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强党的问题导向之社会主义本质、主权危机、认识飞跃

原编者按：

在悼念朱镕基同志去世时，人们对9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也在重新反思，现重发七年前系列文章《理论强党的问题导向》(共三篇一并重发)，反思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哪些。随着发展，有些认识也在变化，文章列举的问题在新时代不断被纠正，新的问题也不断产生。文章虽做了极个别修改如三段论，不准确仍在所难免，欢迎指正。
 

习近平在主题教育动员中提出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怎样做到总书记要求的“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用问题导向，矛盾分析是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当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方面至少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导向。以下作为理论探讨，不准确的，欢迎建设性批评。

一、问题与矛盾

具体表现在国企所有权改革、公共服务、金融对外开放等方面，出现一系列违背十九大和习近平讲话精神的政策和负责人言论。如随着政策部门错误的“所有制中性”讲话，一些社会舆论从“竞争中性”变调为国企退出竞争领域，在私有化方面步步紧逼;医疗等公共服务部门也相应提出“严控公有”，以社会资本名义放手私有化;在此前后，在对外开放方面放弃对等开放，丧失安全底线的条款也赫然出台，有金融部门负责人甚至提出在中美贸易战中由美国倒逼中国金融开放。

这些政策和负责人言论的思想根源，反映了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关系的片面认识，其实质是陷入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误区。思想上习惯于原有结论，看不到前人在下结论时的主客观条件限制和探索性质，回避现实社会矛盾，形成教条的思维定势。

一些政策和讲话不仅违反了认识逻辑的三段论，特别是远离中下层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共识，违反经济运行客观规律，一方面坚持不加区分的市场自由主义观念先行，另一方面又无视用特权损害等价交换的市场契约法制。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一些部门机关对党中央持权力真理观态度，其实质是实用主义真理观，或形式上服从，思想深处抵触，或选择执行，轰轰烈烈贯彻次要，绕开甚至屏蔽总书记关于壮大国有经济、坚持阶级分析等原则观点，核心思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名，行非社会主义之实，自觉或不自觉充当少数人颠覆公有经济主体地位的代言人。这是“不忘初心，担当使命”主题教育面临的有关党的前途的尖锐问题。

二、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

恩格斯和列宁说过，

“社会主义的任务是要消灭阶级。”

(列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年6~7月，《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469页)

列宁进一步指出：

“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 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

(《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四卷11页)

“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現的，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因为改組生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根本改变生活的一切方面是需要时間的，因为按小資产阶級和資产阶級方式經营的巨大的习慣力量只有經过长期的坚忍的斗爭才能克服。”

(列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五一頁)

毛泽东则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是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提出了著名的“四个存在”：

“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毛泽东年谱》1967年10月7日、1971年12月10日

邓小平说，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邓小平年谱》1992年2月28日)

汇总以上，对社会主义性质认识存在着异同点：

共同点：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阶段，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共同富余。

不同点：

1，马恩列毛认为，消灭阶级和发展生产力是“纲”与“目”的关系，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要平衡发展。

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不承认纲目关系，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长期任务，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是“本质”。把纲目关系视作“极左”。

2、马恩列毛坚持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是现代社会的“轴心”。

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侧重聚焦于社资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共容性。

3、马恩列毛认为发展生产力应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是不断变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果，并以此积累财富。

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侧重于单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

4、马恩列毛认为经济决定政治，“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公有制与其长期并存、并限制的“资产阶级法权”的矛盾决定着巩固社会主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认为一部分人可先富，先富带后富，“

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邓小平年谱》1993.9.16)

但在实践中又提出，

“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

(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根据以上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我们可以做出以下三段论。

大前提：任何以根本性变革生产关系为目标的制度变迁，其过程都具有漫长性。

小前提：社会主义消灭阶级依赖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发展并不自动变革生产关系，自发消灭阶级，需主动调整上层建筑，自我革命，继续革命。

结论：因此，社会主义消除阶级差异必然是一个主动、长期且反复的巩固过程。

大前提：发展、创新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形态、一切上升的统治阶级的共同表现。

小前提：不同阶级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占有剩余价值或消灭剥削)截然不同，赖以存在、极力维护的生产关系也截然不同。

