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 | 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2.3)

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给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的新的、最后的阶段以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重新的方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的问题并肯定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列宁是第一个人。我指的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我指的是一九一五年发表的列宁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我指的是当列宁初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论点时托洛茨基和列宁之间关于欧洲联邦还是世界联邦的口号的论战。

那时列宁在这篇文章里写道：

“然而把世界联邦口号当做一个独立的口号未必是正确的，因为第一、它和社会主义混合起来了;第二、它会产生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不正确的见解，以及对这个国家和其余各国间的关系的不正确的见解。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

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因为“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相当长期的顽强斗争，便不能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联合。”(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页)

列宁在一九一五年是这样写的。

在帝国主义条件下使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那个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是什么呢?

列举论述这个规律时的出发点是：旧的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帝国主义;世界经济是在最主要的几个帝国主义集团争夺领土、争夺市场、争夺原料等等疯狂斗争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世界已经被瓜分成各帝国主义集团的势力范围，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不是平衡的，不是一个跟在另一个后面或同另一个并行的，而是跃进式的，就是把原先走在前面的一些国家排挤到后面，把一些新兴的国家推到前面;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发展程序，不可避免地会在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引起重新瓜分已经分完的世界的冲突和战争;这些冲突和战争会削弱帝国主义;因此，帝国主义的世界战线就容易在某些国家内被突破;因此，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就成为可能的了。

大家知道，不多久以前英国还走在其他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前面，大家也知道，后来德国开始越过英国，并向其他国家，首先是向英国，索取“阳光下的”地盘。大家知道，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帝国主义战争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才爆发的。现在，在帝国主义战争之后，美国已经远远地跑到前面，使英国和欧洲其他强国都落在后面了。几乎无须怀疑，这种情况正孕育着新的巨大的冲突和战争。

由于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战线在俄国被突破了，这种情况说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今条件下，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被突破的地方不一定在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而将在这根链条比较薄弱的地方，在无产阶级拥有像农民这样重要同盟军来反对帝国主义政权的国家，正像在俄国的情形一样。

将来帝国主义战线完全可能在这样一个国家，比如说在印度这样的国家被突破，因为印度的无产阶级拥有强大的革命解放运动作为重要的同盟军。

大家知道，列宁在谈到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时，首先就和托洛茨基进行了论战，同样也和社会民主党人进行了论战。

托洛茨基对列宁的论文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论点是怎样反应的呢?

请看托洛茨基那时(一九一五年)为答复列宁的论文写了些什么托洛茨基说：“为反对联邦口号而提出的唯一的多少是具体的历史性的理由，曾由在瑞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当时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列宁的上述论文就是在该报上发表的。——斯大林注)归结为下面的一句话：‘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社会民主党人报’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因而每一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须以建立欧洲联邦为其先决条件。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是完全无可争辩的意见。可是，这个不平衡本身又是非常不平衡的。英国、奥国、德国或法国的资本主义水平是不一样的。可是，跟非洲和亚洲比较起来，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已经成熟到实现社会革命的资本主义‘欧洲’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当在自己的斗争中‘等待’其他国家，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为使国际间同时行动的思想不致为国际间消极等待的思想所代替，把这个道理反复加以说明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不等待其他国家而在本国的基础上开始斗争并继续下去，深信我们的倡导会推动其他各国的斗争，假如事实并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或社会主义的德意志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孑然独存，这是历史上的经验和理论上的推论都证明了的。”(“托洛茨基文集”第三卷第一部第八十九页至第九十页)

一九一五年托洛茨基在巴黎出版的报纸“我们的言论〔八五〕报”上是这样写的，后来这篇文章在俄国重新发表，收集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初次出版的题为“和平纲领”的托洛茨基文集中。

