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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敌当前,陈寅恪为何放言“屈服日本乃上策”》

柳不如是 2019-06-09 来源:乌有之乡

这里,没有任何人“欲安置先生”,更没有任何日军拿枪逼迫他必须这么说必须就范,完全是他自己内心世界的一次意外表露。

  《大敌当前,陈寅恪为何放言“屈服日本乃上策”》

  柳不如是

  作为历史学家的陈寅恪,他对现实一直有着浓厚的关注兴趣。尤其是对于日本。他先后两次旅日东游(而非正式留学),而后又长期阅读日文学术期刊,他对日本的依赖和感情可以略见一斑。那么,七•七事变之后,在全国人民磨刀举旗、准备杀敌决战的时刻,陈寅恪对日本侵华行为是什么态度呢?我们借助于他的好友吴宓对他的真实记载,可以得知,见《吴宓日记•1937年7月14日》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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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陈寅恪居然主张:

  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

  这就是那个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两次跑到日本以“家族滞在”的签证去“留学”、去“东游”、去“附焉”——他的老爹陈三立据他自己说是为了抗日绝食忧愤而亡的陈寅恪,作为中国知识精英居然却提出如此观点!且不说,所谓“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之说就是对当时国民政府和华北地区国共两党所领导的各种抗日运动的抹杀和污蔑!这里,我们介绍一下当时战斗在第一线的29军的抵抗行动,看看究竟是否存在“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之现实!

  1937年7月26日晨1时,日本“支那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下令驻屯军步兵第二联队第二大队,驾驶四十辆日本军车,装满全副武装的日本兵,由天津出发日夜兼程赶赴北平。大队长广部带兵于凌晨5时30分从天津出发。当天下午2时左右到达丰台。他迅速和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使馆助理武官今井武夫等人商讨进入北平城内的方式,决定假冒北平日本大使馆卫队出城演习归来,由广安门或前门开车入城。最后觉得还是从广安门入城比较容易。40辆车队中,扣除物资和弹药之外,实际列入进城车队的是26辆车队的官兵。

  当时,驻守在北平广安门的是赵登禹部132师独立27旅679团团长刘汝珍及其官兵们。当日军行进到广安门城门下时,刘汝珍首先率团坚决阻止日军进城,并紧急致电宋哲元。宋哲元愤怒地从牙根里蹦出一句话:“敢强入城者,一律给我打!”。

  接到命令后,聪明的刘汝珍团长决定来个瓮中捉鳖。他先下令开城,诱日军进入。当自以为得意的日军第三辆军车刚开进城时,刘汝珍立刻下令开火。瞬间机关枪和手榴弹四起将日军分割为城内、城外两部分,陷入了混乱。日军多人被当场击毙。

  我们从日本“支那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亲自写的一篇《弔辞》中可以看出当时29军战士抗日杀敌的英勇,居然引起了血腥残暴的日本陆军中将的哀叹!

  在这篇《弔辞》中,狂妄不可一世的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在文章一开始居然使用了“残暴的支那军人”这几个字。由此可见,中国军人一旦真的开始抗日,就彻底改变了以往忍辱负重、被动挨打的懦夫形象!让我们为英勇抗战的29军将士们喝彩!

  香月清司及其《弔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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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宋哲元得知消息后,立刻给何应钦发电报,报告了日军由广安门强行进入北平城的问题;

  限即到。南京。部长何:三一一二密。今日下午七时,敌用载重车三十余辆,载兵约五百名之谱,由广安门强行入城,经我守兵阻挡,不服制止,以致互相冲突,刻正在对峙中。似此情形,敌有预定计划,大战势所不免。

  除饬各部即日准备外,谨闻。

  职宋哲元叩。

  于是,中日两军在广安门城楼四周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攻城不下又急于解救已经入城的被围的日军,日本广部大队长紧急要求调炮兵和飞机轰炸增援,力图打开缺口,杀进北平城。

  27日,宋哲元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坚决抗战。作为清华大学的陈寅恪当然知道这一面向全国发表在各个报纸上的宋哲元坚决抗战的通电,同日,日军参谋部经天皇批准,向日本“支那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也下达正式作战令。日军香月清司中将正式向宋哲元下达电报:日军将在28日发动进攻北平。于是,29军最后的北平保卫战发生在南苑、北苑、西苑。1937年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香月指挥着主要由韩国军人组成的第20师团、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和第11旅团,以及伪军约1万人,在100余门大炮和装甲车配合、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向驻守在北平西郊的南苑、北苑、西苑的29军第132、37、38师发起全面攻击。29军驻南苑部队将士全线阻击。最后,29军副军长佟鳞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牺牲。

  这是华北我军的行动!

  再看华北地区重要门户山东的韩复榘的真实的抗日情况以及当时蒋介石的对日态度!

