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国际主义小史

“国际主义”往往被作为“民族主义”的反义词来使用。由于“民族主义”具有更加直接的经验性，这就反过来使得“国际主义”很难被描述为一种现实化的精神力量。不过，这个对立恰好成为我们今天重新理解“国际主义的”起点。因为历史地看，“国际主义”正是指一切为了超越民族，建成一个以民族为基本单元、更大的共同体所做的思考及实践。

　　绪论　　

很少有政治概念像“国际主义”这样，含义既明确又模棱两可的。今日西方的官方话语与这一传统的左派术语恰有异曲同工之妙。无论“国际主义”一词被赋予何种含义，其在逻辑上的前提总是一些民族主义的概念——因为“国际主义”往往是其反义词(“民族主义”)的概念逆向构成。尽管在现代所有的政治现象中，“民族主义”在价值观上是争议最多的概念——对它的评价千奇百怪，无所不有，热爱者有之，憎恶者亦有之——然而在“国际主义”这个词上，其内涵的“精神分裂”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它的含义总是正面的。但是万人迷的代价就是“国际主义”一词含义的不明确。对于“民族主义”，大家公认其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是对其价值的判断却褒贬不一。而在新千年，“国际主义”的状况却往往是和“民族主义”相反的：大家都声称“国际主义”具有重要性，可若要将其定义为现实中的一股力量，则不是人人都能举手赞同的了。

在这一矛盾之下，深藏着一段无人发掘的历史。一位伟大的民族领袖，马萨里克(Masaryk)，曾经给“民族主义”下了一个最简明扼要的定义。他认为(以旁观者的角度)，民族主义意味着任何思考都以民族作为最高的政治价值。这不意味着民族主义者，这些抛弃其他归属、其他身份认同的人，必须在任何情况、任何语境下都得只考虑全民族——民族主义者行动的范围是可变的。如果理解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可以给“国际主义”下一个足够基本、足够中性的对应定义。而我们最缺乏的恰恰是对“国际主义”概念在经验上的重构。从历史上而言，“国际主义”可以指的是任何为了超越民族，建成一个以民族为基本单元、更大的共同体所做的思考及实践。

对于这种更实用的定义，其好处就是可以摒弃许多传统的对于“民族主义”、“国际主义”的先入之见，并且可以指导对这两个概念之间关系进行更系统的研究。自约两百五十年前诞生起，现代意义上的它们都历经了一系列的转变。该如何正确认识这些转变呢?我认为可把这些转变划分成几个阶段来研究。任何武断地将历史划分成各个阶段的研究方法都蕴含着显而易见的难题。或多或少，利用分段法研究总是包含着随意的简化，直到划分出的阶段让相当多的优秀历史学家都能达成共识。但这总是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在一篇快要发表的著作中，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只能承认，作为叙述主体，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不得不分段研究。”

这种分段研究的模式和发电报敲电码类似。它的目的是将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的关系划分为一系列可以明显区分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对要素。“要素”这个词揭露了它自身的局限：在每个被研究的阶段，可能的“要素”都是无穷无尽的，但研究只会把重点放在任何阶段中最新鲜、最突出的一面，因而一系列的“反潮流”、“弦外之音”都有可能因简化之故而被暂时排除在研究之外。我这里采用的模式是通过五个参数，在历史上将“国际主义”不断演变的含义和一系列“民族主义”的理想类型相匹配。这五个参数是：1.在每个民族主义变体所处的时代，资本的类型;2.此阶段所研究的民族主义主要活动的地缘政治区域;3.此阶段民族主义主要反映的哲学思想;4.此阶段对于“民族”最主要的定义;5.这种民族主义与统治阶级的关系。这种模式的前提在于将国际主义的历史准确地与民族主义的这些参数相契合。每个阶段都有不止一种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它们之间更是存在显著的冲突。但在这一团乱麻当中，还是能清晰地发现一系列要素。

