦性失业人口，这就需要相应的社会经济机制给予相应的保障。

　　谁能为创业(偏好)、创新(偏好)、就业(偏好)三者的相互转化建立函数关系，并通过这个函数关系将这三者整合为一个经济要素，使之与消费偏好、投资偏好、流动偏好等建立总经济模型，也许就可以实现资产阶级经济学新的革命。但这个理论要被人们认可，则需要自动生产一体化和智能化确立统治地位这一前提。在自动生产一体化和智能化确立统治地位的过程中，这种经济学理论可以发挥局部作用。

　　自动生产一体化和智能化确立统治地位的过程，也是人口在产业间超大规模转移的过程。这个转移过程可能需要两三代人的努力。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危机将不断发生，人们将长期处于绝望中，各种类型的法西斯将可能会不断兴起。这将是所有政党、国家和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等在内——最艰难的时期。

　　自动生产一体化和智能化确定统治地位，将形成许多全新的产业。这些全新的产业的形成将是一个不短的历史过程，人们对这些全新产业的适应也是一个不短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只有能够同甘苦、共患难的政体，才有可能真正减少人们的转型痛苦。关键在于新生人口不要出现高比例不适应人群。这就需要比较彻底的教育革命，一个也不落下地跟上时代的步伐。问题在于即使实现这样的教育革命，都可能需要通过流血的革命才有可能实现。不通过流血革命而实现这种教育革命，可以说是小概率事件。

　　科研或创新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便意味着科研产业化和资本化。随着自动生产一体化和智能化逐渐在生产领域确立统治地位，科研产业也开始普遍化，成为主导性产业，19世纪以来比较经典的工人阶级将逐渐消失，转化到为自动生产一体化和智能化服务的工程师和科研人员队伍中。在那时将几乎只有这一种生产性劳动者，即工程师和科研人员，艺术家和人文学者都将成为工程师，为智能机器人的艺术创作和人文表现提供元素和数据架构。在刚开始的转化过程中，工程师和科研人员具有相对比较高的地位，特别是相对于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领域同时边缘化和逐步消失的经典工人阶级，他们的地位更加显得高级，但随着工程师和科研人员队伍的壮大和普遍化，这一新的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很快被卷入不断贫困化的深渊，成为新的无产阶级主体。

　　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将是否发生资本主义总危机从而引发新的无产阶级革命高潮，还是要等到转化完成形成新的无产阶级之后才开始爆发资本主义总危机和新的无产阶级革命高潮?这都是目前难以预料的，换言之这都是有可能的。在商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欧美爆发一系列资产级革命和民族主义革命。在工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出现第一次资本主义总危机，因此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引发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形成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和普遍性民族独立国家。在金融资本主义向股份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会不会出现第二次资本主义总危机，引发新的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和资产阶级区域主义革命，我们拭目以待。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这一转化过程完成之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将主要是政治革命，因为资产阶级在自掘坟墓过程中已经将社会革命接近完成，而不像此前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比如苏联革命和中国革命，都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同时进行，而且在政治革命胜利以后依然需要继续进行社会革命。苏联革命和中国革命又不一样。中国革命具有军事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一定同步性的特点，而苏联革命具有军事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直接的非同步性。

　　还有一种可能，即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处于股份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地带或薄弱地带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则必须是产业革命、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相对同时展开。不过在目前的全球资本主义形势条件下，这种首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边缘地带或薄弱地带，至少是大国或大地区类型的政治体，否则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顷刻间被碾压。

　　现在回到“股份资本篇”。

　　在“股份资本篇”中，价值论该进一步如何转型?我初步设定为“创造价值”，“时间价值”转型为“创造价值”。在这种状态中，不仅大资本越来越巨大，资本有机构成也越来越高，虚拟性的主观化的“时间价值”越来越巨大，经济结构越来越严重失衡，面向未来的由虚入实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劳动价值、效用价值和时间价值之间越来越难以调和的矛盾的推动下，“时间价值”向“创造价值”转型。这也可谓面向未来“不确定”需求的“不确定”“生产”。这也是熊彼得所谓的“企业家精神”的直接根源。

　　“股份资本篇”的基本结构，应该是“股份资本在生产领域”、“股份资本在流通领域”、“资本主义股份资本总过程”。这种结构又似乎回到《资本论》也就是“资本一般篇”的基本结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总过程。

　　《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从“商业资本”划分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这也可以说是“流通资本”分化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这是“竞争篇”和“信用篇”的基本结构都是从“流通领域”开始的原因之一。现在可以认为，“产业资本”或“生产资本”已经分化为“生产资本”和“创新资本”。在“信用篇”第三卷也许就应该就把这种分化叙述出来，把它“作为结果的”状态叙述出来。不管怎样，在“股份资本篇”，应该就是“创新资本”主导的一种资本主义形态。

　　在“股份资本篇”，我们将会发现劳动价值、效用价值、时间价值和创造价值都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和股利也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在这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实性是最强的，甚至是常态化的，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时时置于危机和快变中。在以“创造价值”为日常工作内容的时代，人无疑将累如狗。在这种情形下，就需要“国家资本”持续地为资本存在创造条件。

　　从“资本册”四篇来看，“效用价值”、“时间价值”和“创造价值”都是“劳动价值”内在矛盾在运动过程中衍生出来的不同层次的表现形式。也许可以说，“效用价值”是“使用价值”在交换价值不必然实现条件下的一种变形;“时间价值”是“劳动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在“效用价值”不必然实现条件下的一种变形;“创造价值”是劳动(力?)本身在“时间价值”不必然实现条件下的一种变形。这些变形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种历史过程，都是劳动价值内在矛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运动的产物。

　　因此，在发现边际效用价值这一点上，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是伟大的，但在否定劳动价值论这一点上，他们又是庸俗的。在打通就业和货币这一点上，凯恩斯是伟大的，但在否定劳动价值这一点上，他又是庸俗的。虽然是无意识地打通创业资本和货币的关系，但在这一点上，弗里德曼基本算得上伟大，而在其他方面，他是庸俗的。

　　在这一系列问题上，奥地利学派可谓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彻底性存在。自从奠基者卡尔·门格尔把边际效用和时间维度同时引入资本分析领域,奥地利经济学派就形成关于效用、时间和创新在经济分析中核心作用的学说，但由于奥地利学派追求理论的彻底性，彻底干净地否定劳动价值论，不允许劳动价值论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这可谓是奥地利学派最基本的剃刀法则——以致他们提出的公共政策几乎不具有起码的现实性，而主要是作为一种理论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发挥作用，但这也使得他们在边际效用、时间价值和创造价值上的理论探索相对彻底。

　　由此相反的是，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基础上几乎没有前进一步，大量时间花费在论战所谓价值转型、揭示可能性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和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庸俗性等方面，而不能根据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对后来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以批判性地吸收，以准确地揭示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为现实社会主义发展提供具体的历史条件论述。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则又走上把它们处理为“不同角度”并给予“结合”的“新综合”道路，为资产阶级建立相对自为自觉的经济理论，换言之，将马克思主义从抽象到具体的革命性的资本主义总体理论改造为类型化或模型化的改良性的和非批判性的资本主义总体理论。