结论：因此，单纯“发展生产力”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别的充分条件(非排他性)，不是社会主义排他性的，唯一性的“本质”特征，而由庸俗经济学主导，GDP计量的“发展是硬道理”是实质性的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语境下的“以使用价值为生产力发展目的”才是本质维度。

大前提：发达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小前提：资本主义也拥有发达生产力，但缺乏公有制生产关系。

推论：若不附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达生产力不会自发导向社会主义。因此，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发展生产力必须与巩固公有制生产关系同步进行，否则生产力成果存在滑向非社会主义性质的风险。

毛泽东提出不能夸大价值规律的作用：

“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由它所有制性质决定的，而不是价值规律决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所以没有危机及其“毁灭性后果”，主要不是由于我们掌握了价值规律，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 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全国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没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等。”

(《毛泽东年谱》第四卷289页)

我们在市场经济探索中，在私有经济主体化不断形成中，已经遇到两级分化、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毛泽东的这个判断，属于“晚年错误”，还是真知灼见，当前的社会矛盾越清晰，人们就越容易做出判断。

毛泽东提出：

“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 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

(《毛泽东年谱》第四卷282页)

可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是社会主义另一个侧面的基本矛盾。

通过七十年的实践，我们可以发现：

突出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会一大二公三纯，阶级斗争扩大化，犯急性病;突出强调生产力，会GDP挂帅，脱离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和本质特征，改变公有制主体，两极分化。

毛泽东系统地思考了社会主义时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总结了历史，指导了今天。

三、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

由于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有不同定义，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上，也有不同的论述。

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亚当.斯密最先提出“看不见的手“。马克思批评说：

亚当斯密“把剩余价值同更发展的形式即利润混淆起来了。这个错误，在李嘉图和以后的所有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仍然存在。由此就产生了一系列不一贯的说法、没有解决的矛盾和荒谬的东西”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I)[第三章]亚当·斯密)

斯大林和毛泽东提出，商品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毛泽东进一步提出：

“价值法则是一所伟大学校”。

(《毛泽东年谱》第四卷144页)

“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国史学会版26页)

“社会主义生产服从于需要”，

(《毛泽东年谱》第四卷287页)

而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利润。

同样可以通过以下三段论拨开迷雾，认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

大前提：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除阶级剥削。

小前提：市场经济内在地并存两种交换机制——劳动等价交换(基于劳动价值论)与剥削性等价交换(基于要素价值论)。

结论：因此，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中的“剥削性交换机制”存在根本矛盾;社会主义只能且必须充分利用“劳动交换”机制，并严格规制资本逻辑。若否认这一内在矛盾，认为二者“完全没有矛盾”，例如“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则在逻辑上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质的规定性。

换言之：

大前提：社会主义制度与任何导致阶级固化的经济机制存在根本矛盾。

小前提：市场经济的“剥削交换”形式具有导致阶级分化的内生倾向。

结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必须建立在以“劳动交换”为主导、严格防范“剥削交换”广泛化的前提上;两者具有“非对抗性条件(公有制必要补充)下的对抗性矛盾”，而非“无矛盾性”。

四、关于市场经济与生产力

市场价格围绕劳动价值浮动。

市场价格由主观需求供需函数决定，隐匿、私有剩余价值，以发展生产力;劳动价值论彰显剩余价值，通过创造超额客户价值和按劳分配、转移支付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扩张供需平衡点数量，不同程度的共有剩余价值，以适应、发展、解放生产力。

工业时代特别是信息化的后工业时代，大数据时代，以创造超额客户价值为形式的满足社会需要的生产目的，才能有利于在市场竞争中调整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关系，由此决定了与劳动价值论相适应的公有制将大力促进、解放生产力，这在华为案例中得到印证;而私有制的股东至上，虽然能够有效组织社会化大生产，但是在减少占有剩余价值的条件下，约束创新，阻碍生产力。这个特点在美国的衰落中越来越明显。