　　第一阶段

现代的民族主义情感在18世纪开始成为世俗中的一股力量。那时爆发的两场伟大的革命使得“民族”这一意识形态上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历史的舞台，并且它和我们今天对“民族”的理解毫无二致。这两场革命是北美殖民地反抗大英帝国和法国人民推翻专制主义。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这两场有效地催生出人们对于民族概念的建立——民众的集合体——的革命，是当时最为先进的社会的产物。这些社会的思想标志着与过去世界观戏剧性的决裂。过去的世界观激励了早期的欧洲革命，即16世纪低地国家和17世纪英国发生的革命。这两场早期的革命都带有深深的宗教反叛色彩，与其说它们是以人民的名义发动的，更不如说是以天父之名。尽管如此，同样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前的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资本主要还是以商业资本或农业资本的形式存在。因而这两场革命中的精英阶级都可以有效地动员城乡的直接生产者。换句话说，主要由工匠和农夫组成的人民大众还站在精英们的身后。因而手工工匠和雇佣工人之间的社会分歧还没有成为一个广泛的社会现实，直到后来工厂的出现。统治和被统治阶级在观念上可以归结于一种思想——爱国主义。古希腊、罗马时代共和国的意象和传说——雅典、斯巴达、罗马——激励着那些为了即将建立的美国而战斗的民兵和法国自称“爱国者”的人。

这种新出现的爱国主义背后的哲学思想是什么?它是著名的启蒙运动中最有代表性的理性主义。其最雄辩的代表人物卢梭、孔多塞、潘恩和杰斐逊诉诸公共理性反抗传统，认为一个自觉的集体将会抵抗传统习惯的惰性。因而这个阶段中对民族最流行的定义本质上是政治的——一种“开来”的理想而不是“继往”的遗产。民族是自由的公民将要创造的一种事物：在公民做出行动之前，它不是一个早就存在的永恒事实，而是一个基于“自然”权利而非“人为”的特权或限制所产生的一种新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自由将会被理解为公民能够最大限度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之中。

回顾过去，这种启蒙爱国主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普世性。它认为文明开化的民族之间的利益存在最基本的和谐(未开化的民族是另外一码事了)，它们都有望携手参与对抗暴君和迷信的战斗。康德对于永久和平的论述象征了这种乐观的理性主义：王公之间的敌对是产生战争唯一的主要因素，一旦随着共和宪法的传播，王室的野心将成为过眼云烟，那么欧洲各族人民就没有理由相互争斗。在那个时代，爱国主义和世界大同的思想齐头并进，毫无龃龉。不仅在价值观层面，在生活和行动中，它们也充分地和谐相处。想一想拉法耶特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当中扮演的角色，或者潘恩在费城为殖民地写小册子和在巴黎国民公会作为吉伦特省的代表就足以佐证这一点。在南半球，在被北美革命和法国起义影响最为深刻的地方，南美独立战争中的解放者——玻利瓦尔、苏克雷、圣马丁——在一种地区间友爱的精神下，不仅为了本民族而战，也横跨南美大陆，为了解放或远在天涯或仅在咫尺的土地而战。

　　第二阶段

拉美的斗争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30年代。那时，具有启蒙运动色彩的爱国主义和世界大同思想因受到拿破仑的军事扩张思想的侵蚀而被扼杀。反法兰西第一帝国的斗争导致这两种思想走向了反革命道路：爱国主义变成了保守的、宗教色彩浓厚的西班牙、德国和俄国对法国入侵的抵抗，而国际主义则嬗变成复辟时期欧洲各国君主的合作。这给我们提供了有关分段研究法次级要素的首例，这些次级要素帮助我们划分研究结构。

这个世界在维也纳会议后恢复原样，神圣同盟守卫着秩序，依然服膺于旧有的原则。反对旧政权的斗争依然立足于王朝的合法性和宗教信念。然而不久，出现了一个与“爱国主义”截然不同的新鲜事物，尽管有点不合时宜，我们可以在历史上第一次称呼其为“民族主义”。这是在工业革命日益统治世界的时代，在不如工业革命发生地英国发达的地方，有产阶级为了定位自己而做出的表述。他们首要热衷于模仿——或者说赶上——当时最先进的工业国。这种新型民族主义最主要的活动区域是比利时、德国、意大利、波兰和匈牙利。他们的哲学思想来源于欧洲浪漫主义。其最雄辩的代表人物变成了诗人和小说家——裴多菲、密茨凯维奇、孟佐尼。他们一反之前的理性爱国主义主张，推动了对于本国中世纪或前现代时期历史的迷恋。对于浪漫民族主义，民族最根本的定义不再是政治的，而是文化的，其检验标准则是语言和由祖祖辈辈流传积累的手稿。

