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伟：我为什么以及如何写《保卫资本论》

我为什么以及如何写

《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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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330013)

　　【作者按语】《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文中简称《保卫》)，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初版于2014年。这是作者首次为该著写的介绍文章，弥足珍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无独有偶，《保卫资本论》作者提出：“其以极高的智慧统一人类生产的‘历史’和‘逻辑’，清晰说明了经济学的方法论，大大拓展既有《资本论》研究之领域，使之获得向新时代生长的国学马克思主义视野，并切实获取了‘重读’‘重写’互构意义之理解运动张力。”可以说，这是新时代的“心声”。目的是继承而创新，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时代域内兼容并蓄，继承发展;不断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下中国研究结合起来，通过焕发“中国元素”的方式，使经济学的建构确实获得有机化的中国生长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才能为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最终寻求到宝贵的智力支持。据此看来，整体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建设行动已经是摆在面前的刻不容缓的时代任务。发掘中华经典，和世界经典互动，在善读、善用中寻求最高智慧，实属必然之举。我们认为，这是文章提出“国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主张的目的和价值性所在。文章同时分享了作者自己在《资本论》研究方面的众多不俗的观点，系统介绍了写作和学习经验。　　

 

　　

　　摘 要　《道德经》和《资本论》具有结构的“巧合”，道和德规定的相互推动和彼此间的有机交融，成就了人类文明的辉煌的社会科学理论史。以此观之，在成书结构上，《资本论》分成四个层次：历史发生学(道，历史生产→再生产过程);系统发生学(德，再生产→流通过程);现象发生学(道和德的生活形式，流通→生活过程);认识发生学(道和德的认识形式，生活→认识过程)。这其实是逻辑发展的必然，摹写的是“以历史生产为基础的时间过程”、“以社会再生产为基础的空间过程”、“以流通为基础的现象过程”和“以经济生活批判为基础的认识过程(所谓的抽象上升到具体)”。这种辩证法的“四肢结构”完成了对社会历史有机体的整体刻画，书写了一部商品经济形态的“整史”。历史的理论概念、“批判=发展”的方法论概念得以发掘出来;进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据亦可以从中得到锁定。整体看，这是“保卫”的学术价值、工作意义和建设路径。

　　关键词　《资本论》;保卫;历史;中国;理论;方法论;批判;建设

　　正文如下。

　　【题记】21世纪进入“保卫《资本论》”时代，这个总判断是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契合的，盖因这是“中国经济学”的整体建构时代。目前，和《资本论》有关的研究不外乎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原典解读，如卫兴华教授2014年推出的《<资本论>简说》和《<资本论>精选讲解》;第二类是“新解”《资本论》，或所谓的“新资本论”;第三类是批判与解读、理论整合与建设相结合，以此寻求中国原创思维和多路向发展的方法论性质论著。毫无疑问，《保卫资本论》属于最后一类。现今有人要说：《资本论》无须保卫，150年了，即使在国外，它也从来没有被废掉过。这是误解了“学术保卫”的工作涵义，或者是过于学术自信了，借用其口气：即使是“革命行动”，它也从来没有停止前进过，也不应当轻易地停下发展的脚步。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同样，我们也能够说，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资本论》研究”，新时代需要“活的《资本论》”，这特别是指它的方法论方面的规定性。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资本论》研究方兴未艾，渐渐迎来“保卫《资本论》”时代。2013年后，伴随着《21世纪资本论》、《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重读<资本论>》和《资本论的哲学》等一大批国外译著的涌入，热潮迭起。下面阐说的《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2014年版)的创作宗旨、逻辑路径、理念和所运用的特别“方法”，构成一篇严格意义的跋文。对我个人而言，又可称之为该著迟到的“后记”。

　　就创作背景看，该书的出炉取决于以下研究事实：中国人如何恰当地对待与运用好来自“西方”的经典著作，既为我所用，又体用结合，相得益彰;老实说，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亦是高度突出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时代话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研究填补了同类作品的空白：从批判转向建设，从逻辑转向历史，又通过贯通中国历史，达成对马克思之后的世界历史的新理解。这种统一历史之研究进路创造性地规定了“历史科学”。其以极高的智慧统一人类生产的“历史”和“逻辑”，清晰说明了经济学的方法论，大大拓展既有《资本论》研究之领域，使之获得向新时代生长的国学马克思主义视野，并切实获取了“重读”“重写”互构意义之理解运动张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作品与学说发表有著名的评议，写在《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等主要作品中。从简处入手，本书的工作是从上述两本书中各取出“保卫”和“《资本论》”而得以命名，即取保卫之政治与学术立场，而批判纯文本路径解读的解释学方法论。经济学的源头是《道德经》。《道德经》有言：“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这是讲述“道”“德”两个基本范畴的关系。《道德经》研究的两个基本范畴[i]是经济形态社会理论的总纲，也总览了《资本论》的逻辑和方法。即简明地说，《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历史作为大舞台和布景整体把握“资本之道”，《资本的流通过程》以社会作为大舞台和布景整体把握“资本之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则把两者叠合起来，审查和批判性地观察资本主义生活过程(其是一个时空结合体)，亦即揭示历史与现实之“现象发生学”。这是坚持以“事的科学”审查《资本论》逻辑取得的认识成果。

　　原所提交之论文，结构包括五个部分，期待一个系统的介绍路径，以尽可能确保读者鸟瞰《保卫<资本论>》的全局思想。即第一部分：从“独钓寒江雪”到“长之育之，亭之毒之”(题记);第二部分：《资本论》的艺术高度是社会主观批判逻辑体系——关于“商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历史辩证法;第三部分：发生学四义——辩证法的四肢结构;第四部分：蕴含建设的批判——三种社会要素模型;第五部分：昔景重约忆亚南——中国经济学之题录。囿于篇幅限制，此处重点介绍第三部分内容，余者略去。标题相应重设。

　　君不见!2014年的皮凯蒂资本研究在中国引发的浪潮汹涌!这是《保卫<资本论>》剑出鞘的年度环境。君不见!在西方，哈维对《资本论》的讲解，娓娓道来，对资本主义现实鞭辟入里，一时间，“呐喊声”和“欢呼声”起来了!又所谓：仁者乐山，知者乐水;知者动，仁者静。这犹如鲁迅先生之指示：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是为求“评”求“论”之记。[ii]

