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跃然：反映社会还是塑造社会？——国外社会学讨论“政党—社会关系”的两条路径

　　摘要

　　政党与社会群体之间有着怎样的互动关系，是西方政党社会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分析这一问题时，西方政党社会学大量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视角：传统马克思主义视角认为“先有社会，后有政党”，政党是已成型的社会群体的表达和反映，这一视角在西方政党社会学中长期占据主流地位;最近几年涌现的新马克思主义视角则提出“先有政党，后有社会”，作为行动主体的“社会群体”恰恰是被政党的政治行动塑造成型的，这一视角为政党社会学打开了新的问题意识空间。这两条路径可以看作是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的论述各取一端。西方政党社会学的后续发展路径应该将这两条路径有机结合，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总体性辩证思想之中。

　　关键词

　　政党社会学;政党—社会关系;唯物史观;辩证思想;耦合

　　政党一直是西方政治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在长时间的发展中，西方政党社会学形成了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学术脉络和问题意识(De Leon，2014;Mudge & Chen，2014)。在西方政党社会学所关注的若干核心问题中，有关“政党—社会关系”的讨论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政党与各个社会群体之间是如何互动的?不同的社会群体和不同的政党类型之间是否有一一对应关系?政党与社会群体之间的边界是如何被定义出来的?政党与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了政党的兴衰?正如政治社会学中对于国家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国家—社会关系一样(赵鼎新，2006)，对于“政党—社会关系”的关注，也体现了社会学的分析范式在考察政治现象与政治过程时的学科特色。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对西方政党社会学中关于政党—社会关系的讨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但值得玩味的是，这种影响的传递路径并非只有一条，而是体现为两种相互争鸣的视角：传统马克思主义视角认为“先有社会，后有政党”，当社会群体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之后，政党作为这些社会群体的反映和表达而出现，其后续的变化也是被这些社会群体的变化所塑造的;新马克思主义视角则认为“先有政党，后有社会”，作为行动主体的“社会群体”这个范畴并不是自发出现的，而是被政党塑造出来并不断塑造的，是政党的政治行动将多元而分散的个体聚合成具有统一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的社会群体。

　　传统马克思主义视角源远流长，早已越出马克思主义脉络本身，在二战后成为了政党社会学界对政党—社会关系的主流思考方式。新马克思主义视角虽然同样从漫长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汲取了丰富的资源，但它在最近几年才被政党社会学界的一些中青年学者作为一种纲领性的分析立场正式提出，被看作是西方政治社会学领域的主要最新进展之一。这两条马克思主义路径可以看作是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的论述各取一端。西方政党社会学的后续发展路径应该将这两条路径有机结合，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总体性辩证思想之中。

　　本文旨在对这两种讨论政党—社会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视角进行系统地介绍，并将按以下六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对与政党研究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思想进行整体回顾;第二部分介绍传统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发展史;第三部分对新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基本立场及其背后的思想资源进行全面梳理;第四部分将两种马克思主义视角与两种有代表性的非马克思主义视角——继承韦伯传统的“寡头铁律”视角和随着社会运动研究而兴起的“政党—社会运动”视角——进行比较，指出其主要异同;第五部分将新马克思主义视角放在当代欧美政治的现实问题域中，讨论这一视角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最近几年欧美政党政治的最新动态;第六部分进行简单总结，并指出这两条马克思主义路径虽然各有洞见，但因为只是各自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总体性辩证思想的一部分，因此也有偏颇之处。后续政党社会学研究应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总体性辩证思想，尝试将两条路径加以融合。

一、理解“政党—社会关系”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

　　马克思对“政党—社会关系”的理论论述深刻地体现了一种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辩证理解方式。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也即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政党与“经济基础”这一塑造社会的结构性力量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辩证的。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所论述的，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尤其是蕴含在生产方式中的社会关系，是一切上层建筑的前提，为政治生活的展开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1962)

　　然而，马克思并非经济基础决定论者;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双向的。上层建筑具有一定的能动性，既能在一定程度上相对独立地塑造社会主体和政治行动者，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固然是上层建筑得以生发的前提，但政治生活、法律生活、文化生活等上层建筑涌现之后，也就成为了经济基础、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处于辩证关系中的双方本就是互为前提的。马克思虽然并没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明确地论述这一互动关系，但这种辩证的理论倾向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恩格斯晚年的通信中都有清晰体现。

　　对于双向、辩证关系的强调，也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具体论述中。一方面，政治行动者和政治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依托于经济场域的附属场域而存在，体现出经济场域的斗争状况;政党作为政治场域斗争的具体组织形式，同样遵从这一逻辑。恩格斯在1895年为再版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作的序中写道，“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得局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作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多少确切的政治表现”(恩格斯，1965)。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明确提出，政党与政客之间的斗争本质上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不同的政党以及政党内部不同的派别，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及其诉求，政党是阶级通过政治行动实现其利益诉求的组织形式(马克思，2009)。这里体现的逻辑是，只有当政治上有行动力且形成了共同利益诉求的阶级出现之后，政党才会作为阶级利益的代表和实现工具出现。当展望共产党在社会历史斗争中扮演的角色时，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共产党“始终代表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以最坚决有力的方式推动这一利益的实现(马克思、恩格斯，1955)。

　　但马克思、恩格斯同样明确指出，虽然政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已经出现的阶级利益和社会行动者，但政党在形成之后，依然拥有能动性，拥有自主塑造新的社会行动者、自主刻画新的阶级利益的空间。《共产党宣言》写道，“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马克思、恩格斯，1955)。共产党人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这一论断隐含的逻辑前提是，并不是先出现了有集体认同、阶级意识和政治行动力的阶级主体之后才出现了“政党”这一阶级主体的政治表现形式;正相反，在无产阶级政党出现的时候，无产阶级还不是一个社会群体和历史主体意义上的“阶级”，“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的过程是要依靠政党的政治行动来完成的。恰恰是政党的动员、宣传和深耕，使得作为个体的无产者产生对于“阶级”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认同，进而开始从阶级认同的角度理解和指认自身的利益诉求，并和千千万万其他无产者汇聚到一起，成为一股动能巨大的集体性社会力量。

　　阶级主体究竟是从结构因素——尤其是生产方式——中自发涌现并进而表现为政党，还是被政党的政治行动生产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给出了一个辩证的答案：结构因素自然是阶级主体出现的前提，但阶级主体的完全形成，离不开政党的政治行动。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中，继承了这一辩证思路的代表性人物当属列宁。

