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殖民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论域：从“第三世界”到“全球南方”

*全文原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25年第4期

提要：作为“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去殖民化的马克思主义”曾主导了20世纪“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它与无产阶级革命共同激起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的世界革命浪潮。虽然“第三世界”始终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坚定批判者、反对者，但受历史条件、现实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其“去殖民化”进程呈现出一定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全球南方”是“第三世界”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理论延伸与现实发展，这一概念承载着“去殖民化的马克思主义”对全球不平等秩序的批判性反思。当前，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探究20世纪“去殖民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可为21世纪“全球南方”“去殖民化”的实践探索提供理论镜鉴与有益参照。

关键词：去殖民化的马克思主义 无产阶级革命 非洲马克思主义 全球南方 第三世界

作者：郑祥福 周彤

1961年9月，第一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当时的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标志着“第三世界”作为区别于美、苏的独立政治力量正式崛起。彼时刚挣脱殖民束缚的亚非拉国家，以“独立、自主、不结盟和非集团”为核心原则，建构起有别于美、苏两极的第三条道路。在这一大背景下，一些国家践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革命逻辑，运用“去殖民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通过1980年和1983年发表的两份“勃兰特报告”，“全球南方”概念开始进入学术与政治话语体系。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从两极对峙走向多极化发展，“全球南方”成为这一演进过程的重要推动力量。在许多“全球南方”国家，随着冷战的结束，后殖民国家的发展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其延续着“去殖民化是真正创造新人类”的实践路径，以“团结协作”为行动纲领，使马克思构想的“真正共同体”在当代世界初现雏形。

从“第三世界”到“全球南方”的概念嬗变，既深刻反映了国际力量对比的历史性变迁，同时也折射出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思想跨越时代的持久生命力。从本质上讲，“第三世界”和“全球南方”都蕴含着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所带来的不平等和压迫的反抗，两者构成了曾经被殖民的国家打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桎梏的连续叙事。葡萄牙社会学家博阿文图拉·德索萨·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指出，“全球南方”实为“反帝国主义南方”，“遭受着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父权制造成的不公正、压迫和破坏”。在美、苏争霸的夹缝中诞生的“第三世界”，反映着殖民地、半殖民的亚非拉国家挣脱枷锁的集体呐喊;而崛起于单极霸权式微时代的“全球南方”，则映射着前“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日益觉醒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国与非洲同为“第三世界”和“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因此，不论是在“第三世界”还是“全球南方”的框架下，中国从来都不是非洲研究的他者。以非洲马克思主义视角解析“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在契合，有助于明晰“去殖民化”进程并汲取其有益经验，为21世纪“全球南方”的“去殖民化”实践指明方向。

一、“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与

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度耦合

阿尔巴尼亚报纸《人民之声》(Zeri i Popullit)在1977年7月7日发表的社论《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中提到：“我们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一方面是腐朽和衰落的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夕。在这个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有四大主要矛盾，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基础：一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二是被压迫民族、殖民地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三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四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在20世纪社会的主要矛盾中，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外，更具普遍性的是被压迫民族、殖民地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客观存在表明，无产阶级革命不仅需要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展开，还必须同“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结合，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而深刻的关系。

