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摘编

　　编 者 的 话

　　从事生产服务劳动的工友们 ：                                      大家幸苦了!

　　多年前在新华书店，我见到一位棉大衣上沾着水泥浆的工友也来到店里，他从一楼书架底层娴熟地拉开一扇柜门取岀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坐在地上就看起来。可见，有的工友从切身经历中产生了对马恩思想的需耍。马恩学说是发现和应用社会发展规律，谋求工人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的思想体系，确实不可不读。可是，对于每天从事十二小时或更多繁重劳动的人来说，属于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实在有限，得花多大力气、多少年月才能读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啊?

　　于是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搞一个十来万字的《摘编》，再忙再累的人只要想读也容易读完，从而对马恩思想有个大体上的了解;若想对一些问题查阅原著，沿着《摘编》提供的线索去查，也许能夠便捷些。这样，就搞岀了这个《摘编》。由于水平所限，应摘未摘的肯定会有，希望同志们不吝指正。

　　一、本《摘编》摘引的文字均摘自人民出版社的版本，为节省时间，除在此说明之外，不再逐条标注，摘自第一版的，标注一版;摘自第二版的，标注二版。

　　二、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仅注《全集》，摘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仅注《选集》;摘自马克思著作的，仅注“马”;摘自恩格斯著作的，仅注“恩” 。

　　三、原著中的着重号仍用黑体字表示;编者加的着重号用下加线表示。

　　四、文摘的顺序，在同一标题下同类内容的，按原著的写作时间先后排列。

　　五、分类标题都是编者加的不另标示;正文中编者加的文字，用方括号[]标岀。

　　鲁 凡

　　2021/1/10

　　

目    彔

 

　　

一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的规律

 

　　

（一）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论）…………………………5

 

　　

（二）唯物史观（历史唯物论）……………………………9

 

　　(三)现代唯物主义认识论与私欲对真理的歪曲…………46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讼泫浩清浊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

　　(一)马克思经济学手稿摘抄………………………………53

　　(二)《资本论》摘编………………………………………57

　　1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力也成了商品…………………57

　　2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剩余劳动体现为剩余价值…………59

　　(1)价值的增殖过程…………………………………………………59

　　(2)资本主义剥削的程度……………………………………………62

　　(3)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69

　　3资本主义积累…………………………………………………70

　　4靠牺牲工人而实现劳动条件的节约………………………79

　　5资本过剩与人口过剩………………………………………82

　　6货币资本与产业资本、企业经理与董事…………………85

　　7银行、信用与股份公司……………………………………89

　　8银行资本、有价证券、虚拟资本、货币资本家与经济危

　　机………………………………………………………………92

　　9综述……………………………………………………………97

　　(三)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著述摘抄……………………101

　　

三 人类解放事业

 

　　(一)人类解放事业的目标……………………………………112

　　(二)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前提、条件………………………120

　　(三)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主体与理论………………………129

　　(四)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道路与方法 ……………………139

　　(五)“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它必将遍立于全世界” 158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 

 

　　

 

 

　　

（一）马克思经济学手稿摘抄

 

　　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只是由于它是资本的所有者。(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摘自《全集》二版3卷238页)

　　从量上计量劳动，其前提是它们的质的同类同一性。(马：《经济学手稿》写于1857-1858年，摘自《全集》二版3卷123页)

　　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马：《经济学手稿》写于1857-1858年，摘自《全集》二版30卷147页)

　　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由此可见，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只有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时，资本才不再是这样的关系。(马：《经济学手稿》写于1857-1858年，摘自《全集》二版30卷286页)

　　劳动能力加工的材料是他人的材料，同样工具是他人的工具，作为资本，作为对活劳动能力的统治权，作为赋有自己权力和意志的价值而同处于抽象的丧失了客观条件的、纯粹主体的贫穷中的劳动能力相对立。劳动的客观条件现在表现为资本，表现为统治、支配活劳动的对象化劳动，表现为他人的财产成为与活劳动对立的他人的权力。(马：《经济学手稿》，写于1857-1858年，摘自《全集》二版30卷444-445页)

　　人的劳动只表现为材料和工具这些实体的附属品，从对劳动的管理等方面看，劳动对于劳动能力来说也是他人的。而劳动能力在生产结束后，由于消耗了生命力而变得更加贫穷。(马：《经济学手稿》写于1857-1858年，摘自《全集》二版30卷455页)

　　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是资本的必然趋势。劳动资料转化为机器体系，就是这一趋势的实现。在机器体系中，对象化劳动在物质上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单个劳动能力创造价值的力量作为无限小的量而趋于消失。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马：《经济学手稿》写于1857-1858年，摘自《全集》二版31卷92-93页)

　　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马：《经济学手稿》写于1857-1858年，摘自《全集》二版31卷94页)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马：《经济学手稿》写于1857-1858年，摘自《全集》二版31卷100-101页)

　　资本本身是処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因此，资本缩减必要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以便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因此，越来越使剩余劳动时间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条件。(马：《经济学手稿》写于1857-1858年，摘自《全集》二版31卷101页)

　　超过一定点，资本关系就变成对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限制，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 、表现出社会的生产力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这些矛盾会导致爆发、灾变、危机，这时，劳动暂时中断，很大一部分资本被消灭，这样就以暴力方式使资本回复到它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生产力而不致自杀的水平。但是，这些定期发生的灾难会导致灾难在更高的程度上重复发生，而最终导致用暴力推翻资本。(马：《经济学手稿》写于1857-1858年，摘自《全集》二版31卷149-150页)

　　在发达的资本运动中，存在着不同于危机的方式阻碍资本运动的另一些因素：例如，一部分现存资本不断贬值;很大一部分资本转化为并不充当直接生产要素的固定资本;很大一部分资本被非生产地浪费掉，等等。(马：《经济学手稿》写于1857-1858年，摘自《全集》二版31卷150页)

　　工人作为工人而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明状态下，当然是不同的，[……]第一生活需要的数量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文明状况，也就是说，它们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马：《经济学手稿》写于1861-1863年，摘自《全集》二版32卷49页)

　　其他一切劳动同生活资料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时间相比，就已经成为可供支配的时间。生产商品的劳动部门按其必要性的程度而互相区别——从这一考虑来说农业劳动(这里应理解为一切为了创造直接的食物所需要的劳动)是最必要的。(马：《经济学手稿》写于1861-1863年，摘自《全集》二版32卷216页)

　　在英国煤矿中平均每星期死亡15人，到1861年为止的十年中约死亡10，000人。这主要是由于煤矿主卑鄙的贪得无厌造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是最节省已实现的劳动，即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但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比其他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更加浪费人的活劳动，它不仅浪费人的血和肉，而且浪费人的智慧和神经。实际上，只有通过最大地损害个人的发展，才能在作为人类社会主义结构的序幕的历史时期，取得一般人的发展。(马：《经济学手稿》写于1861-1863年，摘自《全集》二版32卷405页)

　　

（二）《资本论》摘编

 

　　