　　“股份资本篇”第一卷，即“股份资本在生产领域”这一卷中，是否也要来一个前结构，即简单商品经济中的股份化问题，在理论上应该有。在这一前结构中，“创造价值”应在劳动价值和效应价值等矛盾的推动下由“时间价值”转型而来，并形成自己的简单形态。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资本论》第一卷所论及的“复杂劳动”概念中分析出简单商品经济中的“创造价值”?如果这一前结构是成立的，那么也必然存在简单商品经济中的“创造价值”和“股利”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创造价值”和“股利”的区分以及它们的转化。

　　“股份资本篇”最困难的是第三卷怎么建构。在马克思看来，股份资本已经呈现出共产主义的雏形。以股份资本为开端的资本主义显然已经进入一种全新的簿记时代。马克思认为这种簿记已经足以为计划经济创造必要的条件。这无疑是到了社会经济形态必须革命的时刻。将一种社会经济形态革命直接放到上一个社会经济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中论述如何可能，值得深思。也许第三卷开端已经是作为结果的“公有资本”或“资本公有化”。高度社会化的资本经过普遍股份化，其极致形式只有可能是“公有资本”或“资本公有化”，从而“资本”消灭自身，成为一种直接的社会性，尽管这一过程需要资本主义总危机及随之而来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可能实现，但批判性政治经济学应该在逻辑上开出这一环节。

　　另外，我还把“股份资本”理解为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组织形式。很多人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没有企业理论，没有公司理论。在我看来，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公司理论或者关于企业和公司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主体部分，应该在“股份资本篇”里。也许“股份资本一般”会同时阐述企业理论，阐述单个资本的组织形式;“股份资本特殊”会同时阐述公司理论，阐述“多个资本”的单体组织形式;“股份资本个别”会同时阐述所谓的“上市公司”，阐述“许多资本”的单体组织形式。

　　这里有一点很重要，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凸显出来，毕竟组织形式必须直接面对这种关系。马克思认为股份资本具有共产主义的萌芽。这个判断不可小觑。国内很多人提出“补课论”，认为要重走资本主义，根据之一就是马克思的这个论述。我们认为这不是必然的。但是我们也要面临一个现实，即中国已经改革开放，原来的社会主义已经被背叛，中国已经走到所谓“补课”的道路上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用“补课论”去理解它。我们只能把它看作是一种“背叛”，或者说具有“补课”和“背叛”的双重性，即在客观上具有“补课”性质，在主观上是“背叛”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强调发展生产力。总体来说，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人与人之间关系得到巨大调整。中国前三十年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由于生产力落后，当时的人们都受生产力限制，对土地具有很大的依附性。虽然人与人之间在社队里已经是比较平等的关系，但是生产力条件落后，人对土地的依附性就会带来人对村社的某种依附性。别有用心的人或持相反立场的人因此批判人民公社是身份社会，跟古代的身份社会是一样。其实它们之间是有根本差异的。社队里虽然都是身份，但这是平等的，而古代是不平等的;他们有共同的形式，特征是依附性。人民公社的依附性主要来源于生产力落后所造成的人对土地的依附性，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基本上已经建立。平等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自由。中国本来可以在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自由中也就是平等关系中发展社会化生产力，逐步克服人对土地的依附性，通过不断革命，在发展社会化生产过程中发展处类似股份资本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并继续前行，比如将人民公社内部生产单位划小，就是一种不断探索局部劳动与社会劳动关系的尝试。但是，这条道路被背叛了。

　　我们也不能停留哀怨中。改革开放40年，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人对土地的依附性正逐步得到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形式自由也开始建立，这种进步是要承认的，尽管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实质不平等也建立起来。在马克思那里，资本是发展生产力最有力量的工具，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解放工具。假如当年马克思将“股份资本篇”写完，呈现出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可能形式，特别是对这种生产组织和社会组织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管理、领导和流程等都有比较相对清晰的揭示，毛泽东时代就可以运用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可惜马克思来不及写这一篇，也可以说当时并没有相应的现实提供必要的素材来帮助马克思完成这一篇的写作。毛泽东退居二线，努力思考这些问题，有不少比较接近的思考，比如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学校，这一思考就具有股份资本时代劳动力再生产的特征。

　　总体来说，“股份资本篇”是“竞争篇”和“信用篇”的统一。“竞争篇”是“分”，“信用篇”是“合”。在这个意义上，这篇将来可以做很多的东西。“股份资本”发展到上市公司，特别是到现在，社会经济基础越来越雄厚。这是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需要考虑的。21时期的社会主义者必须了解股份资本，了解股份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社会关系的总和、危机的形式、现实的政治关系或政治形式、无产阶级政治可能的组织和形式，等等。不了解“作为开端的”股份资本对人类社会的再生产状况，我们就无法窥见共产主义的入口。

　　最后必须指出，“资本一般篇”、“竞争篇”、“信用篇”和“股份资本篇”是遵循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对资本主义总结构总过程进行全面揭示。这四篇是一篇比一篇更加具体地揭示资本主义的总结构和总过程，后面的“篇”必定将前面的“篇”作为自己内部一个方面的范畴包含在内，而不是分别直接对应于相应的资本主义历史形态。这四篇与资本主义历史形态既对应又不对应，这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具体叙述中表现出来的基本关系。资本主义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阶段都同时包含这四篇的内容。这四篇的基本概念都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而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也不是经济学和管理学意义上的，但它们都构成历史学、经济学和管理学意义上的相应概念的基础和本质。特别是经济学和管理学，只是从中截取一个截面或一个点形成相应的不同系统观点而已。

　　二）“土地所有制册”

　　第二分册，“土地所有制册”。它是剩余价值的空间形式。这一册马克思也没写，《资本论》里很多地方都有提到。可以说《资本论》第一二三卷基本上把其余的“篇”和“册”的问题都从“一般”角度探索过。这里讲几个根本点。

　　第一，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晚年，即所谓的《人类学笔记》。很多人认为马克思晚年做“人类学笔记”，是改变研究方向。我认为不是。“土地所有制”，是剩余价值的空间形式，关系到作为到剩余价值分割部分的地租，资本的空间结构，劳动的空间结构，生产方式的空间结构，社会关系总和的空间结构。大卫·哈维 ，是研究空间的。他认为马克思没有空间理论，所以他发展了。如果从“土地所有制册”角度研究空间，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土地所有制是剩余价值的空间形式这一原理决定。

　　现在主要讲一个问题，马克思在规划《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结构过程中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土地所有制册”和“雇佣劳动册”换了个位置。最早的计划是第一册“资本册”，第二册“雇佣劳动册”，第三册“土地所有制册”。后来他把第二册变成“土地所有制册”，第三册是“雇佣劳动册”。理由很简单：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资本向地产的转化同时又是历史的转化，因为现代形式的地产是资本对封建地产和其他地产发生影响的产物。同样，地产向雇佣劳动的转化不仅是辩证的转化，而且也是历史的转化，因为现代地产的最后产物就是雇佣劳动的普遍建立，而且这种雇佣劳动就是这一堆讨厌的东西的基础。”(马全29页299-300)