首先，“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同属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进，生产与资本的进一步集中催生出垄断组织，社会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已经到来。列宁指出，资本主义为掠夺资源和追逐利润而重新瓜分世界，“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即向金融资本的过渡，是同瓜分世界的斗争的尖锐化联系着的”。帝国主义为了延缓自身危机而重新瓜分殖民地，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导致国家分裂，并引发了部分国家内部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这一时期，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然成熟，无产阶级冲破帝国主义枷锁、争取自身解放成为可能。然而，由于各国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存在差异，革命的形式也呈现出多样性，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表现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在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家则表现为谋求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受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影响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侵蚀，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深陷“社会沙文主义”泥淖，它们向资产阶级妥协屈服，并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欺骗人民，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当这些社会沙文主义者鼓吹“维持国内的阶级和平”却转而对其他国家的人民发动战争时，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坚决反对战争,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以动员劳动人民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并推翻其统治。这一主张得到了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等欧洲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支持。他们共同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旗帜，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并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饱受压迫的民族团结起来争取独立。1920年，列宁指出：“没有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无产阶级以至全体劳动群众自愿要求结盟和统一的愿望，战胜资本主义这一事业是不能顺利完成的。”列宁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沙文主义在民族解放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上的界线，既促进了无产阶级与被殖民国家、受压迫民族的团结，也强化了无产阶级革命与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人民要革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中国，毛泽东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带领中华民族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切·格瓦拉(Che Guevara)和艾蒂·桑塔马里亚·夸德拉多(Haydée Santamaría Cuadrado)等领导人民发动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推翻了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的独裁统治，建立了拉美地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非洲，阿米尔卡·卡布拉尔(Amilcar Cabral)主张因地制宜地调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带领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实现了民族独立与解放。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均以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将其赶出本国领土作为核心目标之一。正如毛泽东所言：“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共同构成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整体。

其次，“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均以反对剥削与压迫为核心诉求。资本主义的崛起与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以及大西洋奴隶贸易紧密相连。资本主义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将人类社会带入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阶段，但这种独立性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展逐渐发展为全球性的统治体系。在欧洲，圈地运动将农民赶出农村，迫使小农变为雇佣工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资本主义以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为工具掠夺原料产地、开拓商品市场并瓜分势力范围。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提出了“食人资本主义”的概念，即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秩序，通过剥削和掠夺实现资本积累，吞噬社会再生产、地球生态、政治权力和种族化人口的财富。具体而言，资本主义存在两种资本积累方式。其一，在自由契约的伪装下将剩余价值转移给资本，工人虽获得薪资维持生计，但资本通过占有剩余劳动时间而造成剥削。其二，资本家粗暴地没收他人资产，通过掠夺劳动力、土地、矿产等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利润。被剥削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具有一定的公民地位，被视为有权利的个体，可自由支配其劳动能力并享有一定的“自由”，而被掠夺的殖民地人民则处于不自由的依附状态，他们缺乏政治保护，劳动和财富被肆意掠夺，并随时面临被侵犯的威胁。弗雷泽认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那些被资本掠夺的人的臣服是它所剥削的人的自由的一个隐性前提”。这意味着欧洲工人阶级的自由建立在殖民地人民遭受更为残酷的掠夺的基础之上。“剥削”为“掠夺”创造了条件，而“掠夺”反过来又强化了“剥削”的机制，二者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以资本主义对非洲殖民地的“掠夺”为例，在新兴城镇和港口，殖民势力一方面将非洲劳动力的工资压低至劳动力的价值之下，以实现“超级剥削”;另一方面，将“非洲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成本转嫁给非洲人及其农村家庭”，进一步压榨家庭(尤其是女性)的无酬照料劳动。通过强制劳动、人口贩卖以及资源掠夺等手段，资本主义迫使殖民地人民从事低酬劳动甚至无酬劳动，进一步加速原始积累。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劳动者而言，他们在遭受不等价交换的剥削后，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进一步觉醒，致力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旧有的生产关系。