1、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劳动力也成了商品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

 

　　商品首先是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47-49页)

　　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52页)

　　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53页)

　　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不是以劳动为中介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等等。

　　一个物可以有用，而且是人类劳动产品，但不是商品(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而不形成价值。(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54页)

　　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58页)

　　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它们都是人体的机能，而每一种这样的机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质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费，这是一个生理学上的真理。(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88页)

　　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195页)

　　同一切其他商品一样，劳动力也具有价值。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198页)

　　劳动力只是作为活的个人的能力而存在。活的个人要维持自己，需要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因此，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可以归结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求，但是，在一定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一定的。(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198-199页)

　　生产劳动力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总和，包括工人的补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只有这样，这种独特的商品占有者的种族才能在商品市场上永远延续下去。(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199-200页)

　　劳动力的教育费用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因此，这种教育费用，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200页)

　　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是劳动力的承担者即人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他的生命过程的那个商品量的价值，也就是维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假如劳动力的价格降到这个最低限度，那就降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因为这样一来，劳动力就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维持和发挥。(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201页)

　　

2、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剩余劳动体现为剩余价值

 

　　

（1）价值的增殖过程

 

　　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215页)

　　劳动过程，就它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来说，显示出两个特殊现象。

　　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

　　其次，产品是资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工人的所有物。(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216页)

　　在商品的生产中，所以要生产使用价值，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基础，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我们的资本家所关心的是下述两点：第一他要生产具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第二他要使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大于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各种商品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的总和。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马：《资本论》1卷，摘自第二版217-218页)

　　正如商品本身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一样，商品生产过程必定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218页)

　　在劳动过程中，劳动不断由动的形式转为存在的形式，由运动形式转化为对象性形式。一小时终了时，纺织运动就表现为一定量的棉纱，于是一定量的劳动，即一个劳动小时，对象化在棉花(纱)中。(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221页)

　　在劳动力出卖时，曾假定它的日价值=3先令，在3先令中体现了6个劳动小时，而这也就是生产出工人每天平均的生活资料量所需要的劳动量。(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222页)

　　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因为在劳动力本身中对象化了半个工作日，就是说，因为每天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要费半个工作日，但是，包含在劳动力中的过去劳动和劳动力所能提供的活劳动，劳动力一天的维持费和劳动力一天的耗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前者决定它的交换价值，后者构成它的使用价值。维持一个工人24小时的生活只需要半个工作日，这种情况下不妨碍工人劳动一整天。因此，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增殖，是两个不同的量。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正是看中了这个差额。劳动力维持一天只费半个工作日，而劳动力却能发挥作用或劳动一整天，因此，劳动使用一天所创造的价值比劳动力自身一天的价值大一倍。(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225-226页)

　　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只持续到这样一点，即资本家所支付的劳动力价值恰好为新的等价物所补偿，那就是单纯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超过这一点而持续下去，那就成为价值增殖过程。(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227页)

　　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进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229-230页)

　　比社会的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对象化为较多的价值。

　　较高级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区别，有一部分是基于单纯的错觉，或者至少是基于早就不现实的，只是作为传统惯例而存在的区别;有一部分则是基于下面这样的事实：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处于更加无依无靠的地位，比别人更难于取得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在这方面，偶然的情况起着很大的作用，以致这两种劳动会互换位置。例如，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中，工人阶级的体质已经孱弱和相当衰竭，因此，一般说来，同很轻巧的细活相比，需要很多力气的粗活常常成为较高级劳动，而细活倒降为较简单劳动，如瓦匠劳动在英国要比锦缎工人的劳动高得多。(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230页)

　　

（2）资本主义剥削的程度

 

　　劳动过程的不同因素在产品价值的形成上起着不同的作用。工人把一定量的劳动加到劳动对象上，也就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上。[……]生产资料的价值由于转移到产品上而被保存下来。(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232页)

　　生产资料转给产品的价值决不会大于它在劳动过程中因本身的使用价值的消灭而丧失的价值。如果它本身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那么，它就不会把任何价值转给产品。(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239页)

　　转变为生产资料即原料、辅助材料、劳动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因此，我们把它称为不变资本部分，或简称为不变资本。相反，转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部分资本从不变量不断地转化为可变量，因此，我们把它称为可变资本部分，或简称为可变资本。(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243页)

　　假定价值产品=180磅，代表整个生产过程期间流动的劳动，我们从中扣除90磅可变资本，就可得到90磅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相对量，即可变资本价值增殖的比率，显然是由剩余价值同可变资本的比率来决定，在上述例子中它是90/90=100%，我把可变资本的这种相对的价值增殖或剩余价值的相对量，称为剩余价值率。(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249页)

　　工人超出必要劳动的界限做工的时间，虽然耗费工人的劳动，耗费劳动力，但并不为工人形成任何价值。这段时间形成剩余价值，我把工作日这部分称为剩余劳动时间，把这段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剩余劳动。把剩余价值看作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剩余劳动。使各种经济社会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251页)

　　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等于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或者说，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可变资本=剩余劳动/必要劳动。(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251页)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必要劳动始终只能是工人的工作日的一部分，因此，工作日决不会缩短到这个最低限度。可是工作日有一个最高界限。这个最高界限取决于两点。第一是劳动力的身体界限，一个人在24小时的自然日内只能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正像一匹马天天干活，每天也只能干8小时。这种力每天必须有一部分时间休息，除了这种纯粹身体的界限之外，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这些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因此，工作日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的。(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268-269页)

　　资本家按照劳动力的日价值购买了劳动力。劳动力在一个工作日内的使用价值归资本家所有。因此，资本家有权要工人在一日之内为他做工。但什么是一个工作日呢?当然比一个自然的生活日短。短多少呢?关于这个极限，即工作日的必要界限，资本家有他自己的看法，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269-270页)

　　商品交换的性质本身没有给工作日规定任何界限，因而没有给剩余劳动规定任何界限。资本家要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他尽量延长工作日。[……]另一方面，这个已经卖出的商品的独特性质给它的买者规定了一个消费的界限，并且工人也要求坚持他作为卖者的权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内。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271-272页)

　　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必需的劳动时间之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但是很明显，如果在一个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会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因此，在古代，只有在谋取具有独立的货币形式的交换价值的地方，即在金银的生产上，才有骇人听闻的过度劳动。在那里，罗马工人的强迫劳动是过度劳动的公开形式。但是在古代世界，这只是一种例外。不过，那些还在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品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暴行之上，再加上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272-273页)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10月31曰第23页，“巴特利附近有8个大工厂的厂主其中有几位先生雇用12-15岁儿童迫使他们从星期五早晨6点起，一直劳动到星期六下午4点，除吃饭和半夜一小时睡眠外，不让有任何休息。这些孩子一连劳动30小时，”(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280页)

　　“有一位可敬的工厂主对我说：如果你允许我每天只让工人多干10分钟的话，那你一年就把1000磅放进了我的口袋。”——《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56页(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281页)

