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中国成就源于革命性和人民性，绝非西方发展主义产物

【编者按：在全球资本过剩、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文明冲突暗流涌动的当下，“希望”是否已成为一种奢侈的叙事?当西方激进发展主义在生态崩溃与社会撕裂中显露出根本性困境，当“发展”神话在历史褶皱中暴露出其阶段性局限，人类文明是否正站在一个必须重新想象未来的十字路口?

2021年6月举行的第八届南南论坛，以“希望的政治——在逆境中自救与创造未来”为题，戴锦华、温铁军、黄平三位学者思想火花交相辉映。温铁军教授直指全球资本体系的深层危机，揭示西方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黄平教授则以历史纵深为镜，解构“发展”话语的意识形态面纱。而戴锦华教授的发言，则以人文视角叩击时代命题：在技术理性与资本逻辑的双重挤压下，如何守护人性的温度?当文明冲突成为新常态，如何以文化对话重构希望的政治?她以犀利的批判与诗性的哲思，在解构中重建，在危机中寻找转机，为逆境中的自救与未来创造提供了一种超越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思考框架。

本组对话不仅是对时代困境的学术回应，更是一场关于人类命运的深度对话。三位学者从不同维度揭示：希望从来不是被动等待的馈赠，而是需要以政治智慧与文化勇气主动建构的实践。在逆全球化浪潮汹涌的今天，这种对话本身即是一种希望的政治——它拒绝绝望的投降，也警惕虚妄的乐观，而是在直面黑暗时依然选择点燃火把，在解构旧世界时始终怀揣创造新世界的可能。】

温铁军老师和黄平老师的发言，通过他们在各自的工作、专业领域及社会实践，以自身的实践理路、思路和足迹，为我们勾勒出两幅图景：一是对中国发展过程及当代历史的客观认识;二是乡村建设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如今乡村振兴已被列为重大的国家战略。

我没有这样的专业背景，也缺乏具体的、学理性的、基于社会实践的思路。我只是长期以志愿者身份参与中国乡村建设，回顾起来，这段经历已有20多年。所以就把自己的一些相关思考、观察和忧虑，与大家分享。

就像黄平老师所讲的那样，百年来中国深陷危机，国家和民族遭受全面侵略、殖民占领、亡国灭种威胁，经过这样艰难曲折的历程，我们走到了今天。

作为文化研究者和人文学者，在我看来，中国经历了百年历程，在极端深刻的危机中，我们别无选择地拥抱了发展主义，选择用西方模式战胜西方列强侵略掠夺的发展方式——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别无选择的拼死一争的历史道路抉择。

然而，这条历史道路至今仍支撑着一种强有力的文化逻辑，或称社会常识系统。我们仍受“发展”和“赶超”这种主导思想的笼罩，形成不自觉的、难以反思的文化心理，或者说一种深层心理结构。

当整个中国社会在百年历史延伸中，某种程度上不自觉地受制于这种心理结构、文化逻辑和神话(或许不能称之为信念，但确是难以破解的神话系统)时，我们常常会忽略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如前所述，中国在现实危机和赶超逻辑压力下，走出曲折的百年道路。需要注意的是，中国道路的形成及今日成就，无论是经济、政治上的成就，还是世界地位的彻底改变，并非贯彻西方式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而很大程度上是以“革命”和“人民”为关键词，通过全面社会动员和政治动员达成的历史成就。

中国道路的重要启示在于：在帝国主义列强威慑下，我们无法复制其发展路径。这是整个中国社会，尤其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者在反思中国历史时常常忽略的一点，甚至是被有意回避，用遗忘机制不断改写的一个事实。从百年历史看今日中国，需要跳出这样一个常见的误区，这是我想分享的第一个观察。

另一个观察是，如今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当然也是政治、人口、文化大国)，成为世界重要经济体，便无可回避地介入全球化或者说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参与由西方确定、掌控的格局、结构和发展过程。此时，赶超逻辑的最大问题在于，我们前面可能已没有可以赶超的目标。同时，我们也已深度参与到这个不断推进的世界进程之中。

那么，从百年中国道路和所谓的“发展”中，我们应引申出怎样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我们曾携带、如今仍携带的历史创伤，以及正在成就的骄傲和新的主体追问，究竟是什么?我们已然开启和正在推进的又是怎样的过程?

这些问题没有既定答案，因为这是一个进行和发展中的过程。引用刘健芝老师的说法，“有希望的政治的前提是非决定论的”。我们正面对充满挑战、危机和多种可能性的未来。若中国在过去百年开辟了道路、冲出了困境，那么今天面对充满偶然性、无先例可援的未来，我们应召唤怎样的创造?又必须推进怎样的创造?

新冠病毒带来诸多启示，它揭示了全球化的真切存在，表明无人能置身事外。我完全同意温铁军教授的描述，他让我们看到全球资本主义如何将危机转嫁给弱势群体。印度疫情的惨状就是明显例证，让我们看到城市化、城市贫民窟，以及维系城市运行却被城市放逐的人群，如何为灾难付出代价。

我们看到美国教堂曾为死者鸣钟，最后不得已以100个人为单位鸣钟，某些城市丧钟持续敲响。这同时提出两个维度的问题：一，世界不平等是不断制造、转嫁危机，甚至抹除人类弱势群体的过程;二。这是整个人类的危机。若不及时改弦更张，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无人能逃脱这场灾难。

我也曾与温老师探讨，我认为如此大规模的瘟疫蔓延，影响未必止于村野。“非典”时我们曾讨论过，自给自足的传统中国乡村或许有对抗瘟疫的方式。然而，如今传统自足的中国乡村是否还存在?以多大规模存在?它是否是一个可以被恢复的生存模式和文明模板?

在新乡村建设运动中，在蓝天、白云、绿水、青山的乡村里，农民是否仍是乡村真正的主体?确实有很多城市人搬到乡村，购买古宅，将城市生活方式带到乡村，使乡村成为西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Second house”(第二居所)、度假胜地。乡村为城市中产提供服务或另类消费空间，成为替代、调剂和消遣之处。这恐怕是发展主义、中产梦在中国的再次体现，一定程度上是缺乏反思的西方现代生活方式的中国版本。

欧美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毫无疑问是建立在全球分工基础上，建立在将南方国家全面赤贫化、无产阶级化的基础上的，它与把西方无产阶级份额转移到非发达国家的全球结构紧密相连。而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作为亚非拉南方国家的重要代表，作为在困境中走出陷阱和泥淖的国家，不可能再重复西方的发展样式。

那么，振兴乡村、新乡村建设运动——我曾长期作为志愿者参与，寻找现代主义文明另类可能性的社会实验——应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这种发展主义的路径依赖?它不仅是社会实验的场域，更要提供不同于现代主义的、不同于欧美现代生活的、不同于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伦理和自我实现的新的社会尝试。

至少，我们应保守地说，在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中，要实验去建构一种财富差距较小的社会结构和空间。在此空间中，我们要学会降低欲望，改变生活方式，接受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反省人类中心主义、发展主义、历史目的论及其扩张，更多地通过自然回归自身。

最后，用两句在南南论坛开幕时听到的话结束发言。一句是古斯塔沃所说：“我们要从未来回来，我们的未来就在当下，因为未来总是来得太快了。”另一句来自严晓辉博士：“我们要像培养土壤一样培养我们自己，也尝试将我们的自我培养分享到整个社会，让我们逐渐成为松软的，伸手可握成团、松开又散落的、充满营养且富有多样性的地球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