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中国特色思政课何以很难解决官宣在舆论场上挨骂的问题？

中国人自近代以来一直在“挨打”，列强炮舰开到家门口，割地、赔款、驻军;新中国“前三十年”不“挨打”的代价是为“不挨饿”拼命，粮票、布票是生活的底色;“后三十年”基本上解决了“挨饿”的问题，但新时代的广大师生最难受的反而不是别人骂，而是自己人内部在态度上的摇摆，盲目崇拜西方，觉得“我们一无是处”，一听到外面的批评就鹦鹉学舌……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中，思政课教育体系之内的广大师生难免阳奉阴违。

一、思政课何以“低级红”、“高级黑”两不误?

思政课很难直接解决“官宣在舆论场上挨骂”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其功能定位、传播机制与国际舆论场的结构性差异三个方面。

思政课的核心功能与舆论场需求存在错位：思政课重在“立德树人”，主要面向国内青年学生，目标是塑造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而非应对国际舆论攻击;“挨骂”问题本质是国际话语权缺失，涉及对外传播、跨文化叙事、全球议程设置等宏大叙事而大大超出了思政课的国内教育范畴。

思政课内容与传播方式很难适配国际传播需求：官宣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内向化”，思政课教学多使用政策性、理论化语言强调“讲道理”，但国际受众更易接受故事化、情感化、具象化的表达;缺乏“双向对话”能力，思政课堂侧重单向灌输，而有效国际传播需回应质疑、倾听反馈、建立共情，这在当前思政教育中较弱;教师“双通”能力不足，既精通中国理论又熟悉国际话语体系与传播规律的复合型人才稀缺，导致“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

国际舆论环境存在系统性不对称：西方主导全球话语框架，国际主流媒体、学术评价体系、社交平台算法仍以西方为中心，中国声音常被边缘化或扭曲;“半脱钩”信息壁垒，中文内容很难进入全球主流信息流，2023年中文网页仅占全球1.2%，远低于英语(约55%);“挨骂”部分源于结构性敌意，批评未必都源于误解，部分来自地缘政治竞争，单靠思政教育或官方解释很难化解。

思政课自身面临教学与现实脱节的挑战：内容更新滞后于社会热点，部分思政课程未能及时回应学生关切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公平正义)且形式单一，传统“满堂灌”很难打动“数字原住民”学生，更难转化为对外传播的鲜活素材，评价机制偏重政治正确，忽视传播实效：思政课成效多以考试、信仰认同衡量，而不是以“能否讲好中国故事”“能否赢得国际理解”为标准。

解决官宣“不挨骂”的问题，思政课教学的第一步不是堵住别人的嘴，而是解决自己的“心气”问题。国家认同从哪里来?有一部分来自生活的安全感：有工作，有医疗，有基本保障;还有一部分来自文化的根基：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知道脚下这片土地的过去与今天是怎么链接在一起的。

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对国家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签了一个“社会契约”，而是认同一个文明共同体。家国连在一起，文化与土地连在一起，祖先与后代连在一起，这是很多西方理论很难完全解释清楚的东西。

历史虚无主义在当今中国越来越活跃，一些文痞刻意淡化甚至否定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否定抗战、否定建设成就，把一切都打成“偶然”“碰巧”。还有人喜欢用戏谑方式解构革命先辈，用极端个案否定整体历史。

在这种氛围下，一部分师生对国家、对历史的认知出现了断层，觉得“爱国”是土气的，甚至把崇拜西方当作“时髦”。如果连自己的历史正能量都不愿承认，这样的群体是很难在面对外部舆论攻击时保持稳得住的心气的。从这个角度上看，解决“挨骂”的问题，背后是“四个自信”等更深层次的命题。

绝大多数外国的普通民众对中国这种“非我族类”的国家的印象往往不是从政论节目里来的，而是从电影、流行音乐、网络视频甚至是几本畅销小说中来的。这点上，美国做得尤其彻底。好莱坞电影、流行文化，把“美国梦”“个人英雄”“自由精神”这些东西润物无声地送到世界各地。很多人连美国地图都说不清，却能说出好几部美国大片的剧情，这就是文化输出的力量。

反观中国，长期以来在这方面是吃亏的。国内电影、电视剧中能真正打动世界、产生长尾影响的作品并不算多。有的作品为了追求所谓的“国际化”，大量模仿西方叙事套路，却把自身文化特色削薄了;有的作品沉迷于炫耀技术、特效，却缺乏扎实的故事与深入的价值表达。结果就出现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既没学到西方电影工业的成熟体系，又丢了本可依托的中华文化内核。

舆论上“挨骂”往往是因为别人不了解或只了解了片面的中国。他们看到的中国，要么是一段被剪辑过的视频，要么是被带着倾向性解读的新闻，而不是一个真实、复杂、正在快速变化的国家。这样一来，稍微撞上国际议题，误解就容易被煽动放大。“讲好中国故事”不一定非要从宏大的叙事起步，普通人的生活、真实的细节、扎根土地的文化也有可能是有力的传播载体。尤其是有义务“讲好中国故事”的思政课教师有没有真正理解自己脚下的文化土壤，有没有耐心打磨，愿不愿把“中国味”保留住，而不是一味往“西式模板”里靠。

