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森堡与列宁之争：民族应该何去何从？

在很久之前笔者有谈过卢森堡与列宁之争的内容，不过着笔重点在于革命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先锋队的集权制度虽然有助于革命力量的集中，但是革命成功后就要面临腐败风险，而卢森堡的无产阶级自治虽然避免了权力集中带来的腐败风险，但由于无法集中革命力量，成为革命失败的因素之一，笔者在当时有提到关于双方的分歧不止是革命方式，对于“民族”这个概念同样发生过一次争论。

说到民族问题，当一个民族被压迫，自然有权摆脱压迫，当一个民族被强行并入某个国家，当然也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这就是“民族自决”。这个论点从道德直觉上看似乎没什么问题，但马克思主义则更进一步，它会追问：这个口号由谁提出?服务于哪个阶级?它究竟会推动无产阶级联合，还是会把工人重新分裂到不同的民族旗帜下。

也正是在这里，卢森堡与列宁开始了一场有关“民族自决权”的争论，这场争论并不是一句“卢森堡反对民族自决，而列宁支持”就能概括，它所真正触及到的问题在于：当民族压迫真实存在时，无产阶级应该如何处理民族诉求?当民族解放运动容易被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接管时，社会主义者应该是承认这种诉求，还是应该警惕它模糊了阶级政治。

让我们先说卢森堡，她并不是看不见民族压迫，也不是轻视被压迫民族的苦难，况且她刚好就处在波兰问题、沙俄压迫以及国际工人运动交织的历史现场，正因为如此，她比很多人都更敏锐的意识到：民族自决这个口号听起来属于人民，但在现实政治之中非常容易被本民族资产阶级所接管。

在卢森堡看来，民族并不是一个天然统一的主体。一个民族内部有在资本家、地主、小资产阶级、也有农民和工人，当人们说民族要独立、民族要自决的时候，真正代表这个民族发声的很多时候不是最底层的是劳动者，而是本民族的资产阶级、知识精英以及政治代表，那么最初的问题开始被转换，原本是工人如何摆脱资本的统治?农民如何摆脱土地制度与剥削关系?被压迫群众如何反抗帝国主义与本国的统治阶级?但民族主义叙事会把它改写为我们这个民族如何摆脱外族以及建立自己的国家从而获得尊严与主权?

这时阶级矛盾就容易被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所遮蔽，工人和资本家明明处在同一个民族的对立位置，却会在“民族利益”的旗帜下被重新缝合在一起，而阶级叙事则暂时被放下，卢森堡也正是警惕这一点，如果社会主义者把民族自决权当做一种抽象原则，那么就可能在无意间替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提供理论合法性，工人运动原本要超越民族边界，形成国际主义联合，但民族自决的口号却可能让不同民族的工人重新回到自己的民族阵营之中。

这其实很像一种意识形态召唤，他告诉主体你首先不是工人、贫农以及被剥削者，而是某个民族的成员，于是主体原本面对资本主义秩序的痛苦与不满，就被重新翻译为对民族完整、民族尊严、民族国家的渴望，但这也不是说民族痛苦是假的，而是民族痛苦可能会被某种意识形态重新组织为自己的工具。

此为卢森堡的激进之处，她不愿意把民族问题神圣化，她担心一旦民族被放到阶级之上，社会主义运动就会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滑向民族国家政治，最后甚至变成“红色外衣下的民族主义”。

不过列宁并不接受这个结论，他当然也是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也反对把工人阶级溶解到民族共同体之中，但他的出发点不同：如果一个大民族压迫小民族，一个帝国压迫被统治民族，此时的社会主义者还拒绝承认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那么所谓的国际主义不就是一句空谈吗?

列宁支持的并不是民族主义原则，而是反民族压迫原则，也就是说他并不是认为每个民族都应该建立自己的国家，而是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应该被强迫留在一个压迫性的国家框架之内，被压迫民族是否独立可以具体讨论，不过它有没有独立的权利，必须要明确承认。

毕竟如果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不承认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他们很难真正取得被压迫民族工人的信任，例如一个俄罗斯工人如果对芬兰、波兰、乌克兰等民族说：我们当然支持无产阶级联合，但你们不能要求独立。这种联合在被压迫民族看来就是不平等联合，他们不过是给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套了个社会主义的皮而已。

所以列宁的逻辑如同他的先锋队政策一样现实，只有承认独立的权利，才有可能实现真正自愿的联合，就像一段关系之中，如果一方说我们应该团结在一起，但你不能离开我，那么这种团结就不是真正的团结，只是一种强制关系，而真正的联合必须以承认退出权为前提。

因此列宁并不认为承认民族自决必然会破坏国际主义，而且他认为压迫民族的社会主义者不承认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反而会破坏国际主义的正当性，那么我们就能发现卢森堡与列宁的分歧并不是一个支持民族、一个反对民族，而是他们分别看到了民族问题中的两种危险。

卢森堡看到的是民族自决可能被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接管，从而吞噬阶级政治，而列宁所看到的是如果拒绝承认民族自决权，那么所谓国际主义就可能沦为大民族压迫的遮羞布。

如果只讲阶级，不讲民族压迫，就容易把具体的历史痛苦抽象化，好像只要说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现实中的压迫结构就会自动消失，可是被压迫民族并不会因为听到国际主义口号，就忘记自己遭受过的语言压制、文化贬低、政治剥夺与国家暴力。

如果只讲民族而不谈阶级，又会把人民重新收编进民族国家的想象之中，工人与资本家、地主与农民、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会被包装成同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自己人，于是阶级斗争会被不断推迟，社会矛盾也会被掩盖在民族共同体的旗帜之下。

所以说卢森堡与列宁之争并非谁好谁坏，非黑即白的判断题，民族问题始终存在于整个政治历史之中，当社会主义者面对民族问题时，必须要同时保留这两个警惕，一方面警惕大民族沙文主义用“统一”“整体”“国家利益”的名义压制被压迫民族的权利，另一方面也要警惕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用“民族解放”“民族尊严”的名义掩盖内部阶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