你们可以看出，在所引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这两段文字中，有两个完全不同的论点相互对立着。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是可能的，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不但能够保持它，而且能够继续前进，剥夺资本家并组织社会主义经济，以积极支援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相反地，托洛茨基却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内胜利了的革命，在最短期间没有引起其他国家革命的胜利，那末获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甚至连政权也不能保持住(更不用说它不能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因为托洛茨基说，休想俄罗斯的革命政权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两种完全不同的立场。在列宁看来，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是最积极最主动的力量，它能够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并且能够继续前进去支持其他国家的无产者。相反地，在托洛茨基看来，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会变成半消极的力量，它需要社会主义在其他国家内的立刻胜利作为立刻的援助，它觉得自己犹如宿营荒野，处在可能立刻丧失政权的恐怖之中。可是，如果其他国家的革命不能立刻胜利，那末怎么办呢?那就只好偃旗息鼓了。(有人喊道：“还要溜之大吉。”)对了，还要溜之大吉。说得完全对。(笑声)

有人会说：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这一分歧是过去的事情，以后这种分歧在工作进程中可能缩小到最低限度，甚至于完全消失了。不错，是可能缩小到最低限度，甚至于消失的。但是，可惜得很，这两种情形都没有发生。相反地，直到列宁同志逝世，这种分歧完全依然如故。你们自己可以看到这种分歧现在还继续存在着。相反地，我肯定地说，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这种分歧和因此而产生的论战一直没有间断过，而且列宁和托洛茨基关于这一方面的文章曾一篇接着一篇地出现，隐蔽的论战也继续不停，诚然，他们都没有提名道姓。

下面就是关于这方面的一些事实。

在一九二一年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已经以更具体的形式重新提出社会主义可能胜利的问题，即在新经济政策的轨道上可能建成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的问题。你们还记得，在一九二一年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工人反对派”，曾责备过列宁，说他实行新经济政策是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大概是为了回答这种责备，当时列宁曾几次在他的发言和文章中声明说，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不是离开我们的道路，而是在新的条件下继续走这条道路，以便“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和农民一道”建成“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见列宁“论粮食税”和其他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文章)。

好像是为了回答这一点，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二年一月发表了他的“一九〇五年”一书的“序言”。他在这篇“序言”中说，在我国，和农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件不能实现的事情，因为在西方无产阶级获得胜利之前，我国的生活中就会充满着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敌对冲突。

托洛茨基在这篇“序言”中说：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又说：

“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托洛茨基一九二二年为“一九〇五年”一书所写的“序言”)

你们可以看出这里也有两种不同的论点相互对立着。列宁认为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和农民一道建设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是可能的，相反地，托洛茨基却认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和农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基础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因为国内政治生活将充满着工人政权和大多数农民之间的敌对冲突，而这些冲突只有在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解决。

其次，此后一年，即一九二二年，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的讲话中又一次提起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说：

“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将来，或是什么抽象幻景，或是什么神像的问题了。我们对神像依然保持着非常不好的旧有的看法。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中了，我们应当弄清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我们这时代的任务。让我在结束讲话时表示一个信念：不管这个任务是多么困难，不管它和我们从前的任务比起来是多么生疏，不管它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困难，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以内，我们大家同心协力无论如何会解决这个任务，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〇五页)

托洛茨基好像是为了回答这一点，也许是为了解释他在上面引文中所说的话，在一九二二年给他的小册子“和平纲领”写了一篇“跋”。他在“跋”中说：“在‘和平纲领’中一再重复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一国范围内胜利完成的论断，在某些读者看来也许已被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将近五年的经验推翻了。但这样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工人的国家在一国而且是在落后的一国抗住了全世界，这个事实证明无产阶级有雄伟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其他比较先进比较文明的国家里是真能做出奇迹来的。可是，我们虽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保持为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并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走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当其余的欧洲国家还是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的时候，我们为了打破经济孤立的局面，不得不设法和资本主义世界达成协议;同时可以确信地说：这种协议至多只能帮助我们治愈某些经济创伤，获得某些进展，可是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托洛茨基文集”第三卷第一部第九十二页至第九十三页)

你们可以看出这里也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两个相反的论点相互对立着。列宁认为我们已经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中了，纵然有困难，我们还是完全有可能把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相反地，托洛茨基却认为我们不但不能把现在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而且在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获得胜利之前，我们甚至不能求得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

最后，还有列宁同志的文章“论合作社”和“论我国革命”(驳苏汉诺夫)。这是列宁在逝世前写的两篇札记，是他留给我们的政治遗嘱。这两篇札记极有意义的地方是列宁在这里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我国胜利的问题，并下了令人不能再有丝毫怀疑之处的一些定义。他在“论我国革命”的札记中说：