从国家的角度上看，“四个自信”对外传播的渠道、平台、人才储备都要同步跟上。过去那种单向度、讲稿式的宣传方式很难适应当下碎片化、互动性极强的国际传播环境一味强调“我们有多好”却不愿面对自身的问题或不足，只会让外界产生“只许报喜不许报忧”的刻板印象，这种“低级红”极易升级为“高级黑”。更有效的方法是在讲成果的同时也愿展示磨合的过程，用理性的态度回应外界关切，让别人看到一个有自省能力的中国。如果对别人的历史、宗教、社会结构缺乏基本了解，跨文化传播往往事倍功半。有时候，一句话放在本土语境中非常正常，换到另一种文化背景下就有可能引发误解甚至争议。尤其是要在别人的话语体系中被听见就得先懂一点他们的语法，从个人的角度上看，每一个在海外学习、工作、生活的中国人，某种程度上都是非正式的“民间代言人”。别人很可能是通过他的一句解释、一次交流，对中国形成初步印象。这类看不见的“微传播”，数量巨大，日积月累，对中国形象的影响不可小觑。

例如，面对白左女权等无理的指责或污蔑，最好的做法是“懒得理他”?这句话只对了一半。对敌意妈妈们而不讲基本事实的杠精，理不理确实差别不大;但对那些有偏见但仍有可能被说服的老百姓，有关部门务须耐心回应，拿出事实一定是有意义的，否则政府的宣传就会被社会上的噪音淹没。

归根结底，任何个体或集体“不挨骂”都没有捷径，更不可能一劳永逸。要让别人对这个国家多一点尊重，首先要让自己的实力得硬，脚下的文化根须得扎得深，脑子里的历史脉络得清晰，嘴里的故事得讲得真、讲得动人。解决“挨骂”问题靠的不是一腔怒火，谈到怎么“反击”，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抵制，如抵制某某品牌或某某产品，在网络上掀起狂风暴雨。这种情绪短期内也确实能形成一定压力，但若停留在这一层面，问题很快就会回到原点上。

“最高级的抵制，是把自己的东西做到让别人离不开。”这话点到了根子上：弱时，抵制就很容易变成一阵风;强起来之后，别人就算嘴上不服，心里也得掂量掂量代价。“挨骂”深层上仍是解决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国家实力的提升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普通人也许插不上手去设计芯片、建造航母，但在自己的岗位上将本职干好也是推动整体实力提升的一环。工人把产品做到不出瑕疵，工程师把技术做到能替代进口，老师把下一代教得有根有魂，企业家把品牌打出信誉，这些看似琐碎的动作叠加起来就是国家竞争力的实际基础。

面对外部舆论压力时还要注意情绪上的克制。不是说不能生气，而是不能被愤怒牵着鼻子走。有人骂一句就反应过度，容易被对方带歪节奏;有人抛出荒唐论调就全民跟着转发、怒骂，反而帮他放大声量。要学会分辨什么值得回应、什么能冷处理、什么要通过更长线、更深层次的建设去应对。

从国家的角度上看，解决候选“挨骂”的问题也并不是为了在口头上赢谁一回合。中国搞发展不是为了“赔本赚吆喝”，而是为了让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活得越来越体面，进而在国际舞台上更有尊严。只要这些东西真正落到实处，外界的恶意也好，偏见也罢，对中国朝野上下的伤害力都会大大降低。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从任人宰割到敢于反抗，从“民穷财尽”到初步富裕，从被迫接受别人的规则到参与制定国际规则……每一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成果，都是一代代人用时间、汗水、牺牲换来的。轮到今天这一代人，尤其是广大思政课教师，肩上就多了一项新的任务，即在不再挨打、不再挨饿的基础上让这个国家逐渐变得“不那么挨骂”，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

这不会是一个立刻见效的工程，更像是一场持久的、各个领域共同参与的接力：有人在实验室里做，有人在谈判桌上做，有人在课堂里做，有人在书页与镜头后做。实力越垒越厚，故事讲得越来越清楚，文化的根扎得越来越深，外部的质疑就会越来越无力。到那时，中国人面对外界的声音，心中自然会多一份笃定：骂声至今亦然不绝于耳，但已伤不了国家之根本，而这一切是要靠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广大思政课教师)一点点去做、去扛、去兑现的。

解决官宣“挨骂”无疑是一个系统工程，非思政课一己之力所能胜任，思政课不可能替代专业外交、媒体、智库、公共外交等专门领域的系统建设。

二、思政课讲好党史不止在课堂上

近年来广大师生在刷短视频时大概率会看到“孙立人将军怒埋一千日军俘虏，大快人心!”“悲壮!六万桂军全部战死在淞沪战场，无一生还!”“八百冷娃跳黄河，宁死不降!”……这些内容动辄收获大量播放、点赞与转发，评论区满是“致敬先烈”“热血沸腾”的留言，但此类“英雄事迹”往往是数字往大了吹、情节往奇了编、人物非黑即白，主打“情绪共鸣”而无视史实的真实性与严谨性;打着“热血”“悲壮”的噱头包裹虚假的内核……

难道国民党“还乡团”要打回来了?!孙立人活埋日俘纯属爽文谎言，八百冷娃跳黄河只是被夸大的悲剧，六万桂军死绝淞沪蓄意混淆伤亡归类，黄埔生十去其九存在统计偏差误区，“平型关大捷伤亡十万人”、“张自忠将军被叛徒出卖”之类的野史用夸张数字、离奇情节扭曲广大师生的历史认知。