第一个预言文化特殊性可以用来定义民族的人是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尽管19世纪20到30年代间，兴盛的浪漫民族主义改变了早期爱国主义的很多特征，但两者依然分享着一些很重要的共同假设。为了赞扬日耳曼文化，来自巴尔干的赫尔德并没有贬低相邻的斯拉夫文化，相反他褒奖日耳曼文化能够作为独特的历史遗产而绵延不绝。浪漫民族主义的精神世界不再是世界大同，而是通过承认文化多样性的价值来巧妙地捍卫一种修正的普世主义。如果说浪漫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第一个成就是打破复辟时期和平的希腊革命和比利时革命，那么它最强有力的象征莫过于1848年“各民族的春天”。1848年一连串的革命起义震动了欧洲，从巴黎到维也纳，柏林到罗马，米兰到布达佩斯，都搭起了街垒。这些起义既是国内的动乱，也横跨欧洲大陆传染到别的国家。1848年，革命在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可以说是为了民族统一或独立的斗争，而它同时也是争取自由的革命失败的一年。正如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刚刚兴起时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所宣称的那样。

1848年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呼应绝非偶然。与浪漫民族主义相对应的那种国际主义可以与第一国际产生共鸣。如果我们想要知道这种国际主义与1848年市民起义的社会基础，那么答案其实是十分清晰的。它们的社会基础并不在于工厂的无产者们，而大多数集中于前工业时代的手工匠人们身上。这是一个占有自己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生产技能——的阶级，受到较高的教育，居住在主要城市市中心附近。此外，他们在空间上的流动性也很大。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是年轻的学徒总要周游国内外。1848年的巴黎居住着大约三万名日耳曼手工业者，以致海涅曾说过巴黎每个街角都能听到德国人说话。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在伦敦给在英工作的德国手工业者写他们的宣言(《共产党宣言》)。柏林散布着波兰、瑞士工匠，而维也纳则居住着不少捷克或意大利手工业者。在第一国际的成立大会上，马克思一侧坐着一位木匠，则一侧则是一名鞋匠。换言之，社会建构(包括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强烈的政治关注)与地区间流动性(包括直接在国外居住的经验，以及民族之间的团结感)很矛盾地共生在一起，这使得1848年至1849年的街垒中，历史篇章由国内斗争转向国际斗争，进一步发展成社会斗争。这一转变的代表人物是朱塞佩·加里波第，其父是一个小渔民，而他本人一开始也是一名水手。他工作的船开往黑海，在船上他遇见一群信奉圣西门的人。这群被驱逐出法国的流放者启蒙了他，使他转向国际主义思想。

之后的加里波第成为1848年罗马共和国的卓越军事、政治领袖，书写了意大利统一时期民族主义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当共和国失败之后，他为了进步事业在拉丁美洲、巴西和乌拉圭作为一名士兵打了10年的仗，中间甚至还当过一艘船的船长。随后他回国领导了从波旁王室手里解放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的远征，促进了意大利的民族统一。然而他并未在此停下脚步。19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期间，林肯邀请他担任北方军的一名指挥官——可加里波第拒绝了，因为他很怀疑林肯对奴隶制的真实态度。1871年，他接受了一个法国将军的职位，领导军队反抗普鲁士，保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同时在国民公会上，他被三个法国城市选为代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他公开声明拥护第一国际，批判马志尼。加里波第这个历史人物，象征着这个时期欧洲手工工人阶级最为高尚的价值——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和谐共生，毫无芥蒂。

　　第三阶段

19世纪60年代末，一度被有产阶级信奉——如皮埃蒙特地区的情况一样——或操控的浪漫民族主义被他们所抛弃。欧洲的地主和商人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后一个阶段，他们从上到下而不是从下到上进行斗争，运用俾斯麦统一德国标志性的手段：军事化管理和严格的政治控制。因此，西方的民族主义的主要形式发生了急剧的转变。现在，社会想象中长期孕育的沙文主义第一次成为主要工业国家(如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普遍的话语和政治气氛。这是像张伯伦、费里、比洛、麦金莱和克利斯皮这样的政治家的时代。这些国家的首都迅速成为大企业集中之地，寻求国内市场的垄断或争取吞并殖民地——正如霍布森和希法亭或多或少所描述的那样。为了新的扩张主义背书的沙文主义，其主要的话语源自社会达尔文主义。它的哲学思想本质上是乐观主义的那一套，对于民族的定义也逐渐带有种族色彩——换言之，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比之前的少了一些理想色彩，是文化和物理要素的混合物。将民族之间的关系定义为“适者生存”，这种强权——或者想要成为强权—民族主义即使在世界体系边缘地区也屡见不鲜，例如墨西哥的波费里奥和阿根廷的罗卡，他们是第一次公然对其他国家、民族表示恶意的统治者。“美好年代”的沙文主义是帝国主义者充满优越感的体现。其具有双重意义，一，它能够动员起每个国家的人民，从而使得各国可以参与到日益白热化的帝国主义内部竞争和夺取殖民地。二，正值选举权已扩大到包括工人阶级的时期，它能将广大群众整合进入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政治架构。此时盛行的沙文主义可以有效抵消普选带来的冲击，利用民族敌对情绪转移阶级矛盾带来的紧张。因而，选举改革的设计师同时是沙文主义的鼓吹者，比如英国的迪斯雷利，德国的俾斯麦和意大利的乔利蒂这一点丝毫不让人感到惊异。

