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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资本论》德文第一卷发表150周年:历史规定经济学总说

许光伟 2017-10-15 来源:《保卫资本论》2017修订版

此“方法论长卷”极大地书写了中华版本的“历史”、“思维”和“语言”,从继承发展和中西贯通的角度实现了理论原创与学术创新的原则性结合。可见,“学术保卫”是《资本论》研究的应有之义。要旨在于回答什么是“保卫”,并确实从“保卫行动”中提炼出“中华学术”的最为直接的意义:继承发展——引领未来。

纪念《资本论》德文第一卷发表150周年:历史规定经济学总说

——《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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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  要:《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是一部献给中国经济学建构行动及教科书体系建设的综合类学术著作。研究要旨在于提出“历史之经济学”论说,盖因该著的思想价值锁定于“资本主义批判”与“社会主义批判”的工作统一,并致力于“全史+整史”贯通意义的理论发掘工作。毫无疑问,这需要以“当代批判”之方法论规定予以导引,换言之,为了开创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路径,《资本论》必须基于创造性转化语境予以考察。总而言之,此“方法论长卷”极大地书写了中华版本的“历史”、“思维”和“语言”,从继承发展和中西贯通的角度实现了理论原创与学术创新的原则性结合。可见,“学术保卫”是《资本论》研究的应有之义。要旨在于回答什么是“保卫”,并确实从“保卫行动”中提炼出“中华学术”的最为直接的意义:继承发展——引领未来。由此可以说“重新研究历史”(包含三种含义:重新研究全部历史;逾越抽象历史观,把握具体社会历史类型;以“历史”为总的工作本位)乃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涌泉之流”。

  关键词:《资本论》;保卫;历史;经济形态;理论;方法;批判

  【作者按语】《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下文简称《保卫》),为纪念《资本论》首次出版150周年而修订。修订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7年5月份推出,此作品提出的“学术保卫”工作理念对《资本论》而言,所具有的核心价值有三:(1)以中国语境重新诠释“继承”与“发展”的新型工作关系;(2)以创造性转化工作路径演绎时代版的“中西贯通”;(3)再以此为地基,以高度的社会主义建设使命感和责任感,深度把握学术原创性与研究工作创新的辩证关系。其铺设的理论架构是“大象无形”的,方法论线索则至为明确:以特别之工作体例,以保卫《资本论》之切实行动,使其成为具有特别意蕴的历史形态经济学“研究导论”。该著认为,凡此种种研究目的,皆为尽最大可能扫除观念之尘雾和行动之障碍而设置。由此达成这样的工作效果:作为以“中国人的资格”之经济学人身份完成的一部作品、作为遵照中国人阅读和用语习惯写就的经济理论巨制,以及照顾了国人书写历史的惯常做法且与中国人思维体式契合。修如旧,订如新。显然,这是具有民族蕴涵特征的“学术坐标系”的研究升级。为进一步推动日益潮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夯实中国经济学的文明基础,寻求更多的智力源泉支持,以下对《保卫》的工作理念与研究主旨予以特别地推荐,以就教方家;并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学术态度认真做好“中国化的《资本论》”研究探索工作,整理蕴含其内的方法论规定,力求显露“中国人资格”经济学之全部学术规范,全方位呈现学科工作逻辑,以飨读者。是为中国经济学建构当前亟需之“行动主义逻辑”。

  一、“历史之经济学”研究概述

  《资本论》是我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块基石。2017年适逢《资本论》发表150周年,在国内业已掀起一股“热研《资本论》”的浪潮。本文希望顺应这一形势,适时推出研究“专文”,以期达到因时所需的抛砖引玉作用。其中最有价值的一点恐怕就是,通过还原马克思的学术精神,以达到“为我所用”之研究目的,又由于中国方法、中国智慧、中国学科,这些“中国元素”最大程度地集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原创性工作内涵,可以深切感受到此项工作所实现者“经济学的回家,回历史,回中国”也!这些都是方法论研究意义的。如上所述,关键在于使以下三层关系得以显露,即继承和发展、原创和学术创新以及中西方学术的工作关系。[1]

  以此观之,研究时代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取向域内的“《资本论》新思想”,因而具有极其强烈的时代感召力。并且,惟其强有力,必能推动理论研究向深处进军。简洁起见,我们以“问答”体式对此专题予以扼要。[2]

  1. 问:《保卫》在何种意义上是方法论著作?答:《保卫》历数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重要条目,全面检阅这些条目的工作逻辑,以之为“史眼”,管窥诸种经济形态之“得失成败”。以马克思主义工作精神之布道看,此乃《资本论》之重写和续写,理论意义不足道也。以中华历史和世界史规定的贯通看,此则为中国工作用语之方法论著作。