抗战野史是创作者流量变现的重要“密码”：“抗战”是很多自媒体创作者自带流量的话题，而“猎奇化”“情绪化”的野史远比严肃正史更能吸引点击与关注。考证一段抗战史实耗时耗力，需查阅大量史料、咨询历史学者;编造一段野史只需拼接情节、渲染情绪，门槛极低，却能快速收获点赞、涨粉、变现。面对流量的诱惑，大部分创作者纷纷放弃历史严谨性，刻意编造、歪曲抗战历史，把先烈的牺牲当成博取流量的工具，完全无视历史的严肃性。

碎片化的历史知识更容易被接受：中国社科院2024年调研显示，72.3%的受访者对抗战史实的了解来自短视频，仅28.5%的受访者完整读过一本抗战正史。多数老百姓对抗战历史的认知碎片化、零散化而缺乏系统了解，所以很难分辨野史与正史的区别。更关键的是，大众偏爱“有故事感”的内容。严肃正史叙事客观严谨，缺乏情绪渲染，很难吸引碎片化阅读场景下的受众;虚假野史主打“热血”“悲愤”的情绪导向，“太解气了”“先烈太惨了”等话术很容易打动受众，让人在情绪驱动下主动相信、转发，忽略对史实的考证。

算法导向与监管滞后致使野史视频泛滥：短视频平台的算法逻辑，核心是“互动率优先”。点赞、评论、转发、收藏率越高的内容，越容易被推送至更多用户首页。虚假野史因“吸睛”，互动率往往比严肃正史高三至五倍，很容易被算法持续推送，形成“传播-互动-再推送”的闭环，让虚假信息越传越广。同时，平台对虚假历史内容的审核存在明显滞后。很多虚假内容已传播百万次、误导大量用户后，才被下架，这就给野史扩散提供了充足的时间与空间。

很多师生认为“野史更真实”而正史则是“官方修饰”，但真正的历史研究需经过严谨考证、交叉验证，野史大多是民间传闻、艺术加工，甚至刻意编造，根本不具备史料价值。部分师生将抗战题材小说、影视剧中的虚构情节当作真实史实，比如某抗战小说中虚构的“将军怒杀俘虏”情节被自媒体截取后当作真实历史传播。《炎黄春秋》混淆“历史传奇”与“史实真相”，将艺术加工后的故事等同于正史，忽视历史研究的严谨性而被历史虚无主义误导……

虚假抗战野史遗患无穷，不仅误导个人认知，更会伤害民族情感、动摇民族自信，甚至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误导民众认知，弱化历史敬畏心;亵渎先烈，动摇历史自信;助长历史虚无主义，消解凝聚力……更值得警惕的是，境外势力曾多次利用“虚假抗战野史”，歪曲中国的抗战贡献，误导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认知。比如有up主编造“中国军队消极抗战”“先烈牺牲无意义”等虚假内容，试图消解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进而削弱我们的民族凝聚力，阻碍伟大抗战精神的传承与弘扬，一看一个不吱声……

毋庸讳言，在抗战史上贬低共产党拔高国民党的不仅是国内的“果(国民党的‘国’字的谐音)粉”，港澳台与西方列强的反共组织的真金白银喂肥的民族败类更是遗患无穷，而这当然不是几堂思政课就能扭转乾坤的。随着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大面积失守，越来越多的师生从抹黑党史(尤其是抗战史)转向直接向官媒乃至政府的不满，尤其是在互联网上表达自己的不满。

治理失误的普遍增多：随着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事物要靠政府强制治理。但随着老百姓的期望越来越高，政府越来越难满足民众的期望了，这就使得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增加。在某些问题上，政府的表现并不尽人意，出现了一些失误。例如，一些政府部门处理问题缺乏效率，甚至出现了腐败现象，这就会让人们对政府的能力与诚信产生怀疑。此外，一些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佳，伤害民众利益的行为引起的民间广泛的不满情绪也在不断增加。这种不满情绪极易从家长传导给孩子，进而传导为大学生迁怒于思政课教师的举报。

权力与利益之争的激烈化：在当今中国，政治关系与利益关系是紧密相连的。在一些特定群体，例如官员与企业家之间的利益关系要通过政治关系来维持。但有时候这种关系并不透明且有可能受到道德与法律的质疑。由此产生的恶性循环是，这种关系越不透明，越容易引发公众对政府与企业家的不信任与不满情绪。同时，权力与利益之争的激烈化也会增加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信息传播的开放：互联网上新闻、言论等信息传播的门槛非常低，老百姓能通过网络轻松地了解到社会事件的发展并在社交媒体上表达自己的看法与情绪。这种信息传播的开放给了老百姓更多空间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情感，也能加速政府、企业与民众之间信息的互通，让民众更了解政府的政策、行为与问题，这种信息传播的助推让人们对政府表达不满的勇气越来越大。

文化环境的毒化：中国的文化环境对表达不满或批评政府是持谨慎态度的。尤其是在中国在古代的官僚体制中，政府占据绝对权力，人民的地位十分低下，不敢质疑政府的权威。但在现代社会中，随着文化的转变，逐渐增强了人们的个性与表达自由的意识。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们对自身的利益与权利有了更多讲求与要求。文化的转变进一步助推了人民敢于表达自己想法的决心。