最后，“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均以实现人的解放为终极目标。两者均致力于将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笔下的“全世界受苦的人”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无产阶级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劳动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无产阶级追求的不仅是自身的解放，还有全人类的解放。恩格斯指出：“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一方面，无产阶级的解放是全人类解放的一部分，它不能脱离全人类解放的大局而孤立存在;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只有在积极参与和推动全人类解放的过程中，才能实现自身的最终解放。“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是由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等斗争组成的，旨在反抗一切形式的剥削和压迫。因此，它是实现人类解放的重要一环。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主权建构是民族解放的政治基石。殖民主义借助国家暴力机器，剥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基本的权利。印度总督乔治·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的“仁慈专制”将殖民地人民视为需要管束的孩童，法国殖民者的“文明使命”则将掠夺美化为“教化工程”。这些殖民意识形态的核心在于否定被压迫民族的主体性，使其沦为国际法意义上的“非存在”。“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通过武装斗争与政治抗争，在法理层面重建了主权国家的政治人格，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根本挑战。其二，尊严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本内核。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并非人的解放的最终形式。人格侮辱比经济剥削更具毁灭性。黑人抵抗运动根植于非洲历史文化、资本主义奴隶制的社会形态以及殖民主义的生产关系，蕴含着一种非西方的解放逻辑，这种逻辑拒绝将“革命”简化为夺取政权，而是追求物质与心灵的全方位解放。1928年，加勒比殖民地的非裔知识分子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展开批判，向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提出了振聋发聩的追问：“我是谁?我们是谁?在这个白人世界里，我们是什么?”根据让-保罗·萨特尔(Jean-Paul Sartre)的观点，“阶级”概念是普遍而抽象的，而“种族”概念(即“黑人认同”)是具体而特殊的。因此，黑人必须先解决种族斗争的“具体历史”，才能进入阶级斗争的“普遍历史”。这些思考在黑人激进传统(Black Radical Tradition)、黑人马克思主义(Black Marxism)和非洲马克思主义(Afro-Marxism)等思想中均有所体现，并推动了法农、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卡布拉尔、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等人对非洲革命的建构与发展。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认为：“社会主义寻求维护人类平等，无论在这方面它的能力多么有限，它也绝不会做出任何有损人类尊严的事情。”因此，二战后非洲部分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选择以非洲马克思主义为哲学指引，以人的解放为前提，以“去殖民化”与反种族主义为基本手段，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实现人的解放的必要途径。这些运动在被殖民者反对资本主义物质剥削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出现，为非洲的“去殖民化”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性环节，旨在进行“反殖民”斗争以实现政治独立。这些运动既是打破帝国主义政治枷锁的直接行动，也是瓦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关键突破口。正如列宁指出的，反殖民斗争通过推翻殖民政权夺取政治独立，本质上是“切断资本积累的锁链”，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全球条件。因此，政治独立既是“反殖民”的直接成果，也是打破殖民统治的前提。唯有建立主权国家，瓦解殖民主义的军事压迫，才能为进一步的“去殖民化”进程开辟道路。但是，政治独立仅是“去殖民化”的第一步，这既印证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科学性，也凸显了“第三世界”“去殖民化”斗争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二、“第三世界”“去殖民化”进程的

长期性与复杂性

作为“去殖民化”的第一步，以“反殖民”为核心的民族解放运动为“第三世界”的发展扫清了障碍;马克思主义传统则为“第三世界”提供了“尊严”这一关键的价值概念，二者融合催生了20世纪“去殖民化的马克思主义”。它是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第三世界”的殖民现实紧密结合的理论形态，其核心在于批判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共生关系，旨在通过彻底革命实现真正解放。

