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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光伟:以“中国人资格”读《资本论》

许光伟 2018-01-21 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18年第1期

新时代的阅读条件是将《资本论》既作为“历史的科学”,也作为“人文的艺术”看待,简言之,这就是《资本论》的“史书规定”。它书写历史理性,突出了“中国原理”的存在性,从中凸现中国方法和中华学科智慧,为经济学的“回家,回历史,回中国”创造契机。

 中国人资格读《资本论》

——纪念《资本论》发表150周年

 

 

载于《中国图书评论》2018年第1期【社会关注】栏目 P28-36

 

 作者按语:大国须有理论。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乃是强调所谓中国经济学:盖言中国历史对世界史的贡献和养成性,盖言中国思维对经济学内涵和工作体系的原创性,盖言中国语言对人文精神的历史创造性的开发和运用,以及着力申明中国实践对世界经济形态的新贡献、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基础夯实作用。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历史的高度阅读《资本论》,确实具有“拨乱反正”之学科工作效果。同时,它充分说明:四个自信并非局限于精神状态,毋宁说是“工作逻辑”!例如,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层面看,工作逻辑的“四个自信”分别是从最广泛的角度探索社会主义的历史发生学(道路自信)、从生生的角度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系统发生学(制度自信)以及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象发生学(理论自信)和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范畴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发生学(文化自信)。犹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豪迈宣言:“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新时代、新思想引发新的阅读行动,又必将启动新的文化征程与学术建设目标;这是为“统一的历史科学”宏基,——并且从总体看,这必然也可视为从建设伟大工程和实现伟大梦想的工作规定上来促使“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经济学”向“以中国人资格经济学为经济学”进行伟大转变的一次努力!

 

一、150年后“读什么”、“怎样读”:中国人资格的深层构境

 

新时代的阅读条件是将《资本论》既作为“历史的科学”,也作为“人文的艺术”看待,简言之,这就是《资本论》的“史书规定”。它书写历史理性,突出了“中国原理”的存在性,从中凸现中国方法和中华学科智慧,为经济学的“回家,回历史,回中国”创造契机。

首先,中国经典和《资本论》都并非形式逻辑的知识体系,毋宁说属于批判的辩证法的知识构造,它们共同的特征在于突出了“事的科学”方法论性质。如其中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乃突显了物的科学对事的科学的工作转换性。这是因为“事”不单单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相统一,而且强调内容是在自己的形式的发展中不断地实现自身的规定和扬弃自身。这种以物为基础的事的规定本质上体现“历史世界的图景”,而不单单是“世界的图景”;这就要求“客体批判”与“主体批判”的相结合。所以,唯物主义和行动主义,而不应当是单一的唯物主义,作为“事的科学”的根基。犹如在《资本论》首章,马克思实际上运用的逻辑是“存在(论)批判→本质(论)批判→概念(论)批判→精神现象(学)批判”;并且,随后的四卷逻辑也是照此执行的,例如说,“《资本论》第一卷的逻辑就是对‘存在批判和本质批判’的第一次叙说”,“《资本论》第二卷的逻辑是对‘存在批判和本质批判’的第二次叙说”,相应,“《资本论》第三卷的逻辑是对内含上述(规定)的进程的‘概念批判和精神现象(学)批判’的第一次完整叙说”,而“《资本论》第四卷逻辑形成了对于‘概念批判和精神现象(学)批判’的第二次叙说”,等等。简言之,诚如“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的古训,一个更为关注时间过程的优先性规定的科学工作模式必然是唯物史观取向的“中华事的科学”。

