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是一个阶级分明的季节

电影《共同的语言》

在冬天，人们对贫富差距的感知尤其明显。

经济条件好的人，可以把暖气从秋天开到春天，而不用担心高涨的暖气费。囊中羞涩的人呢?也许不会挨饿，但多少会受点冻，像暖气开几度、厚外套怎么买、要不要添被子，免不了多计较。

有网友引用了王梆在《贫穷的质感》里的文字，说，冬天是一个阶级分明的季节。

在王梆笔下，英国冬季的寒冷像一把尖刀，扎进穷人的衣食住行，划开他们勉强维持的体面。在网络热议“斩杀线”时，我们也借着异国的经验，去思考“贫困”本身的问题——最近天然气价格不仅带动着欧洲的神经，对河北农民来说也是严峻的考验，他们一边被严令禁止烧煤，一边面对着比北京更高的暖气费。

“穷人不是贫困的罪魁祸首，而是它的产物。”今天，单读分享《贫穷的质感》的节选，透过英国社会的冬日贫困，体会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如何分配人的尊严。

贫穷的质感(节选)

作者：王梆

五

英国对我这种亚热带物种来说，简直就是西伯利亚，寒风从不歇息，冬天也从未离席——就算它真的起身告辞，它坐过的地方，床也好，凳子也好，公园里的长椅也好，草地也好，都是冷飕飕的，且长满了细密的冰锥。当然我这样讲，那些一出太阳就恨不得加入天体运动的英国人肯定要耻笑，但英国的寒冷，好比日本刺身厨刀对秋刀鱼的凌迟，确是一丝不假。

没有暖气么?当然有，没有的话会死人的，可恨的是燃料公司一到冬天就开始涨价，大雪前后能涨到埃菲尔铁塔的高度。富人家，比如那种有前院停车场和后庭大花园的，等不及10月就拧开了暖气。“人不怕冷，猫也是怕的。”这些人辩解道。这些人一整个冬天都只穿短袖和开司米外套，洗衣房里的衣服，不但干爽柔软，还散发着一股仙境的幽香。而穷人家因为不太舍得开暖气，房间里的湿气撞上墙上的霉斑味，再裹挟油烟和剩菜味，搅成一团，在穿了几百遍的纤维里发酵，汗衫也好，睡衣也好，总是怎么晾也似乎干不透，飘着一股浓郁的异馊。

表面过得去的人家也不敢全天开暖气，尤其是在没有液化气只有电暖的地区，只有在凌晨到清晨电费减半时储热，白天使用。这种V.S.奈保尔时代的电暖，效能极低，下午3点后就开始自暴自弃，逼着主人把自己穿成木兰出征。

冬日外出，就更冷了，膝盖结冰，脚趾生疼，恨不得躲进促销小哥全副武装的小黄人行头里。这么冷的天，安·奎恩(AnnQuinn)是如何度过的呢?安·奎恩50多岁了，自2015年6月就和她的小狗“香奈儿”(Chanel)住进了一辆旧轿车里。副驾座上搁着一只塑料小天使，后座堆满了她的全副家当——衣服、廉价首饰和洗漱用品。

时间穿过云中隧道，进入了2017年，即我来到英国的第七年。此时我已告别了每天可以射下几千次飞机的豪恩斯洛西部(这里距离希思罗机场不到20公里)，并和一位英国诗人结了婚。我们在乡下租了一块菜地，过上了“自耕农”的疯狂日子。学习“自律”，吃低糖食品和不打农药的瓜菜，并不等于就彻底忘记了贫穷的质感。贫穷依然是一颗砂砾，住在我的眼睛里，我只能把它看得更仔细。2017年初，我加入了当地的食物银行(FoodBank)。我们的工作是四处收集募捐食品，并把它们分配给饥肠辘辘的人。

安·奎恩是食物银行的常客，经常拄着拐杖，夹着小狗进来。手臂一松，小狗便从她怀中跳出，伸长脖子，警觉地嗅着塑料袋里的食物。它们通常是罐头黄豆、罐头青豆、午餐肉、意大利面条、大米、盒装牛奶和袋装饼干等等。没办法，由于神经过敏的食品储存和安全条例，英国食物银行无法接受新鲜食品的捐赠。

安·奎恩不一定来领取食物，她在饼干碟和茶水旁左顾右盼，有时只是为了找人说说话，或者找个地方取暖。她之前是威尔士王妃医院(ThePrincessofWalesHospital)的护士，因精神疾病和肢体劳损失去了工作，申请不到残疾人救济金，据说又被卷入了误领救济金的官司，除了每月317.82英镑的失业补助，一无所有。在单间月租金至少400英镑的小镇里，她除了一辆破车，便再也找不到其他的藏身之所。