第一，反对资本主义是“第三世界”“去殖民化”的本质要求。在经济层面，殖民主义以掠夺性剥削为基础，将殖民地、半殖民地变为原材料供应、商品倾销和金融投资的市场。在政治层面，殖民主义直接侵犯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将其转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在意识形态层面，殖民主义通过基督教传播、文化渗透、语言压制和西化教育等手段瓦解殖民地人民的本土文化认同。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因而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的实质是反对资本主义。哈罗德·沃尔普(Harold Wolpe)强调：“政治统治的模式和使意识形态合法化的内容呈现出种族、民族和文化的形式，其原因与帝国主义的情况相同……即帝国主义的政治统治采取殖民主义的模式。”南非是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联合压迫的典型代表。新航路开辟后，殖民主义者侵入南非，推行“间接统治”政策，将欧洲封建领主式的权力授予当地的传统领袖和部落酋长，以实现对非洲土著的有效管理。“间接统治”以“种族差异”为内在逻辑，既构建了南非社会种族化的阶级基础，也埋下了种族隔离制度的伏笔。为维护白人资产阶级的利益，1913年，南非联邦政府颁布了《原住民土地法》，将非洲原住民限制在全国13%的土地内。根据该法，非洲人被划定为殖民主义统治下的“臣民”，而白人仍然是“公民”;非洲人受制于所谓的“习惯法”，而白人则享有完整的“民法”保护。这一法律的颁布标志着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正式确立。此后半个世纪，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逐步合法化并达到顶峰。肯尼亚后殖民文学理论家恩古齐·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指出，殖民资本主义不仅肢解了传统非洲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更撕裂了非洲人民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政治压迫、经济剥削与文化霸权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全面而完整的剥削系统，维系着资本主义对非洲的统治。仅谴责殖民主义或种族主义往往流于表面，批判孕育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母体，即资本主义体系，才是“第三世界”“去殖民化”的本质要求。

第二，“去殖民化”进程与资本主义、种族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具有长期性、复杂性、持续性的特点。资本主义不断调整和完善自身的生产关系，已经发展了数百年。殖民资本主义的发展在非洲历经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屠杀掠夺、插旗圈地的古典殖民主义时期。这一时期，资本积累主要采用“掠夺”手段，将非洲变成殖民主义获取奴隶劳动力的“狩猎场”。非洲人民被物化、奴役和支配，成为欧洲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廉价工具。奴隶贸易在世界的一端创造财富，却在另一端制造贫困。殖民主义实行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政策，将白人纳入所谓的“主流世界”，将非洲塑造成“黑暗大陆”。第二阶段是直接进行武力征服和实行间接统治的现代殖民主义时期。殖民主义采取间接统治政策，扶持部落酋长、国王和宗教领袖等当地传统权威，在殖民政府的监督下行使权力。间接统治通过重塑传统权力实现更为隐秘的统治，不仅导致了非洲内部社会资源与机会的分布失衡，扩大了各族群、阶层之间的物质差距，也在不同族群、阶层之间筑起文化鸿沟。第三阶段是全方位、多领域渗透的新殖民主义时期。恩克鲁玛指出：“新殖民主义的实质是，在它控制下的国家在理论上说是独立的，而且具有国家主权的一切外表。实际上，它的经济制度，从而它的政治政策，都是受外力支配的。”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将这一时期的殖民资本主义描述为“四头双足巨兽”，认为它创造了一种不易被推翻的制度和权力矩阵，通过控制经济、权力、种族、性别、性和知识来统治社会。在新殖民主义时期，世界被划分为中心和外围，权力和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使外围国家的人民的生活和劳动变得廉价。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凭借其顽固性、渗透性和隐蔽性进行持续的自我调整与机制创新，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与此同时，反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社会思潮也从强调反种族主义的黑人激进传统发展为将反殖民主义奉为圭臬的黑人马克思主义，再发展为落脚于非洲革命的非洲马克思主义，从而在抵抗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具体实践中不断丰富。

第三，唯有超越单一国家或地区的局限，凝聚“去殖民化”共识，才能彻底战胜资本主义，进而构建更具包容性和公平性的全球体系。正如资本主义体系具有高度的动态发展性和整体性，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剥削体系的建立使得单一国家或地区的反抗难以撼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如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指出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个全球体系，整个非洲已经被“现行世界体系和中心区的五大垄断”所笼罩，即中心区享有技术垄断和对世界金融市场的金融控制，拥有媒体和通信的垄断，以及对全球自然资源开发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例如，坦桑尼亚的“乌贾马”社会主义是非洲村社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是20世纪第三世界国家挣脱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的一次有力尝试。然而，受制于各种因素，它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窒息而终。因此，历史与现实证明，单一的国家或地区无法彻底击溃或瓦解资本主义，只有凝聚“全球南方”合力，形成“去殖民化”共识，才能取得彻底战胜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