　　列宁对于政党的思考，源自于他观察到的一个经验悖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首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各国无产阶级当中影响力越来越大、扮演的政治角色越来越重要，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倾向却越来越保守、越来越贴近改良主义，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资本主义框架下的工联主义、选举政治、议会斗争当中。列宁据此认为，虽然生产关系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确客观存在，但并不是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革命性的阶级意识就会“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条件恰恰阻碍了无产阶级变成具有革命自觉性的主体(列宁，1965)。因此，列宁一方面承认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无产阶级具备成为自觉的革命主体的潜质，另一方面又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自发的发展趋势却指向改良主义和工联主义。因此，将无产阶级塑造成革命主体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一个革命政党来构建一种新的阶级认同，将革命性的阶级意识散播到无产阶级中间，改变无产者对自身利益的认知方式，从而将“无产阶级”变成一种意涵完全不同的政治主体。列宁在《怎么办》中写道，革命政党的任务是“把这种工联主义的政治变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利用经济斗争给予工人的初步政治意识，把工人提高到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意识的水平”(列宁，1965)。换句话说，阶级主体的形成需要客观的社会基础，但并不是自发形成的阶级主体以革命政党的方式表现出来。革命政党在不脱离客观的社会基础的前提下，创造出新的阶级主体。列宁强调：“政党是阶级的先锋队，它的使命不仅仅是反映大众的政治水平，更是引领大众”(Lenin，1917)。

　　总结起来，这种理解“政党—社会关系”的辩证思想，既强调已存在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群体对政党的塑造作用，也强调政党本身作为能动主体对社会的塑造。这一思想中蕴含的两个维度，分别被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学的两条路径所发展。其中，传统马克思主义视角继承了“强调已存在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群体对政党的塑造作用”这一维度，认为“政党反映社会”;新马克思主义视角继承了“强调政党本身作为能动主体对社会的塑造”这一维度，认为“政党塑造社会”。一方面，将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各取一端、专门展开，有助于以一种深入、聚焦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在现实问题的研究中，大大加深了我们对现实中存在的政党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但另一方面，选取经典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的一个维度，甚至将其推至极端，也难免显得偏颇，值得我们反思。

二、传统马克思主义视角：政党如何“反映”社会

　　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政党研究中，一种主流的观点将政党看作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尤其是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群体(尤其是阶级)的反映。也就是说，社会结构和社会群体在因果逻辑中处于政党的上位：当社会群体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之后，政党的出现是这些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的表现和载体，是更深层次社会变迁的衍生物，也就是“先有社会，后有政党”。从这一观点看，当我们试图解释政党的变迁与兴衰时，必须要回到“社会”当中，考察政党背后的社会群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一观点植根于对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发展的唯物史观的特定理解，在二战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学中成为主流，其影响也逐渐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学术阵营本身，深刻塑造了主流社会科学对“政党—社会关系”这一问题的思考方式。本文将这一观点称为“传统马克思主义视角”。

　　随着上世纪60年代之后马克思主义脉络在北美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界的流行，这一立场也被大多数关注政党议题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者所采纳。例如，佩杰(Jeffrey Paige)在分析农民革命时就认为，在农民阶层中发展壮大的究竟是激进的革命性政党还是温和的改良型政党，取决于农业生产关系塑造出了怎样的农民主体(Paige，1975)。佩杰指出，去中心化的佃农体制和对水利系统等公共设施的高度依赖，使得农民阶层内部高度同质化，有助于阶级意识形成，而对革命政党的支持反映了成熟的阶级意识(Paige，1975：62)。卡茨尼尔森(Ira Katznelson)在解释为什么美国历史上没有出现具有影响力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政党时，同样将这一政党现象视作美国工人阶级意识的特殊性的反映：美国工人的阶级意识仅仅局限在工作场域和劳动过程中，在非工作的生活空间里，美国工人并不将自己视作“工人”，这就造成工人并没有将工作场域和非工作场域的斗争统一到同一套身份认同中来，阻碍了工人阶级政党发展;反观欧洲，工人在工作场域和非工作场域都强调阶级认同，因此阶级意识容易被带入政治，带来了工人阶级政党的繁荣(Katznelson，1981)。

　　这种认为“政党反映了现存的社会结构、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的视角，逐渐向马克思主义阵营之外扩散，成为了北美政治社会学界分析政党—社会关系的主流路径。在这一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著名政治社会学家李普塞特(Martin Seymour Lipset)。李普塞特本人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政党研究深受传统马克思主义视角影响，他将他自己的研究取向称作“非政治化的马克思主义分析(apolitical Marxist analysis)”，也即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洞见，但并不认同其政治立场(李普塞特，1997)。李普塞特将政党定义为“关于政策和价值取向的冲突中结成的联盟”(Lipset & Rokkan，1967：5)，认为政党主要的功能有二：一是“发展出一套话语，将社会和文化结构中存在的分歧转移成具体的诉求和压力”，即所谓的表达性功能;二是“迫使不同利益的代言人相互讨价还价、协调诉求、归并压力”，即所谓的代表性功能(Lipset & Rokkan，1967：5、93)。可以看出，李普塞特对于政党的理解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社会中先存在利益对立和冲突，在此基础上相应的政党才发展出来。李普塞特的政党研究在社会学界和政治学界影响巨大，而其中最主要的影响就是使“政党是社会群体的政治附庸”的概念深入人心(Mudge & Chen，2014：311)。

　　这一脉络中更加晚近的代表性著作当属曼扎(Jeff Manza)和布鲁克斯(Clem Brooks)在1999年合著的《社会分歧与政治变革》一书。通过分析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政党发展，曼扎和布鲁克斯重申了“政党是社会中存在的不同身份认同和利益分歧的映射”这一核心观点(Manza & Brooks，1999)。21世纪以来，更多的政党研究以此为基点，研究哪些利益群体被包含在哪些政党的支持联盟中、这些利益群体的偏好和行动如何影响政党的立场(Bawn et al.，2012;Karol，2009;Schickler et al.，2010)。在美国的语境下，研究者关注民主党与共和党的选民基础有何不同、这些不同如何影响两党政客的不同政策取向(Bartels，2008;Gilens，2012)。同时，有学者从商业利益集团的政治行动入手，考察这些利益集团如何与两党分别建立性质不同的联系、这些联系又如何推动了两党政治立场与凝聚力的变化(Hacker & Pierson，2005，2010)。佩斯维茨(Josh Pacewicz)近年的研究则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城市基层社区治理与基层政党政治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原先活跃在基层政党政治中的社区领袖逐渐不再涉足这一领域，使得基层政党政治的主导权越来越落入由意识形态驱动的政党活跃分子手中，基层政党政治的核心议题从社区发展中的经济利益协调变成更为纯粹的意识形态对立;这一基层政治的变化驱动了美国两党政治立场的极化。换句话说，政党的变化反映了基层治理结构、尤其是参与政党政治的社会群体的变化(Pacewicz，2015，2016)。