　　在这可以看出什么呢?雇佣劳动确实是资本的基础，也是现代地产的基础，但是雇佣劳动的普遍建立，是在现代地产建立之后。从这可以看出土地所有制对资本的反作用意义。这种反作用的具体机制、具体程度和具体后果需要具体的研究。中国改革开放这些年，土地所有制改革的意义就很明显。我在一篇文章里探讨非雇佣的雇佣工人，是讲农民工的，因为农民工是有土地的，他是被雇佣的工人，但是它是被雇佣的非雇佣工人。只要农村土地所有制没有私有化，没有资本化，中国的雇佣劳动就不会普遍建立，就不会从形式依附转向实际依附。

　　第二，关于土地所有权与地租的关系问题。资本主义地租和封建地租是不一样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地租就来自土地所有权。我拥有这块土地，管都不用管，只需要土地所有权资本化，就可以收获地租，土地经营权可以快速而反复流动。这就可以理解当前土地经营权流动问题。目前中国土地私有化是不可能的，但是共产党搞土地经营权地租化，性质是一样的。土地经营权流动，就是资本化。这是不是在建立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现在很难判断。但有一点，目前这个承包权和集体所有权还是很有意义的。

　　第三，土地使用空间，就是前面讲到的是空间形式。这关系到人民公社、城乡关系和农业空间布局，现有的工农业布局之间的关系，现在的工农业空间布局与社会关系总和的问题。它还关系到如果理解毛时代的城市空间格局，比如单位大院、大杂院，如何理解改革初的乡镇企业，假如集体所有制是乡镇集体企业，也就是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农户承包土地经营又会怎么样。这些都要放到“土地所有制册”讲。

　　我们就讲讲毛时代的城市空间格局，即单位大院、部队大院和大杂院等。这和土地所有制有关系，那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工作、居住和人是三者合一的，然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单位、居住和人员之间的关系都是分离的。这讲的是城市空间格局与所有制的关系。

　　我们再看改革初的乡镇企业。毛泽东当年假设，社会主义条件下走社队企业道路，有社办企业，有队办企业，集体经营。后来搞承包经营，分田到户，开始集体功能还比较强大，发展出一批乡镇集体企业。社会学家费孝通为此非常奋力思索，四处论证。但他有一个致命弱点，除了在知识分子改造时期习得对人民的一腔热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懂。我们知道乡镇集体企业+农户承包土地经营这种方式的制度条件。即使改革开放，集体经济不搞农业，但可以搞乡镇集体企业、社队企业这条路。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乡镇集体都垮了。这就集体所有制没有发挥作用的结果。我在一批文章中指出，集体所有权其实就是村民委员会的权力基础。集体所有权已经不具备集体经济的含义。如果集体所有权要具备集体经济的含义，那就是乡镇集体企业。这个就可以看出土地所有制与空间的关系。

　　城乡关系也是如此。人们都说毛泽东时代城乡是二元分割。这其实不完全对。当时的流动很正常;不能流动是因为受生产力条件约束，人们对土地有依附性关系。但是人们进城是有秩序有组织的，城里人下乡也是有组织的，比如知识青年下乡，包括干部下乡劳动，五七干校一类的都是如此。包括工农业空间布局，也和土地所有制关系比较密切。

　　第四，土地所有制的双重性。这个问题比较大。双重性就是资本主义土地的双重性，在中国特殊的双重性问题。中国发展到今天，以现在的这种分散的社会化生产方式，就可以分散到农村去，农村集体经济的工农综合体是有可能的。如果我们有发展共产主义的决心，先到各地农村去发展一系列集体经济，壮大之后，再联合起来，农村包围城市还是有可能的。

　　土地所有制双重性，第一个双重性，就是农业的存在，不管资本怎么弄，人要吃喝，所以农业利润再低，也必须发展农业。第二，资本争取利润，追求效益，在土地方面就相当于必须高效开发。做不到高效益，资本就不感兴趣。这也是广大农村至今拥有广大土地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给社会主义者带来很大空间。

　　现在探讨“土地所有制册”的结构。

　　我们已经知道“资本册”呈现出“一般”-“竞争”-“信用”-“股份资本”的辩证过程。这一辩证过程可以一般化为这样一个由五个环节组成的过程：“单一”-“许多‘单一’的相互关系”-“由相互关系形成的‘一般’对许多‘单一’的关系”-“‘一般’渗透到许多‘单一’之中”-“融有‘一般’的许多‘单一’组成新的‘总体’”。

　　在某一“总体”相对确定的前提下，组成这一“总体”的诸多相对同质的“单一”与该“总体”所构成的结构和过程，呈现出这样一种辩证结构和过程：在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中，首先是该“总体”的本质直接表现在一个“单一”的内在矛盾上。在这一个“单一”的内在矛盾上，该“总体”和“单一”都只是一种本质的呈现，而尚未获得本质的现实性，尽管本质的现实性在这一“单一”中依然存在实现的可能。然后许多“单一”相互发生关系，主要是冲突和竞争，这些“单一”的内在矛盾因此同时表现为外在矛盾。这些外在矛盾虽然是内在矛盾的外显，但也具有相对独立的规律和形式。这些许多的“单一”经过反复冲突和竞争，形成这些“单一”的“一般”，这种“一般”不仅帮助这些“单一”认识到相互的共同性，而且会演化出这个“一般”的现实形式，即不仅仅是抽象的“一般”，而且是呈现为“单一”的“一般”，这个“一般”与许多“单一”形成全面的关系。呈现为“单一”的“一般”在与许多“单一”的反复互动中，这个从许多“单一”外化出来的“一般”又会渗透到许多“单一”中，使它们成为包含有呈现为“单一”的“一般”的“单一”。这样一来，融有“一般”的许多“单一”组成真正意义上的即直接具有现实性的“总体”，呈现为“单一”的“一般”此时也正式成为这个“总体”的统摄形式。

　　这种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五的辩证过程有点像中国古典阴阳五行辩证法，但这个辩证过程显得更有统一且具体的内在演变关系。我认为这一辩证过程可以广泛应用于各个方面，考察它们从抽象到具体的生成机制。后面的“册”我也尝试用这一过程来建构基本结构，以帮助处理材料。

　　“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马恩全集》卷30页49，1995年第二版)

　　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中，“土地所有制”册的基本结构应该也是：

　　“土地所有制一般”、

　　“土地所有制特殊”、

　　“土地所有制个别”。

　　“土地所有制一般”：

　　单个地产资本到多个地产资本的过程。

　　土地所有制在生产领域的一般：主要是在农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领域的土地所有制过程。

　　土地所有制在流通领域的一般。

　　土地所有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一般：资本主义生产的土地所有制总过程。

　　“土地所有制特殊”：

　　1、地产资本的竞争：许多地产资本(产业结构类的)的相互关系：农业地产、工业地产、商业地产、金融地产、居住地产的相互关系。

　　2、地产资本的信用(金融化)：资本积聚-城市化，中产阶级，地产集体化和公有化。

　　“土地所有制个别”：

　　土地股份化、地产组织——地产所有者个人、地产公司、中产阶级、地产集体所有和公有、国家。

　　土地所有者、土地经营者、土地居住者。

　　当然也可以根据中国当前土地制度改革的做法，认为“土地所有制一般”是集体所有权，“土地所有制特殊”是承包权，“土地所有制个别”是经营权，用这个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地所有制，似乎还说得过去。最后这三权分离与合一，即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再合起来，实现三权综合效益的发挥，这可能对于我们发现未来的新世界很有帮助。