在当今中国，民众对官媒的抨击往往是针对现实中的一些问题的不满情绪的表达，包括治理失误、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信息传播的开放等多种原因。现在但凡在某些官媒下边说句好话估计都被骂的狗血淋头，生活质量提高并未完全解决老百姓的生计问题，尤其是医疗、教育、住房等依然存在，房地产泡沫更是让许多老百姓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各种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公平低下)深深地困扰了广大民众。

政府机构的不透明与失信，如缺乏透明度与公开性，决策过程缺乏公正性与民主性，对公众关切的问题缺乏回应，向公众提供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此类问题难免导致社会的不公与不稳，甚至加剧已有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官宣失去公信力势必殃及政府公信力，后果远不止思政课“挨骂”。

政府失去权威性会严重地损害官媒的形象与信誉：政府权威性包括官媒具备的威信与声望，失去权威性的官媒会让民众对其产生怀疑与不信任，影响到其形象与信誉，这将严重地制约官媒的工作，直至无法有效地行使职责。公开性与透明度是官媒公开的信息透明度、真实性与可信度，失去公开性与透明度的官媒会让民众感到信息不足与缺乏透明度，使其无法理解官媒的政策与行动，公众的不满与不信任会激化社会的混乱与动荡。官宣失信会导致政治稳定性的下降信任是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失去信任的官媒会失去其执政合法性与社会认可度。这将让社会对其产生不信任与质疑，进而引发社会的政治不稳定，导致社会动荡与政治危机。尤其是影响国内正常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进而是来自海外的投资与外交关系遭到冲击。进而影响到官媒的国际形象，让国际社会对其产生质疑，这将制约国际交往与外交关系而不利于民族企业“走出去”。

现在的年轻人普遍缺乏传统的尊重与敬畏国家的教育，更多地关注个体利益而缺乏集体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师生对国家的情感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与消解。一些特定的舆情与负面事件也会被特别关注与渲染，让人们对政府产生负面情感与看法。因此，有关部门有必要积极引导人们正确理解并看待信息，适度调整社会心态，加强对年轻人的思想教育与价值观教育。

社会媒体的发展使得网络舆论更加复杂，由于传播速度比传统媒体更快，传播范围更广，信息量也更大，很多信息都无法得到有效的管控或有效的澄清。一些不负责任或带有偏见的观点与言论，往往会被不断放大与渲染。这种情况下，一些本来无所谓的小事也会被放大，从而让更多人产生负面情感与看法。此外，不时出现的流量较大的热点新闻，也让许多媒体与自媒体人物为吸引关注与流量，发表令人匪夷所思的观点与言论，引发负面反应与恶意攻击。有关部门有必要管控网络舆论，秉持公正、客观、科学的原则提供健康、有用的信息。

官媒失去权威性、公开性与透明度会导致政治稳定性的下降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受阻，教育体制内的广大师生当如何甄别党史(尤其是抗战史)真伪?查权威来源，拒绝来路不明内容;核查关键细节，数字时间地点必查;辨叙事逻辑，警惕情绪绑架;多渠道交叉验证，不依赖单一信息源……

三、思政课矫正改革开放核心价值观不止在课堂上

21世纪初改革开放深化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凸显，部分好逸恶劳者结伙成黑社会危害社会。改革开放前二十年多为摸索阶段，后二十年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常有人以后二十年成就否定前二十年积累，多数人易犯事后评判之误。很多老百姓对改革开放不满，特别是国企下岗人员。国企实施承包制与私有化后，工作效率提升，导致部分人员失业，需自谋职业。这对原本计划在国企安稳度日的他们来说无疑是突如其来而猝不及防的变故。

中国入世后国际贸易兴起，曾遭鄙视的“倒爷”转为合法贸易者。这让不少同行心理失衡：此类暴发户曾如“老鼠”，现却公然致富而趾高气扬。因此，越来越多的坚守岗位者感到世道不公，守法却不及“倒爷”获利。想加入亦难，因“倒爷”已铺好路，开放后大赚特赚，后来者常连门槛都触不及。

互联网时代冲击传统市场令老手措手不及，因思维滞后而只能谩骂，思维活跃者则大赚特赚。曾被轻视的“屌丝”抢占了市场，还剥夺了他们的优越感。因此，许多人将“挫败”归咎于国家缺乏限制管理。他们未经历建国初期的艰苦，却因差距致心理失衡而不愿承认自己跟不上时代，只会四处归责。

骂后需自省，不进取则遭淘汰。众人转投电商学习，却错过红利期。自媒体时代来临，网红炫富、二代炫富、社会阴暗面频现，颠覆众人认知，引发广泛不安。实则不是生活品质下降，而是差距悬殊致心理失衡，成社会矛盾之源。有人凭“卖丑”、“扭臀”暴富，如“郭美美”、“许可馨”事件，令人觉世道不公，难寻坚守正能量的意义。换言之，公众认为公平正义似被不良风气侵蚀，而相关部门未及时整治打击，或处理后未通报，致使民众感觉知情权缺失。