因此，以劳动价值决定的截然不同的供需函数所指导的，由一定程度的计划约束无序竞争的市场决定论才是被长期隐匿的，却又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市场规律。

这就是新时代的经济决定政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当前，亟待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争论中跳出来，回归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这个“轴心”，就会找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钥匙。但由于理论上混乱，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倾向。一是把市场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扩大市场决定的外延，并将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供需函数指导的市场决定论抬高为新时代的里程碑，为国企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无底线私有化和放弃对等的无底线开放、沦为殖民经济制造舆论，至少在客观上成为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另一种倾向，只看到市场经济存在剥削，看不到市场经济也可以被引导向约束剥削的社会化大生产;看不到通过企业内部变革可以把股份制的按资分配改造为劳动价值论主导的社会主义生产，可以限制和改造资产阶级法权。

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习近平总结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告诫全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

(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

在建国七十周年之际，习近平和党中央提出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求全党在学习实践上“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只有理论联系实际，问题导向，才能实现教育目的。

本文的三段论分析会被接受吗?

列宁分析过，阻力是大的。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特性就是厌恶阶级斗争， 幻想可以不要阶级斗争，力图加以缓和、调和， 磨掉锐利的锋芒。所以，这类民主派或者根本不承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 或者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设想种种方案把相互斗争的两种力量调和起来， 而不是领导其中一种力量进行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30日)

且不要说当前中国存在着空前强大的私有资本以及它们的意志。

我们应当看到问题的复杂性。邓小平说：“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邓小平年谱》1993年9月16日)

(本文是《理论强党的问题导向》系列文章之一，其他部分待续)

2019.7.10

附：《理论强党的问题导向》系列文章之二

历史唯心主义与防止损害主权危机

一、问题：历史唯心史观改造中国的企图

某些人用历史唯心主义方法论解释政治文化现象，反映到中美贸易争端，对西方“普世价值”缺乏警惕，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存在幻想;反映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私有化意志，甘愿鼓吹放弃经济和金融控股权，视国家主权为儿戏，不自觉的发挥美国政客多次期盼的“内部力量”作用。总之，要用他们的历史唯心主义史观改造中国。一些谈政治文化的文章认为，剖析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变，首先要考虑政治文化的历时性结构，否则把握不住当代政治文化转变的幅度及历史动因。有的观点认为，中国政治文化目前面临的首要工作是铸造价值核心，也就是价值系统中的中坚概念......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后，形成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基本价值核心，中国古代的君臣父子表示的核心观念也主导了那时的政治文化。但最近结构中缺乏这样的价值核心。

这种认识是肤浅的，是历史虚无的，无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波澜壮阔的变革。恩格斯提出，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32页。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在意识形态研究中，如果只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作为一种装潢，而不是思考问题、剖析矛盾的基本方法，就会从政治到政治，从文化到文化，从观念到观念，堕入唯心史观。认识的肤浅，学风的不端不难纠正，但如果被历史唯心主义俘虏，形成思想体系，就会不自觉接受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背离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论在国际间、在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现实。如央媒重头文章在评价中美贸易战时，评论说：“我们不指望一些美国政客可以达到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所言的“正义、仁慈、良心”，但成为《国富论》所讲的“理性经济人”，应是不难的选择。”

二、弊病

上述媒体观点，看似不过是宽厚大度，其实忽略一个史实，差之毫米，谬之千里。

1，美国政客的“理性”，历来是处在弱势的无奈表现，是弱肉强食的工具。无论是屠杀印第安人，还是1882年针对半殖民地中国人的“排华案”。中国人感受到美国政客的理性，是在板门店谈判中——那是美国人在朝鲜战场上被打得落花流水后的理性，直到十年后在越南战场上不敢越过17度线，二十年后尼克松访华，四十年后在白宫前方竖起4块碑，老老实实承认被中朝军队消灭的死、伤、失踪、被俘的十七国联军人数合计2429370名。

2，美国政客口中的“公平”“理性”，不过是“看不见的手”对窃取剩余价值的装饰。无论是斯密的“理性经济人”，还是“正义、仁慈、良心”，都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上层建筑的一个根本特性：就像小偷设法避开偷东西的地方一样，避开剩余价值。尽管许多资本家个人表现出了高雅的风度。