电影《住货车的女士》

“你在哪儿洗漱?”我问。

“公厕呗!”她惨淡地答道，“哪有什么洗漱?随便洗下脸就算了。”

镇上的公厕下午5点就关门了，游泳池有洗漱间，但一张泳票要4.5英镑，我没敢继续追问。

“做饭呢?”我又问。

“哪有什么饭做?面包之类的速食随便打发一下就算了。”

我说：“你英语很正，有没有想过去其他国家教英语?”我告诉她，连我这种二手英语都在老挝教过。“你可以去泰国，去老挝!不必在这里挨冻，那些国家气候温暖，阳光灿烂，你完全可以重新开始。”她笑了，露出一口不齐的牙齿，眼睛开始冒光，我继续鼓动，“你还可以带上你的小狗!”

她赶紧抱起了她的小狗：“嗯，那是肯定要带上的。没有它，我就活不下去了。”

安·奎恩没有去亚热带教英语，我们机构的地区经理说我的建议“挺有趣”却不切实际。

2018年立春，北极寒流袭击整个英国，雪沙被飓风吹向空中，形成一只只白色的巨大旋涡，汽车盖着雪棉被，连鸟儿都只敢压着地面或屋檐低徊。像安·奎恩那样无家可归的人，比2010年，即我来英国的第一年翻了一倍。BBC2016年12月1日公布的数据是250000人，这只是在英格兰。为无家者而设的“避难所”(Shelter)2017年发布的数据是307000人，包括了北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其中伦敦最高，超过了150000人。在所有的无家可归者当中，有4134人长期露宿在大街上，在雪地上铺一层塑料袋，野狐似的蜷缩在人行桥洞底下或超市门口。每当气象局发出红色警报，教会和各种慈善机构的人员便纷纷出动，四处搜索着这些濒临绝望的人。

就算头上罩着几片瓦，也不见得就能打过那些冬神指派的拳击手，它们的拳头是一团团乳白色的冰冷水汽，沉甸、黏糊、猝不及防地攻击着这片昂贵的土地。

有一天，我们那一区的女警官苏·劳克(SueLoaker)撬开了一户人家的房门，里面没有电，冷得像个藏尸窖，地上全是垃圾纸盒，墙壁和天花板一片烟熏火燎，像刚经历了“二战”。原来因为交不起电费和燃气费，又没有壁炉，那户人家只好在地板上烧垃圾取暖。高挑健壮的苏警官便开始马不停蹄，四处游说，力图解决“燃料贫困”的问题。在一个寒冷的夜晚，苏警官把我们那一区食物银行的所有成员召集在一起。“不仅是燃料贫困，”她站在一间冻得发蓝的教堂里说道，“还有‘厕纸贫困’和‘卫生巾贫困’……有一次我们警局接到报案，一个女中学生偷了一盒卫生巾。”她顿了顿，努力按捺住激动的情绪：“一盒卫生巾!我想请在座的各位想一想。”

苏警官因此开设了一个叫“基本用品”(Essentials)的收集站，和食物银行等机构合作，为有需要的人提供燃料费、卫生纸和卫生巾。

六

在所有形容“贫穷”的英文词汇里，我觉得“dirtpoor”这个词最贴切，因为“灰尘是最势利的，当你衣着光鲜它退避三舍，当你破衣烂衫它就从四面八方猛扑而来”(乔治·奥威尔语)。一个人怎么会落到“dirtpoor”的境地呢?除了那些一夜之间赌光祖坟的富家孽子，“博根计划”(The Borgen Project，美国非政府组织，旨在消除全球贫困，反对贫富分化)给出了五个答案：历史成因(比如被压迫和剥削过的殖民地);战争;国债;歧视带来的资源分配不均;环境恶化和自然灾害。

在我看来，这五大原因里面最刺眼的是“歧视带来的资源分配不均”。在英国，性别歧视造成全职工作的女性的平均年收入比全职工作的男性少9112英镑(数据源自《独立报》，2018年1月17日);在美国，种族歧视造成黑人男性员工平均每小时的收入只相当于白人男性员工的70%(数据源自美国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经济研究(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Economic Research)，2017年9月5日);对犹太人的歧视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或更早之前，一直持续到“二战”前后;对残疾人的歧视则令德国人在毒杀犹太人时，也迫害了成千上万的同胞，仅一个哈达马尔(Hadamar)精神病医院就利用毒药和“熬到营养完全蒸发的稀汤”杀死了近15000名“不够健康”的德国公民。歧视链无所不在，对贫农的歧视，对体力劳动者的歧视，对性工作者的歧视，对LGBT人群的歧视，对流浪者的歧视，对衰老的歧视，甚至连“颜值”也被纳入歧视的范围……而贫穷几乎可以说是各种歧视混杂的产物，像一条“融汇百川”的脏河，贯穿着人类的整个文明史，以致一早就被亚里士多德称为革命和罪恶的根源。