如果我们想知道这个时期的国际主义的要素，答案也是鲜有质疑的——可以从第二国际内社会主义党派身上找到。我们第一次看到一种与同时期民族主义相冲突的国际主义——不再像之前那样，两者是互补的。在这个阶段，两者是背道而驰的。乍一看，这种国际主义比之前拥有更为引人注目的结构，包含更多党派、成员和真正的产业工人。但表象总是会欺骗你的眼睛的。事实上，这种新的集合体在社会基础上的改变并不会增强其国际性。当时新一代的工业无产者带有一系列典型的特征。整齐划一的他们比起中世纪的欧洲手工匠人来说更难以反抗国家的管制。绝大多数新一代的工人都在乡间的工厂和矿场工作，远离国家的政治中心——如英格兰或法国的北部、德国的鲁尔区。他们不占用任何生产资料，并且不具备老一辈手工工人那样高的文化素养和斗争传统。他们的基本状况和他们的前辈截然相反：较弱的地区间流动性和社会解构倾向。通过将民族国家形成的“想象的共同体”投射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帝国主义收买了工人阶级，这比马克思这些老一代社会主义者所设想的更为深入、有效。帝国主义这一致命一击带来了人民的顺从和他们傻乎乎的乐观态度，直到1914年一战爆发。当民族国家间的敌意出现的时候，西欧各社会主义党派——除了意共——背叛了他们最为庄严的诺言，积极投身于民族间的互相杀戮。这一走向杀戮的结局，其历史根源并不在于领导人的决策问题——尽管他们的决策十分不光彩——而在于这个时期年轻无产者的社会构造。

　　第四阶段

如果说帝国主义之间爆发的冲突彻底打碎了第二国际的矫揉造作，那么战争的结束则再一次标志着新形式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诞生。在史无前例的经济萧条和危机中，资本进一步集中。现在的主流话语已经不是国际自由贸易和长期繁荣，而是衰退、贸易保护和自给自足。面对如此危机，一战的战败方或未达到期望的一方，如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和日本，成为了民族主义主要形式的发源地。法西斯主义成为崛起的力量。其话语并非来自乐观主义，而是现代非理性主义——例如索雷尔、意大利的詹蒂莱、德国的尼采以及日本的“国体”。法西斯主义最终将整个民族国家定义为一个生物上的共同体——比如种族。因此，民族这一概念当中的理想色彩彻底消失殆尽。在这种意义上，法西斯主义是威力加强版的帝国沙文主义——引起人民前所未有的反动狂热。同样，法西斯主义也具有双重作用。首先，它可以有效煽动人民对抗一战获胜的资产阶级，参与第二次帝国主义之间的大战，并且在这场战争中，当初的败者和失望的一方将会成为胜利者。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主旨是有债必偿和复仇。同时，在代议民主制蜕变为不可逆转的危机的地方，在工人阶级多数都转向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地方，法西斯主义成为一种有效吸纳群众的社会增压机制。一旦一战中的失败和失望削弱资产阶级民主的稳定性，采取反革命的高压、做好整个大陆震荡的准备便成为当务之急。从这时起，法西斯主义这两种作用便一直紧密相连。法西斯主义的算盘几乎打对了。截止1941年底，欧洲从英吉利海峡到波罗的海沿岸都成为了法西斯的天下，而远东的日本占的地盘更大。法西斯主义的魅力当然不会只局限在欧亚大陆：在拉丁美洲，当时最重要的三个政治事件都受法西斯主义魔力的影响——巴西的“新国家”运动，阿根廷庇隆主义的兴起和玻利维亚“革命民族主义运动”的诞生。