其次,在“商品批判——资本批判”路向中掌握《资本论》的“活的辩证法”。由于事的科学,“就其特点而言,实际上是把‘主客一体’或‘主客两分’的工作模式区分和转换为‘客观过程-主观过程’(历史和逻辑统一工作模式)进行研究,在这当中,并且强调了客观形成和发展过程(即客观批判)的先决性和根本决定性作用。”[1]由此可以认为:“《资本论》既是理论著作,也是具有辩证叙述要求的一部史书,归根结底,是‘书写历史’的社会客观批判的工作体系。内在逻辑红线是‘商品批判——资本批判’。”[2]从中可把握的“活的辩证法”的第一构成元素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方法”,第二构成元素是“发生学”的工作逻辑(形式),第三构成元素则是作为总体思维结构形式的“劳动二重性”(规定)。总体看,这是马克思“思之维”过程演变的轨迹,但并非个人的“独创”,乃是对历史进行“代言”的结果,“从而,马克思呈现‘历史’的方式就是对‘抽象力’的理论生产,即是对‘历史支架’和‘认识支架’(前者一般由历史学家提供、后者则由逻辑学家提供)予以生产和进行工作对接。”并且所谓抽象力,“自然不是指一般意义的自然形式或社会形式,更不是指示人类个体‘所特有的思维能力’或‘抽象禀赋’之类的概念,而是指人类总体思维能力和指示总体的思维方式或方法。”例如,当我们运用劳动二重性这一“客观思维”时,毋宁把它看作研究对象的客观逻辑形式,以致看成是这些结构元素的“生成逻辑”。“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专指‘劳动二重性’,乃总商品规定之谓也:互系而通变。此是通商品‘古今之事’的通史规定也。”这样,我们完全能够设想到中华具有“特殊的二重性规定”。“我们据此提出‘身份二重性’与‘身份所有制’的研究议题来。”“所谓身份二重性,指的是主体在生产劳动与实践活动中具有的物质身份与社会身份的二重性质,它和客体维度的有用劳动与人类劳动的性质相对。总之,中国向来是‘身份治理’与‘财产治理’并重之经济形态的社会国家。”[3]归根结底,还要认识到坚定民族文化的自信感在于中华历史具有深厚的包容性,这是一方容纳了不同经济形态的实践规定的肥沃土壤,“保卫”乃是建立中国人研究资格的一个条件。

最后, 树立大史书观,建设“总体经济学”。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强调一门唯一的科学:历史科学,这是从总体学科的建构意义上说的。总体经济学的发生路径是“广义→狭义→总体”,这使得有人相信:辩证唯物主义起源于中国,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东西。这可以解释:“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毫无疑义地一致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不足为怪的。”“可以想象,中国的学者们自言自语地说:真是妙极了!这不就像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结合吗?它终于又回到我们身边来了。”[4]持此论说者援引经典作家的如下话语为依据:“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5]尽管如此,但一般而言,语言范畴的成熟发生在“狭义经济学”这个层面或阶段,由此有了《资本论》的语言善本。如上指出,《资本论》作为“史书”,立足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彰显“事的科学”规定性。即强调:史书之“史”在于肯定记述对象是“历史规定”,历史既无起点、也无终点,处在过程中,这就是起源与生长规定。现在有人痴迷教科书分类体系,搞知识的画地为牢、学科的各自为战,本质上这是思维单边主义之表现;这种单边主义的路数多半忘记了技术过程和社会过程是遥相呼应、相互渗透、互为里表以及相互“借用”的。但是布雷弗曼告诫说,“那些只根据少数分散的警句来了解马克思的历史方法的人,要想知道他怎样论述作为一种社会形式的资本与作为一种技术组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那就得好好研究《资本论》。”从史书规定角度看的《资本论》,乃是“方法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即“如果说马克思对于社会形式和物质生产过程之间的这种交替作用丝毫不感到为难,而恰恰相反是应付裕如的话,这是因为他从来不对历史采取公式主义的态度(这不能归结为他的辩证法的天才),从来不随意玩弄无遮无盖的相互关系、‘一对一的关系’,也不愚蠢地打算通过极度简单化的做法来掌握历史。”说到底,马克思是认为,“社会的确定性并不具备化学反应的固定性,而是一种历史过程。亦即是说,社会的具体而确定的形式确实是‘确定的’,决非偶然的;这是一条线、一条线把历史这块织物编织起来的那种确定性,绝不是硬塞进一些外来的公式。[6]学科要统一,关键是学科方法的统一。但不是逻辑化的知识打包,而是分进合击的方式——调查研究的方式,形成马克思所说的总的抽象力。《资本论》作为全意义态的历史书,它包括了经济记录、为政之书、百科全书、逻辑等等成分,在这一分析中,决不能玩弄任何的简单“决定论”的解释,归根结底,必须依据工艺史、社会史、人类史、文化史、经济史、思想史等多重史路,考察质对量的关系、形式对量的关系、内容对形式的关系以及事物的多线路的发展的关系等等,从历史发展脉络的角度建立起“终点规定”对“起点规定”的系统追索。也因此,“必须在‘批判=发展’的规定上来理解马克思的依据历史的理论认识生产,掌握他的批判理论以及《资本论》中蕴含的人类发展理论,理解和掌握二者的统一,而内在地实现‘两部历史’(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小私有制商品生产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商品生产)的无缝对接,整体凸现与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性。”[1]