　　1860年1月14日，郡治安法官布罗顿先生在诺丁汉市会议厅主持的一次集会上说，“从事花边生产的那部分城市居民过着极其贫穷痛苦的生活9-10岁的孩子，在大清早2、3、4点钟就从肮脏的床上被拉起来，为了勉强糊口，不得不一直干到夜里10、11、12点钟。他们四肢瘦弱，身躯萎缩，神志呆痴，麻木得像石头人一样，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282页)

　　威廉·伍德“从7岁零10个月就开始做工，他天天早晨6点上工，晚上9点左右下工”一个七岁孩子竟劳动15小时!(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283页)

　　北斯塔福德郡医院主任医生阿利奇说：“陶工作为一个阶级，不分男女代表着身体上和道德上退化的人口。他们一般都是身材矮小，发育不良，而且胸部往往是畸形的，他们未老先衰，寿命不长，迟钝而贫血有一种哮喘病是陶工特有的。还有侵及骨骼和身体其他部分的疫疠病，患这种病的陶工占2/3以上”(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284页)

　　火柴制造业工人中有一半是13岁以下的儿童和不满18岁的少年，谁都知道这种制造业有害健康，在委员怀特1863年询问过的证人当中有270人不满18岁，40人不满10岁，10人只有8岁，5人只有6岁。工作日从12到14或15小时不等，多半在充满磷毒的工作室里吃饭。(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285-286页)

　　面包工人从星期四起，晚上10点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星期六深夜，中间只有很少休息，这些“卖低价面包的老板”，连资产阶级观点也承认，“工人的无酬劳动是他们进行竞争的基础”，而卖全价面包的老板则向调查委员会揭发说他们“卖低价面包”的竞争者盗窃别人的劳动，并在面包中掺假。(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290页)

　　1863年6月下旬，伦敦所有的日报都用《活活累死》的标题报道20岁的女时装工玛丽·安·沃克利是怎样死的，玛丽·安·沃克利同其他60个少女一起连续干了26.5小时，每30个人挤在一间屋里，空气少到还不及需要量的1/3，玛丽·安·沃克利星期五得病，星期日就死了，医生基斯先生作证说：致死的原因，是在过分拥挤的工作室里劳动时间过长，以及寝室太小又不通风(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294-295页)[限于篇幅，只引这些，如欲了解更多，请见原著第八章“工作日”部分]

　　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求剩余劳动，像狼一样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本身，因此对待工人就像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306页)

　　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唯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吮吸——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的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它靠缩短工人的寿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306-307页)

　　工人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 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349页)

　　

（3）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我把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绝对剩余价值;相反，我把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相对剩余价值。(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366页)

　　当一个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例如衬衫便宜的时候，他决不是必然抱有相应地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减少必要劳动时间的目的;但是，只要他最终促成这个结果，他也就促成一般剩余价值率的提高。(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367页)

　　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在一个工作日中占有更大的部分作为剩余劳动，他个别地所做的就是资本全体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场合所做的，但是另一方面，当新的生产方式被普遍采用，因而比较便宜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和它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的时候，这个超额剩余价值也就消失。(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370页)

　　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劳动力的价值也是这样，相对剩余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371页)

　　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家生产。因此，工人单是进行生产已经不够了，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因此，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的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值的直接手段。(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582页)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构成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并且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起点。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只同工作日的长度有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彻底革命。(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583页)

　　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

　　1. 剩余价值(m)/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剩余劳动/必要劳动

　　2. 剩余劳动/工作日=剩余价值/产品价值=剩余产品/总产品(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607页)

　　

3、资本主义积累

 

　　虽然工人实现自己的个人消费是为自己而不是为资本家，但事情并不因此有任何变化。役畜的消费并不因为役畜自己享受食物而不成为生产过程的一个必要的要素。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资本家可以放心地让工人维持自己和繁殖后代的本能去实现这个条件。

　　因此，从社会角度来看，工人阶级，即使在直接劳动过程以外，也同死的劳动工具一样，是资本的附属物。甚至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一定限度内，也不过是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660-661页)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666-667页)

　　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683页)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初期——而每个资本主义的暴发户都个别地经过这个历史阶段——致富欲和贪欲作为绝对的欲望占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不仅创立了一个享乐世界;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挥霍，作为炫耀富有从而取得信贷的手段，甚至成了“不幸的”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685页)

　　在论述剩余价值生产的那几篇里，我们总是假定工资至少和劳动力的价值相等。但是，把工资强行压低到这一价值以下，在实际运动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一定限度内，这实际上是把工人的必要消费基金转化为资本的积累基金。(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692页)

　　由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而获得的追加劳动，没有不变资本部分的相应增加，也能够增加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即积累的实体。(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696页)

　　积累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不断增长的积累，另一方面，表现为许多单个资本的互相排斥。(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721页)

　　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值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728-729页)

　　劳动生产力越是增长，资本造成的劳动供给比资本对工人的需求越是增加得快。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同时也按照与社会积累的增进相适应的规模加速了产业后备军的生产。(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733-734页)

　　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规律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736-737页)

　　正是大工业中的工人寿命最短。“曼彻斯特保健医官利医生证实，该市富裕阶级的平均寿命是38岁，而工人阶级的平均寿命只有17岁。在利物浦，前者是35岁，后者是15岁。可见特权阶级的寿命比他们的不那么幸运的同胞的寿命要长一倍以上(当时的伯明翰市长约·张伯伦1875年1月14日在伯明翰市卫生会议上的开幕词)”(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739页)

　　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进，花费越来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这个规律在不是工人使用劳动资料，而是劳动资料使用工人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表现为：劳动生产力越高，工人对他们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因而他们的生存条件，即为增加他人财富或为资本自行增殖而出卖自己的力气，也就越没有保障。(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743页)

　　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743页)

　　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743-744页)

　　1863年，枢密院下令调查英国工人阶级中营养最差的那部分人的贫困状况。枢密院医官西蒙医生在他的总的卫生报告中说：“由于缺乏营养而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任何一个熟悉贫民医疗情况或者熟悉医院的住院或门诊病人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缺乏饮食是极难忍受的，而饮食的严重缺乏通常总是跟随在其他方面的不足发生之后。衣服和燃料比食物还缺。没有足够的抗寒能力;居住面积狭小到了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程度;住的地方是在房屋最便宜的地区，排水沟最坏，交通最差，环境最脏，水的供应最不充分最不清洁的地区，阳光和空气也最缺乏。这些灾祸加在一起对生命固然是可怕的威胁，但仅仅缺乏饮食本身就已经够骇人的了，这里所说的贫困完全不是由于游手好闲而应得的贫困。这是工人的贫困。”

　　最勤劳的工人阶级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的内在联系，只有当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时才能揭露出来。(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754-757页)

　　纽卡斯尔热病医院的恩布尔顿医生说：“毫无疑问，伤寒病持续和蔓延的原因，是人们住得过于拥挤和住房肮脏不堪。工人常住的房子都在偏街陋巷和大院里。从光线、空气、空间、清洁各方面来说，是不完善和不卫生的真正典型，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耻辱。男人、妇女、儿童夜晚挤在一起。这些住房供水不良，厕所更坏，肮脏不通风，成了传染病的发源地。” (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762页)