　　用最概括的话说，传统马克思主义视角认为：社会塑造政党，政党反映社会。这一视角在社会和政党之间划上了从社会到政党的单一方向的因果箭头，先有社会，后有政党，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政党。在这一视角下，政党似乎不存在独立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群体的能动性，也无法不去顺应社会中既存的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然而，如果政治场域在本质上是被一系列社会结构所决定的，那么政治场域本身是否还具有独立的意义?

三、新马克思主义视角：政党如何“塑造”社会

　　新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出现，便源自于对传统视角所暴露出的种种问题的反思。在政党社会学过去几年的新近发展中，一批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者开始严肃地提出并系统地阐述一种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政党并不是一味地被社会所塑造的，也并非只是被动反映社会群体的认同和诉求;相反，政党能够主动地塑造和重塑社会(De Leon et al.，2009，2015)。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感、认同感以及有关利益诉求的认知，常常是被政党的政治行动所生产出来的。换句话说，并不是行动者先有了关于“我们是谁、我们在乎什么、我们要什么”的认知，然后依据这些认知参与政党政治;这些认知，以及作为行动主体的“社会群体”这个范畴本身恰恰是在政党政治中形成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党能够随心所欲地生产出它想要的群体范畴和身份认同。包括生产方式在内的结构性因素限制了政党塑造社会的可能性范围。但是，在被限定的可能性范围之内，是政党本身的政治能动性决定了究竟是哪种群体范畴和身份认同被生产出来，政党在限制性的结构因素之下具有“相对自主性”(Desai，2002)。

　　追根溯源地说，这一视角所依凭的思想资源来自于经典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中“强调政党本身作为能动主体对社会的塑造”这一维度，并从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二战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所组成的思想发展脉络中吸收了重要的洞见。在这条马克思主义发展脉络中，“政党塑造社会”的观点一直处于呼之欲出的状态，但21世纪初之前，一直没有学者将其作为一种纲领性的分析立场系统地引入政党社会学研究中。对政党社会学来说，这一视角的引入具有颠覆性和创新性，因此本文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视角”。

　　上文已经提及，列宁对于“政党塑造阶级主体”的论述，针对的还只是特定的政党(革命政党)和特定的阶级主体(具有革命性的无产阶级)。而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借鉴了这一思路并将其大大激进化，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任何集体性的社会行动主体都是被以政党为代表的政治组织和政治领袖塑造出来的。作为这一观点的逻辑基础，葛兰西刷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脉络理解经济场域和政治场域之间关系的方式。在葛兰西看来，经济场域虽然为政治场域提供了基础，但其本身并不能决定政治场域如何发展。比如，当论及经济危机的影响时，葛兰西写道，“直接的经济危机本身并不能导向重大的历史事件，而是为某些思想方式提供了更加有利的传播环境”(葛兰西，1983)。这是因为，经济场域的特定环境会导向怎样的社会和政治行动，取决于行动者们如何认识、理解他们所身处的经济环境。如马克思所说，人们正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认识到他们在经济场域所身处的冲突的(马克思，1962)。当人们身处给定的经济场域和物质条件之中时，关键在于如何通过教育、宣传、劝说、引导使人们以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理解他们身处的物质环境，从而以一种特定的观念去定义他们的物质利益，继而发展出特定的政治行动。这个过程，是由政治领袖和政治组织完成的(葛兰西，1983)。

　　对葛兰西而言，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差异化、碎片化的众多个体如何变成具有凝聚力、团结感和集体认同感的政治主体。人和人之间的成长经历、物质环境、情感体验、价值观念总是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他们的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之间总有着各种各样的分歧(葛兰西，1983)。既然如此，人们如何能化多为一、求同舍异，认识到自己的境况和诉求与另外一些人的境况和诉求之间存在某种关键的相似，从而将自己视为某个宏大的“利益共同体”甚至是“命运共同体”的一员呢?这里就体现了政党的关键作用：“可以说，政党承担着培养有为领袖的使命……如果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要被构建成一个整体，要从一团乱麻变成一支有机的、做好了行动准备的政治力量，那政党领袖对这一过程来说是必需的”(葛兰西，1983)。换句话说，是政党及其领袖持续不断、富有创造性的政治行动，塑造出了各个具有共同体认同和主体意识的社会群体，也就是所谓的“民族—人民意志”(national-popular will);政党既是这一共同体意志的组织者、凝聚者，也是这一意志的承载和表现形式。“政党并非仅仅是各个阶级的机械而被动的表达形式，而是以饱满的能量反作用于这些阶级，从而培育、巩固这些阶级并使其越发普遍化”(葛兰西，1983)。