  2. 问:《资本论》为什么需要保卫?答:《资本论》之到中国来,从来是伴随着“保卫”行动的,所谓继承,所谓发展,所谓“原创”(马克思原创与中华原创),所谓与时俱进意义之学术创新,无不显露了新型的“中西方学术工作关系”。所以,我们说《资本论》之来到中国,委实与东方经济学不断深化之历史步伐同步。这以后,国人一直努力探求在中华语境中读懂和如何运用好这一伟大著作,尤其恰当领略埋藏其中的深邃性语言。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伴随了思想直接撞击的一次历史阅读,是一次气势磅礴、力量宏大的思维对接。以新中国建设实践和改革开放经济实践为底蕴架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理论实践的晚近的一个工作外显。在这一历史高地与思想制高点之下,问题不在于为什么要保卫《资本论》,问题在于保卫什么以及怎样保卫。总之,“学术保卫”是《资本论》研究的应有之义,《资本论》必须被视为“科学作品意义的史书”看待。

  3. 问:何谓中国族民生产关系?答:这似乎是一生造词(“民族”术语的一个次序上的倒置)。而定格于“人的依赖关系”理解它,对中国人来说却也并不生僻(如史学家雷海宗就曾以“部民社会”称呼半自由民身份的铜器或亚细亚生产方式时代的社会形态)。中国人以“族”(氏族-宗族关系)为始,没有“孤立的个人”的关系规范。要之,是认识到,氏族是族民关系的始源,部落则是民族关系的始源,经济形态固然由部落时代发端,但主体关系的追溯则要更为遥远。归根结底,“族民”,这个概念就应当可以用来表示处在氏族、宗族、家族等诸种依赖关系的共同体及社会宗法关系领域中的主体规定,和民族国家之“国民”直接相呼应,而尤其可以表征具有身份关系束缚性的广义劳动者和直接生产者规定。从历史发展实际看,劳工关系涵养于族民关系。中国漫长古代社会恰好是利用的此关系体式,以安排广泛性的社会生产和对劳工进行剥削。作为概念上的对应,似可用“家个人”解之。但在中国,家同家庭两个概念向来“和而不同”。中国之“家”,并非纯粹指示“婚姻家庭”的概念;从“族民关系”的缘起性看,广义的家概念至少链接了“婚姻关系”、“身份关系”及“财产关系”,是这三重向度社会关系的一个综合考量的工作术语(且要知道,“中国”二字的本义其实就是“家”)。然则,当其与家(规定)并用的时候,就不仅不会和中国固有术语(如血缘意义的家庭和地缘宗法意义的家庭即宗族、家族)发生冲突,反而相得益彰,且和现代社会的家庭及个人概念做了很好的对接。

  4. 问:何谓中国经济学的“知难行易”的转折时代?答:一方面是“舶来品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成长,要之,它兼顾了中国的历史条件和国情背景。而中国之无纯粹市民社会的发展特点,也写就“中国政治经济学”之独有内涵,要求塑造并不断更新理论与实践工作环境。另一方面是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中国经济学”新议题,是含意特定的;盖言“新”,一是指实践追溯性,二是指工作批判锁定了经济学发展成熟时期的理论建构特点。从而,使我们有可能重新转回“知易行难”高度(所谓行动高于理论)的再创业行程:以原创把脉创新,多学科并举并用,开创广义而总体、打通文史哲并沟通传统与现代之意蕴的历史知识研究的新路径。

  5. 问:经济学书架尚有几本书刊可看?答:思维、语言者,逻辑工作体例也。“名者言语文字也。言语文字,思之器也;以之穷理,以之喻人,莫能外焉。于是乎有界说之用,亦于是乎有分类之学。”[3]可如今,在计量和数学的大潮之下,历史思想本位的位置逐渐被移除,历史和数学难以贯通,经济语言皆由数学逻辑生产。以至于经济学书架之上所摆放的时新读物之中,尚有几本书刊可供青年学生读看?里面的语言文字和数理逻辑,萎靡不振,又有几位看家解得其中味?我们呼吁废止这些“论文游戏行为”:理性主义废话连篇,逻辑演绎离离草长,歧义犹如僧俗辩语,庸俗性绵绵不绝如缕,内中却无半点“批判”韵味。对其而言,《资本论》从来就是死的文本,——当然,他们更不会想到上述被提到的这些著作本质上都是“史书”。

  6. 问:《资本论》如何做到科学和艺术表现的内在“贯通”?答:《资本论》盖以记述为主,以之为坚实的地基和内置其中的实质的表现内容。如第一卷不过是“以历史记述为基础的叙述(记叙和描写)”,由此推开的第二卷就是“以记述为基础的说明”,第三卷则是倒过来的“以说明为基础的记述”,最后,第四卷按照原则来讲,则不过是“以思想记述为基础的说明和议论”,等等。八股文并非一无可取,但走形式主义的极端则万万不可,此文风本质上是反内容的,因而和历史贯通法无涉。也因此,新时代的《资本论》研究应主张对“新八股文”予以工作走出,重建史学传统,重振以“记述”为主的艺术能动说明和议论。