　　一、引言

　　《资本论》以“逻辑”求历史，在此基础上，辩证叙述事物发展规定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是为“事的科学”。首篇阐述“价值规律”。第一卷第二至第七篇阐说“资本之道”，对资本主义进行历史鸟瞰;第二卷是说明资本主义工厂“不破产”的条件——它的存活条件和发展条件从而社会运动条件，阐明国民收入的根据和来源，这是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和宏观基础，即“资本之德”;第三卷于经济生活层面，全面展开对资本的国民收入即剩余价值转化形式的分配运动的分析，既说明了实体生产及其虚拟经济形式的发展关系——工厂、商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不断衍生关系，也深层次地说明了“土地所有者”为资本家集团所“养活”的经济实质(资本主义消灭了地主阶级，却保留了“地主”)，是为“资本主义生活过程”解析;第四卷是关于资本的道和德及其结合运动的“历史认识”。从《资本论》的诞生史看，它的体系是社会客观批判与社会主观批判的工作统一，由社会客观批判领衔，而具体由社会主观批判发动。

　　研读《资本论》，我们看到马克思的认识起点是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批判。以此察之，“第一，《资本论》辩证法规定乃是起步和酿成于‘商品’中的;第二，马克思文本结构是开放的，就首章而言，所要完成的是‘商品本身’的大写规定剖解，在指向性上，其始终与历史发展同步，即坚持商品精神现象学批判(马克思暂名为‘拜物教批判’)工作进路;第三，商品辩证法是实践化的批判规定，是活的工作逻辑，旨在消除自足，坚持始终在生长运动现象中认识存在规定，把握存在的整体发展;第四，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践化的形成历程，它从历史中发掘社会存在(规定)，统一历史存在和社会存在;第五，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统一化研究对象和理论范畴用语，如生产方式(历史形成的社会生产)与劳动一般，以及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社会再生产)与价值(形式)，使理论分析具有明确的可操作性。”(许光伟，2014)于《保卫》成书前完成和发表的论文中，我设定这样一个总的想法：在逻辑上，《资本论》商品章是成熟的研究范例，其解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构造，全面系统地探索了商品价值规律的发生奥秘。

　　概言之，既然资本主义的客观起点是商品——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那么首要的一个任务即是，应该对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认识进行有效的工作揭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实际上仅仅把商品视为“物”，内在的质被限定为“使用价值”，以此展开对价值形式的分析。这种纯物规定的分析不可避免地抑制住了对“事”的认识和把事的构造“物的知识化”。物的科学必须立即被制止。所以，讨论应当从“商品的两个因素”开始。商品作为“物”，无疑是第一个事实，但它是物质存在和社会存在的合成体。进一步的追问是，这种特殊的物的存在如何可能?马克思关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的阐说，即构成“物的科学”向“事的科学”的转换。[iii]劳动二重性主要在于说明“价值之母”规定：一种特殊的历史劳动和实践活动——商品生产劳动。因此和商品不同，劳动是“事”，不是“物”，商品生产劳动则锁定了商品的“物”和“事”的双重规定。

　　二、《资本论》所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的“第一义”：历史发生学

　　辩证法，中国工作用语即发生学。这是对生长过程的辩证描述。例如前述的“道”，即从发展方面对生长过程进行辩证描述。马克思在《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中，全面阐明了在生长规定方面的母子相互推动的“价值的发生学”，实际上就是阐明价值的生长规定，这是理解资本之道的历史基础。

　　为简洁起见，我们在这里直接引用两大段落，以代替繁琐的论述。一段话是，“马克思自己曾经有些惋惜地说‘《资本论》应用的方法，不常为人理解’。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不久，人们对于《资本论》的方法，就有种种矛盾的解释。有人说是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有人说是用批判的分析法，有人又说叙述的方法是辩证的。当马克思在第2版跋中清算了这样那样的说法，肯定地说他的方法是辩证方法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改良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又针对着他的辩证方法来进行曲解和攻击。”以及，“从上面的说明，我们似乎可以毫无疑义地肯定以下两个论点：(1)马克思自己和恩格斯都认定，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都是把辩证方法看作研究资本主义现实关系的‘现实方法’，或研究资本主义基本生产关系的基本方法。这无疑是照应着整体或总的对象而提出的总的方法。(2)他们对于一切其他从属于总的方法或辩证方法的方法，则都只认定它们是分别在一定场合、一定范围，处理不同问题起着助手的作用。它们的作用，是有一定的条件限制的。列宁指示我们：‘应用分析的方法还是应用综合的方法，这决不是(如常常所说的)我们随心所欲的事，——这取决于那些必须认识的对象本身’。我想这个原则，适用于前面讲到的抽象分析的方法，也同样适用于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认识方法。”(王亚南，1962a)

　　这是王亚南先生对于《资本论》“方法”的作答。这种对待马克思的“我的辩证方法”方式，亦可以说成是：“他完全吸取了黑格尔的方法，他的辩证方法以一种机智的综合把诸多元素混合在一起。”(麦克莱伦，2005：116)

　　一般而言，方法是针对对象来讲的，逻辑则是针对研究对象来讲的。按照王亚南先生的认识构想，辩证法中有两个能动的要素：逻辑和方法，它们的性质不同，但在实践过程中是结合的。方法可称为“逻辑本体”，反过来，逻辑则指示“方法论”(方法的理论)。这种辩证的分开和结合完整地反映了研究对象的规定和逻辑，使由对象得来的“方法”和从中升腾出来的“逻辑(认识)”实践地结合起来。简括地讲，辩证逻辑和辩证方法原是内容和形式的工作统一关系，这样就把辩证法实践态了，一句话，逻辑和方法——我们这里用一个统一的词：发生学——构成“辩证法这个身体”的躯干的四肢结构。身体的头和灵魂部位的内容自然是历史实践活动本身。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历史生成自己逻辑的认识和手段中介不过就是方法本身。这个方法通过对逻辑的统驭，使自身结合为一种历史的学科规定，并且成就为一定工作形态的学科方法论。

　　整体看，唯物主义发生学即是这样的学科方法论。具体到社会科学领域，即升格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生学(规定)”，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隶属于这个工作规定。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学科方法论和工作逻辑的“第一义”，学科名称即历史发生学——把“道”看作切合事物发展本质的时间规定或时间过程。这种辩证法思维要求从生成运动观上整体看待研究对象的构筑要素，从而是把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结合在生产方式的规定当中，观看它们的结合运动、发生逻辑与发展史。简括地讲，《资本的生产过程》其实就是考察“资本之道”：生产方式的历史发生——由交换关系的发生始、以生产关系的发生为结束(剩余价值生产)，以及生产方式的历史生长(资本积累过程)，在此基础上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整体”进行的集中考察与解剖。[iv]这样才能够理解马克思为什么在《资本论》的第一卷中，就必须全面考察“资本生产史”——前史、正在发生史和积累运动史，把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以及将要发生的运动，都纳入了历史发展的范畴，因为，其统一了资本运动史上的规定，统一了资本的“内容”和“形式”。