　　葛兰西的论述，为政党社会学中的新马克思主义视角确立了纲领。这也是新马克思主义视角的提出者将这一视角称为“新葛兰西主义”(neo-Gramscian)(De Leon et al.，2015)的缘由。在葛兰西身后，他所确立的研究思路沿着三个不同的方向继续发展。虽然这些思路都没有系统地论述“政党如何塑造社会”的问题，但其发展出的洞见为新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学的诞生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第一个方向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脉络中对“耦合”(articulation)这一概念的阐释。这一概念被系统、频繁地使用，始于法国学者拉康(Jacques Lacan)的精神分析理论，并经由法国思想家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推广而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脉络中的核心概念(阿尔都塞，2006;Hall，1988)。然而，对新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来说，这一脉络中最重要的贡献来自于阿根廷学者拉克劳(Ernesto Laclau)，尤其是其学术生涯最初期和最末期的工作。对于早期的拉克劳(Laclau, 1977)来说，“耦合”这一概念对应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任何一种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都不是关于单一议题或一组矛盾对立的，而是将相互之间不具有显在联系的多个议题和多组矛盾对立(如阶级、种族、性别、民族等)以某种逻辑拼接、编织到一起，成为一个具有一定自洽性和完整性的话语体系。这个将多个分散的议题编织成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话语的过程，就是拉克劳所定义的“耦合”。在晚期的著作中，拉克劳(Laclau, 2005)进一步强调了“耦合”这一概念的核心是一个话语建构过程：在纷繁复杂的差异和多元的诉求之中，“耦合”这一过程使得其中的某些差异和诉求具有了强大的政治动员力，从而成为定义身份认同和划分敌我的标尺;其他的差异和诉求则在“耦合”的话语逻辑之下被赋予了相似的意涵(也就是指向了相同的“敌人”)，编织进了同一套话语体系，成为了“统一战线”(chain of equivalence)的一部分。借由“耦合”这一概念，拉克劳强调：具有主体意义的社会群体的形成，一定是化多为一、化差异为团结、化分散为联结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绝非自发，而是某些行动者努力建构的结果。然而，拉克劳对“耦合”的阐述过于关注话语层面，既没有深入讨论政党和政治领袖在“耦合”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忽视了“耦合”过程并不只是一个话语建构过程，而是一个包含了话语建构、组织动员、利益输送、暴力胁迫等多个层面的政治社会学过程。这也是新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学对拉克劳的扬弃之处。

　　第二个方向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普热沃尔斯基(Adam Przeworski)对于阶级形成问题的讨论。普热沃尔斯基(1977)指出，作为政治集体行动者的阶级主体本身就是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阶级认同是阶级政治斗争过程的产物，而不是先有阶级认同再有阶级政治斗争;阶级政治斗争的展开虽然受种种结构和制度因素制约，但并不能被简单化约为这些因素。普热沃尔斯基所持的“社会群体由政治过程塑造出来”的观点与葛兰西高度共鸣，也启发了后世的新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学。

　　第三，丹麦社会学家艾思平-安德森(Gøsta Esping-Andersen)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便开始对“政党如何塑造社会”展开实证分析。他所面对的实证问题是：在丹麦、挪威、瑞典的政治经济结构高度相似的情况下，为何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瑞典的崛起比在其他两国速度更快、更持久(Esping-Andersen，1985)?为回答这一问题，艾思平-安德森重新强调了葛兰西的重要洞见：政党是否长久占据统治地位，取决于其是否拥有塑造社会的能力。继而他指出，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创造性的策略行为，将工人和农民成功打造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阶级共同体，这是该党成功的关键(Esping-Andersen，1985)。

　　2009年，三位青年学者德里昂(Cederic De Leon)、德赛(Manali Desai)和图戈尔(Cihan Tugal)在美国社会学界最知名的理论刊物《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y)上合作发表论文，以“耦合”为核心概念，正式将“政党塑造社会”作为政党社会学研究中的一种纲领性理论视角提出(De Leon et al.，2009)。2015年，三位学者合作的专著《构建团体：政党如何组织社会》细致回顾了这一视角所植根的思想脉络，并对其进行了更完善的阐述(De Leon et al.，2015)。该书绪论也在2016年获得美国社会学会政治社会学分会的最佳论文奖第二名，表明这一新马克思主义视角在学术界已初获关注和认可。

　　在对“政党塑造社会”这一视角进行理论阐释时，三位学者的出发点依然是“耦合”概念所对应的根本性问题：现代社会中，在不同个体的生活经验与诉求充满差异的情况下，主体意义上的社会群体如何形成?那种具有一致的身份认同、共同体意识、利益诉求和行动力的群体，为什么会在高度异质的个体中间产生?承接葛兰西和拉克劳的思路，三位学者强调了政治过程和政治行动对于建构共同体的重要性。在政党的“创造性劳动”中，人们获得了认识其自身和周遭世界的特定方式：人和人在生活经验和诉求上的某些差异开始被消解，被看作是无足轻重的，被看作是蕴含着相同的根本指向;而另一些差异则被赋予了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变成了区分“我们”和“他们”的标准。这样一来，在人和人之间繁多的差异中，只有特定的一小部分变成了定义身份认同和群体边界的维度，对于群体内部团结感和群体之间对立感的想象就此形成，主体意义上的社会群体出现了。同时，政党的“创造性劳动”使得身份认同和群体边界成为了常识的一部分，使人们将各种共同体看作理所当然、天然存在的，而忘记了它们恰恰是政党塑造出来的结果。而事实上，各种社会共同体并不会仅仅依靠其自身的某种逻辑而一直存在下去，而是需要政党不断地“耦合”，不断地将群体身份认同和对立再生产出来，不断地消解其他可能挑战共同体内聚力的差异和诉求。因此，当传统马克思主义视角看到政党“反映”了既有社会群体的时候，新马克思主义视角则看到，恰恰是政党不断的“创造性劳动”使既有社会群体得以巩固和延续。这也就意味着，政党和社会群体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处在动态变化当中。

　　可以说，这一视角突出了政治过程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将政治场域看成一个开放的过程：社会结构层面的差异和矛盾为政治行动者的“耦合”提供了原材料;但“耦合”最终使得哪些矛盾和差异变成具有意义的身份认同和群体边界、变成集体行动的基石，则不是被预先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政党的“创造性劳动”本身。因此，一个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并不一定就支持工人阶级政党，其政治态度取决于政党是否能使这名工人相对忽视性别、种族、宗教、民族等方方面面的差异，而将自己首先看作是“工人阶级”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一分子。同理，任何议题和诉求都并不具有天然的政治重要性，究竟哪些议题和诉求被赋予政治和社会意义，进而拥有激化社会矛盾的能力并成为公共讨论和集体行动的焦点，同样取决于政党如何“耦合”。但是，三位学者也强调，政治场域的开放性并不意味着政党能够随心所欲地塑造社会群体——身份认同和群体边界的生产毕竟有赖于社会结构层面客观存在的对立和矛盾(或者更准确地说，有赖于人们对这些对立和矛盾的日常生活体验)，政党并不能“无中生有”——也就是说，“耦合”的可能性范围是被结构条件决定的。同时，特定的结构条件也为不同政党的不同“耦合”努力提供了特定的资源和限制。另外，任何政党在开展“耦合”努力时，所面对的都不是白纸一张，而是之前政党的“耦合”努力已经塑造出来的既有的身份认同和群体边界。因此，严格来说，政党的“创造性劳动”并非是从零开始的“耦合”，而是对先前政治过程中生产出来的既有社会群体进行“去耦合”和“再耦合”。