“……他们(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斯大林注)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已成为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条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或像他们的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问一下：遇到过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难道不能挺身起来斗争吗?这种斗争至少会使他们有一些机会为进一步发展文明争得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

“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

“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普通历史程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三七页至第四三九页)

再看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是怎样说的：

“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有领导农民的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经过合作社，仅仅经过合作社，经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是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同上，第四二八页)

这样一来，在关于我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即关于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可能性(同志们，我国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不是什么别的，就是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可能性)这个基本问题上就有了两条路线。一条是列宁和列宁主义的路线，另一条是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肯定的。相反地，托洛茨基主义否认社会主义在我国可能依靠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获得胜利。第一条路线是我们党的路线，第二条路线却接近社会民主党的观点。

因此，在关于反对派联盟的提纲草案中说，托洛茨基主义是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我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它不仅是世界革命的信号、推动力和出发点，而且是一种基础，是一种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需的和足够的基础。

可见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战胜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能不能说这种胜利是完全的、最后的胜利呢?不，不能这样说。我们能够战胜我国资本家，我们有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并把它建设成功，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因此就有力量保障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免于外来的危险，免于外国武装干涉和与此关联的旧制度复辟的危险。我们不是生活在孤岛上。我们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并藉此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革命化，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仇恨和敌视。如果以为资本主义世界会漠不关心地看着我们在经济战线上的成就，看着这些使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化的成就，——那就是陷于幻想了。所以只要我们还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只要无产阶级还没有至少在几个国家内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认为我们的胜利是最后的胜利，因此，无论在我们的建设中得到怎样的成就，我们都不能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有免于外来危险的保障。所以要最后地取得胜利，必须努力使现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为社会主义的包围所代替，必须努力使无产阶级至少再在几个国家内取得胜利。只有那时才能认为我们的胜利是最后的胜利。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把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看做目的本身，看做至高无上的东西，而看做无产阶级革命在其他国家获得胜利的助力、手段和道路。

列宁同志关于这个问题曾这样写过：

“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许多国家所组成的体系里，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

而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只要愿意统治并继续统治下去，就应当也用自己的军事组织来证明这一点。”(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三三页)

由此可见，武装干涉的危险现在存在着，将来还会长期存在下去。

资本家现在能不能对苏维埃共和国进行严重的武装干涉，是另一回事。这还是一个问题。这大抵将取决于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行动，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同情，他们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程度。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现在不能用对本国资本家进行革命来支持我国革命，——这暂时还是事实。可是资本家无力发动“自己的”工人来进行反对我们共和国的战争，——这也是事实。而在现今这个时代，要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打仗而没有工人参加，是不能不使资本主义遭到致命的危险的。无数工人代表团到我国来考察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就说明了这一点。全世界工人阶级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深厚同情也说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就建立在这种同情的基础上。没有这种同情，我们现在就会受到许多次新的武装干涉，我们的建设工作就会中断，而“喘息”时期也就不会有了。

但是，现在资本主义世界无力对我国进行武装干涉，这并不是说它永远无力这样做。无论如何，资本家们绝没有睡大觉，他们正百般设法来削弱我们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创造武装干涉的前提。因此，无论武装干涉的企图或与此关联的旧制度在我国复辟的可能性都不能认为已经消除了。

所以列宁说得对：

“当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一个孤立边区的时候，就以为……各种各样的危险已经消失，那是非常可笑的妄想和空想。当然，只要这些根本的对立性存在，危险也就存在，你也就无法躲避这些危险。”(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六二页)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

“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靠各国工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够最后地取得胜利。”(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三三六页)

那末，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争得无产阶级专政并建成社会主义，也就是依靠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战胜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

社会主义在我国的最后胜利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依靠社会主义革命至少在几个国家内的胜利，造成免除武装干涉和复辟企图的充分保障。

如果说，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就是解决一个国家(当然，我们指的是我国)完全可以克服的那些内部矛盾的可能性，那末，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可能性就是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各国间只有依靠几个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才能克服的那些外部矛盾的可能性。

谁把这两种矛盾混为一谈，谁就是毫无希望的糊涂虫或是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

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