电影《当幸福来敲门》

为了反对歧视和歧视带来的贫富分化，欧洲自“二战”后便建立起一整套税收和福利制度。战后的“婴儿潮一代”BabyBoomers)几乎都是它的受益者，低收入者不但可以租住政府廉租房，他们的孩子课间会分得一杯牛奶和一勺鱼肝油，还有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失业救济和全民医疗保险。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抱它，那些垄断全球经济的资本家、财团及其门下政客，咬定“贫穷是自身之过”，多年以来一直在想方设法地瓦解这套体系，比如卖掉政府廉租房，实行紧缩政策，将水、电、交通、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私有化，用类似于中文的“吓尿体”进行媒体轰炸等，似乎只有如此，才能从金钱和道德压力下脱身。

我的一位英国朋友，原本在玛莎百货(M&S)工作，不幸撞上了实体店打不过全球网购店的时代。玛莎在2016年就开始大面积裁员，2018年又将关闭14家超市，炒掉468名员工，他属于2016年被裁的那批。失业近一年后，积蓄和裁员赔偿金全部用光，新工作没有着落，每月还要付近千英镑的房贷(感谢炒房集团)。妻子为了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感谢昂贵的托儿费)，尚未有机会工作。双方爹妈皆不属于财势阶层，且早已退休。于是他找了一份货车司机的工作(“零合约”)，工资不够付房贷。

若按最坏的逻辑推理他的处境，画风估计是这样的：卖掉供了不到两年的房子，租房并靠所剩不多的卖房款生活。银两耗尽后仍未找到工作，被房东赶出来，只好申请失业住房津贴和失业补助金。由于原来的廉租房都已差不多卖光，为富不仁的政客们根本不想再建什么“廉租房”，导致等候政府安排住房的人数超过了104000[1]。为了不露宿街头，只能拖家带口投靠父母，七个人挤在两居室里。

终于，他奇迹般地等到了一片瓦，被告知在苏格兰某个穷乡僻壤(因为那里的房租比较便宜)，当然不去也得去。安顿好妻儿，每日开车去20英里(1 英里约合 1.61 千米)外的就业中心准时报到，被迫囫囵吞枣地填各种表，结果发现就连“捡狗屎工”都有1000人应聘。某日汽车爆胎，他未能准时到达就业中心，便被硬生生地停了救济金。没米下锅，只好走进了食物银行。孩子在饥寒交迫中长大，跻身大学的可能性降低，即使被录取也支付不起一年9250英镑的学费[2]，匆忙涌入打工浪潮，万般努力却只换来“零合约”，他们的孩子，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贫二代”——这个原本还算中产的家庭便落入了“dirtpoor”的境地，并从此被“世袭贫穷”(GenerationalPoverty)缠身。

英国《卫报》记者斯蒂芬·阿姆斯特朗(StephenArmstrong)走访全英，将很多这样的“dirtpoor”人生录进了他的新书《新的贫困》(TheNewPoverty)中。他认为政府的见死不救是“歧视”，尤其是“机构性歧视”(institutionaldiscrimination)的充分体现。他写道：“家住布拉德福德的克莱尔·斯基波付不起拔牙费，剧痛之中跑到工具房，找了一把老虎钳自己拔牙”——这几乎是一道启示：今天我们谈起贫穷，谈论的不再只是埃塞俄比亚或委内瑞拉，甚至不是希腊，而是一个中产阶级正在萎缩的第一世界。

感谢诸神，这位从玛莎百货下岗的朋友，去年年底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不然我根本不敢乱开乌鸦嘴。可惜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一样幸运，向食物银行求救的人数从2010年的4.1万增加到了2017年的120万。斯蒂芬·阿姆斯特朗引用欧盟的数据：“1300万英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贫困儿童占儿童总数的五分之一。”在做了严谨的调查之后，他指出，穷人不是贫困的罪魁祸首，而是它的产物。贫困也不可能通过“自律”自愈，“紧缩”只会导向更极致的贫穷。2018年2月的《伦敦书评》花了两个整版，用近万字来论证他的观点。