　　三）“雇佣劳动册”

　　第三册是“雇佣劳动册”。“(Ⅳ)资本的一部分同活劳动能力相交换，这可以看作一个特殊要素，而且必须看作一个特殊要素，因为劳动市场不同于产品市场等等，它是受另一些规律支配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人口，但不是绝对的人口，而是相对的人口。”(马恩全集46下11)

　　雇佣劳动是剩余价值的非主体的主体形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主体，但在雇佣结构中无产阶级毫无主体地位。这就是所谓的剩余价值的非主体的主体形式。在马克思的分析里，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有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什么叫形式从属?劳动只在生产领域从属于资本，但在其他领域，比如消费等，并没有从属于资本。实际从属，资本主义普遍建立起来以后，劳动对资本的从属是全面的。马克思认为：

　　“雇佣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是所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一般形式，其典型形式存在于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化大生产还没有建立起来的阶段，即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也以相同的程度逐渐转化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资本论>续编探索》页365)

　　由此可知，农民工对资本的从属是形式从属，还没有发展到实际从属。当他们发展到实际从属时，就失去土地。

　　“雇佣劳动一般”是形式从属，也是一般从属的特征。“雇佣劳动特殊”就是实际从属。“雇佣劳动个别”是什么呢?我的假设是个体化雇佣。我们现在是互联网时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劳动形态个体化，即一个人能完成很多的劳动，或者说随着社会化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单个单个的劳动，不一定要集中在一起共同完成。这是个体化工人，就是说，雇佣劳动者作为一个个体，被分离的、单独的、个体地被雇佣。而不是群体的组织在一起的集体雇佣。这是和生产力的发展很有关系的，必须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才能实现个体化雇佣。

　　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个体化雇佣是雇佣劳动的高级形式，压迫和剥削也是高级形式的，同时也是雇佣劳动者的主体性，也就是非主体的主体性，在这也是高级形式。非主体的是他是被雇佣的，在雇佣结构里它是没有主体性的，但是在劳动过程中，他的主体性最强的，比形式从属、实际从属都强。

　　马克思认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已经潜藏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被扬弃的因素，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个体化雇佣，扬弃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程度就更高。

　　现在来看“雇佣劳动册”包括哪些内容?包括雇佣劳动者与无产阶的关系，雇佣劳动者怎么样发展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成长和觉醒，在资本的发展不同节点所可能具有的革命的机会，就关于革命的政经济学，包括技术和组织在内的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不同节点，雇佣劳动者的知识能力和劳动能力，或者说劳动成本，等等。

　　主要内容还是“雇佣劳动册”的双重性，它的资本主义性，以及它的隐藏的逐渐发展起来的革命性。个体化雇佣状态的革命性怎么理解，我目前还没有很好的把握，没有很好的思考，但有一点肯定，马克思的人与人之间从形式自由到实际自由的转变，应该说，这是为未来的新时代创造条件的。这个条件是非常重要的，难度也在这上面。现在的共产主义者要善于把这些个体化雇佣状态的劳动者，建构起一个无产阶级，建构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这是新时代的特点，也是“雇佣劳动册”在今天写作的一个基本要求。

　　四）“国家册”

　　第四分册是“国家册”。资本主义国家，是剩余价值的共同体形式。正如封建社会的国家是地租的共同体形式。剩余价值，有很多的形式，比如一般形式、相互作用形式、直接形式，到现在是共同体形式。在“国家册”中，各种新旧凯恩斯主义就出来。

　　从资本主义角度，从剩余价值角度，“国家一般”是“国家资本”，是产业资本意义上的，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国有资本。“国有资本”和“国家资本”范围广，但总体来说主要是发挥产业资本功能，也就国家在生产领域，在资本生产领域的功能。

　　“国家特殊”就是赋税，相当于商业资本，也就是流通领域的国家形式。

　　“国家个别”也就是国债、公信用、国家形式的“金融资本”和“股份资本”，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总过程。

　　从现在看，这是资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功能和经济形式比较完整的结构。资产阶级学者受自身片面性影响，出现不同的片面主张。新自由主义不强调国家资本的作用，不强调赋税和国债的作用。凯恩斯主义就强调这些作用，三个都强调。新自由主义会在“竞争篇”、“信用篇”发挥重要作用。“竞争篇”对应的是奥地利学派，“信用篇”对应的是货币主义学派。

　　这里讲几个根本点。

　　第一个根本点是国家作为资本存在条件的创造者。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是有充分认识的。在资本主义早期，在英国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马克思都揭示国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核心是创造资本主义的存在条件。每次危机来临，国家的作用又凸显出来，其实就是重新创造资本主义的存在条件。

　　作为资本主义初始条件创造者的国家和作为资本主义存在条件再创造的国家是有区别的。(此处有删节，55字)，前者带有鲜明的非资本主义的形式特征，带有鲜明的历史痕迹，具有自然演变的性质，而后者更带有自觉自为的性质，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自我意识。

　　第二个根本点是资产阶级国家职能的两重性。它有两重功能，一是社会化大生产意义上的，一是社会生产关系意义的。即它有发展生产力的功能，也有维护和发展生产关系的功能。发展生产力并不是社会主义独特的任务。社会生产关系意义的，就是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维护雇佣劳动制度。

　　我把资本主义国家称作剩余价值的共同体形式。这样它也有很多的不同种类，它不同的经济结构的不同的时期会出现不同的特征。这个不详细展开，比如美国式、法国式的，英国式的，德国式的，还有中国式的。剩余价值为什么会有共同体形式?资本的“竞争”发展出“信用”，发展出“一般资本”对“个别资本”的关系。然后是土地私有制讲的是土地，雇佣劳动讲的是人口，劳动者，劳动力，这是讲三个阶级。土体与人口的结合还会形成民族。“资本”是讲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国家在这个基础上协调他们，维护他们的关系，这就必须采取共同体的形式。采取共同体形式，主要是有国家资本，有赋税，有国债，这些形式都是从剩余价值里分割出来的。这是马克思再三强调的，是剩余价值分出的一部分。

　　从这一册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知道当马克思主义被做非批判性处理的时候，也就是当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失去无产阶级立场的时候，“国家册”就成为拯救资本主义和发展资本主义最有用的东西。我今天所讲的这些东西，如果讲得很好，讲得透彻，也有可能成为拯救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利器。所谓拯救资本主义就是重新创造资本存在和发展的条件，这无疑需要国家的作用。

　　这一册如何讲它的双重性?隐藏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面还是有的。第一，它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是产生未来新世界因素的。国家资本、赋税和国债，都是这样的。国债，就是公共信用，也是资本的一种形式。马克思非常强调这一点。包括现在的货币，西方的货币就来自于国债的发行。它和赋税形成一种相互转换的机制。

　　五）“对外贸易册”

　　第五分册是对外贸易册。这属于剩余价值的国际形式。

　　“对外贸易一般”，是国际分工，形成国际价值，是资本对外贸易在生产领域的内容。

　　“对外贸易特殊”，是国际贸易，是国际价值在流通领域的实现。

　　“对外贸易个别”，是对外贸易一般利润率的形成 ，出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外贸易一般利润率，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为资本主义国家转向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提供基本条件。这一部分重点讲两个内容。