　　三、《资本论》所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的“第二义”：系统发生学

　　如果我们把“W = c + v + m”视为生产关系，《资本的生产过程》则是关于这个公式“如何来”的系统性研究。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和“死”，已经写就这种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特质，以后的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运行是实现该特质，交换关系的资本主义运行则在于具体化该特质。我们从而能够看到：马克思从“历史转化”和“社会系统”两个层面来整体把握与刻画资本运动(规定)，而且在对总资本和总商品资本的考察中，伴随着“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运动的实存。也就是说，资本发生学的逻辑裂变是“历史和系统的发生学”：一者考察生长过程的发展的本质，一者考察生长过程的运动的本质，——对应于前者，后者实际上是切合事物发展本质的空间规定或空间(扩张)过程。[v]

　　承上所述，学科方法论的第二义应该就是系统发生学，由《资本的流通过程》补充说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总商品形成(机理)”。具体来看，这一卷是关于资本主义基本公式的“生产关系为什么”的研究：在事下洞悉物的规定。在考察中，资本委实是具有“工具理性”的社会公众人物;通过对资本的“个体选择”行动和“阶级选择”行动两方面的综合考察，联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理性的世界和交往关系理性的世界。这是建立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进行宏微观剖解”理解行动的分析基础。

　　严格意义的系统发生学考察系统构成的结构和结构的运动形式。由于马克思把这个考察同时嵌入历史发生学中，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结构得以运动化和历史化，产生“运动”生“结构”的阐述效果。此为“循环史”(《保卫》称之为“运动史I”)和“周转史”(《保卫》称之为“运动史II”)。历史发生学和系统发生学本质上依然是合一的。现在，我们按照王亚南(1962b)的提示，把概括了这两卷内容统一的马克思的话摘录在这里：“在本书第一册，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既作为孤立过程，又作为再生产过程来分析，我们分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本身的生产。资本在流通领域所经历的形式变换和物质变换被假定为前提，而没有进一步加以论述。我们假定，一方面，资本家按照产品的价值出售产品;另一方面，他在流通领域找到使过程重新开始或连续进行所必需的各种物质生产资料。我们在那里需要考察的流通领域中的唯一行为，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的劳动力的买和卖。在本册的第一篇，我们考察了资本在它的循环中所采取的不同的形式和这个循环本身的各种形式。除了第一册所考察的劳动时间，现在又加上了流通时间。在第二篇，循环是作为周期的循环，也就是作为周转来考察的……但是在第一篇和第二篇，我们考察的，始终只是单个资本，只是社会资本中一个独立部分的运动……现在，我们就要考察作为社会总资本的组成部分的各个单个资本的流通过程(这个过程的总体就是再生产过程的形式)，也就是考察这个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过程。”(马克思，2004b：391-392)

　　因此，第二卷必须以第一卷的阐述为前提，作为其必然的延续。关于社会生产的考察遂为“再生产过程”的考察所接续，从中发掘运动矛盾条件。这些条件在外表上相应表现为连续不断的经济波动和结构调整。

　　四、《资本论》所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的“第三义”：现象发生学

　　生产→再生产→流通→生活过程，即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运动链条，旨在把握整体的资本主义分配关系——它的内容和形式。由生产-再生产过程之推动力量转化生成的“流通→生活过程”，亦在于揭示总商品条件下的社会分配规律：生产各自进行，分配由社会过程来统一。资本交往的共识达成如下之定义：“如果参与行动者的行动计划不是按照自我中心的成就计算，而是按照理解的活动而合作化的……就把这种行动称为交往行动。在交往行动中，参与者不是首先以自己的成就为方向;他们是在一定条件下遵循他们个人的目的，就是说，他们能够在共同状况规定的基础上，相互决定他们的计划行动。因此，状况规定的协议是为了交往行动要求解释成就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哈贝马斯，1994：362)“道和德”的内容与形式，即本质规定方面的时空结合，在于奠定了对生活过程进行完整的现象描述的基础。建基于此，《资本论》在对“道和德的生活形式”的解剖上，运用的逻辑和方法是“现象发生学”。通过对社会分配关系的质、量、形式诸规定的内在结构的深刻性把握，生活规律从中展示出来。据此而论，第三卷是关于资本主义公式的“交换关系是什么”的研究。

　　为进一步查明马克思的这种工作意图，我们不妨在这里再回忆一下《资本论》首篇逻辑：物对事、自然物对社会物的转换，事的发展，以及事的发展下的社会物(规定)。可见，首章逻辑是对首篇工作逻辑的还原。它确立了母子发生结构的阐说路径，即价值(形式)。首篇是讲价值规律的。实际上唯其如此，《资本论》理论部分包括第三卷也才可以还原为“首篇逻辑”。从而剩余价值规律基础上的生产价格运动，就是价值(形式)的转化形式，即“生产价格(形式)”。《保卫》封底给出了上述工作的对应结构：

 

　　【商品(W)：价值(形式)—货币(形式)—市场价值(形式);

　　剩余价值(形式)—资本(形式)—生产价格(形式)】

　　所以，总过程实际是总运动和总运动形式，讲述社会物(运动)的构造和自生运动(自我生成运动)形式。这是关于资本主义运动的“真正的知识”。与系统发生学将生产方式和交换关系合并在生产关系的规定性中(从而集中考察社会生产关系的结构和运动)予以研究不同，现象发生学在于显露社会物的本质运动——本质对现象的实践关系。亦即，考察诸利益主体间的社会分配行动：研究对象各个要素均显露在现象态的交换关系中，从而定格现实化的分配关系。运动的分配形式的历史I在《保卫》中被称为“生活史I”，与之内在联系、从中派生而出的运动的分配形式的历史II在《保卫》中则被称为“生活史II”。就前者而言，实则是生产方式的直接定格以及社会实现在交换关系中，而需要从实体运动方面考察社会分配结构，这是资本利润的生成结构和过程。就后者而言，实则是生产关系进一步定格和社会实现在交换关系中，由于生产关系的财产结构的各个组成本身各自具有围绕增殖过程哦产生的独特的社会运动轨迹，因应总体需要——作为一个发展整体和作为名副其实的总资本的需要，进而产生了对“虚拟”的社会运作的内在要求。从虚拟运动方面考察社会分配结构，则可以推出资本利润的深化的生活过程和运动形式。