  1937年7月10日,韩复榘向蒋介石致电,汇报了电话线被日军破坏之事。同年7月11日,正是七七事变时期,蒋介石接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等人来电,向他汇报了:

  日军向卢沟桥阵地猛攻并强夺卢沟铁桥,战至午后六点三十分,枪声渐稀。

  蒋介石回电答复说:

  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

  然后,蒋介石立刻致电韩复榘,向他下达“鲁东国防工事,应星夜赶筑”的指示。韩复榘回电立刻执行。同年7月15日,蒋介石再次致电韩复榘,通报他日军两个师团正在向青岛和济南开进,让他做好迎战准备。第二天,韩复榘明确答复:“谨将准据部颁作战计划”,进行防御部署。同年7月30日,蒋介石致电韩,约他速来京面谈对敌之策。同年8月8日,蒋介石致电韩复榘,询问烟台、龙口一带海岸工事的材料是否牢固的问题。同年8月15日,蒋介石再次来电提醒韩复榘:“日军日内必在青岛烟台行动,望特加准备”。同年9月2日,蒋介石致电韩复榘,注意加强鲁北、鲁西防御工事。同年10月10日,蒋介石再次致电韩复榘,要求“前方部队退却无纪律,纠察拿办”,并且再次劝告他“并请勿再有辞意”。

  这里特别说明几点事实真相:

  1937年7月26日,韩复榘致电蒋介石说:“倭寇登陆,当拚命一决”。同年9月23日,蒋伯诚致电蒋介石,向他汇报:“据韩复榘云:‘决遵钧座意旨,抗日到底’”。同年11月24日,韩复榘再次致电蒋中正,郑重其事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誓当追随,与国家共存亡”。可见,韩复榘的抗日准备和决心十分坚定。

  ——而且,1937年7月9日,他向蒋介石正式提出:

  对于日本的侵逼,不宜轻起战端以延长准备时间。且应有一百万野战军及充分给养方可言战。但若不得已,则应照既国策正式宣战。

  他的这一主张和建议绝对是清醒而理智的,而且是个军事指挥家的战略部署。最后,他也表明了“但若不得已,则应照既国策正式宣战”的观点,是追随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军事部署的象征。

  我们在看当时所谓的中央方面的言行:

  早在1935年10月15日,蒋介石致电熊斌,说明他准备“对华北负其全责,决不使华北各同志独任其难”:

  大连会议以后,无论对方如何态度,而吾人总宜镇静处之。中在中央一日,必对华北负其全责,决不使华北各同志独任其难,然最后之处置与决心,不可不坚定,盖成竹在胸,即可主动在我,一切运用,皆可自如,望以此意转告明轩、启予、向方诸兄,何部长大会以后,必回平也。

  为了保证中央支持韩复榘抗日,1936年8月14日,蒋介石特别下令,要求必须给韩军足够的武器!证据请见台湾国史馆保存档案《蒋中正电嘱何应钦:分期发足韩复榘所需军械》,编号为002-010200-00164-037。

  1937年9月30日,沿津浦线南下的日军矶谷廉介第十师团一部占领冀鲁交界的桑园车站,战火烧到山东的大门口。韩部第81师师长展书堂亲率由该师第243旅第486团及师直属部队组成500人之奋勇队,于当年10月1日夜饱餐酹酒之后,自平原车站以东之任庄向桑园方向急行军30余里,于午夜冲进桑园火车站,与日军激战4小时,完全控制了火车站。据81师战报称:

  今(二日)早七时据赵团长廷璧派便衣口述报告如左:该团已于今(二日)早四时三十分占领桑园及车站,夺获火炮三十余门、钢甲车一列。

  当年10月2日,日军矶谷师团之一部绕道桑园以西南下,与于庄日军会合,包围德州。是时我德州守军为运其昌旅长率领之第81师第243旅第485团(团长陈延年)、第243旅直属部队及一个重迫击炮营。展书堂师长率从桑园撤回之第486团在德州以东游击策应。入夜,日军向德州发起猛攻。我守城部队与敌鏖战竟夜,击退日军进攻。3日晨,日军全力攻城,飞机、大炮狂轰滥炸,步兵频频发起猛攻。敌军数次攻到城下,均被我军击退。据81师战报称:

  四日晨七时,所获敌情如次:大约有敌炮兵两连向城南西北门外约两千公尺处有敌重炮一连进入村庄。至午前十一时,敌以飞机、大炮、唐克车掩护步兵向我城墙三面进攻。小西门战事尤为剧烈。敌炮射入城内者不下数十发。飞机指挥炮兵射击我城垣工事及重兵器之位置,城上守兵伤亡过百。旅之预备队均已用尽。

  当时的南京《中央日报》1937年10月3日以《津浦路我军大捷》为题,报导了第三集团军夜袭桑园成功的消息。

  请问,华北地区我军抗日行动壮烈而英勇,可歌可泣!哪里有一丝一毫的怯懦和投降?作为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为何如此污蔑华北地区的抗日热情和抗日成果?为何如此歪曲当时国民政府的抗日部署?更不用说当时华北抗日游击队和共产党领导军队的英雄倍出的抗日行动!

  ——这一切陈寅恪全看不到吗?!当时他的眼还没瞎呢!