在此情境下，谣言易生，给不良居心者机会，单纯民众易受蛊惑，以讹传讹。有时为求真相，民众不惜造谣，胡鑫宇事件即为典型。官宣公信力缺失非单一原因所致，民众思维简单，往往是非黑即白，受长期教育方式影响。民众观念“疑罪从有”与司法原则“疑罪从无”冲突，致不良舆论而损公信力。在许多群体性事件中，民众认为“显而易见”，因众口一词，故应是张三而非李四。因此，相关部门应迅速定罪。民众不程序合规性，认为数量即代表正义。

互联网如同一把双刃剑，国家放开后需承受其影响。未开放时，民众知之甚少，事端也少。如朝鲜，网络封闭，民众思想单纯，这是削足适履。

现在的老百姓又一轮敢抨击政府，到底是因为他们太不讲理还是政府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没有造福于民众呢?贪官的横行是根源，尽管上位之前的高官往往比较接地气联系群众，但他们晋升到高位后就逐渐飘飘然放弃原则，脱离群众并做出各种不良行为。还有的官员一旦权力变大了，自身的欲望就变得无穷无尽，总想着捞取钱财，填满自己的腰包。这类行为出现得越多就越容易造成严重影响，导致民众的权利受损，甚至会导致生活质量的下降。就像反腐剧《人民的名义》里的一个贪官，他的房间墙壁里整面都镶满金，每一根金条都可能是人民的血汗钱，这些贪官的事件曝光后，也导致很多老百姓对政府不再信任。

如何才能让民众重新拾起对政府的信心?从直接的方式上来讲，政府应惩治贪官，增强反腐力度，官员们也更应做到廉洁，不能随意贪污。从根本的问题上来讲，贪官横行也是因为政府没有跟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要联系群众，尽量深入群众体验群众的真实生活，脱钩打击腐败现象确保社会公平正义不走样。还要通过法律与教育，逐步提升公务人员的道德底线，让他们明白什么才是根本。最好是信息全透明，如通过网络问政、信箱理政等各种方式在民众与政府之间真正实现有效的沟通而不是让信息被垄断，官员要用好自己的话语权。

民众究竟应否质疑政府的各种政策呢?民众质疑政府往往是因为他们有苦无处说，尤其是公民觉得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时往往会发出激烈的质疑，这能让政府更加透明地应对问题，洞察民众的需求。比如，有官员会登上电视节目，接受媒体的各种提问;还有市长会在市民开放日与市民近距离接触，让市民直接向他反映问题。这样就能让民众与政府实现有效的沟通，提升政府的公信力，让更多的老百姓能享受到政策改革带来的福利，由此而不再抨击政府。

现在的公民受到越来越多的保护，享受到言论自由带来的便利，甚至能直面政府的问题并提出来。但越是如此就越该意识到，质疑政府不宜过度，也不要为了一己私欲去质疑，而不是一旦觉得自己利益受损就一跳三尺高，六百要多给政府一些纠错的余地。最好能给政府一些有建设性的批评与良好的意见，促使其继续进步，还要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让社会环境变得更加和谐。

近年来互联网空间中出现了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思潮，即仇官、仇富、仇师的情绪日益显著，它们如同无形的暗流，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悄然涌动，甚至公然抨击央媒，在无形中循序渐进地影响着老百姓的认知与行为。这些情绪不仅会沦为部分人群表达不满的把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身份标签，用以彰显特定个体的立场或态度，但只要深入剖析这些情绪的背后就不难发现其复杂性与潜在危害及其对社会和谐与进步的潜在威胁。

仇官情绪是对政府官员及其行为的一种普遍不满与敌视，这种情绪往往源于公众对官员腐败、滥用职权、脱离群众等负面现象的感知。诚然，现实中确实存在个别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与民众的信任。但将个别现象泛化为整体，忽视多数官员的辛勤工作与廉洁自律，显然是一种片面的认知。仇官情绪的蔓延不仅加剧了官民之间的隔阂与对立，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例如，它可能导致民众对政府政策的误解与抵触，影响政策的顺利实施，同时也可能激发一些极端行为，如暴力抗法、网络暴力……

仇富情绪是对富人群体的普遍不满与敌视，这种情绪的产生往往与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密切相关。在一些穷人看来，富人一夜暴富往往是因为他们剥削了劳动者、占据了社会资源，甚至通过不正当手段积累了财富。但这种看法忽略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努力、创新、冒险精神等因素在财富积累中的重要作用，仇富情绪的泛滥不仅可能引发社会不满情绪的失控与爆发，而且有可能抑制整个社会的创新与活力。因为，在充满仇富情绪的社会中，人们往往更倾向于追求短期利益与平均主义而忽视长期投资、创新与风险承担的重要性，足协都会对经济的持续增长与社会的整体进步构成无形的障碍。

仇师情绪是对教育工作者的一种普遍不满与质疑，这种情绪的产生往往与个别教师的失职、失德行为有关。例如，一些教师可能存在教学方法不当、对学生缺乏关爱、甚至存在体罚或性侵等严重问题。这些行为无疑严重损害了教师的职业形象与社会的信任。但将个别教师的行为泛化为整个教师群体的特征，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绝大多数教师都是敬业爱岗、关爱学生的。仇师情绪的蔓延，不仅可能损害教师的职业尊严与积极性，还可能影响学生的健康成长与教育质量。在充满仇师情绪的环境中，学生往往很难形成对教师的尊重与信任，进而很难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与人格成长，甚至有可能迫使教师明哲保身。