同时，资本培育下的沙文主义激进化之后演变成了法西斯主义，劳工的国际主义在相反方向上也经历了激进化历程。至少有一个国家避免了欧洲劳工运动的道德破产。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和士兵在俄国发起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革命诞生的政权是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国名上不含任何民族性或地域性含义的国家——国名仅仅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没有特别指向任何地域或民族。也就是说，苏联的创建者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国际主义者。由俄国革命影响，共产党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在世界各地。不久，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创立了第三国际，用来统一协调各个共产党的行动。其与第二国际的反差引人注目。在欧洲，服从第三国际的党派在坚决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反抗本国统治阶级的压迫等方面表现出铁一般的纪律。这都是因为一战的惨痛经历给整整一代工人阶级民兵留下了血的教训。

苏联的斯大林靠着“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承诺在苏共内部赢得了胜利，这催生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用来特指苏联独裁下的形式。第三国际很快就蜕变为只为苏联利益服务的组织，而这正是斯大林所理解的第三国际。这种民族主义的影响颇为可观，它带来一种空前绝后的国际主义形式，与前者一样深刻而又畸形。一度，国际主义拒绝对祖国的任何忠诚，而对其他国家表现出深深的忠实。可这样的时代在西班牙内战的国际纵队手中结束了。国际纵队背后是共产国际的特使——科迪维拉、陶里亚蒂、格罗、维达里等，他们都是从全欧洲乃至美洲招募来的。英雄主义和犬儒主义相会合，既有无私的团结也有血腥的恐怖，这就是当时的国际主义，前所未有的完美，也前所未有的堕落。

不久，随着二战爆发，第三国际面临生死考验。在此关头，所有被纳粹侵略的国家——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和挪威——的共产党拒绝支持本国政府。它们认为此次战争不过是又一场帝国主义的内部争斗罢了，和群众的利益毫无关系。没有什么立场比这更不得人心、政治错误了，因为捍卫代议民主反抗法西斯符合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不过这些共产党的立场也鲜明表现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差异。两年后，希特勒入侵苏联。此时欧洲的共产党才投身于反抗纳粹的战斗，正如中国和朝鲜的共产主义政党老早之前抵抗日本侵略那样，它们不久便成为反抗德国占领运动的中流砥柱。此时，帮助“工人阶级的祖国”的国际主义使命和拿起武器反抗德军的民族主义使命，在他们眼里不再有矛盾。他们将这两个使命合二为一，为之奋斗。在战争最紧迫时刻，斯大林突然解散了第三国际，官方理由是第三国际已不符合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需要，实际上斯大林是为了安抚他的英美盟友。第三国际的解散标志着一个历史循环的终结。不仅仅局限在欧洲，法西斯的失败和二战的结束引发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激进化。

　　第五阶段

本文到现在为止的分析都集中在欧洲和北美，不是因为这些地方有什么特别的价值，而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在历史上长期处于统治地位，从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一直到大萧条和二战，概莫能外。1945年之后，这一切都发生了深深的改变。现在，数量更多的群体作为中心力量进入历史舞台。在1945年迄今的新阶段中，我们可以认为在1965年，劳资与民族主义、国际主义的相对关系突然发生了逆转。回顾过去，我们可以认为这一年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分水岭之一。在此之前的民族主义的主要形式——从启蒙民族主义的高贵抱负到法西斯主义的灭绝人性——总是有产阶级的话语，而自19世纪起对应形式的国际主义——无论其有什么样的罪恶和不足——都是属于工人阶级的。1945年之后这种对应关系——资产阶级是民族的，无产阶级是国际的——终结了。被压迫的、饥寒交迫的人民在洲际联合反抗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民族主义成为一面流行的旗帜。同样国际主义也改弦易辙，在资本的行列中发展新的形式。这注定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1945年以后，这种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主流的新型民族主义是反帝国主义的，其主要活跃区域是亚非拉。它的结构特点是什么呢?比起欧洲的民族主义，它在社会上更加的异质化。这种社会各阶级广泛领导参与的民族解放运动横扫第三世界。甚至在有的地方由当地资产阶级领导——最重要的例子是印度。在其他国家，没有太多原始积累的中产阶级领导运动，他们希望在夺权之后能够成为真正的资产阶级，正如墨西哥或土耳其之前所发生的那样。而很多非洲国家发生的运动则更为不可靠，那里运动的领导者是殖民政府的官僚和公务员。还有一些国家里，中产阶级下层中的知识分子夺取了领导权，比如印尼。如果非得在印尼民族解放运动成分复杂的领导层内找到一个主要团体，答案可能是乡村教师。此外，在一些国家，共产党人获得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推动运动一直向前，成为一场反抗资本的革命，如中国和越南。古巴革命则是后两种情况的混合。