 

二、理解《资本论》:历史路径与知识框架

 

根据《保卫<资本论>》的研究,马克思《资本论》四卷工作体式阐述了如下的知识框架。

I. 价值(形式)——货币(形式)——市场价值(形式)——价值(形式)

II. 剩余价值(形式)——资本(形式)——生产价格(形式)——剩余价值(形式)

以上两条路径中:前一条是从“作为历史规定的价值(形式)”出发,回到“认识(规定)的价值(形式)”,图画“商品—货币”总史,领导性工作内容是“价值规律”;后一条是从“作为历史规定的剩余价值(形式)”出发,经过若干运动中介,复归于“认识(规定)的剩余价值(形式)”,图画出“货币—资本”总史运动(作为“全史”和“整史”之统一规定),相应的领导性工作内容是“剩余价值规律”。这种研究线路的取向是“历史”,是历史发生学、系统发生学、现象发生学和认识发生学的相互接续。以第一条线路来说,它的要旨是:第一环节处理“价值实体和价值形式的关系”,中间两个环节都是处理“交换价值”的发展和运动关系,而最后一个环节——重回的价值(形式)——则是处理价值实体和“各种价值形式”的认识关系。

就第二条线路而言,情况更为复杂些,因为不单单是运动链接的内涵逻辑更为复杂,而且还必须处理与“第一条线路”的历史发展上的逻辑衔接的问题。所以在安排上,《资本论》的篇章结构的总跨度是:形式——内容——形式,实际的阐述形态则是“形式-内容-形式-内容”,即遵守“内容-形式”辩证法。《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篇至第七篇,构成对“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历史描绘,展示的是发展内容在历史形式中的“存在”。这样看来,虽说“质-量-形式-规律”架构是对“内容-形式”逻辑链的直接阐述,但把历史形式的“联结”可以精准说明“资本之道”。然则,第三篇从质、量、形式运动和对规律的说明等方面详阐了“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但仍不是内容和形式的开局,它的“真正开局”是对剩余价值形式发展的历史道路的锁定。

I. 简单个别的剩余价值形式:WGGW

II. 扩大的剩余价值形式:GWWG

III. 一般的剩余价值形式:GWWG

IV. 转化的剩余价值形式:WGGW

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它确定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准确的历史形态,即作为一般规定的剩余价值形式尽管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仅仅是关于“一般的剩余价值形式”(III)的,即它以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化生运动”为前提,以剩余价值运动的生发为把握的切入点,

揭开资本统治之社会生生不息过程,然则上述“IIV”的运动仍然构筑了阐述剩余价值的整体语境。这或者可以直接称为“剩余价值(形式)的历史发生学”。依此规定,《资本论》第二卷即“资本的流通过程”的探讨,属于“德的规律”的范畴,展示发展内容在社会形式中的“存在”。在哈维看来,这是“资本运动”的升级,因为,“每一个独特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独立自主的,但是它们都在整体中与价值的流通有关。”[7]这种“资本之德”的讨论使我们全面回到了马克思的“被用于理解和解释那个实践的全新的知识框架”中了,从中揭示出“大量的关于什么使资本主义的发展按照它现在的方式进行的问题。”[8]据此,第二卷也必须完全依照“质-量-形式-规律”的探索路径进行,但是,和第一卷在形式上仍然需要衔接。很显然,这是“历史形式”和“社会形式”的规定性的对接。《道德经》开篇云:对道的运动构造而言,“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然则,《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即最后一篇是从“形式-内容”方面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历史形态所进行的一次总描绘。就整体而言,这一篇和前五篇是“内容”和“形式”的社会历史的接续关系,所谓的“鸡生蛋”(马克思以资本表述的“剩余价值的社会生产”)和“蛋生鸡”(马克思以资本积累表述的“剩余价值的资本化”)的工作关系。最后,马克思说明了内容的重要性:“我们已经知道,货币怎样转化为资本,资本怎样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怎样产生更多的资本。但是,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整个运动好像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9]至于最后一章,“所谓‘现代殖民理论’,乃是时间上永续的政治经济殖民的概念。”“归根结底,‘现代殖民’并非空间化的解决路径或策略,它由于承担着资本主义世界范围的时间修复的职能,也就必然使自身定格为全球化再生产与资本自我实现的国际性‘时间存在条件’。”[10]总之,它因应了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与此同时,这里也引出发展内容的“质变”规定,即由历史意义态发生的向社会意义态的转变。亦即,如果说第一卷面对的是“商品”和“资本”的历史发展内容,那么,第二卷这里所面对的直接是“社会货币”和“社会资本”的发展内容。所以第二卷中,“第三篇论述了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这里,马克思再次研究了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也即积累)。这个讨论对于马克思来说是重要的,因为,他要指出:即使是在‘简单再生产’,也即没有‘资本’增长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固定的和流动的)不变资本也可以从劳动力所创造出的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中产生出。”[11]由于具有这种“总体交换关系”,社会资本乃是社会财产所有权的实现,因而从《价值形式》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结合才真正显明化,结合规定获得社会实在性方面的确证。