  7. 问:中华经典如何和《资本论》相贯通?答:《道德经》提出:道和德。所谓道和德,即中华本质的概念规范。这是我们能够用《道德经》的工作体例解说《资本论》架构体式的根据,另外,也杜绝了把《道德经》黑格尔逻辑学化的企图。拙劣者乐于用黑格尔的逻辑术语比拟《道德经》中的描述性语句,把它说成“某某论”(如宇宙本体论)思想,但其忘记了一个最为关切的论点:《道德经》中并没有任何的“本体论推理”的文本形式,它的逻辑是全然自由态的。另外,从纪传体和纪事体而论,《史记》和《资本论》实有不同,一个是事系于人:传人以纪事,一个是人系于事:纪事以“传人”(各种阶级关系的人格化,尤其是写资本家);一个以具体和典型显露抽象,一个以抽象和典型托出具体。但从体例的系统性和完备性而言,《本纪》、《世家》和《资本论》的第一卷堪有一比,《十表》和第二卷堪有一比,《八书》和第三卷堪有一比,《列传》和第四卷堪有一比。《史记》和《资本论》都是通史体,都是专家志史立言,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体例是相互“影射”的。这些值得我们用心体会。结论是:一个不懂《道德经》、《史记》以及《红楼梦》的中国人[4],称其熟谙《资本论》,如果不是专指对16-19世纪欧洲史,特别是西欧发展及英国经济史的了解这一点而言,那一定充分暴露出对于历史作品和科学作品的工作统一性及其结合方式的高度无知。

  8. 问:如何破除“现代唯识论”?答:我们摒除知识主义主张,以历史为工作本位。所谓“回家”——国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结合;所谓“回历史”——回到本真的工作批判方法,坚持马克思传统的历史生产认识;所谓“回中国”——中华历史和世界历史接合中的生产科学语言和理论认识。故而一方面,我们承认现代经济科学——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分化发展——属于西方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之产物,相较而言,中国古代社会诸学科尚未分化且统合于“大人文学科”,属于前资本主义的形态范畴,或处于“非资本主义”的科学发展阶段上。另一方面,又须站立中国历史之甲板,以超越“资产阶级经济学”及“资本主义经济学”之历史襟怀,勇于眺看西方科学之海洋。要之,在新时代下,是亟待推出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别具一格、工作针对性强的本土原创作品,以开放姿态践行崭新内涵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5]

  9. 问:中国经济学建设行动如何迈开实践步伐?答: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必须摒除固步自封之习惯,使作品充满时代感和历史感,必须开拓进取,努力夺取理论创新制高点,守住主流理论地位。行动力量来自民族积淀,行动底蕴来自扎实的国学基础,从而能够创造出“中国话语”之强音助澜国际学术之潮。若严复对经济学的评议:“谓计学创于斯密,此阿好者之言也。夫财赋不为专学,其散见于各家之著述者无论已。中国自三古以还,若《大学》、若《周官》,若《管子》、《孟子》,若《史记》之《平准书》、《货殖列传》,《汉书》之《食货志》,桓宽之《盐铁论》,降至唐之杜佑,宋之王安石,虽未立本干,循条发叶,不得谓于理财之义无所发明。至于泰西,则希腊、罗马代有专家。而斯密氏所亲承之师友,若庚智仑,若特嘉尔,若图华尼,若休蒙大辟,若哈哲孙,若洛克,若孟德斯鸠,若麦庚斯,若柏柢,其言论謦欬,皆散见于本书。”[6]总之,以实践化的逻辑生成为纽带,以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以“主体批判”、“客体批判”为双重架构)为学科方法和工作逻辑,一个全面而极富广义特征的经济形态批判研究体系,一定很快驰入人们的眼帘。它是建设性的。我们的目的则是使“中国元素”(青年学生读之怦然心动、神思遐想和心有戚戚的阅读与写作元素)及早进入中国经济学教科书,同时,还要使中国元素化为“中国行动元素”。

  10. 问:试述中国经济思维的基本体式?答:(1)用老百姓能懂的话说——母子思维工作体例。“母子(规定)”亦历史亦思维;所谓母子相扣,不唯时间,也涵括空间,从而在理解性上,可通达每一位中国人及其思想单位。(2)从辩证法成果角度看的“发生学逻辑”。发生学本身可以作为和历史的思维、语言匹配的工作方法。这是弘扬“中华事的科学”需要,也是探索《资本论》结构奥秘之所在。为什么能如此?盖因中华有“修史”伟大传统。生生不息即自然,多重学科合社会,科学的探索活动即被包容于和被归结为“巨型史书”的记述、整理与创作过程。发生学逻辑深化母子思维,重视对相生相克的历史生长系统的辩证性把握。又之,发生学和母子“推理”的结合,使得“中国辩证法”别有一番传承方式并拥有特别的语言工作体例。(3)从和马克思成果的对接看,那就是“历史行动理论”及与之契合的行知路径中的实践方法、工作与治学方法。所谓的行知,所谓的知行,按中华大人文学科口径,均应当归属主体人的“行动主义逻辑”。[7]

  二、《保卫》全书内容要义

  《保卫》全方位践行“中国人资格”的《资本论》学术保卫之道,通过对“物的科学”体系进行反思,致力于探索“事的科学”逻辑。因此可以说,《保卫》作为方法论作品,择其要者,是在经济领域内行“贯通之法”也。故可对研究内容做四点条列:

  1.历史经济形态的贯通——分为产品社会的经济形态和商品社会的经济形态,以此导出“与史贯通的《资本论》逻辑”规定。人类经济形态之始,而有“产品规定”和“商品规定”的对立。始源规定是共同体。共同体的“分解态”引出商品的独立发展问题。共同体的“未分解态”(核心内容是“身份关系”的历史贯通、沿承持续)则引出产品社会相关发展问题,——此特别持续于中华国度。西欧社会具有产品社会的文化基因,但更加具有商品社会长足发展之强烈动力。以相生相克的贯通观思虑之,可获得整体发展图景之认识图像。从价值规律的全部历史发生作用的考察入手,马克思最终获得它的整史。启发我们:所谓价值规律的全史意义的考察,就在于寻求价值规律的发生根据、条件及其必然呈现的历史形态。一言以蔽之,基于产品经济形态的作用背景,而有资本的商品经济形态之“历史发生学”、“系统发生学”、“现象发生学”分析与逻辑综合,是为《资本论》之逻辑规定。《资本论》的与史贯通规定为之创设“12部史”的肖像,《保卫》尽其所能地摹其神、画其要、述其精。

  2.实践逻辑形态的贯通——辩证法与发生学“一语二用”,以此导出“行动主义”逻辑议题。辩证法和发生学逻辑的贯通产生两个工作序列:历史生产思想及反过来的行程——思想引领历史。《资本论》坚持“历史”生产“思想”,由此,体系能照耀历史进程,成为引人瞩目的“为政之书”。盖因马克思对辩证法的运用是以“实践逻辑”为切入,以“批判”为规定。中国人向来以“实践态的发生学”阐说和运用辩证法,乃成为行动主义逻辑意义上的辩证法建构者。不了解这种贯通,就不能知晓基于客体的客观批判体系固然说明了生产发展的客观逻辑,说明了生产的社会逻辑和技术逻辑,但仍不能真正区分开二者。[8]注重实践逻辑的《资本论》没有脱开主体身份的历史过渡来抽象谈论财产关系,是这部作品的一个伟大之处。例如马克思说:“从资本向土地所有制的过渡同时又是历史的过渡,因为现代形式的土地所有制是资本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其他土地所有制发生影响的产物。同样,从土地所有制向雇佣劳动的过渡不仅是辩证的过渡,而且也是历史的过渡,因为现代土地所有制的最后产物就是雇佣劳动的普遍确立,而这种雇佣劳动就是这一堆讨厌的东西的基础。”[9]做此阶级主体身份规定过渡的说明,显然突出了所有制的行动内涵与规定,而使不同时代的经济规定得以“行动逻辑”贯通;马克思以如椽大笔进行历史纪事,又力求展现事物发展本末,这是《资本论》照耀并通透人类经济形态史的秘诀之处。

  3.理论形态或理论工作形态的贯通——广义、狭义而总体,以此导出“中国经济学建构”历史实践议题。狭义的唯物主义指的是把客观世界作为“科学元素”来建构,此是现代意义科学始航;广义的唯物主义是指同样把主观世界作为一门科学予以对待,此为辩证法的现代意义。大写规划的理论是将主客观世界作为“连体对象”,并着眼于统一的研究对象规划,由此越出单纯理论建构,揭开社会主义批判运动的纱幕。[10]历史科学首次作为完整意义形态驰入人们的行动。要之,把行动作为“理论”,虽则为中国人所系统首创,但从世界文明体系看,为马克思主义所支持。在一点上,“以史贯通”逾越了特定历史时空,将工作触角延展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发生史,对广袤“前史”和整个发展脉络进行批判性分析。这样看,《资本论》不仅是“狭义的经济学体系”,同样属于“广义经济学”范畴,这迫使我们必须在《反杜林论》基础上继续前进。并且整体看,此就是“以史贯通的经济学发展”。从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是理解一切时代经济的锁钥。

  4.批判形态的贯通——存在(论)批判→本质(论)批判→概念(论)批判→精神现象(学)批判[11],以此导出思想与历史的主客观批判的连体工作规定。狭义的客观批判是“历史批判”:马克思面对整体的人类经济形态,而要以相对独立的商品经济形态为研究对象。但这势必需要优先解决对批判的“批判”,从而引出狭义域的主观批判问题——可界定为“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后来逐渐上升为资产阶级思想史批判问题。可见,马克思通过综合运用“主观批判”和“客观批判”,遂能做到辩证划开产品经济形态与商品经济形态,并能兼顾对“产品经济形态社会”的剖析,因为,联结二者的不过就是“总体形态的批判(规定)”。同时,这种批判形态的贯通统合了人类思想运动与历史运动行程。从终极意义上看,这些贯通指向了对“全部庸俗事件”的澄清这一批判行动,彻明了对事实的全部理解。而马克思最终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总工作命名,目的在于激发历史行动。尽管《资本论》的工作还主要限于“客体批判”类型,但通过创造性转化,还是可以使之较大程度地适合“主体批判”创制要求。这样从更高理论意义上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特殊学科分类应该就是“主体批判与客体批判”。