　　现象发生学(道和德)总体受制于历史发生学(道)和系统发生学(德)，其又是时空交融和有机结合的。因此，生活史集结起来的形态和过程，乃是社会总体的资本积累运动(本身通过交往行动的中介来达成);并且以资本积累史的发展规定统合资本运动和全部的生活史，确实深化了人们对于“资本的历史使命”的理解：一切均是为了分配、一切均出自分配上的要求——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从而，分配置身在生产方式的内部，导致在完全态的意义上，围绕分配的积累过程和运动就表现了总规律本身。这是资本的自我不受限制的再生产，然而同时又是社会生产的总界限，分配由此发展成为生产的桎梏。

　　五、《资本论》所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的“第四义”：认识发生学

　　概括起来说，发生学是对历史和社会对象进行的总体研究，这界定了总的认识规定。对资本的对象而言，这个总的认识规定即剩余价值，即作为“资本生产方式”、“资本生产关系”以及“资本交换关系”的剩余价值一般和剩余价值全体。从这些意义上看，学科方法论的作为归结点的和工作汇总的含义，就是依托于范畴生产与批判这一前置过程的认识发生学。这乃是建基于全体的批判，尤其生活过程批判。[vi]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工作阶段就努力地使“逻辑”提升为“历史的规定”，以期书写“信史”，那么可以断定，《资本论》首先在于书写历史，其次使“历史”落实为“逻辑”，完成语言和认识生产。第四卷无疑是处于工作完成的阶段，是接续生产、流通、生活交往的“认识行动”，即逻辑的“落实”。因此不能追随考茨基，把《剩余价值理论》仅仅看作对于“剩余价值学说史”一个简单的历史思维的书写。从历史与逻辑结合的思维体式(生产-再生产-流通-生活-认识过程)的书写出发，《保卫资本论》坚持把《剩余价值理论》作为《资本论》第四卷，作为第一、第二、第三卷的“再说一遍”的认识形式和理论史，即重写回到“价值(形式)”和“剩余价值(形式)”。但这不是什么演绎主义的知识结构，而由批判实践所内生。可见，资本认识史是对批判运动的认识，是全部批判史之提要。即一方面，“批判经济学是把资本主义全历史及其反映的经济学说，作为研究批判对象。”另一方面又应该说，“批判经济学的批判本质，是作为整体的社会发展学说赋予的。

　　我们在《保卫》中同时还写道：“再强调一遍：这里已经不是纯粹的实在史了，这是摹写资本的认识形式即资本范畴，是把资本的发展当作‘范畴’来看待的工作规定，是对实在史的历史反映，是关于资本的精神史的认识科学!因而立足马克思本人的写作角度，《剩余价值理论》把握剩余价值从而资本的总认识，而由于‘这个一般’本身是资本不断历史发展的结果性规定，那么这一卷即批判史，可以说是体现了真正资本理论的‘逻辑学的’工作特征。即理论部分是实在史(历史)=理论，历史部分是批判史(逻辑)=逻辑学，然而不是=建构的逻辑学，而是=批判(行动含义)的逻辑学。这和直接跳过进行实在史批判的理论部分的工作，急欲宣称理论史的成果(认识论的逻辑或逻辑学)的做法迥然不同。”

　　马克思从资本批判史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逻辑的生产依赖于历史本身的发展，理论认识是逻辑的社会函数。据之可看出，由《资本论》挖掘方法论规定，决定对其文本不能施行单纯的阅读。例如，把剩余价值作为认识范畴——分别作为资本的生产方式(发生)、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些是从表面化的意义解读中得不出来的。鉴于此，我写作了《资本论》第四卷的“逻辑”(许光伟，2012b)，探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认识行动的批判性把握。并且为了定格“综合系统理解”，在此之前，我同时分别撰写了《资本论》第一卷的“逻辑”(许光伟，2011)、第二卷的“逻辑”(许光伟，2012a)，以及第三卷的“逻辑”(许光伟等，2012)。

　　六、一些研究回顾与反思

　　必须坦率承认：我先前发表的系统探究《资本论》工作逻辑的发生学系列文章(4篇)，其实没有完全脱离“文本诠释学”的立场，尚残留有与之相关的种种痕迹。下面就以第一卷的“逻辑研究”为例，予以清算。

　　首先在那里边，我——像哈维那样——似乎是想说：“我的目的是促使你们去阅读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并且是按照马克思的本意去阅读它……如果你此前已阅读过相关章节，那么我个人对《资本论》的理解，即对第一卷内容的理解将为你提供更多的启示。但我鼓励的是你个人面对这一文本的经历，是直接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研读，是你将开始形成对他思想的独立见解。”(哈维，2013：1)为什么马克思从商品开始?通过把眼前的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开始即=开始分析。我这么写明：“作为逻辑起点的商品(货币)是存在和概念的统一。整个进程表现为辩证的运动过程。”(许光伟，2011)这种说法分明是人为地把辩证法的工作规定前置了，大脑中首先没有想到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实在史，稀薄的抽象代替了历史考察基础上的思考。大卫·哈维则这样讲道：“商品是马克思的一个先验的起点。”哈维的依据就是马克思用来开篇的第一段话：“请大家注意马克思在这里运用的语言。‘表现为’(appears)在段落中出现了两次，而且简单地说，‘表现为’与‘是’(is)是不同的……这马上启发我们去思考，那底下会是什么。同时，我们还要注意马克思只关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他不关注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或者是混合的生产方式，而只关注处于一种纯粹状态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哈维，2013：19-20)显然，这样的一些“空谈”是离开了《资本论》作为“史书”的规定性。[vii]