　　在马克思看来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交替使用的两个手段。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可以说是费尽了心，直接给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在对外贸易上是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交替使用。反而资产阶级学者因此形成两种非常不同的派别斗来斗去，不能自觉的使用这两个手段。马克思主义这一观点就又成了拯救和发展资本主义最好的工具。这也应该是马克思想得到的东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发展资本主义。马克思后面的东西没写完，但是基本观点都有了，我们也在运用。我们现在成为中华帝国主义，就单纯地鼓吹自由贸易。其实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不仅交替使用，而且还同时使用。说交替使用，是讲主导性政策，即有时是以贸易保护为主导性政策，有时是自由贸易为主导性政策。“同时使用”是说在有些领域使用贸易保护政策，在另一些领域使用自由贸易政策。如果自觉的运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规律来发展，便是这样运行。

　　在无产阶级对待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的态度上， 马克思的观点与很多人不同，他认为无产阶级应该支持自由贸易。贸易保护对无产阶级并不能带来多少好处， 而自由贸易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导致社会危机，然后迎来人类解放的机会。这个观点和很多左翼是不一样的。

　　马克思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反对一切的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措施，马克思支持自由贸易就在发展生产力前提下进行的。这一点是与很多人不同的地方。但是自由贸易的结果确实是如此，就是暴发全面危机。

　　对外贸易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前提之一，输出革命是社会主义存在的前提之一。

　　六）“世界市场册”

　　第六分册，“世界市场册”，主要两个内容，一个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一个是“资本主义总危机”。马克思把经济危机整体内容放到“世界市场册”中叙述，叙述的是“资本主义总危机”。“资本主义总危机”必然是“世界市场”意义上的，因为“世界市场”才是资本主义总体。此前的册编章节叙述到的“经济危机”，大多是在一般矛盾和基本矛盾意义上论述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几乎不涉及经济危机的现实性。在现实状态中，它们往往表现为局部危机。

　　“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最大的整体。它不同于我们平时所说的狭义的“世界市场”。狭义的世界市场，是各国通过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和领域。马克思说的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世界规模的整体和总体。因此，“世界市场”至少包括两个含义：第一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总体，第二是资本主义总危机，即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总体爆发危机。

　　这里依然使用“一般”“特殊”和“个别”来设计这一册的基本结构。

　　“世界市场一般”

　　“世界市场一般”，是现代殖民主义，是“对外贸易”(册)发展出来的一个环节，国家之间的贸易竞争导致现代殖民主义，争夺殖民地的原材料、劳动力和市场，攫取国际市场的超额利润，扩大自己在国际市场的一般利润，在国家之间形成一般利润率。

　　这里要区分作为资本主义产生前提的现代殖民主义和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手段的现代殖民主义。前一殖民主义带有许多前现代即“资本主义以前”的特征。从前一殖民主义看，资本主义是殖民主义的副产品;从后一殖民主义看，前现代特征是资本主义的副产品。所谓前现代特征，主要表现为对殖民地领土的占领和对殖民地人民的非雇佣性奴役。这种区分表明只要有一丁点可能，资本主义就会无所顾忌地采用这种带有前现代特征的剥削方式，而且这并不妨碍它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这种区分也表明，即使没有这种前现代特征的剥削方式，并不必然妨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妨碍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发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初的形成，必然是带有这种前现代特征的。

　　现代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般规律。后来人们所说的经济殖民主义、文化殖民主义都是以它为基础。总体来说，资本主义世界关系必然是一种殖民结构。这是资本主义在国家之间不断打破一般利润率的一种表现和结果。作为资本主义产生前提的现代殖民主义，主要是充分利用国家之间一般利润率尚未形成的国际经济格局争夺超额利润;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手段的现代殖民主义，主要是不断打破国家之间已经形成的一般利润率，从中谋取超额利润。

　　资本主权化和主权资本化，在殖民主义结构和世界市场中是一个不断的过程。在殖民主义结构和世界市场中，无论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都带有主权资本的属性，即在对外贸易和殖民中，它们既作为一般资本，又作为主权资本，在从事资本主义活动，都千方百计既实现作为一般资本所追求的利益，又实现作为主权资本所追求的利益。在国际层面私人资本和主权资本的双层性或双重性是显而易见的。国家资本在世界市场上的主权资本属性是显而易见的，而私人资本在世界市场上的主权资本属性并非显而易见，而这种表现上的差异常常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拿来做文章，反对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参与世界市场竞争。也就是说国家资本在世界市场中的主权资本属性容易理解和叙述，而私人资本在世界市场中主权资本属性难以理解和叙述，也是这一部分的叙述困难之一。

　　主权是“整体”统摄自身的一种权力，是一种整体权力。这种整体权力的表现形式或承载主体与其相应的“整体”的产生、结构和机制等密切相关。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必然主权化，主权也必然资本化。资本主权化意味着资本获得国家的统治地位;主权资本化意味着主权获得攫取剩余价值的权利，这种权利最终是为资本主义服务，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不断创造条件。因此，资本主权化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在国内实现资本的统治，一是在国外实现宗主化的统治。后者后来发展为已经褪去前现代特征的国家竞争力学说。

　　对“世界市场一般”的叙述，将主要以“一个主权资本”对“殖民地”关系的形式展开，正如“资本一般篇”主要是以“一个产业资本”的形式展开。它既有自己的“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比如所谓的带有前现代特征的剥削方式，也有自己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比如褪去前现代特征的国家竞争力学说所论述到的大多数内容。

　　“世界市场特殊”

　　“世界市场特殊”，也存在两个环节，一个是“世界市场”的“竞争”环节，一个是“世界市场”的“信用”环节。

　　“世界市场”的“竞争”环节

　　“世界市场”的“竞争”环节，我造了一个词，叫“列强帝国主义”。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夺，即“列强帝国主义”。现代殖民主义，虽然争夺殖民地比较激烈，但是这些殖民地宗主国之间的竞争尚未进入白热化状态，尽管宗主国之间的竞争是殖民地争夺的前提，即“世界市场一般”的前提，但与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主要矛盾是有根本差异的。列强帝国主义，是说这些列强都拥有自己的殖民地，并与殖民地一起成为一个帝国整体，相互之间进行竞争和争夺。我称之为“世界市场特殊”。

　　列强帝国主义，是许多“主权资本”的相互关系，即“主权资本”之间的“竞争”。在这一阶段，它们会形成世界市场的一般利润率。世界被瓜分完毕，对外殖民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增量有限，进入新的阶段，一方面是开拓对外殖民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另一方面是争夺其他帝国的殖民地。争夺其他帝国的殖民地，并不增加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剩余价值总量，只是改变它们在列强之间的分配。在这一竞争过程中列强内部金融与工业发生结合，形成金融寡头，以支持国内国外的资本主义竞争。随着一般利润的形成，列强之间的信用也会被发展出来，即世界市场“一般资本”被创造出来。世界市场“一般资本”的现实承担者，在当时主要是英国主权资本。此时的世界市场“一般资本”的主导地位相对较弱，大部分功能依然依赖金银天然的世界货币属性，但由于货币总量越来越巨大，金银数量有限，越来越难以支持世界市场所需要的“世界货币”总量。主权资本的“世界货币”信用体系建设越来越迫切。