3，美国人在生意场上的契约精神，反映了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这个高级阶段的成熟。究其实质，是美国劳动阶级为了糊口谋生，不断科技创新，创造新的使用价值和生产力，而取信于社会的结果，它构成了伟大的美国民族的特性之一。但它和掌握资本的美国政客并无本质联系，它不过是美国政客为垄断资本利润至上而使用的工具：在生产环节驯服劳动者，在消费环节笼络消费者，在资本的配置阶段，又以未来利润为诱惑，隐藏在众多的欺骗谎言之中。美国政客的股东至上，利润至上从来就是契约精神的腐蚀剂和毒药，最新的例证表现在全球用户对波音737 max飞机的索赔事件上。它反映了资本主义商品中价值与使用价值所呈现的核心矛盾，它的理论基石，是亚当・斯密的人性自私。

4，特别是把进入帝国主义时期“腐朽的、垂死的”霸权主义意识形态混同于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主义、殖民主义上升阶段的公平主张，无视这些公平主张在维护资产阶级自身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的虚伪性。这是一种严重的、长期以来以反极左为名形成的习以为常的，背离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历史史实的观念。提出“理性经济人”的重要媒体忘记了，这些年，美国今天借口说这个国家有化学武器，明天借口说那个国家有浓缩铀，出手随意，打击狠毒，直至这个国家陷入战乱，民不聊生。可以用一包洗衣粉打伊拉克，再打利比亚、阿富汗……哪个有正当理由?结果证明都是莫须有。在美国和新加坡培训以及西方价值观的泛滥中，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的媚美派官员，不仅无视或“忘记”了美国政客历来对弱国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却对林肯在葛底斯堡的著名讲话：“民有，民治，民享”崇拜备至，对在美国独立宣言中写入“人人生而平等”而著名的美国总统杰斐逊奉若神明。他们无知或无视林肯葛底斯堡演讲前后也正是美国屠杀印第安人的高峰时期这一历史史实，他们无知或无视杰斐逊去世前，对家中数十奴隶的黑白分置成为美国种族歧视的开端的历史史实。他们的洋人老师未必会讲到当年美军的黑人为反对欺压，成建制的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投降;也不会提及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主席两次在天安门广场百万人集会上，对美国弱势群体黑人提出的有力声援，至今在美国黑人中还有大量的“毛粉”，从拳王阿里的纹身头像，到首任黑人总统夫人在圣诞树上挂上毛主席像。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 中早已阐明，如果不把平等了解为消灭阶级，反映商品生产关系的平等概念就会变成一种偏见。”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30日，《列宁选集》第4卷68页)

“卡尔· 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讥笑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人权大宪章的浮华辞藻， 讥笑了所有关于一般自由、 平等、 博爱的美丽词句， 这些词句迷惑了一切国家的市侩和庸人”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4卷17页)