　　虽然这一理论视角在被正式提出后已经开始在政党社会学界获得关注和认可，但因为年代毕竟过于晚近，这一理论视角之下的实证研究工作还不是非常多。这其中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是由上述三位学者本人完成的。德里昂的研究聚焦于19世纪美国工人的群体性身份认同问题。他指出，内战前美国北方的工人是否将自己视作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取决于政党如何塑造人们对于共同体的认知和想象：民主党试图以阶级话语吸引工人，力求在阶级共同体之上塑造自身的支持基础;而共和党则试图在“蓄奴与废奴”的对立之上构建共同体，将北方工人、中西部农民与工业资本家、金融家统一到反对奴隶制的阵营中来。共和党通过将劳动雇佣关系类比成奴隶制的人身依附关系，引导工人从“奴隶制的反对者”而非“工人阶级”的角度来定义自己的身份认同，从而建立相应的共同体想象(De Leon，2008，2015)。

　　德赛的研究则试图回答：为什么印度的激进左翼政党在喀拉拉邦拥有异常牢固的民意基础并得以频繁执政?德赛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印度大多数地区的激进左翼政党将阶级斗争的诉求看作是与反殖民、种姓平权相对立的诉求，因此试图打碎以反殖民认同和种姓认同为基础构建的共同体，建立以阶级认同为基础的共同体;但喀拉拉邦的激进左翼政党则试图用统一的话语打通阶级斗争、反殖民和种姓平权，将反殖民认同、种姓认同和阶级认同相结合，从而塑造出一个更大的抗争共同体(Desai，2002，2007)。德赛后续的研究(Desai，2011)则揭示，印度人民党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功地将原先的社会群体范畴“去耦合”，改变了政治认同的格局，以印度教民族主义共同体取代阶级共同体，从而为新自由主义政治转型提供了有利条件。图戈尔的研究(Tugal，2009，2016)表明，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崛起改变了土耳其社会中宗教认同和“宗教/世俗”对立的涵义，打破并重构了宗教认同与阶级认同之间的联系，将原先持有反新自由主义立场的反体制伊斯兰主义社会力量转变为支持新自由主义的力量;而埃及的温和伊斯兰主义政党在制度化、职业化和政治深耕动员能力上远不及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因此无法复制后者的成功，这深刻地影响了埃及的政治进程。

　　在上述三位学者之外，学者埃德林(Barry Eidlin)也从“耦合”视角出发，用主流政党的行动策略来解释为什么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发生了工人阶级政党支持度的崩溃，而同时期的加拿大则出现了工人阶级政党的巩固。埃德林指出：在大萧条发生后，罗斯福领导的民主党一方面通过一系列政策向部分工人和农民示好，重塑其政治认同，将其“耦合”进民主党的支持联盟;另一方面通过特定政策巧妙地瓦解工人和农民的内部团结感，使得“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认同基础上的共同体不复存在。反观同时期的加拿大，主流政党对大萧条后表达不满的工人和农民进行无差别镇压，反过来强化了工人和农民的阶级认同，助长了他们作为一股独立自主的社会力量的主体意识(Eidlin，2016)。这一系列实证研究向我们展示，“政党塑造社会”的理论视角不仅使我们重新认识了政党扮演的社会角色，而且显著加深了我们对一系列重大的社会科学问题(工人阶级认同的形成、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民族与宗教在政治中发挥的作用)的理解。

四、“寡头铁律”视角和“政党与社会运动”视角：与马克思主义视角有何区别？

　　在西方政党社会学中，分析政党—社会关系的主要路径并不仅仅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反映社会”视角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塑造社会”视角这两种。以韦伯思想为基础、德国社会学家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为代表的“寡头铁律”视角，以及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运动研究的蓬勃发展而兴起的“政党与社会运动”视角，就是两种有代表性的非马克思主义视角。接下来本文简要介绍这两种视角，并将其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视角进行比较。

　　(一)“寡头铁律”视角：政党与社会的断裂

　　“寡头铁律”是米歇尔斯提出的概念，用以分析“政党转化为内部权力分配高度集中的僵化组织、从而丧失了与社会群体的广泛联系”的趋势(米歇尔斯，2003)。这一视角的思想源头在韦伯。在韦伯看来，政党的首要功能并不是实现某种政治和社会愿景，而是获取权力本身：“其行动指向的是社会权力的获得，也就是说，指向的是对社会行动施加影响，不管这些被影响的行动有何具体内容”(Weber，1978：938)。当强调政党以获取权力为第一要务时，韦伯也就看到，政党有可能沦为纯粹的为权力斗争服务的工具、而斩断与其社会基础之间的实质联系。除去针对政党这一问题的具体论述，韦伯学术工作中展现的全局性关怀和对现代社会的整体性理解也极具启发性：理性化、科层化、职业化，构成了影响现代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整体趋势(韦伯，2010)。在理性化、科层化的“铁笼”之下，政党这一现代组织形式自然也无法幸免，不可避免地变成以争夺政治权力为使命的科层机器，不再与各个社会群体保持互动。对这一趋势，韦伯在整体上是悲观的，虽然他也不无希望地表示，拥有个人魅力的克里斯玛型政治领袖——也就是他在《以政治为业》中呼唤的那种有责任、有远见、有担当的政治家——的出现可以将政党重新激活(韦伯，2005)，但韦伯毕竟将克里斯玛权威在整体上看作是一种缺乏持久性和稳定性的权威形式，很可能随着不断的“日常化”而重新回到理性化、科层化的“铁笼”。而最后的结果，就是政党“被毫无使命感、毫无领袖所必需的魅力特质的职业政客所统治”(韦伯，2005)。

　　作为韦伯的学生，米歇尔斯将这一视角进一步发扬光大(Scaff，1981)。在他看来，虽然政党这一组织形式是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必然产物，但沿着理性化、科层化方向发展的政党最终会走向民主的反面。随着理性化和科层化，政党逐渐丧失了自身的政治主体性和意识形态使命、沦为实现功利目标的工具;这一过程刺激了权力向上集中，使得政党领袖愈发将获取权力看作自身的首要利益，逐渐变成政治寡头(米歇尔斯，2003)。在这一过程中，政党与各个社会群体、草根社会组织和普通民众之间的联系变得名存实亡，自上而下的寡头控制取代了政党与社会的密切互动，政党演变为悬置于社会之上的僵化组织。米歇尔斯在具体分析中以德国为个案，强调“寡头铁律”一定会使得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僵化变质(米歇尔斯，2003)。