按照逻辑运动和社会历史发展顺序,理论部分再接下来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势必讨论的是发展内容在生活形式中的“存在(规定)”,即大卫·哈维所说的“资本运动的生活形式”(社会分配)。它的源泉在于:“资本的循环是一种持续扩张的螺旋”,“资本每通过生产过程都会产生出剩余以及价值上的增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资本主义生产暗示着永恒的增长,资本以螺旋形式运动。”[7]生活过程,按照性质需要交替运用“质-量-形式-规律”和“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阐述路线,因为历史、系统、生活过程,它们构成现象到本质、本质复归现象的无穷运动,就如费彻尔所言:“由于‘利润率趋向下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变得日益增大,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总是试图超越它(自己所创造出的)这个界限。借助于危机、资本的消灭、大量失业人口等,新的平衡又会产生。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下一个发展阶段,旧的矛盾又以‘更高的规模’出现。”[11]99由此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道”和“德”,委实是从生活方面展开的对于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全面调查。

资本分配具有的不同历史形态或者说内涵各异的社会形式——这种社会生活的现象发生学,最终引发了“资产阶级的认识问题”,此为《剩余价值理论》(即《资本论》第四卷)的直接批判对象。《保卫<资本论>》将之概括为作为剩余价值理论史的“道和德的认识形式”,所谓“月移花影约重来”。以此观之,历史部分不过是和理论部分接续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即与“历史发生学”(阐明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系统发生学”(阐明个别再生产运动规律和社会再生产运动规律)、“现象发生学”(阐明平均利润率规律和生产价格运动规律)相接续的“认识发生学”(阐明道和德的认识规律)。作为发展内容在认识形式中的“存在(规定)”,第四卷内容定位于诸种“发展内容”的认识形式,所以,马克思说它大半是以历史的形式重述一遍。

由于把《资本论》作为真正的史书规定,它的范畴和分析工具就都不是外生的、超历史的,相反,内在统一于所分析的过程。然则最后,为了完成对《资本论》逻辑的总体说明,势必要交代《资本论》首篇的“逻辑”。毫无疑问,这是一篇章结构的“总论”。为了鸟瞰商品生产交换“全史”,马克思在首篇中重点考察是这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规定:商品价值和价值形式(这里着重阐明价值规律和货币运动规律)。这个问题最终在首章中得到系统论证,——外在结构是内在结构的反映,依据这个原则,自德文第二版始,马克思决定将第一版写的附录《价值形式》移入正文。立足这个基础,马克思同时鸟瞰了上述四种发生学类型的总体工作关系。而一旦寻求到价值的发生学形态,即确定了“价值实体”之后,依据《资本论》的需要,马克思立时投入到了对“货币的价值形式”的阐述中。第二章总体可看作是“史的过渡”,即历史的实际发展过程。第三章则是对“货币王国”的一次真正的正面阐述,从货币的“发生学”(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到充分发展的货币的“第三种规定”:作为货币的货币,这一行程又是“质-量-形式-规律”概述过程。因此,至为重要的一点是需要认识到:《资本论》首篇结构的“形式规定上升”的完成(从商品到货币)的背后其实蕴含了一个历史的“否定之否定”过程,马克思用这个结构说明“商品和货币”由历史发展关系转换为价值规律意义中的“知识统属关系”,以突出历史支架的奠基作用。此外,由于马克思的历史阐述整体上容易被人误读为“逻辑运动”,所以这里势必要格外强调从广义到狭义的学科建设路径:因为按照研究方法统领叙述方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规定性要求,广义的研究方法只能被界定为“学科方法和工作逻辑统一”之规定,如此可获得“辩证的讲述”,把《资本论》同时看作为“研究上的科学”和“叙述上的科学”,——按研究本性来讲,这正是马克思所发动的“辩证法知识革命”的工作意蕴。