　　从竞争体系向信用体系转化，是一个比较大的难关，有可能引发资本主义危机。在世界市场中，它就有可能引发资本主义总危机。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第一次总危机爆发，并引发两次世界大战和社会主义革命。

　　世界大战一战二战，是世界市场的一次总危机。前面已经指出，马克思讲经济危机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是在总危机情况下讲社会主义革命的。事实证明，一战二战是世界市场总危机，从而出现社会主义革命及其产物——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一战出现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二战出现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这是“世界市场”的第一次总危机。单个国家内部的经济危机，对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来说，只是一场局部危机，很难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因素。

　　从这个角度理解苏联革命和中国革命都在落后地区，苏联是在落后帝国主义国家革命，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革命。一般认为，这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不一致，但是如果把它们放到世界市场总危机中看，这又是一致的。因此他们认为，只是革命爆发的具体地点，马克思没有预计到，而世界市场总危机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这一点，马克思说对了，他是从资本主义内部分析出来的。

　　人们也注意到马克思晚年对《资本论》适用范围进行限制，并提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东方可能不一样的道路。显然从事后看，马克思这些限制和提示都还是极其抽象的，还来不及将它们统一起来考察，当时的历史经验也不足以帮助马克思将它们统一起来考察。列宁提出帝国主义理论，将马克思所谓的东方道路转变成在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和落后的殖民地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这个转变是非常成功的，有力地指导了这场社会主义革命。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说它已经将马克思的《资本论》、东方道路、帝国主义理论、落后帝国主义国家和落后殖民地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等统一起来。

　　我认为，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也就是说东方社会土地所有制研究，还没出成果，也就是说资本的空间形式、空间结构，马克思还来不及厘清楚。也就是说对世界市场总危机的定性分析，马克思是把握到位，而定量分析、结构性关系分析，马克思还来不及研究。所谓资本的空间形式、空间结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土地的所有制形式和领土的主权形式。

　　世界市场总危机的定性分析与世界资本空间结构的定量分析结合起来，就构成具体的现实的世界市场总危机和社会主义革命形势。第三世界，包括无产阶级的形成，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在一个世界市场机制，二战的世界市场总危机情况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背景下，在资本的世界的空间结构下，通过共产主义运动建构起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形成中国的革命具体。这就是本质与现象的之间的辩证关系。

　　换言之，从现在来看，并不是需要对《资本论》适用范围进行限制，而是需要将它与土地、雇佣劳动、国家等进行进一步的综合研究，将从抽象到具体的叙事进一步具体化。最后会发现，《资本论》的适用范围不仅不需要被限制，反而是进一步扩大，扩大到全球范围。需要改变的不是适用范围，而是适用方式。

　　“世界市场”的“信用”环节

　　“世界市场”的“信用”环节，可称之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是“全球市场”的第一个阶段。从此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进入全球资本主义暨全球帝国主义阶段。全球帝国主义，是单极世界，是层级式资本主义。“层级式”，以区别于“列强式”。到目前为止，还只有一个形态，就是美式全球帝国主义，也即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换言之，全球资本一般的第一个现实形态是美元资本，也即美国资本。美元资本和美国资本之间呈现出复杂性。

　　全球帝国主义时代是苏联崩溃以后到2008年前，是第一个全球帝国主义时代，我把它称作全球帝国主义1.0版本，是一个军事霸权+美元金融霸权的海洋性全球帝国主义。

　　“世界市场个别”

　　“世界市场个别”，目前我称之为“全球股份资本主义”，是“全球市场”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尚未到来，只有一些要素。

　　这样一来，就出现现代殖民主义、列强帝国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划分。这里把帝国主义分成三个时代：一是列强帝国主义时代，二是两极帝国主义时代，就是美苏争霸时期的两极帝国主义，三是全球帝国主义时代。我把即将可能的中华帝国主义称作为全球帝国主义2.0版本。它能不能实现目前还不清楚。从帝国主义来划分，中华帝国主义是全球帝国主义2.0版本。但是从世界帝国主义来看，它是世界帝国主义4.0版本。它前面有现代殖民主义、列强帝国主义、全球帝国主义1.0、然后就是全球帝国主义2.0。从世界资本主义来看，它是第四阶段。从全球帝国主义看，它是第二个阶段。

　　或者可以这样说，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发展演变分成不同阶段，不同阶段有其相应的形态，分别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1.0，即现代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世界市场2.0，即列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世界市场3.0,即两极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4.0，即全球金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世界市场5.0，即全球股份资本主义。

　　如果以“一般”-“竞争”-“信用”-“股份资本”的辩证过程(这一过程可以一般化为这样一个过程：“单一”-“许多‘单一’的相互关系”-“由相互关系形成的‘一般’对许多‘单一’的关系”-“‘一般’渗透到许多‘单一’之中”-“融有‘一般’的许多‘单一’组成新的‘总体’”。在全球体系中形成的“一般”重新回到其构成单位中去，有一个从大单位到小单位的传导过程，最后到个人)推演，中华帝国主义暨全球资本主义2.0版本，应是“股份资本”的“世界市场”形式，即各种主权资本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股份化(比如主权财富基金、国有资本等)，共同参与到各种类似“股份公司”的国际组织和跨国企业中。

　　在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暨美式全球资本主义阶段，跨国私人资本股份化已经很多，但主要集中在由美国主导的投行等大企业中，同时主权资本股份化几乎是刚刚开始，换言之，全球股份资本已经产生，甚至已经成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前提，但并未发展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主导方式。

　　中华帝国主义要真正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暨全球帝国主义2.0版本，对这种世界市场形式的“股份资本”，就要具有相应的促进能力和治理能力。这是一种主权资本股份化的全球投资结构。这样的一种全球资本结构也要求相应的国家治理结构，即主权资本的形式创新、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的关系治理，特别是国家资本与国家公民的关系治理。中国就必须成为股份化的主权资本参与的全球股份资本公司的领导者、控股者。

　　全球帝国主义2.0时代有一个很大的典型特征，就是普遍性的民族独立国家已经有初步的发展。全球帝国主义1.0版本，也就是美式全球帝国主义时代，虽然也是普遍性民族独立国家时代，而现在是普遍性民族独立国家都获得初步的发展，比如说金砖四国五国，甚至更多的国家处于经济发展阶段。这也是当前全球形势的一个特点。这些初步发展起来的普遍性民族独立国家实现主权资本股份化是有可能的。

　　接着是跨国私人资本发展成为全球股份资本与主权资本发展成为全球股份资本。普遍性民族独立国家的跨国私人资本大多很弱小，无法成长为全球股份资本，而这些国家的主权资本转化为全球股份资本的可能性则相对大得多。主权资本的双重功能，一个是执行国家的公共职能，努力将国家打造成为政治共同体，一个是维护和支持私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主权资本股份化的前提是主权资本的双重功能相对稳定的实现。主权资本股份化，显然是在为全球政治体的形成提供相应的结构性的经济基础。

