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龄：毛主席对广东报告两个批示为何弃一扬一——百问杨继绳之36

—贺合林—

　　一、对赵紫阳一封信的批示

　　1958年6月，《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连续报导了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等地发放的小麦高产卫星。6月初，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到从化县调查了4天，6月8日给省委写了封信。此信由新华通讯社当作一份党内文件发到北京，毛主席看后，于7月3日作出批示。其中有：

　　“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稻每亩么能收300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200斤增长50%，何况还有350-400斤的希望。原先的800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

　　“这封信的风格脱去了知识分子腔，使人高兴看下去。近来的文章和新闻报导，知识分子腔还是不少，需要改造。……其实，这类通讯或文章，完全可以公开发表，无论对当地同志和全党同志都有极大好处。”

　　“小平、彭真、震林、伯达同志：你们看这封信是否可以发表?我看发表毫无害处。……我们拟在《红旗》上发表，…… ”

　　批示中的“300斤已经很好”和“知识分子腔还是不少，需要改造”，语气虽然平和，但无异是给了高产卫星和党报虚浮作风的当头一棒!

　　可是，毛主席的批示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高产卫星越放越多且越放越大。

　　截止1958年9月25日资料，小麦亩产最高数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8586斤，稻谷亩产最高数为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130435斤!

　　耐人寻味的是，连广东也守不住阵脚了。就在8月16日的 《红旗》第六期发表了赵紫阳的信以后，广东省连县创造了1.73亩中稻亩产60437斤的记录，9月5日的《人民日报》予以报道。

　　赵紫阳的信“公开发表”没有下文，“这类通讯或文章”的公开发表就更不用说了。

　　毛主席的这个批示等于放了一个空炮。

　　二、对赵紫阳的反瞒产报告的批示

　　《墓碑·第七章 岭南风云· 一、广东创造了反瞒产私分的经验》：

　　1958年“放卫星”把粮食产量说得很高，因而粮食征购指标相应提高，加上公共食堂一天三餐干饭，三四个月时间，粮食统统吃光了。到1959年1月，征购任务还没有完成，要求返销粮食的告急之声四起。陶铸坚信1958年粮食大丰收，不信没有粮食，怀疑农村干部隐瞒了产量，把粮食收藏起来或者私分给农民了。农民出于自卫，隐瞒了或背着上级分了一点粮食是有的，但不是像陶铸想像的那样多、那样普遍。

　　1959年1月中旬，陶铸带一支工作队，到东莞县虎门公社指挥反瞒产运动。

　　……

　　1月11日，在东莞县反瞒产大会上，基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基层干部承认“隐瞒”了2000多万公斤粮食。县委誓言要追出7500万公斤到1亿公斤粮食。陶铸警告大家：“保证三餐干饭吃到底，全部粮食集中到公社，任何人不能保存粮食。”他写信给省委，宣布了他的调查结果：粮食反瞒产的矛头，要对准原来的小队干部打埋伏，而不在于反浪费和节约。

　　1959年2月25日的《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陶铸的这篇调查报告。在这篇调查报告中，陶铸把公社的种种问题，归结为最重要的一条，即集中统一和本位主义的矛盾。所谓本位主义，就是生产大队隐瞒和动用了由公社统一管理的粮食和资金。

　　与此同时，在省委的统一部署下，赵紫阳率领另一支工作队，到位于雷州半岛最南端的雷南县调查。1月23日，雷南县召开4000名干部的大会。赵紫阳认定，雷南有严重的瞒产问题，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开展反瞒产运动。自动坦白的干部可以保留粮食，用来改善食堂伙食，不坦白的不准回家。

　　……

　　雷南的反瞒产运动大有斩获。不仅查出了7000万斤粮食，还取得了解决农村粮食问题的经验。1959年1月27日，赵紫阳给省委送上了一份报告。……赵紫阳在这个报告中介绍了作法：要把普遍系统深入的思想发动、阶级教育同个别突破、个别交待粮食情况相结合。要反复交待粮食政策和对瞒产干部的政策。坦白交待，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予处分，甚至法办。

　　1959年1月31日，中共广东省委转发赵紫阳的报告批语说：“许多地方的事实证明，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195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转批了赵紫阳这个报告。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按语中写道：

　　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及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1959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各地县凡是对于这个问题尚未正确解决的，必须立即动手按照赵紫阳同志在在雷南县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决。

　　三、对反瞒产私分批示的纠错

　　为什么会瞒产私分?毛主席要追根究底。

　　2月23日，毛泽东带着这个问题登车南下。在河北、山东、河南作了一番调查后，对瞒产私分有了新的认识。

　　2月26日，他来到郑州。此后，毛泽东在同河南省有关负责同志的谈话中，一开头就从所有制讲起。他说：公社有穷队、中等队、富队三种。现在的公社所有制，基本上是队的所有制，即原来老社的所有制。现在的公社，实际上是“联邦政府”。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要逐步形成的。调多了产品，满产私分，又对又不对，本位主义基本合法。一个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区、生产队，有经营好坏、收入多少不同，粮食产量多少不同，吃的多少不同。生产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样。穷队挖富队不好，他们都是劳动者。人为的抽肥补瘦，就是无偿地剥夺一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给穷队。多劳的多得，少劳的少得，就都积极起来了。“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农民拼命瞒产是个所有制问题。本位主义是怕调，这种本位基本上是对的。”