　　布拉德福德的贫民诊所的一位医生贝尔在他1865年9月5日的报告中说，在他的管区内，热病患者的惊人死亡率是由他们的居住条件造成的，他说：“在文森特街、格林—艾尔广场和利斯，有223栋房子住着1450人，可是只有435个床铺和36个厕所[……]我所指的床铺是连一卷肮脏的破布或一小堆刨花也都算在内的，每个床铺平均睡3.3人，有些甚至睡5-6个人，很多人没有床，穿着衣服睡在光秃秃的地上，青年男女，已婚的和未婚的，都混睡在一起。这些房子大都是一些阴暗、潮湿、污秽、发臭的洞穴(《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114页)”(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764页)[限于篇幅不再多引，欲了解更多请看原著第二十三章中的《公共卫生报告》]

　　下面我们再从托利党的报纸上摘引一段描述1866年危机的余痛的报道：“昨天在这个大都会的一角出现了一幅可怕的情景，东头的好几千失业工人虽然没有打着黑色的丧旗成群结队的游行，但是这股人潮已经够吓人的了。他们快要饿死了，他们共有4万人[……]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大都会的一个区，一边是旷古未有的最大量财富的积累，而紧挨着它的旁边的是4万个走投无路的行将饿死的人!(1867年4月5《旗帜报》)”(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771-772页)

　　爱丁堡典狱官约翰·斯密斯在作证时说：“英格兰监狱中的饮食比普通农业工人要好得多。(《法律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关于流放和劳役监禁的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1卷附录280页)”(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782页)

　　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 ，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

　　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农奴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822页)

　　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剥夺而被驱逐的人，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不可能像它诞生那样快地被新兴的工场手工业所吸收。另一方面，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他们大批转化为乞丐、盗贼、流浪者，因此15世纪末和整个16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843页)

　　1530年，身强力壮的流浪者(行乞)要遭到鞭打和监禁。亨利八世二十七年如果在流浪时第二次被捕，就要再受鞭打并被割去半只耳朵，如果第三次被捕，就要被当作重罪犯和社会的敌人处死。(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843页)

　　伊丽莎白执政时期的1572年的法令规定，没有得到行乞许可的14岁以上的乞丐，如果没有人愿意使用他一年，就要受猛烈的鞭打，并在右耳打上烙印;如果有人再度行乞而且年过18，又没有人愿意使用两年，就要被处死;第三次重犯，就要毫不留情地当作叛国犯处死。(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845页)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切反抗;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从而把工资限制在与资本增殖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以内;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846页)

　　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17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861页)

　　有一位把基督教当作专业来研究的人，威·豪伊特说过：“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861页)

　　荷兰人为了使爪哇岛得到奴隶而在西里伯斯岛实行盗人制度，为此目的训练了一批盗人的贼。盗来的青年在长大成人可以装上奴隶船以前，被关在西里伯斯岛的秘密监狱中。一份官方报告说：“望加锡这个城市到处都是秘密监狱，一座比一座恐怖，里面挤满了不幸的人，贪欲和暴政的牺牲者，他们戴着镣铐，被强行和家人分离。(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862页)

　　新英格兰的清教徒，1703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磅;1722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磅;英国议会曾宣布，用警犬搏杀和剥头盖皮是“上帝和自然赋予它的手段”。(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863页)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发展，欧洲的舆论丢掉了最后一点羞耻心和良心，各国恬不知耻地夸耀一切当作资本积累手段的卑鄙行径。利物浦是靠奴隶贸易发展起来的，奴隶贸易是它进行原始积累的方法。直到目前为止，利物浦“上流人士”仍然是赞扬奴隶贸易 “使商业冒险精神达到了狂热，产生了出色的海员，带来了巨额的金钱。” (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869-870页)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评论家季刊》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871页)

　　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种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夺了。(马：《资本论》1卷，摘自二版874页)

　　

4、靠牺牲工人而实现劳动条件的节约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促进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对立的性质，还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作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看作提高利润的手段。(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101页)

　　因为工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生产过程中度过的，所以，生产过程的条件大部分也就是工人的能动生活过程的条件，是工人的生活条件，这些生活条件中的节约，是提高利润率的一种方法：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过度劳动，把工人变成一种役畜，是加速资本自行增殖，加速剩余价值生产的一种方法。这种节约的范围包括：使工人挤在一个狭窄的有害健康的场所，把危险的机器塞进同一些场所而不安装安全设备;对于那些按其性质来说有害健康的生产过程，或对于像采矿业中那样有危险的生产过程，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等等。更不用说缺乏一切对工人来说能使生产过程合乎人性、舒适或至少可以忍受的设备了。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会是一种完全没有目的和没有意义的浪费。(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101页)

　　资本有一种趋势，要在直接使用活劳动时，把它缩减为必要劳动，并且要利用劳动的各种社会生产力来不断缩减生产产品所必需的劳动，因而要尽量节约直接使用的活劳动，同样，它还有一种趋势，要在最经济的条件下使用这种已经缩减到必要程度的劳动，也就是说，要把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缩减到它的尽可能最低的限度。(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101-102页)

　　煤矿，对最必要支出的忽视。“在煤矿工人之间存在着竞争的情况下，煤矿工人情愿冒极大的危险，忍受最有害的影响，为的是挣得比附近的农业短工略高的工资，大部分煤矿只有极不完善的排水设备和通风设备;往往是竖井建造得很差，支架很糟，机械师不够格，坑道和车道设计和修建得不好，结果是生命、肢体和健康遭到损害，关于这方面的统计展示出一幅令人不寒而栗的景象 (《矿山童年调查委员会的第1号报告》1829年4月21日第102页)”(马：《资本论》第3卷，摘自二版103页)

　　1860年前后，在英国煤矿中平均每周有15人死亡。根据《煤矿事故》的报告(1862年2月6日)在1852-1861年的10年内共死亡8466人。但是，正如报告本身所指出的，这个数字大大缩小了[……]这种草菅人命的情况，绝大部分是由于煤矿主的无耻贪婪造成的。例如，好些地方只开一个竖井，以致不仅没有足够的空气流动，而且一旦这个竖井赌塞，连一个出口都没有。(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103页)

　　资本主义生产对已经实现的，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是异常节约的，相反地，它对人，对活劳动的浪费，却大大超过任何别的生产方式，它不仅浪费血和肉，而且也浪费神经和大脑。在这个直接处于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人类本身的发展，实际上只是通过极大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的。(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103页)

　　工厂车间拥挤，通风很差早在1855年10月，伦纳德·霍纳就抱怨说“尽管横轴的危险已经不断为事故、而且往往是为死亡事故所证明，而安全设备既不用花许多钱，又丝毫不妨碍生产，但许多工厂主仍反对关于横轴应有安全设备的法律规定(《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年10月第6页)”