战后反帝主义的哲学根源是什么呢?其来源比较混杂。正如不同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阶层成分不一，它们的意识形态话语也是多种多样，能够同时利用理性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乐观主义者和非理想主义者的思想。譬如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印尼的苏加诺主义，墨西哥的奥布雷贡、卡列斯和卡德纳斯一脉相承、复杂的意识形态。很多早期的思想经过一番整合，改头换面重新出现。这种反帝主义最大的特色是能够超越古典资产阶级思想，能够借鉴启蒙运动之前和后资本主义的思想——换言之就是宗教和社会主义思想。借鉴宗教的例子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而借鉴社会主义思想的例子有尼加拉瓜的桑地诺主义。这种反帝主义的群众基础又是什么呢?从数量上来说，农民是它最重要的成分。从这个时期的共产主义革命——中国、越南、欧洲的南斯拉夫——就可见一斑。这些革命与之前俄国的十月革命截然不同。他们都高举民族的大旗获得胜利，而俄国革命在胜利之时没有任何民族主义的意味。

那么资本主义阵营同时又发生了什么呢?1945年之后，资本主义阵营出现了以下几点新形势。首先，二战之后，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获得了空前的领导地位。德意日战败，国家满目疮痍，而英法国力衰弱。比起19世纪的大英帝国，此时的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起到了大得多的决定性作用。第二，俄国不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国家了。在战乱中心之外出现了一个广阔的地带——一半的欧洲和三分之一的亚洲——那里的国家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世界出现了一个可以威胁资本主义存在的共产主义阵营。鉴于这种形势，一种新的资本国际主义出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斗一度引发两次世界大战，而现在也偃旗息鼓。单一敌对霸权的存在使得资本主义国家整合利益、进行国际联合成为了可能。共产主义阵营的出现必然让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

资本主义国家展开了一系列经济、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联合，首先是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其次是分别重建欧洲、日本的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然后是建立北约、签署《关贸总协定》，最后是在美国支持下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这种国际联合的趋势经历了从自由贸易的普遍恢复到欧洲共同市场公开地开始尝试超越国家主权的转变。一战二战之间的那种趋势戏剧性地倒转了，出现了资本主义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如果非得给这种国际联合的趋势起个学名的话，不妨叫超民族主义——一方面指美国超越其他国家、高高在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指西欧超越国家主权，出现了欧共体。

这种趋势带来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变，之前的民族国家变成了现在的自由民主，成为西方一种超越阶级、整合劳动者的主要手段。冷战时期，西方的官方意识形态不再着眼于赞扬捍卫民族国家——这曾是二战期间，各国自始至终的最高价值——而变成对“自由世界”的称颂。与此同时，建立在普选之上的代议民主制第一次广泛、有效地被认定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标准模式。这一现象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

　　第六阶段

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情况又发生显著变化。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系列结构改革调整着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随着完成战后重建，德法意尤其是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美国。而到了70年代中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同时，一种以一国为基础，将国家合作扩展到许多国境线的多国合作也变得愈加强大和富有侵略性。政府过去对于资本积累的控制变弱了。随之，更有决定意义的是，金融市场能够超越传统国内管控机制，进入跨大陆的资本投资循环。因此，德日资本主义的恢复元气并不意味着重回二战前帝国主义间激烈的冲突。回到那个遍地是关税壁垒和军备竞赛的世界已经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主要国家进行了比战后时期更高层次的政策协调。欧共体向着单一市场努力，最终实现了货币统一，甚至还有了一个很弱小的欧洲议会。美日及其他国家召开各种会议，签订各种协议，以便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进行联合调控。70年代末，G7的时代来临了。考茨基所说的“超帝国主义”概念开始在现实成形[13]。同样，为了与之前的国际主义区分，我们可以将90年代这种以资本为主要特色的新型国际主义称之为跨民族主义。跨民族也有着双重意味，一是指将三大资本集中区域整合为单一契约的结构性连接，从大西洋直到太平洋。二是指能够超越传统国界、崛起的跨国公司和资本投资。这段时期官方的意识形态话语不仅没有抛弃，反而强化了民主对于国家价值的优越性——尤其是在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这些过去的地中海独裁国家，它们与自由世界的话语形成恶劣的反差，而此时它们实现了“远程遥控”的民主化，使得这套意识形态话语变得更有说服力。

