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马驹桥的时间》】（二）本来就缺钱的临时工，为何会干了一阵后，不要工资直接跑路？

合适的位置：第二章第一节，第52页，“这看起来是赔本的买卖，对于收入本就不高的日结工而言，完全是不“理性”的，但是这种中途跑路的事情，在各种日结的工作场合中却每天在不断发生着”后。

临时工干到一半，不要工资就“跑路”，对很多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从所谓的“理性分析”视角来看，跑路的行为至少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如果跑路，那么已经付出的劳动就不会获得报酬，等于白受了辛苦却一无所获(参见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二，如果跑路，就要承担往来的路费，给自己造成经济损失;特别是在工作地点很远的情况下，自行返回马驹桥就更为麻烦。第三，如果跑路，就等于浪费了本可以获得收入的一天时间，让机会成本的丧失更加严重。考虑到这些临时工们的经济状况并不良好，所以综上来看，跑路对他们而言就更是极其不“理性”的。一个“理性”的做法似乎应当是：努力忍受下去，只要忍到做完工作、拿到报酬就好了，反正就最多再忍七八个小时，大不了以后不再来做这份工作就是。

问题是，我们此处所说的这个“理性”，并不是一个纯然“客观”的存在。上述的理性分析，至少隐含着“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式的理想化潜在预设：因为他们的经济状况并不良好，所以工资和路费的损失对他们而言就更难以接受;因为日结工作往往不具有高度危险性，其劳苦程度也不会超过人的承受范围，所以，继续干下去并不会给他们造成超过经济报酬的损失。在这一预设下，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从理性分析的角度看，他们只要干下去，承受接下来工作中的劳苦(无论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就能获得足够弥补自身付出的报酬，而这些报酬对他们来说又极其重要。所以，他们这么做自然是不理性的了。然而，正如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所批判的那样，这种所谓最客观中立的“计算”，往往将复杂的行动者裁剪成了缺乏现实主观维度的“理性白痴”(Rational Fools)(参见Amartya Sen, "Rational Fools: A Critique of the Behavior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Theory,"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Vol. 6, No. 4, 1977, pp. 317-344)。当然，指出“经济人”假设的局限，并不意味着要全盘抛弃理性分析的工具。

如果说这种最粗糙的理性分析不能解决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借助微观经济学，把效用理论里的偏好概念引入理性分析的框架。效用理论对“经济人”假设作出了一定的修补——它承认个体偏好的多样性，不再强行规定人们应当追求什么。然而，这种修补仍然停留在理性分析的内部，并未真正触动其最深层的预设。这个时候，他们的行为就变得相对可以理解一点了。在上一种粗糙的理性分析中，实际上默认了如下假设：他们对于工资收入的偏好，高于他们对于确保自身舒适的偏好。那么，如果这些临时工对于确保自身舒适的偏好高于对于工资的偏好，答案自然就有所不同。在这种偏好中，临时工们如果干下去，固然能拿到钱，但是对他们而言，这些钱并不能补偿他们继续干下去所承受的劳苦。这样，他们自然也就不会选择继续干下去了。换句话说，比起怕没钱，他们更怕受累。

这个解释，确实可以用于理解临时工跑路这一问题。一般而言，到这一步也就足够了。而且，这是一个初学者也能很轻松做出的解释，且往往容易被学术共同体接受。即使一个人没有学过经济学，搞不懂效用理论，也可以用通俗的话对他解释说“就是懒，懒得受累”。然而，正是出于类似的原因，许多研究也就仅仅停在了这一步。这并不是说上述的理性分析是错误的，而是说这种分析背后仍有许多东西有待于挖掘。

这种理性分析，仍存在一个最关键的潜在预设，即：对这些临时工而言，找到并完成一天的工作是一种确定性的常态;工作中遭遇风险以至于未完成工作，则是相对于这种确定性的非常态;对工作与不工作的选择，仅仅是基于上述理性计算的结果。然而，对这些临时工而言，高度不确定性才是一种常态，而且偶发性的因素会在其中发挥相当的作用。在之后几章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些临时工而言，工作自身其实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许多人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找到工作，不知道今天工作内容及条件和承诺中的是否一样，也不知道自己受不受得了一份工作。例如，有时，他们发现工作的强度或时间超过了承诺的状态，而给开出的条件又低于既有的承诺;有时，他们赶着去做一份工作，结果发现已经招够了人。以上种种，使得工作中遭遇风险(包括劳动强度、是否留出空余名额等)，对他们而言不是非常态，而是常态。这与许多人心目中的那个假设不同。对一般人而言，不工作是对工作常态的偏离;而在马驹桥，不确定性本身才是那个基准。正是在这种常态下，跑路就成为了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