面对仇官、仇富、仇师这些不健康的社会情绪，广大师生务须保持冷静与理性。一方面，我们要正视社会存在的问题与不公，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法律法规、提高政府透明度与公信力等方式，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加强教育与引导，提高公众的认知水平与理性思维能力，避免被片面信息与极端情绪左右。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也应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在报道相关事件时一定要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避免夸大其词或刻意炒作，以免加剧社会的不满与对立。最后，我们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到社会建设与改革中来。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与智慧，推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共同创造更加美好、更加和谐的社会环境。

国人常拿“鸡毛”当令箭“群众斗群众”，此既为缺点亦为优点，助力中国快速发展。赋予民众监督权后，政府应加强信息公开以提升官宣公信力。有关部门还有必要不断强化网络环境治理，对乱带节奏、造谣生事者，应实施禁言或处罚。期望政府与民众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共创社会主义美好未来。

四、抖音等新媒体对思政课的干扰越来越大

新时代新媒体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公众提供了表达意见的舞台。但这种自由的表达也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如谣言污蔑的泛滥、极端观点的网络传播。“真相还在穿鞋,谣言已环游世界。”抖音等新媒体带来的此类问题不仅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也对言论自由的界限提出了挑战。

新媒体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垄断地位，使得信息流通途径更加多元化。这无疑为言论自由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不实信息更容易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给社会带来了不小的困扰。此外，新媒体平台的匿名性也为一些不法分子提供了滋生“资讯武器”的机会，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

经济社会的深层次变化也对言论自由产生了影响，经济快速发展也会带来诸多问题或矛盾，政府反馈机制的解决能力尚显不足。这导致民怨的产生与宣泄，一些极端观点在网络上迅速传播，甚至引发了不理性的“网络暴力”。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也对思想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方理念在年轻人中的传播，使得一些缺乏了解的理论武器在网络上泛滥，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现在随着网络越来越发达，人民群众最底层的声音也渐渐被人知晓。但为什么随着网络越来越透明化，老百姓对政府的抨击声也越来越高呢?到底是因为民众越来越“不讲理”还是因为政府不作为?

贪官让政府形象蒙尘：部分高官高高在上，不知民间疾苦，总是利用自己职位之便，享受人民之利。在其位不谋其政，总是想法为自己谋福利，将自己“吃”的腰包鼓鼓，让政府形象蒙尘。无论通过受贿贪污还是政府内部滋生腐败，此类行为都直接影响到当地人民的生活。这样的事件导致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持续下降。这种状况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让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破裂越来越严重，政府务须坚决阻止这类问题的再次发生。对政府工作人员而言，他们应随时关注自己的一言一行，提高自己的信誉，同时也能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在媒体的广泛报道中，贪污腐败现象难免动摇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基础。

有关部门应如何行动以重塑政府公信力?走出办公室，深入到人民中去。亲身体验他们的生活，倾听他们的声音，寻找人民的真实需求。采取果断措施来打击腐败，确保公共资源的公正、透明分配。同通过法律与教育强化道德底线，培养公务人员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明确其服务人民才是他们的根本职责。建立更加开放的信息平台，让政府工作更加透明，让民众直接监督政府的行为。民众对有关部门提出的建议要及时反馈，通过积极互动不断改进政府的工作。

公众对政府持有质疑，反映了他们对生活品质、公平与正义社会环境的提高期望。看到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时，他们有可能提出质疑，这能迫使政府决策更加慎重且透明地应对问题，做出决策。这一现象同样引发一系列挑战，关键在于如何在表达观点的同步，避免过分诋毁或激起不必要的纷争。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政府官员务必更深入地洞察民众的真实需求与期盼，通过直接对话与聆听民意，提升政策与公众契合度与增强民众的满意度。比如，市长经常组织“市民开放日”活动，允许公民直接向其反映问题。这样的举措加强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也增强了政府运营的透明度。

互联网时代老百姓在享受言论自由的同时也应理性地行使这一权利。发表言论要警惕盲目跟风与不负责任的抨击。社会的发展要靠民众广泛的参与与监督，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无视人类文明的基本准则。批评与建议应建立在尊重、事实与逻辑的基础上，遵守法律法规。对主流媒体保持清醒的头脑，敢于质疑，勇于评价。但我们的每一次发声都应是建设性的。提出意见时坚守理性的防线，维护秩序，避免极端的言辞，确保我们的社会环境公正、稳定且和谐。

随着国家对言论自由的不断重视，每个人都有可能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但在享有这样的权利时也需承担起相对应的责任，让每一份声音都是基于真实、理性并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而努力。如今，普通大众越来越敢对中央媒体提出质疑。这种变化是社会环境，信息公开程度与言论自由度等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实际上，这恰恰反映了我国当前的舆论氛围正逐渐宽松，社会在保障言论自由上的不断进步。对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而言，值得庆幸与感恩。部分师生由此而“喷”政府且看似“不努力”的现象背后有多重复杂原因：

情绪宣泄：生活压力巨大，许多普通人陷入工作不顺、收入微薄、房价高昂等困境，上升希望渺茫。这些负面情绪若无处释放，网络就成了相对安全、匿名的宣泄平台。政府作为社会秩序制定与维护者，容易沦为不满情绪的靶子。将问题归咎于政府，比反思自身或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轻松得多，就像受了委屈却无法向老板倾诉，这样的员工只能等到回家之后对家人大发雷霆。