　　从“世界市场册”也可知《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结构完成的重要意义。

　　资本主义总危机

　　为什么资本主义总危机依然是生产过剩危机呢?马克思的一个观点是，资本主义危机只可能是生产过剩危机，而不可能是其他的危机，但是它有一个特殊性，这个特殊性是什么呢?“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是整个危机倒置的反映。本来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继而是商品资本过剩和商业危机，最后导致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然而危机的爆发却恰恰颠倒过来，首先爆发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后是商业危机，最后是生产危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先发性，造成它们是危机的原因和基础的假象，其实只不过是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预兆和先声。”(《<资本论>续篇探索——关于马克思计划写的六册经济学著作》，汤在新主编，页546，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

　　“信用”下连“竞争”，是从“竞争”中形成的“一般”，上连“股份资本”，是“信用”所包含的“一般”融入到“单个资本”中。很多人把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危机，看作是信用危机和金融危机。我一直对这个解释不满意，但是外语不好，不了解国外，对他们的实际情况不清楚。特朗普竞选，很多问题才暴露出来。西方经济学家为了反驳特朗普把美国经济问题归于自由贸易的观点，指出美国经济问题在于自动化生产普遍化，是工业自动化夺走工人工作机会，而不是全球自由贸易。这实际上是说美国在生产领域出现根本性危机，已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适用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力是什么呢?就是全面自动化和智能化。全面自动化淘汰工人，全面智能化淘汰生产领域的知识分子，自动生产一体化淘汰产业服务人员。这个过程本来已经存在，并进一步深化，但是由于信用急剧扩张，这一过程得到信用机制的保护或遮蔽，生产领域危机暂时被急剧扩张的信用消化，从而被掩藏起来，同时也把生产领域的危机积累扩大。最后，信用体系支撑不住不断扩大的生产过剩，不断积累的危机才公开爆发出来。

　　现在国内很多人不断写文章，批判美国金融体系，认为中国只要不重犯美国金融体系的毛病，不重复美国的金融做法，就可以避免经济危机。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没有信用扩张，没有金融扩张，生产领域危机就会提前爆发。美国就是因为有信用的巨大扩张，才使得危机爆发延迟到2008年。美国拥有全球信用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一般”的美国资本和全球各国具体资本构成一种全球信用关系，并从中获利——当然可以把他们生产领域的过剩危机延迟爆发——获取很多的钱。作为“全球资本一般”的美国资本，就可以作为“全球货币”所有者，收割全球性利息，做利息的消费者，消费消费者，消费生产过剩，直到有一天利息、利润率极端降低，利息越来越少，直到没法消化生产过剩。

　　前面已经讲过世界市场总危机和社会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那这次全球市场意义上的全球经济危机会不会导致社会主义革命呢?这里有个问题需要我们判断。当年是一个列强帝国主义时代，可以说是一个“竞争”大于“合作(信用)”的时代。这就回到“资本册”第二篇“竞争篇”与第三篇“信用篇”的辩证关系。可以说世界范围来的资本运作同样会经历这样的辩证过程。殖民主义，可以说单个“世界市场”资本，是“世界市场”资本“一般”。列强帝国主义，那就出现世界市场资本的“竞争”。以国家形态表现的“世界市场”“单个资本”之间出现“竞争”，这是列强帝国主义时代。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就是一般利润率很高，形成信用，出现“全球性一般资本”对其他国家的具体资本的关系，这就是“世界市场”的“信用”，也就是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它与国家金融资本主义有所不同)。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出现金融危机，世界市场总危机，会不会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在一起，会不会激活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现在需要观察。

　　这次全球经济危机还没走完，中国工业自动化才开始。假如在全球经济危机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中国自动化全部展开，会不会出现一个更大的危机，现在不好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全球帝国主义时代，也就是说，信用化的世界市场和竞争化的世界市场是不一样的。列强帝国主义就是竞争化的世界市场，全球资本主义全球帝国主义是信用化的世界市场。后者的社会主义革命条件是什么?或者会不会不一样?我们需要观察和分析。

　　社会主义革命与资本主义存在条件重新获得存在相应的速度比赛。社会主义革命需要具体的革命理论、革命组织、革命群众、革命领导等的准备和积累。资本主义存在条件的重新获得，是在过剩产能被摧毁之后资本重建的过程。从已有资本主义史看，资本主义通过摧毁过剩生产重建资本存在的条件还是可能的。现有生产力也不至于已经发达到资本主义没有翻身复辟的机会。这场比赛可能是一个反复过程。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部分内容之一就是摧毁过剩产能以重建资本存在的条件。

　　目前的一带一路战略，是基于此前中国生产过剩即所谓产能过剩而开展的一种通过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所进行的开发性市场开拓，以区别于现代殖民主义时代和列强帝国主义时代的掠夺性市场开拓。也许可以说，这种开发性市场开拓普遍发展于两极帝国主义时代的美式半球资本主义。这种开发性市场开拓在当前虽然具有以全球实业资本主义对抗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进步性，但它一方面是以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为前提的，另一方面随着开发性市场开拓的展开乃至完成，中国工业自动化也基本上实现普遍化，则将面临一种全新的生产过剩。如果说前一种生产过剩尚可通过开发性市场开拓来缓和，那么后一种生产过剩只能通过信用扩张来缓冲，因为它是一种对工人彻底排斥的生产过剩，任何生产扩张都无助于工人工作机会的增长。也就是说另一方面它自身必须成长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

　　如果中华帝国主义只是发展到全球金融资本主义这一步，显然不足以应对自动生产一体化和智能化这一新生产力普遍化所带来的挑战。在这一挑战迫在眉睫之前能否发展出全球股份资本主义，是全球资本主义能否跑赢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因素。历史的曲折性在于在这样一种趋势中能否产生处理好资本、土地(自然条件)和人民(劳动者)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领袖、理论、组织和制度等，即相应的政治形式和精神形式。

　　至此，“《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资本册’四篇《资本论》四卷”结构，都分析完了。我们要想真正了解从三位一体的基础性结构到共产主义还有多远，从这六分册的分析看，还很远很远。这里面我们需要很多的研究分析。我们从现实中就分析了他的新世界的一些新特征、新条件，在新条件上的革命、组织形式、革命方式，以及革命完成以后的国家形式，是应该很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够重抄列宁和毛泽东关于国家和革命的论述，同时，我们也不能够机械而教条地认为，这些东西必须等资本主义全部发展完成以后才能搞革命。我们对它经过充分的研究和认识，只要有世界市场的总危机爆发，就有可能引来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可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生产力的革命，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革命。

　　此时再来看《资本论》，就知道《资本论》是必须读的，是必须认真读的。它的第一卷是制造无产阶级立场的利器。为什么说是“工人阶级的圣经”?第一卷同时也讲了它的分析方法，同时要用来指导我们的革命，分析当前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双重性，不能把现实当做一个单一的天天怨恨的对象。我们要区分社会性质的分析和历史意义的分析，我们不能认为资本主义一切都是恶的。在马克思看来，发展生产力是资本的最大特长之一。

　　它的危机就是存在于它发展生产力的这一个特征之中，革命也是在资本发展生产力的这个特长优势之中形成。我们必须思考在资本主义发展出这样的新条件，新形势下如何走革命的道路。当年马克思不具备条件，列宁、毛泽东都是在落后帝国主义地区和落后殖民地地区。我们现在该怎么往前走?这是今天从六分册里学会掌握这个分析方法的一个目标。