　　在同一报告中，霍纳还谈到“许多工厂在开动机器时没有预先向工人发出信号，因为在未开动的机器上总是有些事要做，所以总是有手和手指同机器接触，这样仅仅由于没有信号，就不断发生事故(《工厂视察报告》1855年10月第44页)”(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104页)

　　西蒙医生提出了一条规律，并且用大量统计材料加以证明：“一个地方靠室内劳动为生的人越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那个地区由肺病引起的死亡率就越高。”“不管什么地区，只要那里一个重要的行业是在室内经营的，那里工人死亡率的增加，就足以使整个地区的死亡统计带有一种特色，即死于肺病的占绝对多数。这条规律也许在整个英国都没有例外(《公共卫生》1863年第6号报告23页)”(马：《资本论》第3卷，摘自二版107页)

　　这个报告在说到女时装工的过度劳动时说：“高级时装店青年女工的过度劳动，她们在工场照例每天要干整整14小时，在有大批紧急订货的时候，每天要干17-18小时，有几家有时用额外时间付给特殊报酬的办法，来大大延长正常的劳动时间;另外几家在正常的劳动时间结束后，让工人把活带回家里去完成。这两种过度劳动，统统都是强制性的(《公共卫生》1863年第6号报告28页》)”(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111页)

　　英国卫生局的这个主管人员得出的结论是：“现在千千万万个男女工人的生命，只是由于他们的职业所造成的无止境的肉体折磨，便无谓地受到摧残而缩短了(《公共卫生》1863年第6号报告第31页)”(马：《资本论》第3卷，摘自二版111页)

　　

5、资本过剩与人口过剩

 

　　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有和增值，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278-279页)

　　超过一定的界限，利润率低的大资本比利润高的小资本积累得更迅速。这种不断增长的集聚，达到一定程度，又引起利润率重新下降。因此，大量分散的小资本被迫走上冒险的道路：投机、信用欺诈、股票投机、危机。所谓的资本过剩，实质上总是指利润率的下降不能由利润量的增加来抵消的那种资本——新形成的资本嫩芽总是这样的过剩：一方面是失业的资本，另一方面是失业的工人人口。(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279页)

　　生产的停滞会使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闲置下来，由此使就业的部分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只好让工资下降，甚至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283页)

　　资本的生产过剩，从来仅仅是指能够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能够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而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资本的这种生产过剩伴随有相当可观的相对人口过剩。因为他们按照一定的剥削程度所提供的利润率已经很低。(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284-285页)

　　如果资本输往国外，是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但是，这种资本对就业的工人人口和该国本身来说，都是绝对的过剩资本。(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285页)

　　生活资料和现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产得太多了。正好相反，要使大量人口能夠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

　　但是，要使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起作用，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

　　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

　　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287-288页)

　　如果利润率下降，那么一方面，资本就紧张起来，个别资本家就用更好的方法等等把它的单个商品的个别价值压低到它的社会平均价值以下，因而，在市场价格已定时赚得额外利润;另一方面，就出现了欺诈，而普遍助长这种欺诈的是狂热地寻求新的生产方法，新的投资、新的冒险，以便保证取得某种不以一般平均水平为转移并且高于一般平均水平的额外利润。(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288页)

　　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那种而且只有那种生产出来能够提供利润的东西才会被生产。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表明，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288-289页)

　　

6、货币资本与产业资本、企业经理与董事

 

　　把货币放出即贷出一定时期，然后把它连同利息(剩余价值)一起收回，是生息资本本身所具有的运动的全部形式。(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390页)

　　货币资本家在把借贷资本的支配权出让给产业资本家的时间内，就把货币作为资本的这种使用价值——生产平均利润的能力——让渡给产业资本家。(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393页)

　　利息只是利润的一部分，这个部分要由产业资本家支付给货币资本家，所以利润本身表现为利息的最高界限，达到这个最高界限，归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的部分就会=0，利息的最低界限则完全无法规定。(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401页)

　　低的利息可能和停滞结合在一起，适度提高的利息可能和逐渐活跃结合在一起。(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404页)

　　利息在危机时期达到最高水平，因为这时人们不得不以任何代价借钱来应付支付的需要。同时，由于和利息的提高相适应的是有价证券价格的降低，这对于那些拥有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按异常低廉的价格，把这种有息证券抢到手，而这种有息证券，在正常的情况下，只要利息率重新下降，就必然会至少回升到它们的平均价格。(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404-405页)

　　在货币市场上，只有贷出者和借入者相互对立。商品具有同一形式——货币。在这里，资本是以独立价值即货币的没有差别的、彼此等同的形态而存在的。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出现在市场上的货币资本，会越来越不由个别的资本家来代表，而是越来越表现为一个集中的有组织的量，这个量和实际的生产完全不同，是受那些代表社会资本的银行家控制的。(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413页)

　　利息不外是利润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个部分是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即产业家或商人，在他不是使用自有的资本而是使用借入的资本时，必须支付给这个资本的所有者和贷出者的。

　　事实上，只有资本家分为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才使一部分利润转化为利息，一般地说，才产生出利息的范畴;并且，只有这两类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才产生出利息率。(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415页)

　　生息资本是作为所有权的资本与作为职能的资本相对立。

　　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不是从他对资本的所有权中，而是从资本的职能中得出他对企业主收入的要求权，一旦他用借入的资本来经营，因而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归两种不同的人所得，这种情形就会表现为直接存在的对立。企业主收入来自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也就是说，是来自于职能资本家执行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这些职能时所从事的那种活动或行动。(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426页)

　　充当职能资本的代表，并不像充当生息资本的代表那样，是领干薪的闲职。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资本家指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对生产劳动的剥削也要花费气力。不管是他自己花费气力，还是让别人替他花费气力。因此，在他看来，与利息相反，他的企业主收入是同资本的所有权无关的东西，宁可说是他作为非所有者、作为劳动者执行职能的结果。

　　因此，在资本家的脑袋里，必然产生这样的观念，他的企业主收入远不是同雇佣劳动形成某种对立，不仅不是他人的无酬劳动，相反它本身就是工资，是监督工资，是高于普通雇佣工人工资的工资。1、因为这是较复杂的劳动2、因为是资本家给自己支付的工资。利息归资本家所有，即使他不执行资本家的任何职能，而只是资本的所有者;相反，企业主收入归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所有，即使他不是他用来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所有者。由于这种对立，人们完全忘记了：资本家作为资本家，他的职能是生产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由于利润即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两个部分的对立形式，人们忘记了，二者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不同部分，并且它的分割丝毫不能改变剩余价值的性质、它的起源和它的存在条件。

　　在再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代表他人所有的资本，同雇佣工人相对立，而货币资本家则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来代表，参与对劳动的剥削。能动资本家只有作为生产资料的代表同工人相对立，才能执行职能，才能使工人为他的利益而劳动，或者说，使生产资料执行资本的职能。(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426-427页)