信息不对称与认知偏差：网络信息繁杂，负面新闻与不实传言因极易吸引眼球而往往会被放大传播。老百姓获取的信息往往只是冰山一角或经过加工，久而久之就有可能形成“政府万错”的认知。即便政府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色，老百姓也很难看到或选择忽略，进而觉得自己的“喷”只是在揭露真相。

“搭便车”心理与群体效应：网络空间中个人易受旁人影响，一旦发现很多喷子在批评政府的某类问题，即便原本意见不强烈也有可能为避免“格格不入”而加入批评行列。这种氛围降低独立思考门槛，老百姓并不是真正了解政策或想解决问题，而是为了享受弱势群体的某种虚幻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社会问题与制度缺陷：部分政府部门效率低下、权力寻租、信息不透明导致的不公正现象，老百姓生活在这些环境中的“喷”往往是无奈的抗议与改变的呼喊，只是表达方式不同，有建设性表达的，有情绪化、泛化批评的。

无力改变现状的映射：老百姓无力改变现状，缺乏改变途径与资源而觉得“努力无法改变命运”，无力感就会转化为对现有体系的抱怨。“喷”在他们看来比埋头苦干更易获得即时满足感或自我安慰，实则是对自身困境的表达。

网络匿名性推动：网络匿名性让人们放下顾虑，肆无忌惮表达。虚拟ID与匿名评论异化为“保护伞”，让他们敢于说出在现实中不敢说的话。

由此可见，有关部门有必要在言论自由与社会管理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利，又要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在舆论引导与沟通能力上要不断提升，通过正确引导舆论加强自身工作与沟通遏制极端、非理性言论的滋生。政府还有必要运用技术与法律手段遏制“网络暴力”与“网络水军”的负面影响，同时杜绝“五毛”绑架以正视听。

社会公平公正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解决民生难题，释放社会正面能量，是维护社会和谐的关键。政府与民众的共同参与有利于问题解决，倾听不同声音强化公民法律与伦理教育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在培养理性、负责任的网络态度方面，每个网民都有责任，通过共同维护网络环境为言论自由与社会和谐的平衡做出贡献。社会矛盾与质疑的正面作用也不容忽视，通过试错不断改进可打造和谐向上的社会体系。

言论自由与社会和谐的平衡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问题。在法律与理性思想的指导下，官民双方都有必要不断探索与实践，以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样老百姓才能在新媒体发展下实现言论自由与社会管理的和谐共生。

五、思政课如何不再“挨骂”?

思政课解决官宣“挨骂”的问题至少要四管齐下：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摆脱西方话语依赖;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打造有全球影响力的外宣旗舰媒体;鼓励全民参与外宣，包括学者、企业、留学生等多元主体;采用“新质思维”，将技术、人才、话语、机制一体革新。

思政课在国际舆论场“自塑”能力不足，传播语境错位、话语体系隔阂与信息流动壁垒‌虽然，思政课聚焦国内育人目标，强调价值观内化，而国际“挨骂”问题本质是跨文化传播与话语权争夺，二者目标与机制不同。思政教育主要面向国内青年群体，通过系统化课程讲深讲透中国道路的内在逻辑增强“四个自信”。但以官方叙事为主导、依托教育体制推进的“内宣”模式很难直接转化为国际社会听得懂、愿接受的公共话语，许多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受西方媒体长期主导的“他塑”影响而有“真实中国”与“印象中国”的反差。

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官宣中文内容在全球信息流中的穿透力有限，大语言模型训练语料多由英文主导，导致中国实践很难平等参与全球知识生产。即便有《逃出大英博物馆》这类民间出圈作品引发共情，整体上我们仍缺乏将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情感话语的能力，这就限制了其国际接受度。

规避“挨骂”需超越单向输出须推动“人人都是讲解员”的立体传播格局并优化签证、文旅等制度环境，让更多外国人亲历中国，从“听说”转向“看见”。梳理‌国际传播中有效的民间叙事案例(如短视频、纪录片)‌有助于找到更易引发共情的表达方式，国际传播中有效的民间叙事案例‌往往通过真实、细腻、富有情感共鸣的个体故事打破文化隔阂，实现“以小见大”的跨文化传播。

“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系列‌：该项目邀请世界各地的青年导演走进中国城乡，以“第三只眼”观察并记录当代中国。在“看中国·肇庆行”活动中外籍青年拍摄《寻·峡》《稻路》《竹茗》等纪录片，聚焦守峡人、裹蒸手艺人、新农人等普通人，用影像讲述文化传承与现代生活的交融。这些作品在央视海外频道播出，斩获‌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最具国际传播力作品奖‌。

《国色》以牡丹为媒讲文明互鉴‌：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纪录片《国色》以中国特有花卉牡丹为切入点，通过4K超高清镜头展现其历史演变与文化意涵并延伸至中外文明交流。该片将地方文化符号转化为有全球传播潜力的国家意象，在2025年牡丹国际传播论坛期间收视率位居省级卫视同类型栏目前列。

“Tales of the Tribes”原住民动画连接文化‌：由英国伯恩茅斯大学与印度东北部原住民青年合作，通过参与式动画工作坊，将部落口述传统转化为短片。这些动画不仅保留了濒危文化，也让全球观众得以了解印度原住民的生活哲学与生态智慧，是原住民文化可持续传播的创新范式‌之一。