图：快递分拣，是工作岗位最充裕，也是最让临时工不喜欢的工作之一

当然，这种解释必然面对如下的问题：为什么有人跑路，有人不跑路;为什么有人今天跑路，明天却不跑路。对于这些问题，可以做如下解释。

首先，个体之间是存在相当差异的。有的人相当勤奋(勤奋的背后是某种对未来可能的认识，如攒钱改变生活或者干活就能拿到钱)，对他们而言即使遭受了挫折，但是不太会愿意选择主动跑路。然而，当一个人经常跑路时，他就越来越会将跑路作为一种常态，而好好做工作反而需要找到充足的理由(比如钱不够花了)。这种情况，其实在许多在长期工工作之间来回切换的打工者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他并非完全反对工作，甚至还会积极寻求工作，只是对他而言，不工作乃至逃离现有工作已然成为一种常态，特别是在对未来的预期不断降低的情况下。用社会学的语言说，跑路逐渐从一个偶然的应急策略，内化为行动者习惯性的处置方式，成为其实践逻辑(practical logic)的组成部分(参见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所谓实践逻辑，并非人们经过推理才形成的行动方案，而是在长期处境中沉淀于身体和习惯里的一套行事方式——它不需要理由，本身就是理由。换句话说，跑路不再需要解释，留下来反而需要找到充分的理由。所以，他们逃离一份不满意的工作是完全正常的。

其次，一些偶然发生的事情，会让人更倾向于选择跑路。例如，一个人在分拣着快递，突然磕伤了手，而耳畔又传来中介催促他快点干的大声怒吼。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分拣工作很痛苦，或许还会一瞬间会想起自己这些年在北京打拼却毫无成果，甚至是自己上小学时受到的同学欺凌(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就知道这并不夸张)。由此，分拣工作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可被理性计算的存在，而是一个与他整个打工经历乃至人生经历相关联的存在。正是在这种整体性经验中，一个人便会觉得本来可以忍受的工作变得难以忍受，就此选择了跑路。

这种现象，令人想到舒茨(Alfred Schutz)所说的“意义语境”(meaning-context)：人们对当下行动的理解，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嵌套在由过去经验积淀而成的“生平情境”(biographical situation)之中的(参见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建构》，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在临时工群里，我时常能看到打工者因为今天的不顺，开始抱怨从小到大人生的诉苦。这种因为某个偶然事件产生联想，将某种当下的情况和自己人生经历相联系，并且在这种整体性经验中改变了对当下事物认知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有所体会——只要想一想自己突然因为一些看似微末之事而流泪甚至崩溃的时刻就明白了。

这并不意味着，基于效用理论的理性分析是错误的;而是说，正是在上述基础上，理性分析才发生着分析的作用。正是因为无法顺利完成工作获得报酬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常态，所以一些打工者才不太会将跑路中花出去的路费和得不到的工作当作理性计算中的损失，才会在考虑是否坚持下去时方用上理性计算。正是由于对当下工作的感知关联到某种整体性经验，而偶发事件又会影响到这种感知和整体性经验的连接方式，所以理性计算才能在这个基础上产生。还是上面那个例子：磕到手之前，他会感受自己当前在做工作，是又向理想中的未来前进了一步(无论是长远的攒钱回老家或者是短期的明后天不用工作)，因此当前工作虽然痛苦，但却是可以接受的，那么理性计算中自然会降低对于工作劳苦的感受，提升对于工作报酬的需求，让他们乐于接着干下去;磕到手之后，他会想到自己这些年的辛苦乃至人生经历中的无数痛苦，会感受到委屈和辛酸，由此感觉不仅当下的工作愈发难以忍受，而且理想中的未来能否实现又似乎不仅仅在于今天这一天做不做工，因此理性计算中也更容易选择跑路这一答案。

花了这么大的篇幅讨论看似不起眼的临时工跑路问题，既有需要解释这一行为的现实原因，也有其理论层面的考量。引入理性人假设和理性计算，对几乎一切现实都似乎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这里当然不是要否定理性人假设和基于个体理性的一切学术分析，而是想指出，这种理性不仅应当被进一步深挖，也应当被批判性地审视。例如，对于突发事件改变偏好的研究已然是汗牛充栋，而这里也并非要否认这些研究的意义。只不过，这里试图强调的是：突发事件并不仅仅改变个体对于某种事物的偏好，而是同样改变着对某种事物自身属性的认知。突发事件之所以能改变个体偏好，正是因为突发事件改变当前事物与个人整体性经验中不同部分的连接方式，甚至改变人对于自身整体性经验的认知。突发事件一旦发生，就会使人们回想起常被自己忽视的某种经验，并以新的眼光审视过去已然熟知的某些经验。

更进一步，我们可以思考学术以外、马驹桥以外更广阔的世界。在生活中，特别是在舆论场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对理性的盲目崇拜。当将理性不假思索就置于神坛时，人恰恰是在摆脱自己的责任，是在尝试将自己的行为捆绑于某个看似不可撼动的存在之上，并最终尝试为自己的行为作辩护。当韦伯讨论“诸神之战”时(参见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我们会看到，理性不是诸神之一，而是信徒们用以祭拜某一神明时的手段。韦伯的洞见在于：现代性并不意味着理性取代了价值，而是意味着价值之争被遮蔽在理性的外衣之下。理性成为了一种挡箭牌，它立在那里，仿佛独立而至高无上，但是我们常常忽略的是，当我们使用我们的理性时，我们仍然要面临价值判断的问题。而且，不仅是我们所要应用理性的对象在不断变化，我们在应用理性时对于对象的理解，也同样在不断变化。

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反思我们自己的理性，尝试理解自己的理性何以产生又何以发挥作用。当我们在生活中、在舆论场上动辄援引“理性”来攻击或者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时，不妨先问一问：这个理性，是谁的理性?它在替哪一种价值发言?它遮蔽了什么，又照亮了什么?而我们自己，又站在哪里呢?这样，我们或许至少能在技术层面，让我们身边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一些。

文：丛瑞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