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翻修正】19世纪60年代后期的马克思摘录笔记与1866年经济危机

作者：竹永进

本文考察了马克思于1868年9月至1869年9月撰写的、关于金融与1866年危机的摘录笔记。据笔者所知，目前仅有一组巴西学者合著的文章对这批摘录进行过研究。他们细致梳理了1866年5月后伦敦金融界的恐慌情形——这是马克思在摘录笔记及同期著作中均未明确展开的内容——颇具参考价值。与此同时，B 105号笔记虽相较于前后笔记有其独特性，但唯有置于整个笔记序列中考察，其性质与意义才能清晰显现：它是马克思以特定方式展开的系列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

B 101、B 102、B 105与B 106这四本笔记中的摘录，绝大部分仅来自两份原始文献。因此，本文余下部分将围绕马克思从《货币市场评论》(1866年5月19日至1867年12月28日刊)与《经济学人》(1866年1月1日至1867年12月28日刊)中摘录的内容展开，分析这批笔记对马克思危机理论及1866年经济危机观点的影响。结论部分将说明，这些研究如何体现在马克思为整理资料而编制的索引之中。

一、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与1866年危机

完成《资本论》校样修改后，马克思立刻回到大英博物馆重新开始阅读与摘录工作。他当时正在筹备新手稿，在笔记中摘录了大量经济学文献内容，重点围绕地租理论及相关主题。

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二卷终稿摘录报刊资料的工作始于1868年秋，但其选取的报刊内容可追溯至两年之前：《经济学人》始于1866年1月6日，《货币市场评论》始于1866年5月19日。通过B 102、B 101与B 105三本笔记，他持续摘录至1868年底，大致与他的写作周期同步。1867年秋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后半部分，描述了截至1867年3月的经济危机进程，对应手稿的最终定稿阶段。由此可以推测，马克思始终在从报刊中搜寻新材料。但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写作过程中，他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几乎没有做过摘录。在此期间，以1866年5月10日恐慌为标志的危机自顾自地发展，并未因马克思的写作进度而停滞。在考察1868年9月这批来自《货币市场评论》与《经济学人》的摘录时，这一背景至关重要。

(一)马克思对1866年危机及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

欧洲大陆革命运动失败后，马克思迁居伦敦，潜心投身经济学研究，静待下一次危机爆发。他始终密切关注新危机的早期征兆。1847年危机曾是1848年欧洲革命的导火索，整整十年后，一场真正的危机果然在1857年秋袭来。马克思随即着手起草预备手稿，将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整合为系统著作，为预期中新的革命运动高潮做准备。这批手稿便是后世所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即《资本论》的最初手稿。与此同时，马克思收集危机进展的相关材料，在笔记中贴满了主要来自报刊的摘录与剪报，这些笔记将被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²)第四部分第14卷。他当时的书信与报刊文章，充分体现了他对危机发展的高度关注。尤其是，马克思以驻欧通讯员的身份，持续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欧洲局势的相关文章。通过研究这些文章与同期的摘录笔记，我们可以详尽、准确地把握他对1857年危机及其发展的看法。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866年危机发生期间，马克思的相关著述少得惊人——彼时他已停止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1857年危机时，他同步跟进事态发展、收集材料;而1866年危机的研究工作，直到1866年5月恐慌过去两年多后的1868年9月才启动。从他留下的少量文献中，我们可以一窥他当时对局势的判断。1866年5月10日，伦敦大型票据贴现银行奥弗伦-格尼股份有限公司暂停支付，同年6月进入清算;该公司曾试图通过发行股票补充短期流动性，最终未果。事发时，马克思正忙于《资本论》第一卷的最终定稿。

在他开始整理1866年报刊剪报之前的两年半时间里，马克思与恩格斯仅在两处直接提及这场金融危机：一是恐慌刚爆发时的两封通信，二是《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积累章节的部分段落。马克思在1866年5月17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在我看来，目前这场危机不过是一场过早爆发的、典型的金融危机。唯有美国的商业也随之崩溃，它才会具备重大影响，而眼下看来几乎没有这种可能。这场危机对你们这些棉纺厂主有什么影响?棉价下跌又造成了怎样的冲击?”大约一周后，恩格斯回信回应：“无论如何，这场恐慌来得太早了，说不定会毁掉一场本应在1867或1868年到来的、扎实的全面危机。要不是刚好赶上棉花价格大跌，我们这里几乎不会受到任何影响。有限责任公司与金融骗局的崩盘本就在意料之中，几乎没有波及我们的贸易。”

从这两封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并不认为当时的金融动荡严重到足以触发一场更广泛的新危机。书信的语气更像是在点评一场“并不算严重”的事态。马克思将其称为以金融领域为核心的“局部危机”，而非由核心产业(当时英国的核心产业是纺织业，尤以棉纺织业为代表)大幅衰退引发、继而扩散至其他行业与部门的“全面扎实的危机”;在他们看来，这场危机更像是一次过早发生的独立事件。恩格斯也表示它“来得太早”，仿佛预期真正的危机会在一两年后的1867或1868年到来。这种判断或许基于他们的亲身经历：此前的1847年与1857年两次危机，间隔恰好是十年。

另一方面，恩格斯认为“有限责任制度与金融投机骗局”是引发当前局面的因素。1862年《有限责任法》出台后，投资者的损失上限被限定为出资额，这使得企业更容易从大量中小投资者手中募集资金，也催生了一批追求短期回报的高风险企业。奥弗伦-格尼银行当时已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越来越多地涉足高收益与高风险并存的金融交易。此外，由于19世纪60年代初以来其他行业未出现明显繁荣，相对停滞的局面使得过剩资本纷纷流向金融领域。但恩格斯“早已预见”到这种局面的后果，马克思大概率也持同样看法，因此1866年夏天的事件在他们眼中并不具备特别的意义。结合此前经历的1857年危机酝酿过程，这两封信清晰反映了二人对当时局势的评估。