　　因此尽管哈维认识到，“以商品作为起点其实是非常有利的，因为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接触并经手商品……马克思选择利用商品的这个共同特征，它对于我们所有人都是熟悉的而且是普遍存在的，商品与阶级、种族、宗教、民族、性别偏好或其他因素无关”(哈维，2013：20)，但是，他的这种诠释无法澄清如下的一系列的理论困惑：“当人们想到马克思时，像《共产党宣言》中的词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会进入我们的脑海。但为什么《资本论》不以阶级斗争为开始呢?”“马克思为什么不是从货币开始呢?”以及“他又为什么不是从劳动开始呢?”一个似是而非的解释性说明是：“为什么他以商品为研究的起点?有趣的是，马克思所进行的预备性写作经历了很长时间，大概持续了二十年或三十年，在此期间他一直思考从何开始的问题。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将他引领到商品的概念，但马克思没有选择对这一选择做出解释，他也没有去复杂地讨论它的合理性。他只是将商品作为研究起点，仅此而已。”因此，“马克思的研究起点是商品的概念。如果这不是一个令人感觉奇怪的起点，那么，它至少看起来有些随意。”(哈维，2013：9-10)结论自然是说：商品-货币-资本的阐述链条，即是“马克思的辩证法”。这些想法鼓舞了直率的判断：“正如高等数学的研究并不是从极限开始，再到微分和积分，但是完成了微积分体系研究的高等数学，在其教科书中的叙述却一定要从极限开始，而不能从微分或积分开始一样，马克思的研究也并不是从商品开始的，但是他的叙述却一定要从商品开始。这是因为，马克思与数学家们一样意识到，‘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一切表面上和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由于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而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家和第一个经济科学家的马克思，是第一个以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式来研究人类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人。自然他不会重蹈前辈李嘉图的覆辙，即在‘第一章里就把尚待阐明的所有一切范畴都预定为已知的’。”(余斌，2011：4)因为，这种解答是希望克服一种压制不住的施加在马克思头上的不适当的念头：“能够理解他是以一个已经确定了的结论为基础构造他的观点是重要的。这让他的整体论述形成了一个神秘的开端，对读者而言，或是被它迷惑，或是被它的随意所激怒，从此永远放弃对前三章的阅读。”(哈维，2013：10)

　　其次，《<资本论>第一卷的逻辑：历史发生学》的阐述也未能清楚地说明“生产行动的历史发生”。由于坚持把历史仍然当成“历史逻辑”研究，就使用了这样的工作语言：“大写字母意义的历史发生学”，但行动的内涵的表述较为模糊。这导致可能无法讲清楚资本的生产行动、流通行动、生活交往行动的质的区别基础上的内在联系。我们看看那里边的词句：“‘商品和货币’发生学”、“‘货币转化资本’发生学”、“‘剩余价值’发生学”、“‘资本积累’发生学”，以及“发生学逻辑”，等等。某种意义上，工作努力仍然是一种“逻辑构图”：在诸文本间寻找联系链条，寻找各类“逻辑历史”之间的文本的结构联系。

　　我们看看哈维怎么说：商品(使用价值，价值)——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具体劳动，抽象劳动)——交换价值的形式(等价形式，相对形式)——货币形式(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市场交换(所有者或卖方，非所有者或买方)——货币商品(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货币(债务人，债权人)——资本(在过程中的价值或等价交换，利润或剩余价值和非等价)——劳动力的买卖(资本，劳动)——阶级斗争。这就是大卫·哈维眼中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观点的发展路径”。同时，他不得不承认：“这一认知图帮助我们预见了马克思是如何有机地‘生成’了他的观点，并且是通过什么完成了辩证的跳跃的。但是，请记住，这一图表只是一个构架，围绕这一结构，马克思对一种动态的、进化和矛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添加了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分析。”(哈维，2013：121-123)

　　同样，透过逻辑上的而不是历史上的思考，大卫·哈维做出这样的理论批评和判断：“在货币的这两种功能之间，存在一种对立和矛盾。例如，黄金作为价值尺度非常适合。它性质稳定且能够被永久保存;人们可以定量地分析它的质量;人们可以了解并控制它的生产和流通。所以黄金作为价值尺度是非常好的。但是，假设你每次去买一杯咖啡，都必须用一粒黄金去付款(就不现实了)……所以马克思将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第一部分)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或媒介(第二部分)做了对比。那么，最终只存在一种货币(第三部分)。”(哈维，2013：59-60)我则是这样说的：“整个进程按照否定之否定原则形成内在发展的环节。第一环节：通过历史材料的占有、分析和加工，确认商品(货币)发生的分析‘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分析商品，并且最先是在它所表现的形式上加以分析’;第二环节：商品作为双面范畴，——商品本身及其所有者的关系，整个交换过程的发展是人格化关系的发展和历史确立过程;第三环节：货币将自身实现为一般商品。3个环节由内而外，构成广义‘货币发生学’。内在环节：货币通过价值(形式)将自身锚定在商品体内。‘所以，只有在那些从货币的完成的形态出发而从后往前分析商品的人看来，货币是商品才是一种发现。’中间环节：‘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因为为了交易，需要将‘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商品价值有一个独立的形式，这个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于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而最终取得这个形式为止。’这等于说：‘随着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转化为货币。’外在环节：货币通过自身的运动发展，羽化为货币商品，确立为一般商品。商品拜物教移转为货币拜物教。”(许光伟，2011)

　　最后，出于文本上认同的需要，我在研究前期仍然把《资本论》第一卷视作以资本积累”(狭义的)为标识的“资本发生的整体运动史”。即这是一个自圆其说的逻辑体系：“前6篇中，c、v、m作为彼此独立而又内在联系的社会因素加以构造;在第七篇，它们进一步形成统一的有机体、一个资本积累上的构图。这种整体考察是对资本运动历史进行整体揭露的要求……这导致‘所谓原始积累’和‘现代殖民理论’必须同样作为历史发生学来论述，作为论证环节的结束，作为对这一逻辑结论的总的验证。”(许光伟，2011)同样，哈维阐述道：“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将‘资本的积累过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论述。他在此建构了可能我们最好称之为一个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动态的‘宏观分析’。”因此，“毫无疑问，这是《资本论》第一卷中最精彩的论述。全部前期研究成果被集中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现在称之为一系列的资本主义动力的‘模式’。”(哈维，2013：263-264)