同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外，反帝主义失去了它的冲劲，不再是70年代民族主义的主要形式。大战频频，可是越南革命迟来的胜利和葡萄牙殖民帝国的解体却像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亚非大部，去殖民化已是既成事实;在拉美，古巴打破封锁的尝试宣告失败。南非、巴勒斯坦和中美洲国家依然在争取民族解放，可它们不再具有世界战略上的重要性。民族主义另一个显著特点逐渐成形。在反抗法西斯的战争之后，欧亚大陆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共产主义阵营，然而其各部分的历史成分十分复杂，形态各异。斯大林通过军事手段在大部分东欧国家——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从上到下强加了一套共产主义政权，创造了一众保障苏联利益、服从苏联意志的仆从国。而在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中国和越南，本土革命则取得胜利，建立了完全独立自主的共产主义政权。然而，领导这些革命的政党，都在纲领和纪律上受斯大林的第三国际影响颇深。

当这些政党活动于地下，备受迫害之时，斯大林主义最根本的意识形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原则——使得他们能够无条件地忠于苏联。然而合理却又讽刺的是，一旦他们掌握政权，同样的教条却产生了相反的结果。当政党夺取政权的时候，它们与苏联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事实上，民族神圣感和自豪感不再只是斯大林的特权。斯大林及其继任者的傲慢往往使得其他政党也产生了同样的民族感情。共产主义国家的增多加速了传统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际主义的瓦解。第一个与苏联产生冲突的是南斯拉夫，接着是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在20世纪40年代末就早已产生的分歧。随后是中苏在60年代初的决裂，继而升级为边境冲突，这使得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化为泡影。形势继续恶化，后来的共产主义国家之间则爆发战争——越南入侵柬埔寨，中越战争。到了70年代后期，主流民族主义已经演化成共产主义的自相残杀。

列宁主义传统陡然内卷化，恰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演变背道而驰。这种情况的历史根源在何处呢?主要是因为两种相关的作用力。首先，最明显的是，在不断再生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框架中，共产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其起点比西方要低得多——没有任何机会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后者拥有共产主义阵营所缺乏的工商业协同作用。生产力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组织上都无法突破国界的束缚。因此苏联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只达到西德或法国的三分之二。换言之，共产主义阵营的生产力明显不如西方的生产力那样国际化，这是其官僚民族主义的韧性深深扎根的所在。而这种民族主义转而消灭了所有赶上西方的可能性。于是乎，经互会(COMECON)令人惋惜地衰落了，可欧洲的共同市场却茁壮生长。

在这种饱受约束的经济基础上长出了什么样的政治、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呢?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由民主逐渐取代民族主义，成为证明社会秩序合法性以及整合人民的手段。然而共产主义国家则不存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生活完全被官僚统治阶级所剥夺。此时，统治阶级不得不转向诉诸民族主义，作为把人民纳入统治结构的手段。正如马克思所清楚认识到的那样，民族总是能够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慰藉缺乏真正自由和平等的人民。因此，这些年共产主义阵营的自相残杀不过是这些国家压迫人民主权的产物。这就是一个致命的逻辑：缺乏自由联合的生产者，带来了共产主义阵营冲突中恶毒的民族主义。

而这时在俄国、中国、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或越南，他们拥有其他或多或少起点作用的合法性。这些国家的执政党独立完成本土革命、击败了入侵者，因而赋予了政权一种民族上的正当性。可是大多数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却缺乏这样的合法性。尽管他们大打民族牌——罗马尼亚是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可是一点也不可信。这些政权都是1945年在红军的压力之下所建立的，并依靠之后苏联不断的武装干预才得以存活，比如1953年的东德，1956年的匈牙利和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不仅缺乏大众民主，这些国家的民族感情还被彻头彻尾地侮辱了。它们是共产主义阵营里能感受到资本主义经济活力最近的地方，因而最能体会它们与对方的差距。1989年的东欧剧变早就蓄势待发。它的余波波及了在历史上更有合法性的两个共产主义国家，造成了他们的解体-苏联和南斯拉夫。随着日益深化的政治、经济危机带来分离主义的纷纷觉醒，两者都被卷入无法抗拒的分裂浪潮。在新世纪的今天，世界上民族主义最突出的形式是什么?最有可能的答案是后共产主义分离模式所带来的冲突，只不过这种类型已经波及整个第三世界。其范围从巴尔干到高加索，从非洲之角到五大湖，乃至从克什米尔到棉兰老岛。