三、根源

剖析那些无论来自象牙塔的肤浅的唯心主义政治文化论，还是在对帝国主义霸权忍不住说“不”的时候，信手拈起的，居然还是唯心主义的“普世价值”，“理性经济人”。这种思想，在党史上源远流长，有时甚至形成一种强大的势力和思想惯性，损害党的事业，究其特质，是把自己的政治色谱不自觉的定位在民主革命派的位置上。诸如建党初期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抗战时期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建国后革命到站的“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种强大思想惯性，早期与中国深厚的农业小生产思维对资产阶级先进生产方式的仰慕有关。这种“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思想，在西方的物质文明面前，很容易被西方的价值观所折服。其中，在民主革命派的方向上，走得最远的是臣服西方价值观的改旗易帜派。表现在极少数放松思想改造的老一代革命者和一些“公知”身上，他们是中国当代革命洪流中的小小逆流。例如不久之前过世的百岁老人，在位时大力培置特权，在缺乏约束的晚年，又追捧美国的自由平等博爱为”理性”，从思想观念上看，他们是享受着离休干部优厚待遇，却充当美帝的代言人。他们很轻易的在走向前半生信仰的反面、走向背叛的同时，表现出民主革命派转向资产阶级时的特征之一：言行不一。一些老人，他们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但是，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面对掌权后的权力和地位，又放松思想改造，他们绝不容忍极左偏差，绝不容忍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对他们的地位、特权和个人尊严的冲击，但十分宽容权力傲慢，不愿正视由此诱发的权力腐败;他们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经过社会实践检验的真理毛泽东思想;他们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面前，不自觉的陷入折中主义，例如淡化、放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试图把过分强调发展生产力与共同富裕折中起来，把社会主义与饱含剥削元素的市场经济调和为一体，他们以为依靠自己的这套实用主义理论及其指导的实践，才符合社会主义，才能避免苏联解体悲剧，但是遗憾的是，在他们身后，在全中国留下了自戊戌变法以来，空前强大的由私人控制的中外资本和资产阶级富豪。他们以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带着对毛泽东群众路线的极度反感，却在客观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他们是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主客观分离的悲剧者。悲剧根源是“不读书”，抗拒思想改造。他们曾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浴血奋战，但是，在伟大漫长的社会主义历程中，他们只能停留在民主革命派的位置上。如今，他们正在淡出历史舞台。

四、危机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私有化大潮影响，随着公有经济不断被削弱，媚美派官学商的主张已经成为境内私人资本的意识形态，它们长期反映到经济领域中。一些人不加辨别地鼓吹美国的那套“民有民治民享。它们通过某些智囊集团的“改革”“创新”和资本控制的网络媒体大肆宣传，影响国家部门的决定，凭借体制内两面人的呼应，不断加强中国经济成分私有化的意志，与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复强调的，宪法党章规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截然不同的两条路线。他们善于歪曲党中央的精神，塞入私有化的私货。党中央要求建设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扩大对外开放，他们就放弃对等，放弃金融、保险、电网、铁路、农业种子、稀有矿产甚至国土测绘等国计民生、国家命脉的控股权。这种打着中央旗号，充当美国内阁高官口中多次提到的“内部力量”的行径，令人吃惊。毫无疑问，这恰恰是某些重要媒体希冀的美国是“理性经济人”思维的产物。其客观后果是为境外垄断资本，向中国仅存的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发起私有化总攻开通道路。我们相信，这是低估人民智商的行为，不会得逞。

2019年7月16日

理论强党的问题导向之三

重视认识的第二次飞跃和实践认识链

习近平同志指出，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

一、两种认识路线的对立统一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始终是在实践标准指导下，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思想路线的结果。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在实用主义影响下，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思想路线的对立和统一。

例如，在对经济领域中传统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改革中，受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影响和支配，某些观点在理解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对非公经济论述方面，片面夸大“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要继续鼓励”，顾此失彼，把调动生产活力的两个“毫不动摇”与公有制主体对立起来，导致我国公有制主体的经济基础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据2016年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汇总，从1998年到2015年，我国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资产占比上升到42%，国有控股企业从69%下降到39%;私营企业的所有者权益上升了190.7倍，而国有控股企业仅上升了4.65倍。考虑到同期货币(M2)供应量增加了12.32倍，国有控股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很难形成实质性增加。

又例如，邓小平同志南巡后提出，

“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

对照之前的

“所谓两极分化就是出现新资产阶级”。

“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以上分别见《邓小平年谱》1993.9.16，1984.11.9，1985.8.28)

这些判断出现了严重的主客观背离。其原因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产生了唯生产力论偏差，做出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没有根本矛盾”的错误判断(参见紫虬：理论强党的问题导向之一——生产力与社会主义本质)，特别是在实用主义思想方法的指导下，在党的高层领导会见美国新自由主义领军人物，把经济领域改革和资本主义举措严重混淆的情况下(参见紫虬：实用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论思想方法的一个倾向、后果及究因)，又做出“经济领域出现和平演变是极左的”认识判断。

对以上主客观背离，1997年的十五大没有做出严肃总结和防范，相反，肯定了唯生产力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片面强调脱离了群众路线的“实事求是”(参见：实事求是的方法：英雄史观还是群众路线?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四十周年)，并提升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特别是在两极分化产生新资产阶级的社会条件下，提出