  在以上的创设中,人类两种基本经济形态的分类——产品经济形态和商品经济形态,显得格外重要,它具有工作领衔性。此首通本质上是“历史之通”,次通为“逻辑之通”。因此,实质又是基于东西方全体关系的“历史”与“逻辑”之间的一次特别“对话”。基于此创设,实践被界说为“活历史(规定)”,从而产生出方法论的基本形态:历史规定性的方法和逻辑规定性的方法,历史成为方法的本体,方法则成为逻辑的本体(构造)。有了“首通”和“次通”,“再通”的规定就是理论工作本身的贯通,这是确立最为广义的“思想史的批判”的条件,也是广义经济学存在性的条件。“首通”、“次通”、“再通”导向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大通”——主客观乃至主客体批判形态的内在贯通性:马克思据此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学科方法”,以批判的发生学为工作逻辑,将二者的统一具象为“实践地历史批判”、“总体地系统批判”、“内在地理论批判”以及“全面地认识批判”,并以实践态的研究方法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发生学、劳动二重性三者的统一规定”赋予辩证法;对象有了,研究对象有了,结构和思维也就有了,历史支架和认识支架最终得以工作统一(此所谓“马克思的思维之成”)。

  因此,这是人类史上最为宏大的一次认识贯通。“大通”不是终极之通,是大用之通,是由行动主义逻辑与理论生发出来的社会主义批判行动,是唯物主义与劳动主义“贯通意义”的时代运用。但这不是“经济学家的功劳”,毋宁说也不是“历史学家的功劳”,而必须归结为历史本身的“功劳”。欧亚分流,各有不同,人类亘古文明结出的“历史之果”,原来就是相生相克的经济形态与随之而来的同样是“相生相克意义的”批判行动。这些研究显然越出了16-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产生与壮大发展的历史时空,并且也同样越出了其后续的变迁发展过程,而必然要求“中国元素”的介入,并且,也必然要求记录“中国历史”。要之,中华几千年经济形态文明的发展经由《资本论》折射,所累积了的遗产是异常丰富的。这是一工作宝库,急欲我们拾贝其中。

  三、相关结构体例

  如果以“方法规定”对待保卫行动,遂引出相关的结构体例安排问题。又之,研究方法是作为知识的生产态看待的,叙述方法则是作为知识的运用态和实现态看待的,研究-叙述体式于是达成浑然一体结构,这是“多学科”并举并用研究所需。归纳起来看,这是“整史+全史”意义的文献整理,同样是“全史+整史”意义的全新追溯。

  为了深层次追寻历史学科的“方法”和“范畴”,从而需要中国史书的方法与之对应,那就是条目体的记述与论说结合的体例。要之,《保卫》除开居首的两章因执行直接的特殊任务(此两章相当于主题的“总引子”),而采用了通常样式的章节构造以外,余者50个条目(其中“尾论”只相当1个实体条目),皆是记载与讨论主客观批判的实体内容的,而“尾论”的另一个任务是从正面说明主客体批判形态之贯通性。盖因条目体是和史书要求内在契合的,或毋宁说,条目体就是史书方法,以此尺度篇章,作为内置的章节结构,就免除了“教科书体”弊端。条目体重在突出“纪事”:如通史体裁条目在记述上讲求纪事本末(所谓“纵不断线”),而专业条目讲究以事归类的运用和知识集成法(所谓“横不缺项”);两相结合的优处则是“史”“论”结合,并以史见论。[12]所谓纲举目张,盖是此意!又之,从实际工作形态外观看,《保卫》委实采用了“章节体”(逻辑架构)与“条目体”(实体内容写作)之结合工作体例。此是考虑到以逻辑巧妙驾驭历史材料之需,籍此实现“纵不断线”(分析、归纳)与“横不缺项”(综合、演绎)结合之可能性。忽不悟其所舍,怅神宵而蔽光。总之,这个方案是张弛有度的一个路径,对诸方法展开同时性工作内涵的运用。然则,亟需从形式上探索“中国方法论”的特质规定。

  再有一个方面的内容是“楔子”、“附识”及“判语”的运用。楔子,贵在“引”,间或以直接的跳跃性纪事求“史通”规定,因而在功能上可以部分解决“纵不断线”的问题。同时亦是“埋下伏笔”,可对主题进行触类旁通的提示,解决极为关键性论点的布局问题,等等。此外,历史-思维-语言:历史固然求一个“通”字,思维亦讲求一贯,但语言则不能不多方位并举和多体并用。要之,《保卫》所用的“判语”,是现代语体和古诗词体的结合物,以期实现“文者诗也”工作境界。同时,本章判语(或判词[13])亦必然是收尾之笔!就像《红楼梦》对判词的运用——人物命运、故事情节的展开、结局的预示皆系于此中,为突出效果,《保卫》修订版精心改订和增设了相关主题活跃的“附识”,实现和本章判语的配套阅读,或对“判词”的专业背景进行尽可能的暗示,或直接提供逻辑疏通的功能。这不仅极大方便了非经济类读者,同时对经济类专业的读者来说,也不啻是有特色内涵的“阅读”,乃至形成对该章内容具有深化意义的“再一次鸟瞰”。又或者,条目体客观上就要求“工作附件”与之配套,因此,某种意义上,此是对中国经济学编写的一种体例示范。如对于《保卫》来说,由于专业性过强、时间和空间概述性过广,难免使一般读者生怯;尽管楔子的安排使每章主题得以“鸟瞰”,但对非专业人士而言,仍然望而却步!因此,文学形态的意义在于理解和传输速度的最快,所谓全书不惟含蓄蕴藉,也力求神韵裸露。[14]并且,这也是“诗赋词曲”在条目体中得以施展身手,并在现代语体文中余留痕迹的所谓“英雄更有用武之地”(规定)。总而言之,这些安排皆是为了使思想的尽快出笼,相互照应,使不失整史姿态。而当议论要求直奔主旨时,往往体裁体例不限,多路手法并举并用。在表现文风方面,则约简深芜并重,务求质实简洁,穷其脉络。