　　在那些生产规模等等允许有充分的分工，以致可以对一个经理支付特别工资的营业部门中，这个利润部分会以经理的薪水的形式纯粹地表现出来;一方面同利润(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的总和)，另一方面同扣除利息以后作为所谓企业主收入留下的那部分利润相独立并且完全分离出来。(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431页)

　　相对于货币资本家来说，产业资本家是劳动者，不过是作为资本家的劳动者，即作为对他人劳动的剥削者的劳动者，他为这种劳动所要求和所取得的工资，恰好等于他所占有的他人劳动的量，而且就他为进行剥削而亲自花费必要的精力来说，上述工资直接取决于对这种劳动的剥削程度，而不取决于他为进行这种剥削所付出的，并且在适当的报酬下，可以让一个经理去承担的那种努力的程度。(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435页)

　　商业经理和产业经理的管理工资，在工人的合作工厂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中，都是完全同企业主收入分开的。

　　随着一个人数众多的产业经理和商业经理阶级的形成，这种监督工资会像所有其他工资一样，越来越具有确定的水平和确定的市场价格，另一方面，随着导致受过专门训练的劳动力生产费用的下降的普遍发展，这种工资也像所有熟练劳动的工资一样，越来越降低。(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436-438页)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一种涉及管理工资的新的欺诈在股份企业中发展起来，这就是：在实际的经理之外并在他们之上，出现了一批董事和监事。对这些董事和监事来说，管理和监督实际上不过是掠夺股东发财致富的一个借口而已。破产法庭进行的审理表明，这种监督工资照例和这种挂名董事实际行使的监督成反比。(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438-439页)

　　

7、银行、信用、股份公司

 

　　银行家把借贷货币资本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中，以致与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相对立，银行家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银行一方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453页)

　　用未售的商品作担保得到贷款越是容易，这样的贷款就越是增加，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不过信用可以加以利用，它容易得到、而且便宜。于是就产生了为换取贷款而对印度和中国实行大量委托销售制度。结果就必然造成市场商品大量过剩和崩溃。(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458-459页)

　　股份公司的成立，由此：

　　1、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

　　2、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3、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因此，即使后者所得的股息包括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也就是包括全部利润(因为经理的薪金只是、或者应该只是某种熟练劳动的工资)，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

　　另一方面，这是再生产过程中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494-495页)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地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它[股份公司]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 。(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497页)

　　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他人的资本、他人的财产、从而他人的劳动的权利。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的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

　　进行投机的批发商人是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已的财产来进行冒险的[……]在这里，剥夺己经从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这种剥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内，以对立的形态表现出来。即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497-498页)

　　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具有弹性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它所以会被强化，是因为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革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促进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要素。

　　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00页)

　　8、银行资本、有价证券、虚拟资本、

　　货币资本家与经济危机

　　银行资本由两部分组成：1、现金，即金或银行券;2、有价证券，一部分是商业证券即汇票，它们是流动的、按时到期的，它们的贴现已经成为银行家的基本业务;另一部分是公共有价证券，如国债券、国库券、各种股票，还可以包括地产抵押单。由这些物质组成部分构成的资本，又分为银行家自己的投资和别人的存款，后者形成银行营业资本或借入资本。(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26页)

　　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债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要求权，并不是代表资本，那么，取得同一收益的要求权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此外，还要加上这种情况：这种虚拟的银行家资本，大部分并不代表他自己的资本，而是代表公众在他那里存入的资本。(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32页)

　　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用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各种不同的人手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33页)

　　公用事业、铁路、矿山等等的所有权证书，事实上是现实资本的证明。但有了这种证书，并不能去支配这个资本。这个资本是不能提取的。有了这种证书，只是在法律上有权索取这个资本应该获得的一部分剩余价值。但是，这种证书也就成为现实资本的纸质复本。这种复本所以会成为生息资本的形式，不仅因为它们保证取得一定的收益，而且因为可以通过它们的出售而能得到它们的资本价值的偿付。(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40页)

　　但是，作为纸制复本，这些证券只是幻想的，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它们的价值额，也就是，它们在证券交易所内的行情，会随着利息率的下降而必然出现上涨的趋势，所以这个想象的财富也会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进程中扩大起来。(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41页)

　　由这种所有权证书的价格变动而造成的盈亏，以及这种证书在铁路大王等人手里的集中，就其本质来说，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赌博已经取代劳动，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本来的方法，并且也取代了直接的暴力。这种想象的货币财产，不仅构成私人货币财产的很大的部分，也构成银行家资本的很大部分。(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41页)

　　国债券也像股票及其他一切有价证券一样，是借贷资本即用于生息的资本的投资领域。(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42页)

　　只要再生产过程顺畅地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障，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一旦由于回流延迟，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现停滞，产业资本就会过剩，有大量的商品资本，但卖不出去。有大量的固定资本，但由于再生产停滞，大部分闲置不用。

　　只要再生产过程的这种扩大受到破坏，或者哪怕是再生产过程的正常紧张状态受到破坏，信用就会减少，通过信用来获得商品就比较困难。要求现金支付，对赊售小心谨慎，是产业周期中紧接着崩溃之后的那个阶段所特有的现象。(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46-547页)

　　在危机中，因为每个人都要卖而卖不出去，但是为了支付，又必须卖出去，所以，正是在这个信用最缺乏的时候不是闲置的寻找出路的资本，而是滞留在自身的再生产过程内的资本的数量也最大。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产品作为商品充斥市场，正好在这个时候，生产资本是过剩了。(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47页)

　　投在生产上的资本的补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而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时才能被雇佣。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48页)

　　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不过，除此之外，这种汇票中也有惊人巨大的数额，代表那种现在已经败露和垮台的纯粹投机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人的资本进行的已告失败的投机;最后，还代表已经跌价或根本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或者永远不会实现的资本回流。(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55页)

　　商品资本代表可能的货币资本的那种属性，在危机中一般地说在营业停滞时期，将会大大丧失。虚拟资本、生息的证券，就它们本身作为货币资本在证券交易所内进行流通而言，也是如此。它们的价格随着利息的提高而降价。其次，它们的价格还会由于信用的普遍缺乏而下降，在危机时期，这种虚拟的货币资本大大减少，这些有价证券的行情的下降，虽然和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无关，但是和它们的所有者的支付能力关系极大。(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58-559页)

　　借贷资本靠同时牺牲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而进行积累。在工业周期的各个不利阶段，利息率能够提高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暂时把这一些处境特别不好的营业部门的利润全部吞掉。同时，国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的价格则会下降。这正是货币资本家大量购进这种贬值的证券的时机，而这种证券的价格，在以后的阶段，很快又恢复并超过它的正常水平。那时，它又被卖掉，因此公众的一部分货币资本就被他们占有了。没有卖出的部分则带来较高的利息，因为它是在降价时买进的。但是货币资本家赚到的，由他们再转化为资本的全部利润，首先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凡是在信用事业随着再生产过程的现实扩大而扩大时，这种积累也都必然跟着增加。(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69页)