　　不过，所谓完整或整体运动的认识，乃是一个简略说法。因此即便是大卫·哈维，也要时时离开马克思的文本，做出这样的讨论：“这是《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它唯一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分析的展开完全从这一角度出发……所以，我们在第二卷的末尾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简单地说，如果第一卷介绍的情况完全存在，那么工人阶级就不能成为资本家产品的主力消费者而发挥其必要的社会作用。那么，第一卷内容的目的和要点是什么呢?马克思在第一卷提出，如果这个世界是按照这种方式运行的，那么，其结果将是工人的贫困化日益加剧。如果我们质疑在这一结论中，是否看到了事实的因素，那么，答案肯定是‘是的’。而且，如果我们到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越南和危地马拉的工厂去考察的话，在这些地方，潜在的劳动储备正在以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被调动起来。实际上，你将会看到……收入不平等剧增，而且在世界所有地方(印度、墨西哥、中国、俄罗斯)都突然出现了一定数量的百万富翁，形成了一幅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而在另一极则是悲惨积累的图景，这一图景对于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隐喻。”(哈维，2013：306-307)因此就事件本身的发展看，第一卷所描述的是一个虽然是部分的却是确定无疑的资本逻辑，其全体的逻辑远不止此，这种论述必然要由第二卷和第三卷来补充。也就是《保卫》中着力阐明的真正意义的“资本积累史”在逻辑链条上要扩展到整个理论体系，而以资本的总的社会生活过程来收尾。资本积累是资本的整体的发展体式和逻辑，即资本积累逻辑，这样才能够确保把增殖理解为运动，进一步理解为社会运动(形式)。虚拟经济被内在化，成为实体生产向社会扩展中所衍生的运动链条。指明以下说法的非法性：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金融资本居主导地位，决定经济体系价格体系和分配制度，因而深信虚拟经济支配实体经济，货币金融也决定着实体经济的价格体系和分配体系;据此，大宗商品价格被完全金融化，与实体经济供需脱节，企业不再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市值最大化。[viii]先是杜撰子虚乌有的“产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理论”，尔后，孤立化之，再将其打倒——而这就是所谓的“新资本论”(新古典资本理论和新马克思资本理论);而且这个体系希望从现象学的废墟中鼓捣出“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理论”，引诱人们加以追捧、颂扬。这是把一切颠倒过来的做法，显然并不可取。其实，由“新资本论”所摹写的这种资本积累毋宁继续称作“原始积累”。它作为“另一种意义的原始积累”和《资本论》实际已经“定格化”描摹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从而“在这两个剥削和积累的体系之间，存在一种‘有机的链接’”(这是大卫·哈维引用的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即可以认为：“资本主义的长期历史是以这种动态关系为中心的，即持续的原始积累和贯穿于《资本论》所描述的扩大再生产体系的积累动力之间的动态关系。”反过来看，“如果它不参与新一轮的、主要是通过帝国主义的暴力手段的原始积累，那么，资本主义应该在很早以前就消失了。”(哈维，2013：329)

　　鉴于以上论证思路，哈维做出如此的文本判断：“《资本论》的第八部分，在语调、内容和方法上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在开始部分的内容与书中的其他部分的中心假设相反，如在第二章反过来建立的假设，在那里，马克思接受了亚当·斯密所提出的原子式的市场交换的理论，在这种市场中，所有商品交换都发生在一个自由制度适当发挥作用的、非强制性的环境中，而自由、平等、产权和边沁规则是以这样的方式发挥作用的。斯密非常清楚地知道，世界并非真是如此，但是，他将此作为一个便捷的和带有驱动力量的虚构来接受它，并在这种虚构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标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马克思，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将这一点全部揭示出来，就是为了批判其中包含的乌托邦主义。”(哈维，2013：311)但真实情况是，在“原始积累”中，无论是《资本论》本身指认过的，还是“新资本论”所添加的那些事项，市场交换已经不再存有“互惠主义”。由此提升了我们对于“辩证法”的实践性的认知，便于将其重新汇入历史，亦能够对以下说法保持高度审慎的接纳与批判态度：“君不见，《资本论》中研究的范畴如商品、货币、价值、价格、工资、利润、资本的循环周转和再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经济分析，以及有关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货币流通规律、再生产规律等等，不仅还适用于当今垄断时期的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适用的……(即是说)《资本论》是马克思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市场经济经验的总结，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陈征，2015)

　　七、结束语：历史深处和因应潮流的批判与建设

　　以上论述是反“知识论宣言”的。显然，《道德经》和《资本论》不是结构巧合，而是不同时代背景和文化差异条件下的逻辑必然。盖因二者都是历史学科的缘故。[ix]从辩证法=发生学[x]的工作语义看，学科方法论被大写化了，历史规定被大写化了，逻辑实践化了，中华母子思维导向的工作模式[xi]——对“道”“德”分别阐述条件下的事物发展的运动规律的认知图式或工作模式，腾空而出![xii]其创造性地统一了话语形式上的差异。这是一种复归，是在认真清理科学主义思维与话语之后，从“新康德主义”知识论阴霾中真正走出。

　　要之，与社会科学有关的理论的构造图式实际上可称之为“行动理论或图式”。例如，《资本论》四卷所完整刻画者，乃是资本的社会历史生产图式、资本的流通行动图式、资本的生活交往图式以及资本的认识图式。如上所论，“行动(规定)”的加入使得“事”和“物”分开，物的科学追索“物的世界图景”，相反，事的科学则追索“事的历史图景”。而由于事物的本质就体现在“道”和“德”的统一性当中，使得对规律的把握必须有一个内在结构和工作线路予以支撑，这其实就是社会历史的“客观批判-主观批判”过程。所谓“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循此思路，《资本论》全部四卷的工作内容被安排为：“道”——“德”——“道和德”;其中，后者分成：“道和德的生活形式”与“道和德的认识形式”。即前两者共同构成对事物发展的本质研究，后者构成现象研究以及建基于生活批判和现象批判的认识研究。只是出于特殊原因，《资本论》第一卷成为了一部相对独立和完备的作品，即兼顾了“本质研究”和“全体研究”。至于余下内容，马克思这样交代：“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马克思，2004a：13)显然，接续的“第二卷”(第二册和第三册)是本质转入现象;“第三卷”(第四册)则是由整个客观批判启动的主观认识过程(批判)。

　　回家，回历史，回中国。语言回家，工作回历史;批判和建设，则立足于以中华为背景的世界史(发展)和中国的实践沃土。总之，《保卫》为求“不懂问题”而来。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在王亚南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而不是刚好相反。这既是一个蕴含批判规定的中华建设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中国理论经济学之元素的实践寻求过程。一句话，行动科学应当自觉地归到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即归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认识规定领域。