  综之,《保卫》全书体系安排皆奔“方法论设想”而去,非为“濯去旧见,以来新意”,而力求继承发展,推陈出新。副题以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衔之:可谓“执大象”,谋划全书之布局。

  第一部分“行动的语境”为总论之安排:第一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批判;第二章为“新资本论”研究批判;第三章为实际之工作开局,即提出问题意义的论说开端,所谓的“破题”。

  第二部分“思想深处”为社会主观批判之安排(“思想史批判”专论):上半段三章内容,可谓层层跌进,以对科学抽象法的反思为收结;下半段三章内容,实写“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

  第三部分“历史深处”为社会客观批判之安排(“社会历史批判”专论):六章内容表面上是“《资本论》的创作史”,实则为商品生产关系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客观史之摹写。

  第四部分:前瞻与回响,实为“中国政治经济学”专论,以三章内容形成对经济形态图景的历史鸟瞰,尾论——主体批判与客体批判——实写“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内涵逻辑;此总结像似飞来,实则如椽大笔亦白描亦写意,意味深长,艺术构境沧桑透露而隽永饱含。

  上述四个部分的合璧,在整体意境上可算是:空山不见人(谓“行动的语境”),但闻人语响(谓“思想深处”);返景入深林(谓“历史深处”),复照青苔上(谓“前瞻与回响”)。以此观之:该著以“保卫《资本论》”为名,却实写“经济形态社会的理论”,且多从方法论建设处落笔,这就对“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形成真正之思想奠基。盖因对于人类新秩序的建构而言,资本主义文明一直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破坏的幽灵”,使总写历史文化显得格外重要。同时,由于坚持把政治经济学批判视为“学科方法”及与之契合的工作逻辑,于是产生六篇的架构,铺设整史的方法与逻辑展开路径。

  第一篇写“本体论批判”;并且,这种批判原则实际贯穿了全书。第二篇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思想史批判。第三篇如上指出,实写“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及其批判规定。第四篇写政治经济学的现代总起,即“历史生产思想”;第五篇则写《资本论》体系的构造成功(实际的行程和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规定的“内锚”),即“思想引领历史”。如上指出,两篇对应了《资本论》创作史,整体上实写“《资本论》逻辑怎样炼成”,艺术构造是李清照词作:《浣溪沙·绣面芙蓉一笑开》;可见,文以载道,民族语言对研究《资本论》工作逻辑具有重大的向导作用。以第六篇殿后,乃写“中国工作逻辑”,包含了对方法规定的辨识。

  从思想指向的高度看,上述六篇委实为中国经济学之全史意义建构行动书写,且又广列经济学教育(特别是我国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发展(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横截面上的比较内容,无不一一予以细考,通过阐幽抉微,最后“东渐于海”。要之,这些论述逻辑上相互穿插,虽琳琅满目,而不失秩序。然则,全书逻辑中枢聚焦在“第四篇”,又和开局的第三章相呼应,用意在于凸显马克思的史路心迹。在此体式领导下,毋宁把“保卫《资本论》”看作一项研究活动的行动议程,其生产“思想”的方式(或曰经济学建构)是完全历史取向、实践化的意境,直可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四、何谓经济文学:一个附论

  涉水之滨,蘅芷喑喑。留住足迹,流走光阴;寻常议论,告诸往知来!闲书通明,彻夜毋已,文理感应。天人兮且住,修远兮求索,源流一贯。万山圈子里,行路难,今安在?欲把过往隐去,惟余一片霞影!下峥嵘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鱼龙潜底,龟寿槁心;贯通经济,告慰古今,誓将鳞甲付与!天地既逝兮,九问穷野。

  以上作为“全书总起”,是将“研究行动”历史人格化了,实际上,这就是“知识分子”阶层历史崛起的漫长轨迹与使命酝酿的漫长过程。立足中国历史地基,从《资本论》“向前”即是人类古代史向现当代史的进发,“向后”即是社会主义实践之历史洪流;所谓回响与前瞻,洪流不可挡也!而要求不断切近它的发展真实、它的认识真实和它的逻辑真实,多学科并举,多体裁并用,遂有真意的表达。诗词歌赋,乃人类文化史艺术总写,且形式上读来令人整体回味,使人有荡气回肠之慨,备觉信服。这是语体文精神风骨所在、文科意气风发所向。[15]