　　秉承米歇尔斯的立场，社会学家派文(Frances Fox Piven)和克劳沃德(Richard Cloward)认为：对于实现激进政治变革来说，自下而上的基层自发行动是远远比政党政治更加有效的途径(Piven & Cloward，1977)。两位学者认为，作为僵化的、由寡头把持的组织形式，政党并不会传递、反映或者扩散自下而上寻求变革的基层社会动能，而是会压制、消解、收编后者;也就是说，政党的寡头属性使得它无法和基层的动员诉求之间建立实质的联系。在近些年，许多研究欧洲政治的学者指出，欧洲政党正在表现出鲜明的寡头化倾向：政党愈发变质为争夺权力的科层机器，与社会组织的联系越来越弱;不同的政党之间不再有清晰的立场界限，而是相互勾连协调、形成政治垄断;政党政治成了高度职业化的政治精英之间的权力游戏，社会大众的参与感越来越弱(Mair，1997，2006;Biezen & Kopecky，2007;Katz & Mair，1995，2009)。与此同时，研究美国政治的学者也指出，民主党和工会、劳工运动之间的联系也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中不断弱化，表现出一定的寡头化趋势(Kitschelt，1993;Voss，2010)。

　　无论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反映社会”视角还是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塑造社会”视角，都认为政党与社会之间存在深刻的联系，这种联系是政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寡头铁律”视角区别于这两个视角的地方则在于它认为这种联系本身会随着政党不断发展而逐渐消失，造成政党和社会之间的断裂。可以说，“寡头铁律”视角抓住了政党—社会关系这一问题的重要部分;确实有许多政党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变成寡头化的科层制权力机器。然而，将这一现象视作普遍的、不可逆转的“铁律”显得过于绝对。正如图戈尔曾指出的，政党走向理性化、科层化、职业化，并非是出于组织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趋势，而是特定的政治斗争情境所导致的特定后果，在其他的政治斗争情境之下，这一后果不一定出现(Tugal，2009)。从新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某些政党与社会群体之间在某些时候出现的断裂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其背后有着不可忽视的政治行为和政治过程：正是由于该政党试图“耦合”身份认同、塑造社会群体的努力失败，或是其他政党对既有身份认同和社会群体进行“去耦合”努力的成功，才使得该政党与社会失去切实联系，带来葛兰西所说的“根本危机(organic crisis)”(葛兰西，1983)。这里的区别在于，“寡头铁律”视角将政党与社会的断裂看作组织的内在特性所驱动的、不因具体政治过程而改变的，而新马克思主义视角则试图分析为什么有些政党的“耦合”努力能够成功地重塑社会，而另一些政党的“耦合”努力却遇到失败、政党与社会间发生断裂?这样一来，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便将关注点从组织分析转移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分析。

　　(二)“政党与社会运动”视角

　　2000年，派文和克劳沃德修正了他们在1977年提出的观点，认为政党并不总是会压制、消解、收编自下而上的草根社会运动，而是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对草根社会运动做出正面回应，将其诉求传递到制度化的政治场域之中(Piven & Cloward，2000)。派文和克劳沃德的转变并不完全是两位学者自省的结果。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蓬勃发展的“政党与社会运动”研究脉络已经清楚地表明，政党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比派文和克劳沃德在1977年所设想的单向负面作用要复杂得多(Mudge & Chen，2014)。可以说，学术界目前已经形成共识，认为政党与社会运动并非两个相互独立的政治行动场域，而是紧密相关、相互渗透的(Goldstone，2004;McAdam et al.，2001;Amenta et al.，2010)。

　　不少研究已经印证了派文和克劳沃德在2000年做出的论断，揭示了政党如何反映与表达基层社会运动自下而上形成的诉求，将这种来自草根的政治动能传导和扩散到选举政治和政策制定当中。哈弗曼(Drew Halfmann)对美国、英国、加拿大的比较研究揭示，之所以女性堕胎权议题只在美国成为政治和舆论场域的核心议题，是因为与其他两国相比，美国的主要政党有着高度碎片化和开放的组织结构，因此对于草根社会运动中浮现的新诉求更加敏感，更容易去捕捉这些议题(Halfmann，2011)。马丁(Isaac William Martin)的研究则表明，减税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成为美国政坛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几乎不容挑战的议题之一，是源于70年代中产有房阶级爆发的一连串反抗房产税的运动。而在草根运动和主流政治之间建立联系的关键桥梁，是以里根为代表的一批富有野心和政治想象力的共和党人。这些共和党人的政治策略和行动成功地让减税从地方性议题变为全国性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改变了共和党的意识形态版图(Martin，2008)。李哲承(Cheol-Sung Lee)同样强调政党对基层社会运动的表达和传导作用。在比较了韩国、中国台湾、阿根廷、巴西四地的劳工政治之后，李哲承认为，劳工运动要想获得政治影响力，就必须和主流政党之间建立一种平衡的联系：既不能和主流政党过分疏远，被排斥到政策制定之外，也不能过度依附主流政党，为主流政党收编劳工运动提供机会(Lee，2016)。在充当社会运动表达载体的过程中，政党自身也被草根社会运动所改变。事实上，社会运动所能取得的影响最深远的政治成果之一，就是对政党的塑造和重塑(Amenta et al.，2010)。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学者关注政党如何影响社会运动的兴衰和发展轨迹。这些研究主要从“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出发，分析政党如何为社会运动的发展提供了物质资源、如何为社会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政治机会(McAdam et al.，2001;Oberschall，1973)。这一领域中近些年来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工作当属亨尼(Michael Heaney)和罗哈斯(Fabio Rojas)对21世纪初期美国反战运动的研究。他们试图回答：反战运动为何在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后迅速衰落，尽管奥巴马当选后秉持的战争立场和小布什政府并无太大区别?在他们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主党深刻影响了反战运动的人力资源。大部分反战运动的参与者同时具有“民主党支持者”的党派身份认同和反战运动参与者的身份认同。在2008年总统大选之前，这两重身份认同并不矛盾，共同指向对共和党的抨击和批判，因此大量民主党支持者参与到了反战运动的动员当中。但在奥巴马当选之后，许多同时具有这双重身份认同的社会运动领导者和参与者开始在“顺从民主党的政策议程、将精力转移到对民主党重要的其他议题”和“不顺从民主党的政策议程、迫使民主党提高反战议题的优先级”之间纠结犹豫，最终大量民主党支持者离开了反战运动(Heaney & Rojas，2007，2011，2015)。著名政治社会学家斯考契波(Theda Skocpol)和她的学生威廉姆森(Vanessa Williamson)对“茶党运动”的研究，则揭示了基层草根动员和高层政党政治之间双向的、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共和党为茶党运动的基层动员提供了大量金钱和组织资源;另一方面，茶党运动的基层动员也深刻改写了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格局。然而，这种改变并非是对基层茶党运动诉求的如实反映，而是一些政客通过借用、收编茶党的政治动能来实现自己原本的政治议程的结果(Skocpol & Williamson，2012)。