八、问答环节

　　01

　　“打工仔”：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不改变，经营权开始流转，并不影响中国新工人变成彻底的雇佣劳动者的命运。

　　答：第一我不太同意“中国新工人”的提法。中国目前工人的主体还是农民工，在世界发展史上，这是一个独特的阶级。我在一篇文章里分析过，说他们是工农相结合的一体化。经营权开始流转，会不会影响中国农民工的命运，目前还无法判断，为什么呢?因为最终决定于后面的博弈。目前的博弈还是比较激烈的。

　　西方的一种分析方法，是看政府有无左翼。有左翼的政府就有内部博弈的空间。集体所有权不否定，承包权也不否定，从中分离出一个经营权，目的是经营权流动起来，发挥经营权的作用。大家注意到没有，它同时也激活人们对集体所有权的想象。在承包权时代，集体所有权没有被激活。经营权话题提出来以后，集体所有权概念又被激活。四处都在运动，在努力，很多人都在努力。既然承认集体所有权权，那我们可以让集体所有权发挥作用。总体来说，经营权流动是为了前面讲的是土地所有权成为地租的一个目的。但是集体所有权的存在、承包权的存在，使得经营权和过去的土地所有权的资本化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可能会影响后面的发展。我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过，就是假如说中国的工业自动化和智能化提前到来，大批的工人，无产阶级变成无业阶级的时候，集体所有权就会发挥作用，这个我们还得看一步走一步。我觉得左翼们在这个问题上要积极参与，不能被别人的“中国新工人”概念牵走。我们还是要抓住“农民工”这个特点，放在农民工的基本结构中考察中国。

　　02

　　wsxs：怎样看到股市在中国经济社会结构中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保护行动的推进或者有没有可能取缔股市。

　　答：大家可能不会忘记2015年的牛市运动，都认为牛市到了。当年所谓的牛市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一带一路战略提出来。一带一路战略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一带一路建设中去，在这个时候，股市会起融资的作用，当时政府也以为可以利用股市为一带一路融资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但是一带一路是一个战略性的行为，不是一个战术性行为，在短期内起不了多大作用。第二个是一带一路启动阶段，主要是国有资本的行为，是国有企业的行为，而不是私有资产的行为。一带一路战略启动以后，国有资本、国有企业启动之后，扫清私有企业解决不了的国家之间的制度性摩擦，民营企业民营资本才是一带一路的新力军，那个时候股市为民营资本融资进入一带一路建设是有可能的。

　　股市本身不会被取缔，最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反而会有很大的发展。现在股市差是因为全球经济萧条。经济形势一好，所有人都把钱投进去。现在国家搞国有混合经济改革，也需要股市。国有企业想通过股市混合改革以控制更多的资本。它的改革处口号是这样的，实际情况怎样现在还不知道，但无论如何，它必须通过股市，哪怕是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也是通过股市。当然还有其他资本市场。国企还可以通过广义的资本市场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股市只是其中一个途径，一个有力的补充。

　　股市本身不存在危机不危机的。危机主要在于生产过剩领域。

　　03

　　王大刚：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跟实用主义是什么关系，在初级阶段是否有其合理性。

　　答：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就是一种实用主义，虽然不能反过来说实用主义的就是庸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用主义，可以搞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可以搞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国化。但是他们为什么要搞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它需要毛泽东时代所创建的新国家形式来拯救和发展资本主义。它只要利用毛泽东时代的新国家形式，就要搞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要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利用比凯恩斯主义还要高明的凯恩斯主义，即庸俗化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同时要压制新自由主义的极端片面性。凯恩斯主义是主张自由市场的，它是市场资本主义前提之下来讲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是具有市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双层经营特点。庸俗化了的马克主义是中国实用主义在当前的一种表现形式。

　　它是不是资本主义阶段必须的?这个是没道理的。初级阶段讲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不成立。如果真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就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变成一个生产力的概念，主要是说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概念，在这里社会主义概念都没了。如果他真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就是说生产力条件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那就是说它就得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它首先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探讨。

　　怎么探讨呢?我们很多人讲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其实“计划经济”这个词表达不准确。前30年的经济如果表述比较准确，应该是以价值法则为基础、有商品的计划经济。当时中国有很多的集体经济，有很多形态不一的集体经济，也有不同层级的国有经济，这些经济之间如何发展商品经济是值得探讨的。但这条路被葬送了。所以说和初级阶段没必然关系。

　　但也可以说它是有关系的，因为在初级阶段容易使社会主义失败，很容易产生走资派和资本主义分子。农民有落后性，有小资产阶级性质，经营者占有红利。但不应该说和初级阶段有必然关系，而只能说它和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被背叛以后的形势有必然关系。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被背叛，有它的偶然性，也有它的必然性。但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和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被背叛这个事实有必然性。虽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被背叛和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有一定的必然关系，但不能绕过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被背叛这个中介环节来直接说庸俗的马克思中国化和初级阶段有必要关系。这两个要分清，一定要讲清楚。否则就变成用生产力来直接解释观念上层建筑。这是不对的。它必须结合生产关系来讲观念上层建筑，不能绕开生产关系来解释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一定要通过生产关系这个环节。生产力一定要通过生产关系这个环节来解释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第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中特提出来的，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提出来，但是中特篡改了它的含义。这个中国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在第一讲里就讲过。“实事求是”的“实事”，它有它的历史性和辩证性。如果不考虑它的历史性、辩证性和全面性，全面性是国际范围的全面性。毛泽东讲过，国内外省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中特讲中国实际情况，就把实事求是的“实事”的含义替换掉。这样一来，中特所谓的结合就是在庸俗实践观的基础上的，当然也是修正主义的。修正主义以后，它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立场消融掉，就变成一个纯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变成一个工具，变成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工具，而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一个实现。

　　04

　　某某的问题：马克思不是天生就是工人阶级的代言人。

　　答：不错，第一讲，第二讲都强调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我们也不是为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前面我们已经讲到无产阶级场与人类社会立场的统一，也不是说抽象出一个无产阶级立场来。我们讲无产阶级，是牵涉到这么多的劳动者劳动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在第一讲里已经讲过。第一讲里讲得很清楚的，就是区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具体利益。是人类社会利益还是中华民族利益，用辩证法来看的话，这两个利益是密切相关的。

　　从美国现在的形势来看，如果它在全人类利益和美国利益之间找到辩证统一，他就不会这么被动，中国也是如此。美国利益和全人类利益要统一起来，核心点就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为什么呢?因为无产阶级是劳动阶级，是劳动价值的一切来源，是生产领域的因素。这个前后都讲了，不多讲。

　　05

　　寻山寻水：中央发文保护产权，恒产者才会获得新的更高的主导性政治地位。

　　答：这个肯定的。第一中央发文，“恒产者”理解错了。孟子的“恒产者”，不是指财产所有者，而是指稳定的收入，稳定的产业收入，还不是货币收入，按现在的说是稳定的实际收入。按孟子的说法来理解，所谓的产权保护政策，是违反孟子观念的。但是这个产权保护，不仅会使恒产者很快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而且使过去的被判入狱的一些资本家，都有可能通过翻案方式提前出狱。这个我在一个文章里面探讨过，在我的公号里面，有叫《简评大赦论》，可以去看看，就不想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