　　之所以如此，乃是在于没有民族内涵和工作体式作为支撑，任何门类或流派的经济学都将不可避免地沦为理论空壳，免除不了成为一堆逻辑的空壳。《保卫》在《历史到科学的发展》章的写作中，引用黑格尔的下列话语作为支援背景：“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了。”君子(中华知识分子)弘毅，任重而道远，让我们满怀希冀，重约王亚南，共同书写和题录中国经济学吧。而所谓中国经济学，亦就是从中华历史域中出脱而来的中国经济理论，即中华语言体式的方法论与工作逻辑，即这一思维体式下对现代经济理论的重新研究与整体改造。因此，《保卫》“呼吁行动”的含义是：整体书写中国历史、中国思维和中国语言!这同时是对“再说一遍”(规定)的工作超出，以不断向历史深处寻找发展源头。

　　此外，这本书就选题的性质而言，是高度现实主义的——阐明资本行动“如何可能”以及相应地如何一步步现实化(生产行动→流通行动→交往行动→自我认识行动);但在工作倾向性上，则带有历史浪漫主义，本书不负有开具“行动药方”之责，而求索资本主义时空的“中华超越”的历史内涵与现实逻辑。既然《保卫》成功地把《资本论》安排为“12部史”，那么接续的行动就应当是“以史贯通的经济学”之发展，而这就是广义上的中国经济学的建设形态。通过“以史贯通”，中西方的逻辑被接合了，而能够酿出一种新的时代规定：批判=发展。借助这一新规定，新的“历史公式”将会被锁定，“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1995：73)同时，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华生长，又不可避免地引发对“经济形态”(产品经济形态和商品经济形态)和“社会”(产品社会和商品社会)的重新界定和二次考察。

　　有人蠢蠢地说：如果说历史探究使《道德经》和《资本论》具有“同构性”，那么，这是使理论研究过于泛化的做法;并且，中国的历史和《资本论》没有任何关系，中国的历史是二十四史;《资本论》说的是欧洲而不是中国人的事情，与中国人和中国人的利益诉求没有关系，与个人的自由选择的市场利益更没有任何关系。这种说法明显地忽略了《资本论》的特质——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的研究特质，并且根本不知道马克思和亚里士多德的关系!!不知道中国人和《资本论》的关系!!这种说法因此明显地删除了“人类历史是一部整史”的规定!!其不了解《资本论》在高度上乃是“史书”的规定。同时，正如《资本论》通过对行动逻辑的书写全面展露了资本主义的“生生不息”(发生运动和生长过程的总体的生动史)，其通过对抽象经济人假设的工作超越，打破了“理性和人”的概念化的自然科学的崇拜症，从容刻画了富有历史内涵的真正意义的“人的经济自然”，然则，这种大写化的工作逻辑必然可予以适时推广，并且能够和中华整体历史“内在对接”。这将是一个无尽的探索过程，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12部史”的工作规定，即转化史 I、转化史 II、资本生产史（第一卷三部）和运动史 I、运动史 II、资本流通史（第二卷三部）以及生活史 I、生活史 II、资本积累史（第三卷三部）和范畴史 I、范畴史 II、资本认识史（第四卷三部）。这是2017年修订版的表述。其中的最后一部“资本认识史”，在2014年初版中实际是“资本批判史”。盖因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是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方法，同时亦是学科规范，历史地批判、系统地批判、全面地理论批判、内在地认识批判，这决定“认识史”亦必然以批判史为归结。

　　【附  识】 此文2015年初作，至今刚好两年。它显然是为了解决一些人对《保卫资本论》的误解，尤其对“保卫”工作命名的严重误解。例如有人甚至对马克思说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研究对象规定误会起来，说它是“实验科学”或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定义。但是要知道，严格来讲，资本主义历史，正是从“机器生产方式”始，就本质而言乃是在“资本雇佣劳动”之社会财产关系中不断存续，又在极其表面化的金钱关系中反复衍生、繁衍、裂变着的“资本史”。经济危机只是当中的一个巨跳的符号！！针对有人对既有的学科分类传统进行刻意的维护，我们只想提出以下路线供批评者的进一步“批评”之用：历史学科——史书——百科全书——《资本论》——以史书规定为统领的“百科全书”规定，这是和自然科学契合的社会科学发展路线。批判是马克思的学科规范。这一点总有人误解，说马克思是为了建立什么“科学认识论”。其实，马克思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才真正表达《资本论》的学科属性，请注意在这里，马克思是明确把“批判”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规范的。此外，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史书规定”，总的来说，是建立“总史”研究，而不是拘泥于具体历史。这就是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学科学必须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书”对待的根据。所以，本文在主旨上意在进一步说明《资本论》作为“史书规定”的学科方法问题，如“四大发生学”概念的提出（它其实和“四个自信”在方法论上也是契合的），——这一点提请大家注意。它的依据：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以客观唯心主义和培根的实验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学科分类，已经走向末路，正在摇摇欲坠。《资本论》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系统科学”，正在确立“新的学科的分类方法和标准”，以此路径可正确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社会发展理论”的内涵。必须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规定，是怎样炼成的！！有人说，马克思借助时间规划，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群，构建了真理性思想体系。其实这种认识，也还不到位，仿佛马克思经济学就是“时间的理论经济学”，这是对史书规定的一种歪曲理解。“有历史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首先提出来的思想。史书规定之所以不能被轻易地丢掉，在于它隐藏着全息的历史进程信息，又在于：史书——记述历史——历史记述——不能仅仅归结为认识的问题。一言以蔽之，《资本论》既还原了真实的历史，又开始了“新科学”，并预言了资本主义的未来，从而暗示了政治经济学的未来。把政治经济学熔炉于历史，重建“科学”，实际上就是“批判科学”的诞生。这种探索，在西方的固有体系来讲，是一种超出，对中国而言，是一种“接续”，接起来看，历史的学术在马克思的这里实现了“跳跃性发展”！作为“批判的知识”，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抽象谈论知识的客观性、主观性，只是特别强调知识来源的客观性（这个过程即“批判规定”的发生过程），以及知识生产过程中必须依据客观性标准。我们一再强调，马克思的三大创作手稿：第一次尝试对“对象史”的探索，第二次尝试对“研究对象史”的探索，第三次尝试对“资本史”的探索。只有严格依据历史的思索，才能知晓马克思《资本论》的创作奥秘。用一首李清照的词概括：“绣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衬香腮；眼波才动被人猜。  //  一面风情深有韵；半笺娇恨寄幽怀；月移花影约重来。”这种实践化的理论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新定位”，使之推进为“新时代的《资本论》”。我们深信：史书的大境界一旦打开，坚持历史路向的中华学科的工作意蕴必将大为放大，必将为青年人所认可。总之一句话：《资本论》怎么读，怎么用，有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航标，现在应该有了结论了！2017年10月20日谨记