　　可以说，“政党与社会运动”视角下对政党如何表达、传导社会运动诉求的讨论，的确和传统马克思主义视角所秉持的“政党反映社会”立场有异曲同工之处。当然也需要注意到，“政党与社会运动”视角强调，政党在很多情况下并非如实、直接地表达社会运动的诉求，而是经过了某些政客富有创造性的政治“加工”。然而，从新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政党与社会运动”视角有一个根本的缺陷：无论是关注政党如何表达、传导社会运动诉求，还是考察政党如何为社会运动的发展提供资源和机会，这一视角背后的根本假设都是：对一场社会运动来说最为根本的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本身是给定的、自发形成的、不受政党影响的。换句话说，在“政党与社会运动”视角下，社会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已经对“我们是谁、我们要什么”有了清晰的认知，之后才能谈到政党和社会运动如何相互影响的问题。而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塑造社会”视角则提醒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种可能性：驱动一场社会运动的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有可能恰恰是被政党塑造出来的。人们不是自发地对社会现实产生了不满，然后再通过政治手段表达这种不满;恰恰相反，是政党的“耦合”使得人们将某种原本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社会现实理解为不可接受的，或是使得人们将对社会现实的泛泛的不满转化为某种带有明确指向的具体诉求——不是政党“影响”了社会运动，而是政党“制造”了社会运动(De Leon et al.，2015)。

五、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当代欧美政党政治

　　学术的发展往往离不开特定的现实背景，政党社会学也是如此。新马克思主义视角在近几年的兴起与当代欧美政党政治在近些年的格局变动有很大关系。新的现实政治走向，使学者逐渐意识到旧有理论工具的局限性，提出新的分析视角。因此我们可以说：一方面，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为我们理解最近几年欧美政党政治的动态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这一视角的兴起本身也是当代欧美政党政治进入新格局的产物和反映。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2016年世界政坛影响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特朗普在动员选民时所使用的话语，可以被看作是民粹主义(攻击职业政客、主流媒体等“精英”群体，自诩为“人民”的代言人)，本土主义(加强移民控制、打击非法移民)，种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推翻现有自由贸易框架、将工作机会重新引回美国)的混合体。学术界和舆论界的一种主流观点认为，特朗普得以胜选的关键就在于：在共和党传统票仓之外，这套话语吸引了大量长期以来对选举政治冷感或支持民主党的白人下层中产阶级和工薪阶级。在此基础上，学术界和舆论界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因素驱动这群选民积极支持特朗普?是基于阶级的、对经济状况的不满和忧虑，还是基于种族和文化的、对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的敌视(Inglehart & Norris，2016)?然而，这一关于“经济焦虑还是偏见敌视”的讨论，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对政党政治的肤浅理解：它不仅预设了“经济焦虑”和“偏见敌视”是两种相互独立的选民情绪，而且预设了这两种情绪早已清晰地存在于选民的脑海之中、定义着选民的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决定着选民的政治选择。然而，从新马克思主义视角来分析，特朗普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他将这群选民的“经济焦虑”和“偏见敌视”耦合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塑造了新的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改变了这部分选民的政治行动逻辑。对于这一部分选民而言，他们基于自身生活体验而产生的不满是长期存在的，但这种不满并没有清晰的内容，也不指向具体的利益诉求和谴责对象。即使有具体的指向，这些指向也是分散的、碎片化的，不具有一致的逻辑。恰恰是在政治过程中，在特朗普所使用的动员话语和动员策略中，这种不满开始获得清晰的内容和具体的指向。特朗普的出现，引导这部分选民将自身境遇的不如意归咎到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身上，为他们提供了一种逻辑较为自洽且极具感染力的理解自身困境的方式。通过把“经济焦虑”和“偏见敌视”耦合到一起，特朗普用“勤奋工作却未被照顾的白人”和“抢夺了白人机会的外来移民、少数族裔和暗中偏向他们的精英”之间的对立来定义“我们”和“他们”。这样一来，一种具有全新意涵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原子化、碎片化的个体选民们被整合成了认同感一致的群体。从这一角度来看，2016年的美国大选并不是已经成型的社会群体在两党之间的重新分配，而是新的社会主体被生产出来的过程。

　　如果说2016美国大选中“政党塑造社会”的过程还是在两党政治的框架之下完成的，那么2017年春天法国的总统大选则见证了传统的左右两党对立格局的崩溃。传统左翼政党社会党和传统右翼政党共和党所推举的总统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仅排名第三和第五，均未进入第二轮投票;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激进左翼政党和民粹右翼政党声势大振，前者的候选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得票率，后者的候选人成功进入第二轮投票;而最后成功当选总统的，却是自我标榜为“超越左右分野”、被称为“绝对中间派”的马克龙。如何解释传统左右翼政党同时崩溃、极端派和中间派同时崛起的奇怪状况?舆论界的一种主流声音认为，左翼共和党过去五年执政表现不佳，导致民心尽失。但这无法解释，为何右翼共和党也遭遇了崩溃——按照常理，执政党表现不佳应该是有利于主要在野党吸收民意的。另一种主流声音指出，传统左翼政党和传统右翼政党内部一直存在着偏向极端的激进势力和偏向中间的温和势力的分野，因此在这次选举中，两党内的激进势力分别倒向激进左翼和民粹右翼、温和势力倒向中间派候选人。但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内部成员之间的分野和张力并非传统左翼政党和传统右翼政党所独有——最终获胜的“绝对中间派”马克龙，其本人所持的政治立场就常常自相矛盾，其政党背后的支持阵营内部也存在着“中间偏左”势力和“中间偏右”势力的分歧。内部分歧和不一致的存在并不必然决定了一个政党的成败;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党是否有能力将持不同立场的各方势力耦合到一起，塑造出一种超越分歧的群体身份认同和诉求愿景。从新马克思主义视角看，政党的崩溃是其自身耦合努力失败的结果。当激进左翼和民粹右翼以超越传统左右的逻辑塑造新的社会群体时，受到挑战的传统左右两党并未提出新的耦合逻辑，而是陷在“激进还是温和”的话语窠臼中，被激进左翼和民粹右翼牵着鼻子走。这样一来，不仅传统左右两党的支持群体被激进左翼和民粹右翼成功“去耦合”，而且还为其他政党以“超越左右”的话语塑造新的群体认同提供了大量空间。