三、21世纪“全球南方”“去殖民化”的实现进路

“第三世界”与“全球南方”并非割裂的概念，而是“去殖民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不同阶段的实践载体，二者既因时代差异而呈现出鲜明区别，又因反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压迫的共同内核而形成了逻辑延续。“第三世界”和“全球南方”既不是对历史的完全否定，也不是对理论的机械照搬，而是曾经被殖民国家在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断探索解放道路的产物，其共同指向马克思所构想的“真正共同体”，即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与不平等的理想世界。

研究21世纪止水重波的“去殖民化”运动是理解新殖民主义的首选途径。2015年始于南非的“罗德斯必须倒下”(Rhodes Must Fall)、“学费必须下降”(Fees Must Fall)等运动迅速在全球校园中引起强烈反响，“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则从美国的黑人社区兴起，并在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死亡后席卷全球。种种现象表明，“去殖民化”在当今世界并未过时，其核心始终是反对资本主义及其殖民遗产所造成的不平等与压迫。今天，“全球南方”的许多国家仍面临着后殖民时代的发展困境，尚未实现真正的文化、经济甚至政治独立。这就要求它们对殖民遗产进行结构性破除，建设自主文化体系。

首先，摆脱依附性发展是21世纪“全球南方”“去殖民化”的物质基础。1965年，恩克鲁玛阐释了“新殖民主义”的内涵，强调在获得政治独立后，剥削性的殖民关系将继续存在。这种思想启发了埃及经济学家阿明，他放弃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成为反对新殖民主义的学者之一。在“去殖民化”浪潮、“非洲统一”运动以及1955年万隆会议所提出的“自力更生”倡议的影响下，阿明以全球经济结构为分析起点，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系统探讨了“中心—外围”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交换等概念，控诉了资本主义所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及其不合理的全球规范秩序。他从外围国家入手，剖析了殖民主义塑造全球经济格局、构建依附性发展结构的历史逻辑，指出了当前外围国家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制约因素。通过将资本主义发展与国际剥削结构重新关联，阿明认为，世界范围内不平等的国际分工是造成“中心—外围”之间发展失衡的主要因素，而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规则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实际上，资本主义发展具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固有基因，外围国家若照搬中心国家的发展模式，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在地缘冲突加剧、全球经济衰退、气候问题严重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必须破除对资本主义的依附性发展模式，建立“去殖民化”的物质基础。一是重构生产体系，推动从依附性工业化向自主工业化体系转型升级。一方面，“全球南方”要与对自身发展造成不合理限制的“全球北方”进行“选择性脱钩”，在电子信息技术、医药、新能源等高新技术领域建立独立自主的区域供应链;另一方面，“全球南方”要借助“一带一路”“南南合作”以及“金砖国家”等合作机制增进团结协作，有效突破“全球北方”的技术封锁。二是构建替代性货币与融资体系，推进金融领域“去殖民化”。“全球南方”国家要充分运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等开发性金融机构为本国获取发展资金支持，同时推动开展本币结算，打破美元结算霸权，以构建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全球金融架构。三是“全球南方”国家要维护本国的生态主权，争取气候正义与资源再分配。一方面，“全球南方”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避免沦为绿色资本主义的原料供应地;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应督促“全球北方”正视历史责任，切实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争取资源再分配公平。