　　《政治经济学报》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书 评，原名：《我为什么与如何写〈保卫《资本论》〉》【许光伟】，载于该刊P 214 – 230。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a。

　　[2]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b。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

　　[4]陈征，2015：《我与<资本论>》，《当代经济研究》，第1期。

　　[5]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

　　[6]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刘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7]杰姆逊，2013：《<资本论>新解》(朱羽等译)，《现代中文学刊》，第1期。

　　[8]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9]王亚南，1962a：《<资本论>的方法》，《经济研究》，第12期。

　　[10]王亚南，1962b：《<资本论>的综合系统理解》，《学术月刊》，第5期。

　　[11]许光伟，2011：《<资本论>第一卷的逻辑：历史发生学》，《当代经济研究》，第7期。

　　[12]许光伟，2012a：《<资本论>第二卷的逻辑：系统发生学》，《当代经济研究》，第1期。

　　[13]许光伟，2012b：《<资本论>第四卷的逻辑：认识发生学》，《当代经济研究》，第10期。

　　[14]许光伟，2014：《<资本论>商品章的逻辑解析》，《江汉论坛》，第7期。

　　[15]许光伟等，2012：《<资本论>第三卷的逻辑：现象发生学》，《经济评论》，第1期。

　　[16]余斌：《45个十分钟读懂<资本论>——余斌的解说》，东方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陈凤玲

　　[i]我们可以先用《大学》中的语言将其明确一下：所谓“道”，即“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所谓“德”，即“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

　　[ii]方便起见，文内凡涉及对《保卫资本论》的引用，均引自2014年版，恕不具体注出页码。

　　[iii]一般而言，“物的科学”和“事的科学”适用对象不同：前者适用于自然史即工艺学对象领域，后者适用于人类史即社会发展对象领域。中华体系原则上对二者予以严格区分(所谓物，仅仅讲“本末”，事同时讲“终始”)。但马克思运用黑格尔辩证法语言进行工作的结果，——其如果不严加声明，则容易使得这种区分模糊化。例如，马克思顺着黑格尔的思路，讲物的规定是“质和量统一”，讲事的规定是“内容和形式统一”，形成的劳动价值论框架被确认为“质、量、形式、规律”的层次。这似乎是“天然的”，对物对事没有区别，于是，“物的世界图景”和“事的历史图景”可能被不明事理的读者混淆起来。然而，这种发展是“物”和“事”的天然地统一吗?显然不是。一方面，商品是自然之物→事，另一方面，商品又是事→社会之物，可见，要从中探究：“事”是如何工作取出的呢?要之，如果把马克思=黑格尔，即，使物=事，那么在一般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并不区分事和物。在这种特殊语境下，劳动二重性就适时地起到了一种革命性的作用：对劳动二重发展进行的认识，促使认识工作发展为批判，使“物”提升为“事”。

　　[iv]关于这一点，《保卫资本论》援引了马克思自己的表述，“第一卷已经是一个完整的部分。”以及恩格斯的表述，“这第一册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整体，并且20年来一直被当作一部独立的著作。”

　　[v]我们回忆一下《<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资本论》首章的工作逻辑：马克思坚持从对象出发，从对对象——即物的存在——进行批判的规定出发，确立对象的历史结构，进而认识把握住研究对象的历史结构。在这里，所谓的历史，所谓的系统，皆是一种生长运动，即从“对象的历史”进到“研究对象的历史”，以及从“对象的结构”进到“研究对象的结构”。

　　[vi]对古典学派的工作路线来说，认识是对表象的认识，这是严重脱离批判规定的非历史的经济认识过程。其实，认识在于对结合现象确立认识行动，乃是本质考察和现象考察之后的认识过程(作为结果范畴)，这也是马克思的工作路线——由对经济生活的工作批判所启动的认识过程。认识道，认识德，并把二者统一起来(这个共同的认识范畴即是剩余价值!!)，而形成对结合规定的每一个构成元素的认识，尔后谈得上认识过程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又如同《资本论》的首章结构要汇总在《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中一样，物的批判、事的发展、事下的社会物(发展)，锁定资本的认识形式——剩余价值。它绝不是自然物上的规定，而是社会物上的规定。

　　[vii]关于这一点，我们看看恩格斯怎样说：“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引自马克思，2004a：35)

　　[viii]关于这些内容的相关分析和论述，可参考向松祚的新作：《新资本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危机和救赎》，中信出版社，2015。

　　[ix]这对斯密来说，犹如《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工作关系。《保卫资本论》中则这样写道：“实际上，它将我国农垦文明时代的思想经典《道德经》同《资本论》的方法论彼此联系起来。从对经济形态社会的揭露上看，《道德经》是粗糙的、质朴的;而马克思视资产阶级社会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有机体)，视商品为‘细胞’(有机体的构成要素)，则显得更为胸有成竹，最终发现了社会存在的秘密。”

　　[x]这个公式打破了西方人士对历史辩证法做出的种种“唯心主义诠释”。例如，杰姆逊(2013)认为，“《资本论》第一卷主要的、形式意义上的问题关乎再现/表征的问题：即如何从个别元素、历史过程和各种角度来构造一种总体性;尤其是如何公正地对待这种总体性;作为一种关系系统，它不仅是非经验性的，又是完全处于运动之中的，不断扩张，处于总体化运动之中。”所以他甚至认为，“几乎可以说，辩证思维可谓是一种全新的思维类型，它被特别发明出来，用以克服所谓资本的独特总体性创造出来的表征的两难局面。”

　　[xi] 《道德经》的中心构造是“母子(发生)思维”。《资本论》的“生产-再生产-流通-生活-认识过程”的辩证法构造与之如出一辙。即“历史生产→再生产过程”盖言母子，“再生产→流通过程”盖言母子，“流通→生活过程”盖言母子，“生活→认识过程”盖言母子，它们均是关于母子发展关系的。发生学也好，辩证法也好，都不过是对此种工作关系进行学科命名罢了。所谓“生(发生)生(生长)”，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xii]补充一点：事的科学就是行动科学，相对物的科学而言，更加关注时间过程的优先性。这是把时空规定区分开来之后，再予以统一的一种科学工作模式。就其特点而言，实际上是把“主客一体”或“主客两分”的工作模式区分和转换为“客观过程-主观过程”(历史和逻辑统一工作模式)进行研究，在这当中，并且强调了客观形成和发展过程(即客观批判)的先决性和根本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