　　第七阶段

既然如此，那么今日世界国际主义最主要的形式又是什么呢?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真正全球霸权的首次出现以及美国的权力达到以往所有国家都没想像过的高度，伴随着国际主义最近的变化。在传统话语里，无论怎么设想，国际主义总是民族主义的某种相反版本。然而从本世纪头两年起，国际主义在美国拥有了另一个意味深长的反义词：孤立主义。这一对反义词清楚指出它们共同的假设——民族利益作为这两种主义的基础——不再是重点，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民族利益。在美国的意识形态里面，他们的合众国既普世又独一无二：在体系和天然条件上的好运，合众国独一无二;而在它光芒四射和令人仰慕上的能力，合众国堪称典范。这创造了一种奇异的结合，深藏着这一对反义词的历史根源。这是一种两面的救世主思想——通俗点说，是外交上的一种混合物——既包括对祖国狂热的崇拜，也包括传教士般拯救世界的使命。在此传统的二元话语下，国际主义一词总是充满光荣。可实际上，国际主义通常不过是美国最终推行政策之时，自鸣得意的托词。正如孤立主义不意味着门罗主义、奥尔尼解释(Olney Declaration)和普拉特修正案(Platt Amendment)——这都标志美国对西半球的掌控——有丝毫的减损，从一开始来看，美国版本的国际主义仅仅意味着准备好将美国势力拓展到欧亚大陆，如威尔逊起于墨西哥终于俄国的调停，这个逻辑从一开始就建立了。

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种国际主义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内政话语，与国境之外瓜葛甚少。美国真正在国外所做的完全可以用其他更强有力的话语表现。然而今日，已无敌手、独孤求败的美国霸权第一次可以将它的自我认知强加给世界。对于今日美国，联合国成了幌子，俄罗斯建立了一个听话的政权，德日驻扎着美军，中国海岸之外有着自己的小弟，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仆从国都设有美军基地[16]而且武力比对手加一块还要强几倍。因此美国的意志乔装打扮，以共同繁荣这类话语的面目出现在世界上。如今美国意志的同义词已经完完全全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共识”。无需听听国务卿一点也不油腔滑调的演讲，北约傲慢的公报，也无需看看《纽约时报》、《世界报》或《卫报》上简洁的社论，更不用说如今让人安心的晚间新闻。在这种意义上，国际主义不再是冷战时期的一个负面任务——资本主义列强统一在美国领导下对抗一个共同的敌人——而成为了一个正面的理想。坦率的说，就是重建美国心目中的世界。自由世界胜利的大旗已经落下，取而代之升起的则是人权的旗帜——首要的是，保证国际社会封锁、轰炸入侵那些不讨他们喜欢的民族或国家：古巴、南斯拉夫、阿富汗和伊拉克，培育、赞助并武装那些迎合他们的国家：土耳其、以色列、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车臣人、巴勒斯坦人、图西族人、萨拉威人和努尔人，乃至那些人口更少的民族，他们大多都没有建国。对于他们，正如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萨穆埃尔•伯格偶然所提及的那样，毕竟慈善不是哪里都有的。

抵抗这种新局面的努力虽存在，但大多无功而返、随风消逝。面对过多的美式“单边主义”，欧盟断断续续地艰难应对——本质上就是在外交磋商过程中故意扰乱、犯下错误。在过去，外交磋商不过是欧盟给自己对美国的顺从找一个台阶下。偶尔中俄会依靠自己在安理会的地位勉强地和美国讨价还价。在国际范围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天主教后完整主义(post-integrism)的理论更少受到消费主义侵蚀，作为另一种生活的方式在边缘地区兴起。汇集在阿雷格里港的运动飘忽不定，缺乏大纲，不过是社会抵抗中一个无根之萍。同时，我们在无限正义、不朽自由的幌子下寻找慰藉。不过假若我们可以忘却在不久之前，资本主义文明还没那么多伪善，那么认为国际主义的发展就到此为止也是绝无可能的。国际主义的历史充满讽刺、曲折和惊奇。我们这一代决不会见证它的终结。

本文原刊于微信公众号《女神读书会》（nvshen62000），2016年11月8日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