  于是,何谓经济文学?难道就是诗词歌赋充门面!?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委实求文理合流之道,以彰学科方法的工作本位性。又之,以中国古典诗文词曲绾摄全书,实为传神之用,不足道矣。难道诗词歌赋不是有别于西方“三段论法”的另外的特殊模型(所谓的“四段论法”)?难道除开哲学运思、史笔以及数学,文学形式不同样是传达思想之工具?难道文学形态的思想史不同样是批判行动,且是缕缕不绝的主体行动(诗词者盖写历史与人生行动也)?!所以,这只表明中国人对于历史记述的要求是多方位的,更又在于追求“诗穷而后工”史诗境界:信史出乎诗,言乎志,词章明于曲,歌于赋,发乎情,微言大义,浓缩精华。“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使科学作品寓于历史作品之中,体例却也合乎现代规范,入言入文,立言立行,又同时富有浪漫主义情趣。“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是中华的文化道统。试想,如果中国文字在工具上不形成统一性,如何致使思想传承数千年,而内在精髓从未绝灭?

  呜呼,夫复何言!保卫《资本论》担负着保卫汉语优雅性、文约词工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学任务,——赋到沧桑句便工,架构和旨意亦如此地一目了然,无复多言。但开风气,为先而不为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保卫》诚愿以殷切之寄语、至诚至真之诗言,迎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热潮的重新崛起,通过方向之正确导引,把日益涌起的这一洪流更加地推向繁荣!亲爱的读者!凡有探索,一定用力不逮,敬请提携,不吝指正,共同前进!

  * 本文的主体内容选自该著的“绪论”(写在前面)第四部分(花草虫鱼:研究内容·工作体例·结构安排)。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资本论》与中国经济学实践创新研究”(15YJA790073)

  作者简介:许光伟(1971-),男,安徽滁州人,江西财经大学研究员,从事《资本论》与中国经济学研究。

  [1] 许光伟:《<资本论>为什么需要保卫》,《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2] 内容取自《保卫》“绪论”的篇首语以及前三部分:即“勒石之功:研究问题从历史分析开始”、“摩崖之恙:经济学书架尚有几本书刊可看”和“击剑之势:破除‘现代唯识论’”。

  [3] 《穆勒名学》,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部首,第10页。

  [4] 插入题外话:该怎样对待《资本论》正确的阅读方法呢?仿照蔡元培在红学研究里的一句话:“多歧为贵,不取苟同。”对《资本论》发表不同的理解意见,殊为可贵,但要牢记真理只有一个的训导。

  [5] 探索是多方位的,不应受西学文本约定俗成的语义束缚。如为免除语义冲突,时深受经济自由主义影响与鼓舞的严复别样地写道:“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虽计之为义,不止于地官之所掌,平准之所书,然考往籍,会计、计相、计偕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合。故《原富》者,计学之书也。”(《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97页)

  [6] 《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97-98页。

  [7] 以上三点,是从处于实际工作状态的“中华元素”角度做出的归类,或可称为“发生学的批判方法和工作逻辑”。

  [8] 由马克思首次公开声明的“劳动二重性原理”意指了生产的技术逻辑和社会逻辑的“同体异质”的特征性。这是科学工作的起步。但劳动二重性如何和“人的活动属性”以及和人的发展逻辑和交往逻辑联系起来呢?从工具理性、交往理性出发是行不通的。简要地说,在马克思研究对象思想即将基本成型的研究阶段,乃是从外部来确立对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工作批判,仍然执行直接的客观批判,技术逻辑和社会逻辑的规定在整体上还是“认识对置”的关系,这就有可能使社会逻辑“物象化”。这一工作缺口为后来资产阶级学者的“反批判”提供了诸多的机会。但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规定则根本是摒除这些,而把发生学逻辑最终归结为“资本行动”,即不从理性出发,从客观批判本身出发,从对理性的批判出发。不明白这一点的持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后来研究者以至于把生产的技术逻辑(生产力的发展)简化成“直观的唯物主义”,并用它来说明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它的生产要素理论),并不知晓资产阶级经济学工作逻辑的实质在于极力混淆技术逻辑和社会逻辑,而使得技术逻辑和“虚假的社会逻辑”(物象逻辑)一体化。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8页。

