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雪峰和张桂梅谈起：靠个人奋斗能实现“阶层跃升”吗？

张雪峰猝然离世，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很多人为他的英年早逝扼腕叹息。张雪峰是一位培教产业的“成功人士”，被不少学生和家长视为贴心的“就业导师”，正如张桂梅被许多贫困学子当作通过个人奋斗实现阶层跃升的救星一样。

在当代中国社会语境下，“个人奋斗”常被奉为阶层跃升的通途，然而，这一叙事掩盖了生产关系与资本结构对个体命运的根本性制约。张桂梅与张雪峰两位教育界人物，虽路径迥异，却共同折射出底层群体在结构性固化面前的挣扎与妥协：前者以近乎悲壮的道德实践试图通过教育打破贫困代际传递，后者则以冷峻的“信息差”理论告诫寒门学子放弃幻想、精准避险。二者看似对立，实则共同印证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在缺乏生产资料占有权变革的前提下，单纯依靠个人努力(无论是苦读还是策略选择)难以从根本上突破阶级壁垒，所谓的“跃升”更多是系统内的有限流动，而非阶级属性的本质改变。

马克思主义认为，教育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它不仅是知识传授的场所，更是社会分层与劳动力再生产的工具。张桂梅校长创办女子高中，誓要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其精神令人动容，但从阶级分析角度看，这种模式恰恰反证了她所依赖的是一种超常规的道德动员，将改变命运的重担完全压在了个体的意志力之上。正如社会观察所指出的，应试教育本质上是一场大型的能力测试与信誉积分积累过程，社会据此将不同权重的工作分配给不同能力的人。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学历是获取“信誉积分”的最优解，因为这是普通人唯一能掌控的变量。

然而，这种“奋斗即正义”的逻辑忽略了起跑线的巨大差异。张桂梅的努力是在既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内，帮助边缘群体争取入场券，而非改变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本身。当教育被简化为“专注力与毅力”的比拼时，它实际上掩盖了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制度对教育结果的深层干预。那些能够通过教育实现“跃升”的个案，往往被放大为普遍真理，从而麻痹了大众对结构性不公的感知。张桂梅的“教育成功学”是个体的奇迹，却是制度的悲哀，因为它暗示着若无此种极端的个人牺牲，底层便无路可走。

如果说张桂梅代表了武训式道德理想主义的突围，张雪峰则展现了现实主义的投降。张雪峰式就业价值观的核心并非简单的志愿填报指导，而是一套基于现实逻辑的适者生存法则。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绝大多数人的命运轨迹是高度可预测的，学校层次、专业选择、家庭经济状况等变量输入统计模型后，输出的未来区间误差极小。这种论调彻底解构了“努力就能改变一切”的鸡汤，揭示了阶层固化的统计学真相。

张雪峰所兜售的“信息差”，实则是一种现实犬儒主义的通俗化表达。他告诫穷人家孩子“别赌”，因为没有试错资本，一旦失败便是万劫不复。在他的逻辑里，个人奋斗的空间被极度压缩，仅剩下在既定框架内进行微优化的可能——即选择一个好就业的专业，避开高风险的赛道。这并非真正的自由选择，而是在结构性限制下的被迫适应。例如他指出，一二线城市的中产家庭拥有更好的决策框架和信息输入，经过二十年的复利，形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张雪峰的角色类似于一个“人肉路由器”，将上游的结构性信息翻译成下游听得懂的语言，但他并未提供打破压迫社会结构下的阶级解决方案，而是教导人们如何更顺从地在结构中生存。这种理念虽然实用，却在客观上强化了适者生存论，让底层群体过早地接受了“认命”的设定，将系统的结构性矛盾转化为个体的策略性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阶层的本质在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即阶级剥削和压迫关系。无论是张桂梅式的苦读，还是张雪峰式的精算，都未触及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核心。个人奋斗只能在劳动力市场上争取更高的售价(工资)，却无法改变作为被剥削压迫者的阶级地位。例如关于演员文章的案例，虽属娱乐范畴，却隐喻了资源依附的重要性：即便拥有顶尖的个人才华(如演技)，若失去背后资本的资源扶持与，也会迅速从顶流跌落。这说明在高度资本化的社会中，个人能力的变现极度依赖于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与资本背书。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缺乏这种资源，单纯的技能提升往往只能带来线性的收入增长，而非压迫性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的改变。

张雪峰提到的“普通人命运”正是这一逻辑的体现：社会不需要你去挑选工作，而是工作挑选你;不是社会适应你，而是你适应社会。这种单向的适应过程，正是资本对劳动力的规训。所谓的“阶层跃升”，在现有体制下往往只是从底层进入中层的技术性流动，且极不稳定，随时可能因经济波动或行业变迁而返贫。真正的阶层跃升意味着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平等共享，而这绝非仅凭个人奋斗所能达成，它需要宏观制度环境的变革与阶级力量的博弈才可实现的。

张桂梅与张雪峰，他们共同指向了同一个困境：在当前的社会结构中，个人奋斗的上限被牢牢锁定。张桂梅试图用道德力量冲破铁屋，张雪峰则教导人们在铁屋内寻找最舒适的角落。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告诉我们，不能将社会问题个体化。将阶层固化的责任归咎于个人不够努力或选择失误，是掩盖剥削关系的意识形态迷雾。

要实现真正的阶层跃升，不能仅寄希望于教育的改良或信息的对称，更需要关注生产关系的调整与社会分配制度的改革。对于个体而言，认清“普通人”的定位并非为了陷入虚无，而是为了从盲目的个人奋斗神话中清醒过来，意识到个人命运的起伏深受宏观历史进程的制约。唯有在承认结构限制的基础上，寻求阶级的联合与斗争，才可能为“个人奋斗”开辟出真正广阔的历史空间，而非仅仅在狭窄的缝隙中求存。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