 

三、“新时代”的号角:以“用的状态《资本论》”研究引领阅读行动

 

实践化的解读、创造性地阅读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理论新定位”。而继承发展,蔽而新成,述而不作,正是学术保卫之指向!挖掘《资本论》史书规定的深层意蕴则在于知晓《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结构的历史专著,以“史的笔调”记录了资本发展的全息影像,是一幅隐藏着基因奥秘的历史全景的资本主义透视画。《保卫<资本论>之确定为相互贯串和具有内在推进关系的“12部史”的工作规定,即转化史 I、转化史 II、资本生产史(第一卷三部)和运动史 I、运动史 II、资本流通史(第二卷三部)以及生活史 I、生活史 II、资本积累史(第三卷三部)和范畴史 I、范畴史 II、资本认识史(第四卷三部)

读,是系统地读、全面地读、内在地读;用,则是读的行动的提升。有效的读,解决“如何用”的问题。故此“时代之读”和“历史之读”贵在建立“时代之用”的规定——继承而创新,其内涵即是“用的状态的《资本论》”。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一方面,因为《资本论》作为经典,作为“历史作品”,作为“科学作品”,作为经济学“经典中的经典”,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方法、为逻辑、为学科规范,乃为后世之经济理论研究树立了典范;阅读新时代语境中的《资本论》,最有价值的一点恐怕就是,通过还原马克思的学术精神和宝贵的方法论财富,以达到“为我所用”之目的。另一方面,重读《资本论》的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以用托体,是“时代重现”“民族重写”双重意蕴上的一次深度的理论建设行动;它的最终目的是造成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涌泉之流”,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带着时代规定的续写和重写意义的读必定是在读中“呈现”和读中“再创造”。故此今日之中国人的《资本论》阅读,势必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价值取向,从中撷取行动“新思想”,亦必然以“中国辩证法”和“中国政治经济学”为基本的根据,如此方能使与时俱进的“《资本论》阅读”既可面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新变化,也可从容面对中国新时期发展的诸多问题。

今天之重读行动乃是体现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尤其是“文化自信”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思想。读和用归根结底在于托出“历史之体”“行动之体”和“学科建设之体”。从这种意义上说,《资本论》应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系统科学”的学科工作规定看待,这种新的学科的分类方法和划界的标准,将为研究《资本论》带来新的启发。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资本论》与中国经济学实践创新研究”(15YJA790073)。

  作者简介:许光伟(1971-),男,安徽滁州人,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资本论》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

  青年合作者:许明皖同学。出生于199910月,男,安徽合肥人,四川大学在读本科生。

 

 

【注释】

 

[1]许光伟:《资本论》的逻辑究竟怎样炼成——兼谈如何写《保卫<资本论>[J],《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2015年(8.

[2] 许光伟:《资本论》的艺术高度:社会客观批判——关于“商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历史辩证法[J],《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61.

[3]光伟、许明皖:国学感召与《资本论》在今天——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73.

[4] 窦宗仪儒学与马克思主义[M]刘成有译,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前言第1页。

[5] 马恩集(第7卷)[M],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5页。

[6] 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M],方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 20-24.

[7] 150年后为何重读《资本论》:用马克思的方法面对新情况[OB / OL].(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DaWei-HaWei/2017_06_07_411977.shtml.

[8] 哈维大卫·哈维读《资本论》[M]刘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9.

[9] 《资本论》第1,人民出版社,2004: 820.

[10]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M]刘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359-360.

[11] 费彻尔马克思:思想传记[M]黄文前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95.

 

(责任编辑  陈琰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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