七

2017年底，我们过了一个繁忙的圣诞节，几乎每人都烤了一个蛋糕，小心翼翼地放在碟子里，摆在小茶几上。客人们鱼贯而入，一位中年母亲走了进来，身后紧跟着她那约莫十七八岁的儿子。那个男孩，一副英伦摇滚乐手的模样，像那个年纪的少男少女一样，对自己的外表有着高度的、审慎的自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还穿着一双匡威式的球鞋。请他吃蛋糕，他说了谢谢却迟迟不肯动手，一个人站在角落里，长久地望着玻璃门的反光。当我目送母子俩出门时，才发现大门外还站着另一个男孩，也许是哥哥或弟弟，一脸不可伤及的自尊，霜花般一触即碎。

在这些前来求助的人当中，我们最常听到的是这样一句话：“我真为自己感到羞耻。”

“……我真为自己感到羞耻，每天最害怕的就是见到认识我的人，所以我把自己裹进睡袋，在树林里藏了10个礼拜。”在“吉米的无家可归者社区”(Jimmy’sHomelessCommunity)发起的2018巡回演讲中，史蒂文(Steven)高声说道。“吉米的无家可归者社区”坐落于剑桥市中心，一座古老的教会式建筑和一扇结实的红漆门是它的标志。二十多年来，它打捞了无数几乎被厄运淹死的人，其中就包括史蒂文。史蒂文原本是一位古建筑修复师，他告诉我，他修过大大小小的古建筑：“这种活非常考究，要由化学家在旧建筑中取样，得出其原材料和配方，再在此基础上仿制出色泽和质地几乎可以乱真的建材，才能完成修复。温莎城堡的天花板，就是我和另两名修复师一起修复的。”

这样的专业人才，怎会落到“dirtpoor”的境地呢?原来史蒂文临退休前，举家搬到了西班牙，却在那里和结婚十四年的妻子离了婚，只好带着所剩无几的积蓄孤零零地回到了英格兰。62岁，找工作不易;想自己干，又买不起昂贵的古建筑维修工具。为了去西班牙，原先的房子也卖了，山穷水尽，他在儿子家住了4个月，后来又在哥哥和姐姐家各待了一段时间，最后他卷起包袱，住进了树林里。

“你为什么宁愿住进树林，也不肯住亲人家呢?”我万分不解——这在我的成长环境里，是不可理喻的。

“儿子刚结婚4个月，房子很小且没我能久住的地方。再说，我也不想麻烦他，人是有傲骨(pride)的。”

“我在好几个非福利国家住过，生存面前，傲骨往往是最后才考虑的事吧?”

“不!对我们英国人来说，傲骨是与生俱来的，你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英国性。”

“那你为什么觉得羞耻?”

“我曾如此骄傲，怎会不觉羞耻?”

“不愿人的傲骨被践踏，是英国创建福利社会的初衷么?”

“我想是的。我交了三十多年的税，就是为了不让自己有一天露宿街头或寄人篱下。”

“所以你们才要千方百计地保卫福利社会?”

“没错!”

电影《斯图尔特：倒带人生》

史蒂文在树林里住了10个礼拜，直到2017年圣诞节后的第三天。那一天，一群流氓发现了他，他们把他痛打了一顿，抢走了他的睡袋、手提电脑和钱包。那一天的鹅毛大雪把树枝都压弯了，他一个人走在路上。从纽马克特镇(Newmarket，剑桥郡的一个小镇)一直走到剑桥市，走了近16英里。在暮色昏暗的马路上，他向警察求救。警察建议他去“吉米的避难所”。他推开红漆木门，像被困在瓮中的人推开了沉重的盖子。他们为他铺好了床，送上了冒着热气的食物。一个月后，他们为他申请到了一间廉租房。除了住房津贴，他每周有73英镑的生活费，伙食、水电、上网、交通等费用全在里边。这点钱是保守党政府实行“紧缩”政策的结果，比起他在过去三十年所缴纳的税金来说，它简直微不足道。离能领取退休金的年龄还有三年，他正在一边找工作，一边为慈善机构免费做搬运工。

“你觉得我们应该怎样帮助世上那些贫苦的人?”有人问。

这是史蒂文在离开演讲厅时说的最后一句话。

注释：

[1] Dan Bloom, “Depth of housing crisis revealed as 35,000 people sit on waiting lists for 10YEARS”, Mirror,16 January 2017.

[2] Jane Playdon, “How Much Does It Cost to Study In The UK?”,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11 February 2022.

他国之镜，映照现实。《贫穷的质感：王梆的英国观察》看见阶级社会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