其次，人的意识的觉醒是21世纪“全球南方”“去殖民化”的思想根基。资本主义将殖民扩张美化为“文明传播”，并通过殖民教育体系、语言霸权与文化叙事操控，强行向被殖民者灌输西方文明，使其深陷“文化异化”的困境。卡布拉尔曾指出“同化政策”的危害：“为了使剥削永久化，殖民者不仅创造了一整套压制被殖民者的文化生活的制度，同时还通过同化土著居民，或通过在土著精英与人民大众之间制造社会鸿沟，煽动和发展一部分人口的文化异化。”这种政策使被殖民者在思想观念上认同西方的思维范式与文化准则，自诩为“文明人”，却在现实生活中深陷受压迫与歧视的泥沼，形成法农所揭示的“精神分裂”状态：“当黑人到达白人世界，有某种致敏的行动。如果身体结构显示出脆弱，那就眼看着‘自我’的垮台。”殖民主义的现代表现是资本主义通过跨国公司的文化营销重塑大众的消费认知，极力输出大众文化，传播宗教信仰，将人的注意力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转向对幻想问题的极致痴迷。此外，西方国家借助其主导的国际组织，向“全球南方”提供附带条件的文化教育贷款，使这些国家对西方产生“认知依附”，进而导致本土知识生产的边缘化。这些手段与现代殖民主义时期西方国家所推崇的“文明使命论”别无二致，均通过垄断认知体系的生产与传播，将“全球南方”国家人民的历史记忆、世界观与价值判断同化为西方的解释框架，从而实现精神层面的永久统治。因此，“全球南方”必须建立起人的自主意识，主动抵制殖民主义的文化同化。一是“全球南方”应通过深入的历史批判承认“全球南方”的历史，以揭露殖民主义的暴力本质和文化剥夺的罪恶行径，即“通过认识到被建构的‘他者’一直存在于历史中，并参与其生产”。二是“全球南方”要充分利用教育、媒体和公共政策等开展认知重构工作，消解殖民主义的文化同化遗产，破除对殖民文化的盲目崇拜。三是“全球南方”要构建自主的知识生产体系，恢复自身的文化主权。通过整合本土资源，“全球南方”应致力于打造属于自己的文化生态圈，摆脱对西方知识体系的依赖，构建以“去殖民化”和反种族主义为基础的“全球南方”的共同价值观，实现文化独立自主与知识主权的复归。

最后，团结合作是“全球南方”实现“去殖民化”的关键途径。“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思想深植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逻辑之中，部分源于非洲马克思主义蕴含的国际主义原则。非洲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非洲化的思想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谱系的又一个样本，不仅为非洲国家的反殖民斗争和独立后的国家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全球南方”的团结合作提供了思想借鉴。通过结合非洲的历史经验，非洲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所形成的全球化压迫结构，倡导被压迫国家通过合作实现共同解放。非洲马克思主义者将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视为国际反帝国主义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亚非拉等受压迫国家需超越地域界限，团结合作以对抗帝国主义的霸权，这种国际主义视角为“全球南方”超越文化差异、凝聚政治共识奠定了基础。1960年代，恩克鲁玛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应用于非洲的具体语境，提出了“新殖民主义”概念，不仅揭示了“全球南方”在政治独立后仍受制于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普遍困境，同时也为“全球南方”的联合反抗提供了理论依据。非洲马克思主义实践既是本土解放的重要探索，更是“全球南方”合作机制的孵化器。从“1963年非洲统一组织的诞生到联合国非洲集团的成立”，这一系列“树立非洲政治力量运动的合乎政治逻辑的延伸就是不结盟运动”。通过组织建设和跨国协作，20世纪“第三世界”反殖民的“革命逻辑”转化为21世纪“全球南方”的“发展逻辑”。“全球南方”应以多边合作机制为平台，强化政治协调，凝聚集体行动共识，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当今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趋势愈发明显，日益成为重塑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同时，“全球南方”的理论生产蓬勃发展。从学术研究落地社会实践，“全球南方”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应时代问题，进行理论创新，这并非马克思主义的无限扩大化，而是“全球南方”重新审视自身地位，探索发展路径的有益尝试。正如切·格瓦拉所言：“革命不是成熟时掉落的苹果。”21世纪的解放事业不再是受压迫者的被动反抗，而是“全球南方”以独立自主的姿态携手共建更加美好的未来。

[郑祥福、周彤：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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