‌海能达《Innovate for a Safer South Africa》系列短视频‌：中国企业海能达以“守护者视角”而非产品宣传为核心，拍摄其通信技术在南非警务、消防、野生动物保护中的真实应用。通过纪录式叙事，展现中国技术对当地社会安全的实际贡献，极大提升了该品牌的国际形象与公众认同。

“Z世代”网络文学出海：二亿三千万海外用户日均阅读一个半小时‌：中国网络文学如《天道图书馆》等被翻译成了二十多种语言，覆盖全球二百多个国家，海外访问用户学生突破‌二亿三千万‌。这类由民间创作者驱动的内容，凭借强情节与东方哲学，是中华文化“软着陆”的重要载体之一。

此类案例共同特点是‌以人为核心、以真实为底色、以共情为桥梁‌，借助短视频与纪录片等形式，实现了从“被看见”到“被理解”的传播跃迁。进而，整理‌高传播力民间叙事结构模板(问题切入→人物塑造→情感锚点→文化隐喻→国际表达)‌有助于快速设计出打动海外受众的故事框架。

问题切入：直击普适性痛点，构建共情起点。聚焦亲情、不公、恐惧等跨文化情感，以具体场景增强代入感，如《孟姜女哭长城》中夫妻生离死别的苦难，通过细节描写、对比手法强化冲突并设置适度悬念激发受众好奇心。

人物塑造：打造有血有肉的角色载体。赋予角色鲜明个性与复杂情感，避免脸谱化，如猪八戒兼具懒惰与忠诚;展现角色在挑战中的成长弧光，使其转变自然可信;构建亲情、师徒、代际等多元关系网络，深化故事层次与现实映照。

情感锚点：以细节传递深层情感。挖掘感恩、诚信、希望等精神内核，超越表层情绪;通过动作、眼神、环境等细腻描写传递情感张力，如母亲含泪微笑的瞬间;制造与受众经历契合的共鸣点，引导情绪起伏，实现沉浸式体验。

文化隐喻：承载民族精神与智慧。融入节日、习俗、神话等传统元素，彰显文化特色;以竹喻坚韧、以莲喻高洁，借物传意;弘扬诚实守信、尊老爱幼等价值观念，如《孔融让梨》传递谦让之美，实现道德教化与文化传承。

国际表达：跨越文化鸿沟。提炼爱、正义与自由等货真价实的普世价值，突出超时空的共通人性，如《神笔马良》中惩恶扬善在高级文化交流中的普遍认同;适配目标文化习惯调整语言与情节，充分尊重差异并寻找文化契合，运用动画、影视、社交媒体等多元形式传播提升全球触达力与青年认同。

智媒赋能思政课育人文化的新图景是全感官沉浸(从单向传播转向具身化文化体验)、精准化触达(从大水漫灌转向分众化文化滴灌)与交互式共创(从单向接受转向参与式文化生产)……智媒赋能思政课育人的逻辑张力是技术理性与文化价值的深层博弈：算法逻辑与价值引领，信息茧房与文化共识，技术理性与育人温情……智媒赋能思政课育人的价值旨归是思政引领力引导场景创新的内在机理：政治引领以主流意识形态驾驭算法推荐确保场景创新的方向性，文化引领以深厚文化底蕴超越炫技重塑技术应用的人文性，情感引领以真诚情感交互柔化技术冷漠增强育人过程的感召力……智媒赋能思政课育人文化的实践进路是构建凝聚大学生文化共识的智媒思政课生态：构建彰显中华文化的数智思政课资源库，打造“大思政课”虚实协同的育人共同体，通过智媒话语增强主流文化阐释力，建立基于数据画像的价值认同增效机制……

如果不能让学生从课堂中有所获，再酷炫的技术也是“废柴”，再高大上的思政课也是“鸡肋”。配合理论讲授的教学案例越贴近学生们的生活实际，越能满足学生成长的需求就越有说服力与实效性。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熊晓琳建议老师们要因时而进，“在教学内容上，要有问题意识，注重四点交集找问题，即把教学重点、理论难点、社会热点与学生关注点有机结合起来。在教学方法上，有必要用学生乐于接受的方式方法通过接地气的语言传授大格局的思想”。

美国高效思政教育除了课堂教学还致力将这种教育社会化、通俗化、政治化，比如《血战钢锯岭》讲的是美国自由主义加爱国主义，用这种形式更容易无声渗透。中国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炳林认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尤其高校意识形态建设正面临四大挑战：马克思主义理论地位被弱化的挑战、核心价值观遭到市场逐利挑战、传统教育方式面临新媒体挑战、人才培养面临敌对势力挑战。”思政课老师必须首先是理论研究者，对相关理论有深入的研究，做到真懂、真信、真用，才能深入浅出。其次，教学是门艺术，务须调整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因材施教、因课施教。

面对技术的进阶发展，广大思政课教师要立足时代发展需求，贴合当代青年认知特点，坚持以主流价值引领技术发展，确保以强大的思政引领力增效思政课生态创新，引导大学生在数智时代筑牢信仰之基、传承中华文脉。

思政课在塑造国内认同、夯实思想根基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因其内向性、教育性、话语局限性，很难直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舆论场“挨骂”问题，真正破解之道在于构建贯通内外、协同发力的“大外宣”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