“允许和鼓励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在十六大上进一步确立为“原则”。这些思想理论的演变，必然导致暴富阶层爆发性增长，根据福布斯统计，2016年我国10亿美元以上富豪户数已达经过250年积累的美国的56%，所占有的财富已占我国GDP的7.35%。

主客观背离，从思想认识方法上，是脱离了实践标准。40年前由教师胡福明同志的文章为引子，在全国组织了真理标准讨论，其正面意义是继续了几年前庐山会议上毛主席倡导的天才论和唯物史观的斗争，批评了脱离具体情况的迷信，强调了唯物反映论，这是主要方面。

二、真理标准是怎样蜕变为实用主义和教条主义的?

但是，从八九十年代开始出现的两级分化提出了一个问题：真理标准是怎样忘记初心，从实践检验蜕变为实用主义和教条主义的?

从今天来看，当年真理标准讨论本身存在缺陷，特别是被引导到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依据以后，在思想方法上就出现了实用主义偏差。

1，真理标准讨论没有反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最新理论成果，即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63.5)，使讨论本身理论不彻底，缺乏实践检验的具体性、操作性认识。

2，由于第1条原因，使得讨论中实践标准的系列观点成为抽象概念，为以后的实用主义、精英主义泛滥留下后门。

3，在实用主义影响下，把批评“两个凡是”凝固为特指对毛泽东，把辨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功利化，令实践检验标准走向唯物论反面，产生新的“两个凡是”类思想方法：凡是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结论和提法，就是正确的，必须坚决执行，毫不动摇。在认识论上，用党的组织原则取代对真理的追求，陷入教条主义迷信和思想禁锢。

三、毛泽东同志把认识过程总结为两次飞跃和实践认识链

第一次飞跃：

“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

“……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

第二次飞跃：

“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

“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以上均引自《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63.5)

提出一个正确的认识要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

毛泽东同志关于认识的两次飞跃，是在1937年《实践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总结。相对于《实践论》，将认识的第二次飞跃从认识到实践后移，从”改造世界的目的性”后移到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性”——它不再仅仅是认识的“归宿”，而是变成了对第一次飞跃之真伪进行“裁决”——用实践的“具体”，否定第一次飞跃的“抽象”，以产生新的抽象，进入新的实践认识环节。从第二次飞跃的后移，到以理论替代认识，是认识论理论的推进。 做出这个总结的时候，又进行了26年的伟大实践。这26年来，中国赶走了帝国主义列强，打败了十七国侵朝联军，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提出了农业大国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改造的“光辉灿烂的明天”，防止共产党执政后蜕化变质的继续革命实践和理论正在探索和酝酿之中。

四、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认识论阐述的发展

马克思指出：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页

列宁指出：

“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9-12月，《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第181页

毛泽东同志认识论“两次飞跃”和实践认识链的提出，建立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上，是一个建立在伟大社会实践之上的理论总结，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贯强调的唯物主义观点具体化了。它清晰地体现了主客观的统一，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毛泽东受到了马克思、列宁的启发，总结的认识规律因为客观、具体，又高于马克思、列宁。

今天我们可以从结合实践的反思中看到第二次飞跃的伟大意义。

人们曾经真诚地相信，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解放。但是实践让人们感悟到：社会主义的本质还是马恩列提出的消灭阶级，发展生产力只是服务于消灭阶级的手段，因此就必须要向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注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

人们曾经真诚地相信，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理论是“晚年错误”，几十年来触目惊心的权力腐败和官僚主义以及外部的和平演变凶险充当了最好的反面教员。

毛泽东同志指出：

“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结合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形成了丰满翔实的毛泽东思想认识论。

自马克思恩格斯阐述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论以来，毛泽东同志领导五分之一人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由于实践的规模、广度与深度空前，决定了理论创新的条件和高度。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创新特别是六十年代以后部分，由于存在“晚年错误”的判断，近四十年来缺乏深入研究。这是需要我们结合新时代、新实践读经典，读原著，认真挖掘、补课的。

2019-0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