　　在1959年2月27日晚到3月5日下午 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多次谈到瞒产私分的问题。

　　他说：目前的问题不是本位主义，而是领导者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2月27日)

　　第二天会议(28日)，毛泽东找来另一批省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陶铸、王任重、周小舟、曾希圣、江渭清、李井泉、张仲良(甘肃)等讲话。内容跟上一天大致相同，不过有些话讲得更鲜明，更尖锐。比如他说：“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讲到反对本位主义问题时说：“我没有出北京以前，也赞成反本位主义(应是指的“反瞒产批示”)，但我走了三个省(河北、山东、河南)就基本上不赞成反本位主义了。不是本位主义，而是他维护正当权利。产品是他生产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瞒产私分的方式来抵抗你。幸得有此一举，如果不瞒产私分，那多危险，那不就拿走了?”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2月28日)

　　由于很多人思想转不过弯来，认为毛主席是“ ‘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 ”。毛主席只得将会议延长两天。继续做大农家的工作。3月1日下午，发表讲话。他说：要从所有制方面解决问题。现在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样一来，统统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基础是生产队，你不从这一点说，什么拉平，什么过分集中，就没有理论基础了。得承认队是基础，跟它做买卖。它的东西，你不能说是你的，同它是买卖关系。”“六中全会到现在，两个半月，根本没有实行。人民公社决议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开头我放炮，一定要那样做，要紧张一天半，不然扳不过来。原先想共产多了，想个人少了，就是这个弯子。要去掉本位主义的帽子，要恢复农民的名誉。现在我们是取消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思想、过分集中思想。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又说：“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他幸得瞒产。我的思想就不明确。主要责任中央担，没有说清楚这个事，以为一篇决议就可以解决了。”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日)

　　(本节主要摘引《毛泽东领导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 网址附后)

　　四、两个批示为何弃一扬一

　　上节所述是毛主席对“瞒产私分”的一个认识过程——由1959年8月22日的坚决反对到26日的“‘瞒产私分，又对又不对，本位主义基本合法’和‘基本上是对的’”、再到28日的“不是本位主义，而是他维护正当权利”、又到3月1日的“‘瞒产私分极其正确’和 ‘ 要去掉本位主义的帽子，要恢复农民的名誉’ ”。这个认识过程，既是毛主席对自己曾经的错误认识的认真反思和检讨，也是他对“反瞒产私分”提出的严励批评。特别是这句发自肺腑的“要为农民恢复名誉”更是体现了一位人民领袖对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

　　3月5日，毛主席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发表最后一次讲话，表示了他反对“共产风”和纠正“反瞒产私分”的决心。他说：“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

　　广东方面的触动比较大，会后，陶铸即对反瞒产私分进行了反思。据《墓碑》载：

　　陶铸不是撞到南墙不回头的人(杨继绳把陶铸受会议精神触动有意写成是自己回头)。1959年3-4月间(可见时间是在会议以后)，省委召开了专门会议。根据各地汇报和掌握的材料，终于得出结论：1958年的粮食产量，并没有原来报告的那样多。省委分析说，一是头脑发热，报产报高了。根据报产而制定的征购粮食的计划不符合实际。因此，购了过头粮。其次，农民集中到食堂吃饭，浪费了不少口粮。第三，提倡一日三餐干饭，敞开肚皮吃饱，造成了大量浪费。省委给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向农民让步，停止反瞒产。5月6日，省委发出《关于立即全面检查和采取有效措施消灭和遏止水肿病的紧急指示》，撤换了发病率和非正常死亡率最高的那几个县的领导。

　　不久，陶铸到潮安，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我来潮安是向全县人民做检讨的。我头脑发热，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我们要共同吸取教训。今后，不要再搞浮夸，要靠实事求是吃饭。”在省委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陶铸特地走到袁溥之面前，诚恳地道歉：“袁大姐，在东莞反瞒产，我没有听取你的意见，还说你是不是右了一点。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向你赔礼、道歉!”(袁曾对反瞒产私分提出不同意见，受过陶的批评)

　　遗憾的是，毛主席的这一思想虽然在会议中表面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在实际中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一些地方的“共产风”照样还在刮着，“反瞒产私分”仍在激烈的进行……。

　　杨继绳却有意歪曲这段历史，把这一切归纳成毛主席这个批示的罪过，在他的《墓碑》中说：

　　“毛泽东这个批示和广东省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传遍全国。全国各地都搞起了反瞒产私分运动。”

　　联系到第一节提到的毛主席作的那个批示，那是一个十非明显的反对弄虚作假反对浮夸风的批语。如果那个批示得到贯彻执行，将会极大的减少浮夸风的危害。可是，杨继绳对此视而不见，在《墓碑·第七章》讲述广东问题时，竟然闭口不谈，只字不提!

　　同样是毛主席对广东同一时期工作的批示，同样是对赵紫阳同一时期调查报告的批示，隐蔽一个批示而大肆宣扬另一个批示，且在宣扬毛主席《“反瞒产私分” 批示》时又切割了毛主席纠正《“反瞒产私分”批示》所作出的极大努力，杨继绳疯狂攻击毛主席的行径令人发指!杨继绳大刀阔斧阉割历史的行径令人发指!　　

　　附：毛泽东领导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0/12/1660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