　　一部分进行再生产的资本家把货币贷给银行家，这个银行家又把货币贷给另一部分进行再生产的资本家，因此，银行家就表现为恩赐者了;同时，对这种资本的支配权，就完全落到作为中介人的银行家手里了。(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72页)

　　货币资本的积累是由一群发了财并退出再生产领域的人引起的。(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73页)

　　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货币资本家阶级也增长起来：第一，退出营业的资本家即食利者的人数和财富增加了;第二，信用制度更发展了，因此，银行家、货币贷放者、金融家等等的人数也增加了。(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77-578页)

　　随着信用事业的发展，像伦敦那样的大的集中的货币市场就兴起了。这类货币市场，同时还是进行这种证券交易的中心。银行家把公众的货币资本大量交给这伙商人去支配，因此，这帮赌棍就繁殖起来。(马：《资本论》三卷，摘自二版579页)

　　在危机时期，对借贷资本的需求达到了最高限度，与此同时，利息率也达到了最高限度;利润率几乎没有了，在这个时期，每个人借钱都只是为了支付，为了结清已经欠下的债务。相反地，在危机以后的复苏时期，人们要求借贷资本，却是为了购买。(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80页)

　　伦敦有很多大的货币资本家，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在一定的时候使整个货币市场陷于混乱，并从中极其无耻地榨取那些较小的货币经营者。这就是说，有这样一些大鲨鱼，他们能够抛售一、二百万镑统一公债，从市场取走等额的银行券(同时也就是取走等额可供支配的借贷资本)，因而使紧迫情况大大尖锐起来。只要三家大银行联合行动，就能够用同一手法把紧迫情况变为恐慌。(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613页)

　　那种以所谓国家银行为中心，并且有大的货币贷放者和高利贷者围绕在国家银行周围的信用制度，就是一个巨大的集中，并且它给予这个寄生者阶级一种神话般的权力，使他们不仅能周期地消灭一部分产业资本家，而且能用一种非常危险的方法来干涉现实生产——而这伙匪帮既不懂生产，又同生产没有关系。(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618页)

　　

9、综述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社会生产过程一般的一个历史地规定的形式。而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特殊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经济的社会形式的过程。[……]他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体，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的社会。

　　资本——而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在生产过程中只是作为资本的承担者执行职能——会在与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过程中，从直接生产者即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剩余劳动，这种剩余劳动是资本未付等价物而得到的，并且按它的本质来说，总是强制劳动，尽管它看起来非常像是自由协商议定的结果。这种剩余劳动体现为剩余价值，而这个剩余价值存在于剩余产品中。(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926-927页)

　　剩余劳动一般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应当始终存在。只不过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像在奴隶制度等等下一样，具有对抗的形式，并且是以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完全游手好闲作为补充。为了对偶然事故提供保险，为了保证再生产过程的必要的、同需要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相适应的累进的扩大(从资本主义观点来说叫做积累)，一定量的剩余劳动是必要的。

　　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因此，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中，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物质劳动一般所占用的时间的更大的节约结合在一起。(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927-928页)

　　在一定时间内，从而在一定的剩余劳动时间内，究竟能生产多少使用价值，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社会的现实财富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不断扩大的可能性，并不取决于剩余劳动时间的长短，而是取决于剩余劳动的生产率和进行这种剩余劳动的生产条件的优劣程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个既定的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既定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地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最后，分配关系本质上和这些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共有同样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994页)

　　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生产条件的这种一定的社会形式为前提，那么，它会不断地把这种形式再生产出来。它不仅生产出物质的产品，而且不断地再生产出产品在其中生产出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因而也不断地再生产出相应的分配关系。(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995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有两个特征。

　　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在这里，价值规律不过作为内在规律，对单个当事人作为盲目的自然规律起作用，并且是在生产的偶然波动中，实现着生产的社会平衡。(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996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这是劳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不过，这种劳动社会生产力是作为与工人相对立的资本的独立力量而发展的，并因而直接与工人本身的发展相对立。尽管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对于直接生产者大众来说，他们的生产的社会性质是以实行严格管理的权威的形式，并且是以劳动过程的完全按等级组织的社会机制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在这种权威的承担者中间，在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的资本家本身中间，占统治地位的却是极端无政府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生产的社会联系只是表现为对于个人随意性起压倒作用的自然规律。(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997-998页)

　　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地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的人类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是表现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每一种分配形式都会随着它由以产生并且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的生产形式的消失而消失。(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999-1000页)

　　单纯劳动力的所有者、资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各自的收入源泉是工资、利润和地租……也就是说，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

　　在英国，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无疑已经达到最高度的、最典型的发展。但甚至在这里，这种阶级结构也还没有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里，一些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也到处使界限规定模糊起来。(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1001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常趋势和发展规律，是使生产资料越来越同劳动分离，使分散的生产资料越来越大量积聚在一起，从而使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使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1001页)

　　

（三）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著述摘抄

 

　　

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恩：《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写于1868年，摘自《选集》二版2卷589页）

 

　　在现代社会关系中，资本家在商品市场上找到了一种商品，这种商品具有特别的性质，这就是，它的使用是新价值的泉源，是新价值的创造。这个商品，就是劳动力。

　　劳动力以活的工人的形式存在着。工人为维持他自己的生存并维持他的家庭——这保证在他死后劳动力继续存在——需要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因此，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代表了劳动力的价值。(恩：《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写于1868年，摘自《选集》二版2卷591页)

　　资本家按周支付劳动力的价值，并由此购买到工人一周劳动的使用权。[……]假设一个工人一周的工资代表3个工作日，那么，这个工人从星期一开始工作，到星期三晚上，就把资本家所付的工资的全部价值偿还了。[……]资本家已经购买了工人一周的劳动，所以，工人在剩下的3天中也必须继续工作。工人这种超过补偿工资所必需的时间以外的剩余劳动，便是剩余价值，是利润的泉源，是资本继续不断增大的泉源。(恩：《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写于1868年，摘自《选集》二版2卷591-592页)

　　一切不劳动的社会成员，都是依靠这种无酬劳动维持生活的。资本家阶级负担的国家的和地方的各种税收、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等等，都是由无酬劳动支付的。全部现存的社会状况都是建立在这种无酬劳动之上的。(恩：《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写于1868年，摘自《选集》二版2卷592页)