  我们再看看吴宓对他的另外一次记录,再见《吴宓日记•1937年7月21日》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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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在这里他再次主张:

  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

  可见,对日主和的投降主义就是这个著名史学大师的基本国策了!既然如此,那么他的诗歌中对大汉奸汪精卫的同情和暧昧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1944年,当他得知大汉奸汪精卫死亡的消息后,立刻撰写了一首七律,表达了他的哀思如下:

  七律《阜昌》

  甲申冬作时卧成都存仁医院

  阜昌①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②未肯遗。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原注①:“刘豫为齐帝年号。”

  原注②:“元遗山选《中州集》,列入齐曹王刘豫诗。按豫曾为进士。”

  《吴宓日记•1944年12月17日》记载了他到成都存仁医院看望陈寅恪,而“寅恪口授其所作挽汪精卫诗,命宓录之,以示(萧)公权”。阮踽即阮籍的父亲,竹林七贤之一。褚渊,南齐尚书。在诗中,他把汪精卫和刘豫相提并论,以“阜昌天子”比喻汪精卫。稱許汪氏可躋於一代詩人之林。认为汪逆是遭受了“冤禽公案”。陈氏如此的汉奸卖国观点,居然可以逃脱国民政府的除奸运动,实在当要万分感谢他的好友吴宓没有出卖他。不然的话,还真不知道他能否活到抗战胜利呢?!更要感谢他建国后躲过了镇压反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等诸多政治大清洗运动,“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和双目失明的现状挽救了他免于被更深入的审查和揭露!否则,我们实在很难想象一个身体健康又有如此丧权辱国观点的臭老九,怎么可能会可以逃脱历次严酷政治运动下进行的历史审查?!

  有读者在《<南渡北归>中的陈寅恪,是一个爱国者么?》一文中愤怒揭示:

  研究中国历史,就研究出这么一个结论,不知一大堆书念到哪里去了?这位被岳南先生称誉为“三百年来一大师”的陈寅恪对抗战的看法比胡适高明不了多少。斯文一点评价——汗颜;如我这样的草根,只能不客气——什么玩意儿!你怎么着也比一线与日寇对阵的战士活得滋润,怎么说出的话这么让人扎心?对陈寅恪的卖国言论,岳南先生要洗地:“作为史家的陈寅恪以史观今,企图‘在史中求史识’,寻找‘历史的教训’。而中国漫长的历史留给后世的一面镜子,就是立足于中原的封建王朝三次南渡未归而终至灭亡的事实。这个事实在陈寅恪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并投下挥之不去的阴影。晚晴消亡,民国兴起,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刚刚缓过一口待死之气,又遭逢日本小鬼入侵,按照中国的军事实力与国人‘上诈下愚’的德行,实难与雄视亚洲,具有超强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日本帝国抗衡。”陈寅恪的卖国言论,岳南先生深以为然。对于这个“南渡必灭亡”的史实,还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也有揭示,岳南为陈寅恪洗地的文字就脱胎于此,现在转来请围观:“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

  无论是陈寅恪的卖国言论,还是“联大”的碑文,再或者是岳南的洗地文字,他们所解释的“南渡必灭亡”是在“家天下”的时代被消灭的“一家一姓”的政权。这样的政权是否等同于帝制灭亡后共和时代的中国?固然,当时的中国,想做皇帝的大有人在——袁世凯,以及身披共和外衣的蒋介石。但是,它们真正统一中国做了皇帝了吗?蒋记民国时候,中国的统一徒具虚名,那么,倘若蒋记民国如陈寅恪所说因为抗日完蛋,只是蒋记民国完蛋而已,根本不等于亡国。不见得就没有比它更厉害的政权能抗日成功。相反,蒋记民国完蛋,中国才会有一个纯然的抗日大环境让矢志抗日的政权专心抗日,不必有“皖南事变”;不必有40万大军封锁陕甘宁;更不必出现有中央军的地方,就有搞摩擦的无谓内斗。而且,揆诸史实,蒋记民国也没有完蛋么,不光没完蛋,从1941年-1945年,国军的规模还从425万人扩编为681万人!也就是说,借着抗战的名义,蒋记民国增兵接近260万,看起来,这位陈寅恪先生,这位“陈大师”用史实类比现实“以史为鉴”的功力实在是差劲儿得很。倒不知此人的一堆书,念到哪里去了?岳南先生的那句“三百年来一大师”实在是谬赞了!

  ——这为读者的揭示和质问是多么铿锵有力!可是,可以发现,在国人一场现代造神运动中,当代作家岳南甚至忘记了一个中国学者和作家的最基本的国格!作为一个著名作家,维护基本的国格是作为古今中国文化和历史学的起码素养!在大敌当前之时,作为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居然发出了这样的丧失历史学家国格和人格的观点,实在让我们感到痛心!——当然,我们更痛心和震惊现代某些人不分青红皂白、丝毫没有任何政治气节的“漂白”和解释!大量陈粉们,集体失声!装聋作哑!!而以揭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对陈寅恪的身心伤害为中心的《陈寅恪最后的20年》一书居然对这一重大问题视而不见……这里,没有任何人“欲安置先生”,更没有任何日军拿枪逼迫他必须这么说必须就范,完全是他自己内心世界的一次意外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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