  [10] 从统一史书规定出发容易把握问题,但是,抵牾其间的仍然是“国史”与“世界历史”的规定冲突性。解决办法:一是引入中介运动——“天下史”规定,“中国古代史既是国史与天下史的统一,同时,又是天下史与世界史的统一。”这样,民族国家的历史研究可上升为“典型”规定,盖因广义的史书指示“百科”规定性和记述“天下史”或“世界史”。从而,“在马克思那里,‘道的规定’和‘历史’更多地被统一起来。”“在现代语境下,马克思采纳的是后一种,从中锻造出‘政治经济学科’,提炼出‘范畴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之表达,而正是这种历史和方法、逻辑和认识范畴的内在统一和结合,使得马克思彻底超越了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的各自画地为牢。”(许光伟:《<资本论>在何种意蕴上是“史书”——兼析<21世纪资本论>的历史书性质》,《江汉论坛》2016年第5期)二是肯定专业史的“知事即史”规定,坚持以事的过程写专业,坚持写出行动内涵,坚持体现“事件本体论”,而不是“本质本体论”,就能够从微观材料上把握住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内在连通性。另外,需要认识到所谓总体历史规定,不过在于书写“百科中的一科”;总体史和专业史之统一:实际内容就是专业史在提升自身规定为“总史”的过程,破解了经济形态社会“自然历史过程”形成的奥秘。这就是“统一史”规定,“它决不是说把社会设想为同自然界一样有规律,或者说对‘客观规律’之存在性的一种全面贯彻和推广,而在于强调历史研究指向的是‘客观批判’。”说到底,它从内在进路方面说明了世界史的规定总是具体性的,而又必须坚持对“现实的历史”进行批判。(许光伟:《<资本论>史书工作意蕴再解析——中国语境与中国运用》,《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11] 这是两个批判序列,即客观批判序列:存在批判→本质批判→概念批判→精神现象批判,以及契合的主观批判序列:存在论批判→本质论批判→概念论批判→精神现象学批判;其中,广义的现象学批判也可用“精神现象批判”替代表征,这样,精神现象学批判可集中代表“总和形态的现象学批判”,作为一种认识上的总归结。因为,《资本论》第一卷的逻辑就是对“存在批判和本质批判”的第一次叙说,文本形式和文本结构是阐述“价值之道”以及“剩余价值之道”(合起来就是“资本之道”);《资本论》第二卷的逻辑是对“存在批判和本质批判”的第二次叙说,文本形式和文本结构是阐述“资本之德”。相应,《资本论》第三卷的逻辑是对内含上述进程的“概念批判和精神现象批判”的第一次完整叙说,文本形式和文本结构是阐述“价值的道和德”以及“生产价格的道和德”(合起来就是“资本的道和德”,是“道和德的生活形式”);《资本论》第四卷逻辑形成了对“概念批判和精神现象批判”的第二次叙说,又是认识大总结(就是说,主观批判始终和客观批判相随相成),文本形式和文本结构因而是关于“资本的道和德”认识形式之批判阐述。以此观之,《资本论》四卷是于这一环节最终得以“逻辑贯通”。

  [12] 例如《资本论》首篇,马克思直接命名为“商品和货币”显然是两个实体条目,从篇的内容看,总共三章结构,头尾又显然是和“实体条目体裁”的对应,中间一章是过渡。关于这种史论结合的安排方式在理论部分中随处可见,就实质而言,这些都是“写事的条目”。《剩余价值理论》突出的安排是“写人的条目”。条目体以人、事、物为专写对象,经济学社会理论自然应专注于前两个方面。

  [13] 首版中,我们直接称各章结尾的判语为“本章判词”,盖因它们大多是赋体裁基础上的“韵词”。它的特点可概括为:以诗为赋、以赋为词和以此为基础的“以词为赋”。因此,和单纯的词体不同,其追求文学体式的“逻辑巧手”妙绘历史。这种“词赋体”既相对兼顾格律,又形式自由,有利于突出“述”的要求,减弱形式束缚,把握住主题的纪事内涵。

  [14] 或许有人因此而指责《保卫》哗宠之余,观点全无。这里可借机谈谈“观点党”的害处。一味地标示观点,其弊端倒不在于“标新立异”,而在于全不了解理论和应用对于观点的不同要求及其内部联系。一般而言,理论对观点在要求上是“含而不露”,反之,应用对观点在要求上则“砌而裸露”。这就是“露”的过程,需要把握住火候与内在的步骤。又之,一般人则以为理论经济学作为“科学”,是以严谨的数据和方法来论证理论观点。殊不知,这是火大、火急了的做法。其没有实现科学和历史的贯通,而一旦缺少这个条件和过程,谬误就时刻和观点为伍。中间的致命的错误即在于不了解“观点”的从何处来以及寓居何所。观点的体和用即主体之行动规定。它同样指示着认识和发展主体的内在结合。盖言“过程”,是说科学的源头是艺术,科学的境界是艺术,这就是社会科学。由此,社会科学的应用必须有催化剂的帮助,有人文主体上的行动步骤予以配合,中国人所谓“修齐”的做法,显然不无道理。延展一点,这里可顺便说明一下我们安排在《保卫》第二章结尾处的“判词”的寓意,其实,那是含蓄地指出了:历史研究中应该有对行动主体的细腻而连贯性的分析,——盖因杜甫《望岳》不过就是写明了主体人的行动: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而,它对应了《21世纪资本论》的“缺少了什么”的规定。

  [15] 要之,“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是极其感性的,又是整体的,这就把它的物质生产对象包裹得严严实实,让‘外人’似乎见不到它的成长轨迹。”因此,这意味着“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在当下,需要在继续关注马克思主义感召路径的中国传统研究的同时,适时加强对‘国学感召’路径下《资本论》研究的重视,并发掘其对‘中国化研究进程’所发挥的应有积极作用。”(许光伟、许明皖:《国学感召与<资本论>在今天——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黑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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