　　在一切时代，被压迫阶级都必须提供无酬劳动。奴隶必须做的劳动，比以生活资料的形式所还给他们的劳动，要多得多，在农奴制度下，直到农民徭役劳动废除为止，情形也是这样。不过，在这里，农民为维持自身生活而工作的时间和为地主工作的剩余劳动之间的区别是极清楚的，因为后者和前者是分开的。现在，形式已经变化了，不过本质依然是一样的。(恩：《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写于1868年，摘自《选集》二版2卷593页)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资本家为一方，雇佣工人为另一方而存在的生产方式，不但继续不断地重新生产出资本家的资本，而且同时还继续不断地再生产出工人的贫困。但是资本不仅再生产它本身而已，它会不断地增加和增大，因此，它对于无产的工人阶级的权力，也跟着增大起来，而且，像它会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出它本身一样，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以不断增加的规模，以不断增加的人数再生产出无产的工人阶级。可是，由于机器生产的发展，农业的改良等等，生产同样数量产品所必需的工人越加减少了，这种完善，也就是这种使工人过剩的现象，甚至比资本的增加更要快得多。他们形成产业后备军，这种产业后备军，在营业状况不佳或平常的时候，是在他们劳动的价值以下，付予报酬的，而且就业不经常，或者要靠公共慈善机关的救济为生。但在营业特别活跃的时期，它对于资本家阶级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从英国的例子看得很清楚。可是，在所有的情况下，这种 产业后备军都会破坏经常在业的工人的抵抗力量，使他们的工资保持在低下的水平上。(恩：《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写于1868年，摘自《选集》二版2卷595-596页)

　　正像马克思尖锐地着重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坏的方面一样，同时他也明白地证明这一社会形式是使社会生产力在发展到这样高度的水平所必需的;在这个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严的发展，才有可能。资本主义的生产才第一次创造出为达到这一点所必需的财富和生产力，但是它同时又创造出一个社会阶级，那就是被压迫的工人大众。他们越来越被迫起来要求利用这种财富和生产力来为全社会服务，以代替现在为一个垄断者阶级服务的状况。(恩：《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写于1868年，摘自《选集》二版2卷596-597页)

　　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489页)

　　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492页)

　　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日益成为生产本身所无法忍受的桎梏;这些形式所必然产生的分配方式，造成了日益无法忍受的阶级状况，造成了人数越来越少，但是越来越富的资本家和人数越来越多而总的说来处境越来越恶劣的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之间的日益尖锐的对立;最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造成的，它自己不再能驾驭的大量的生产力，正在等待着为有计划地合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去占有，以便保证，并且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保证社会全体成员享有生存和自由发展其才能的资料。(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492-493页)

　　现代的大工业，一方面造成了无产阶级，这个阶级能够在历史上第一次不是要求消灭某个特殊的阶级组织或某种特殊的阶级特权，而是要求根本消灭阶级;这个阶级所处的地位，使他们不得不贯彻这一要求，否则就有沦为中国苦力的危险。另一方面，这个大工业造成了资产阶级这样一个阶级，它享有全部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垄断权，但是在每一个狂热投机的时期和接踵而来的每次崩溃中，都表明它已经无力继续支配那越出了它的控制力量的生产力;在这个阶级的领导下，社会就像司机无力拉开紧闭的安全阀的一辆机车一样，迅速奔向毁灭，换句话说，这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毁灭，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500-501页)

　　正是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最平庸的颂扬者宣扬工资决定价值的观点，同时还把资本家的利润说成一种高级的工资、禁欲的报酬(因为资本家没有荡尽他的资本)、冒险的奖赏、经营管理的报酬等等。(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537页)

　　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622-624)

　　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工业中的机器无止境地改进的可能性变成一种迫使每个工业资本家在遭受毁灭的威胁下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的强制性命令。但是，机器的改进就造成人的劳动的过剩，就意味着造成一批超过资本在经营上的平均需要的、可供支配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这支后备军在工业开足马力工作的时期可供随意支配，而由于必然随着这个时期到来的崩溃，又被抛到街头，这支后备军任何时候都是工人阶级自己同资本进行生存斗争的绊脚石，是把工资抑制在合乎资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调节器。于是，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成了另一部分人失业的前提，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费者的大工业，却在国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忍饥挨饿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力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新的“恶性循环”。(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624-626页)

　　事实上自从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交易停顿、市场盈溢、产品大量滞销积压、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停工、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停滞状态持续几年，生产力和商品被大量浪费和破坏，直到最后，大批积压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压低了的价格卖出，生产和交换又逐渐恢复运转。步伐逐渐加快[……]最后，经过几次拼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不已。(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626页)

　　在危机中，社会性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剧烈地爆发出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627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制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它已经不能把这大批生产资料全部变成资本;生产资料闲置起来，因此，产业后备军也不得不闲置起来。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可供支配的工人——生产和一般财富的一切因素都过剩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属性的必然性，像幽灵一样横在这些资料和工人之间，唯独这个必然性阻碍着生产的物的杠杆和人的杠杆的结合;唯独它不允许生产资料发挥作用，不允许工人劳动和生活。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627-628页)

　　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无能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那么，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是多余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除了拿红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现在却在排挤资本家了，完全像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人口中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629页)

　　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起来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

　　这种解决只能是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629页)

　　《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达。(恩：《〈资本论〉英文版序言》写于1886年，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34页)

　　失业者再也忍受不下去，而要起来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刻，几乎指日可待了。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时刻，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他从这种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当然，他从来没有忘记附上一句话：他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而屈服于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恩：《〈资本论〉英文版序言》写于1886年，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35页)

　　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的灾难的手法又有进步。但是在工人住宅方面并没有任何重大的改善，这一点从1885年皇家委员会《关于穷人的居住条件》的报告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其他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警察局的命令多得像 雪片一样，但它们只能把工人的穷困状况包藏起来，而不能把这种状况消除。

　　英国现在已经渡过了我们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而其他国家则刚刚踏进这个时期。在美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争取缩短并从法律上确定工作日特别是工厂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日的斗争;我们也发现极其盛行的实物工资制和农村地区的小宅子制，“老板”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就利用这些制度作为统治工人的手段。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已经极为详细地描述了1865年左右，即英国的工业繁荣达到顶点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恩：《〈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摘自《选集》二版4卷422-423页)

　　谈到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伦敦东头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在其他一切大城市里也是一样，只有享有特权的少数工人是例外，在较小的城市和农业区中情况也是这样。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上，另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上。恩：《〈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摘自《选集》二版4卷428页)

　　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这些利益在工人阶级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的群众至少有时也能沾到一点。而这就是自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英国未曾有过社会主义的原因。随着英国工业垄断的破产，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同享有特权和占据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跟其他各国工人处于同一水平上。而这就是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的原因。(恩：《〈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摘自《选集》二版4卷430-431页)

　　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虽然过去和现在他们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将来还会犯错误，但是伦敦东头的觉醒仍然是本世纪末最伟大最有成果的事件之一。(恩：《〈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摘自《选集》二版4卷432页)

　　在大城市和工业地区的许多选区里，工人都坚决拒绝和两个旧政党进行任何联合，并因此获得了在以前任何一次选举中都不曾有过的直接和间接的成绩。工人为此所表露的欢欣鼓舞是无法形容的，他们第一次看到和感觉到，如果他们为了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利用自己的选举权，就能获得什么东西。工人们从令人信服的实例中看到：当他们提出要求而且了解到他们要求的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在英国就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那时英国的工人政党就会组织得足以一下子永远结束为使资产阶级统治永存而轮班执政的两个旧政党的跷跷板游戏。(恩：《〈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摘自《选集》二版4卷433-4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