　　就在法国总统选战如火如荼地进行时，英国首相、保守党领袖特蕾莎·梅在2017年4月18日宣布解散议会，提前进行议会改选。梅的用意旨在抓住作为主要在野党的工党民意极其低迷的机会，进一步扩大保守党的议席优势、巩固保守党的执政党地位，并彰显其自身的政治权威，为接下来的英国脱欧谈判创造有利条件。在梅宣布提前进行议会改选的时候，工党在民调中平均落后保守党多达20个百分点，舆论界普遍认为工党将在这次选举中惨败。然而随着竞选活动开始，工党以惊人的速度不断缩小与保守党之间的民调差距。仅仅用时一个月，工党就将落后幅度稳定在10个百分点以内;6月上旬，甚至有民调显示工党与保守党的支持度差距仅剩1个百分点。最终，保守党在6月8日的选举中丧失13个席位，失去独立执政的地位;工党增加30个席位，得票率与保守党仅差2.5个百分点。为何在短短一个多月之内，工党与保守党的支持度对比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很难想象这种剧烈变化是选民“自然而然”意见倒戈的结果。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是政党自身的能动性，尤其是工党以具有颠覆性的诉求和愿景重塑其支持联盟的“创造性劳动”。工党党魁科尔宾彻底抛开党内建制派的掣肘，凭着一份几十年都没出现过的激进政纲和极富想象力的草根动员刷新了工党的公众形象，旗帜鲜明地亮出“为了大众，而不是一小撮人”的口号。这一“创造性劳动”提供了一种将不同诉求耦合起来的新方式，使选民有可能站在新的维度上理解自身与政治的关系，从而将工党传统的票仓——反对脱欧的中产和受教育阶层、一部分原本被聚拢在民族主义和排外话语之下的工薪阶层、一贯对政治冷感的年轻人整合成了新的“大众”。尤其是在5月下旬6月上旬英国接连发生两次大规模公共袭击事件后，科尔宾跳出了一贯围绕此类议题展开的“是否加强安保”、“是否强化外来移民管控”、“应该如何看待穆斯林”的讨论，提出恐怖袭击的根源在于英国在中东地区进行的帝国主义干预，而造成帝国主义对外干预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对本国政治权力的把持，因此应对恐怖主义的根本措施应该是在内政方面进行社会经济改革，清除帝国主义式外交政策的政治土壤。这一举动恰恰体现了“耦合”的本质：在不同议题之间创造性地建立联系，从而用新的对立关系取代旧有的对立关系，为人们提供理解自身诉求的新维度。

　　此外，如果我们将视线从最近两年的欧美选举政治扩大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美政治版图的变化，那么也能清晰地看到一些南欧国家在社会运动中诞生的民粹主义政党——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Podemos)、意大利的五星运动(Movimento 5 Stelle)——在崛起的过程中都通过新的逻辑和话语将花样纷繁的基层草根诉求耦合在一起，描绘出新的身份认同和对于“人民”的共同体想象，从而塑造出新的社会群体(Aslanidis，2016;Mouffe，2016)。新马克思主义视角的适时兴起，的确为我们理解这些新的政治动态提供了宝贵的启发。

六、结论

　　我们该如何反思和审视西方政党社会学中的这两条马克思主义路径呢?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源自于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的一种特定理解方式。二战后它在社会科学界的扩散毋庸置疑地确立了一种分析“政党—社会关系”的有力范式，其影响力大大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共同体，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对主流社会科学的宝贵贡献。而随着欧美政党政治在当代进入新的动态，传统分析视角在解释现实时的局限明显暴露出来，西方政党社会学中的一些中青年学者转而借鉴另一条思想脉络，从而提出新马克思主义视角。在很大程度上，新马克思主义视角可以看作西方政党社会学在急速巨变的政治现实面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回应，其关注的焦点恰恰在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视角所忽视的维度。

　　两条路径在西方政党社会学中的交相辉映，一方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作为一个整体的学术生命力，另一方面却也体现出一种碎片化的学术倾向——两条路径分别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各取一端，分别引申扩大，而放弃了这一辩证思想的“总体性”精髓：任何政治行动者和社会主体的诞生，都有其社会结构前提，这种前提无法被忽视;但作为前提的社会结构本身，需要通过政党的政治行动加以转化，才能塑造出具体的政治行动者和社会主体。社会与政党之间是不断互动、相互交织的关系。传统马克思主义视角过于强调“社会塑造政党”，几乎忽略了政党的能动性，将政治场域完全看作其他社会场域的附庸。强调政党能动性的新马克思主义视角虽然在原则上承认政党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塑造社会主体，承认社会结构限制了塑造过程的可能性，但在实际研究中却未能很好地体现这一原则，对于作为政治行动前提的社会结构关注不足，也未能充分揭示“政党塑造社会”的过程是如何被社会结构所限制的。

　　因此，关于“政党—社会关系”的后续研究工作，尤其是理论创新，需要我们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辩证思想，充分考虑政党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政党的确有不断塑造和重塑社会主体的能动性，但这种塑造和重塑过程受到特定结构条件的影响和限制。理论视角上的深化有助于政党社会学的研究者在问题意识上更上一个台阶，从而提出一系列新的研究问题：不同的生产关系，如何决定了政党在塑造阶级主体时所采用的不同行动策略?这些行动策略的成败，又被哪些因素决定?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旧政党的塑造策略更容易面临危机，新政党的塑造策略更容易涌现?不同政党之间塑造群体认同的策略，是否会相互影响和扩散?当新的社会行动群体被政党塑造出来之后，是否有可能拥有脱离政党的独立性、甚至反过来制约政党?这些问题，或许代表着西方政党社会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原文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