众所周知，恩格斯当时在英国棉纺织业中心曼彻斯特经营一家纺织公司。马克思向他询问棉纺织业的状况——这是判断危机程度最重要的指标——而恩格斯反馈情况尚不严重，近期也未出现显著的繁荣。这一判断与马克思后续的研究密切相关;当然，这还只是危机的早期阶段，他们或许也认为值得观望事态如何发展。

除了1866年5月恐慌后二人的通信，《资本论》第一卷中的相关段落也能反映1868年秋系统研究之前马克思对1866年危机的看法。这些文字出自第一卷后半部分，足以说明马克思始终将棉纺织业的发展视为理解工业周期及其对工人阶级整体状况影响的核心。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立场始终没有变化。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篇第四章“机器和大工业”的末尾，有一小节讨论工厂制度对工人的排斥与吸纳，他梳理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60年代初棉纺织业的周期波动，并提出“考察英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历程，最能清晰展现工厂工人的命运”。他特别强调了上一轮周期中棉荒的重要性——正是棉荒，塑造了1857年之后到1866—1867年危机期间工业周期的特殊形态，并称“棉荒的历史极具代表性，值得稍作展开”。

《资本论》第一卷阐述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理论，因此并未针对特定时期展开工业周期或商业周期的分析。但如果马克思曾单独研究过1866年危机，那么上述观点应当是其研究的核心。书中对当期危机的描述，不过是对著作所论证的“一般规律”的“例证”。也正因此，书中只记述了截至马克思定稿前最后一刻的危机发展过程，且是从贫困化发展的角度进行刻画的。在“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一章中，他写道：

“关于官方的赤贫现象，也就是工人阶级中丧失了自身生存条件(劳动力的出卖)、靠公共救济苟活的那部分人，这里再谈几句……1866年危机对伦敦的冲击最为严重，在这个人口比苏格兰王国还多的世界市场中心，1866年的赤贫人数较1865年增长了19.5%，较1864年增长了24.4%;而1867年头几个月，赤贫人数较1866年仍在进一步攀升……济贫人数的起伏波动，反映了工业周期的阶段性变化。”

1866年5月的金融恐慌只是表象——若仅此而已，大可称之为“过早的”或“局部的”危机——但除此之外，赤贫人口(依赖救济的工人)数量从1864年起便持续上升。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危机在这一年已经爆发，且直到他写下上述文字时仍在加剧。这一观察并未出现在1866年5月的通信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了这场危机的特殊性。

“众所周知，1857年爆发了工业周期周期性终结所带来的一次大危机。下一轮周期终结本应在1866年到来。棉荒早已在常规工业区提前消化了危机的冲击——大量资本脱离原有领域，涌入货币市场的各大中心，因此这场危机呈现出格外突出的金融性质。1866年危机的爆发，以伦敦一家巨型银行的倒闭为信号，随即无数投机公司接连破产。伦敦的一大工业部门——铁船造船业——也深陷这场灾难。该行业的巨头们不仅在过度贸易时期盲目扩大生产，还基于信贷会持续充足的预期，签下了巨额合同。如今，剧烈的衰退已然到来，截至此时(1867年3月底)，这场衰退仍在该行业及伦敦其他行业中持续。”

马克思将危机的爆发视为工业周期的终点，1866年显然被他置于这样一个终点位置。这场危机的突出特征是其“金融性质”，而根源在于：美国内战导致北方封锁南方港口，棉荒造成棉纺织业萧条，过剩资本失去出口，纷纷涌入伦敦金融市场，被用于投机《有限责任法》出台后涌现的各类可疑泡沫公司。相比之下，作为过剩资本传统投向的棉纺织业，由于从美国进口的原棉价格高企，在19世纪60年代上半叶的棉荒时期并未出现危机扩张。1866年的衰退因此被“提前消化”，唯有金融恐慌引起了关注。1860年之后，美国内战这一“超经济”因素，极大地改变了商业周期的节奏、周期与性质。马克思强调，1866年危机虽表现为金融形态，但其成因并非金融领域的自主力量。

继“伦敦一家巨型银行倒闭”之后，大大小小的投机金融企业接连破产。显然，这家“巨型伦敦银行”就是奥弗伦-格尼公司，但出于某种原因，马克思始终未提及该银行的名称。破产浪潮不仅席卷金融界，也蔓延至其他涉足资金借贷的行业。在此之前，由于资金充裕，企业无需考虑产品的实际需求与自身偿付能力，仅凭扩大信贷交易便可扩张业务。一夜之间，这些企业陷入回款困难、资金链断裂的境地，最终资不抵债。信贷链条层层嵌套，局势持续蔓延恶化。信贷本就是一把双刃剑：繁荣时期它能推动工业扩张，衰退时期则会掩盖资本过度投资与商品过剩的问题，进而加剧危机。上述关于1866年危机“金融性质”的论述，部分涉及马克思1865年起草的《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章的主题。但由于《资本论》第一卷未展开银行与信用的基本机制，对危机这些方面的解释仍停留在简略、零散的层面。

以上便是1868年9月开始摘录《货币市场评论》与《经济学人》之前，马克思对1866年危机及其发展的基本看法。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危机理论——1868年秋整理摘录笔记的动因

本小节将考察危机理论在马克思自经济学研究起步以来的整体理论框架中所处的位置，借此理解19世纪60年代后期他为何在短时间内集中整理19世纪60年代中期危机的相关摘录，以及这一行为反映了他当时怎样的研究状态。

马克思自19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而直到流亡伦敦时期，他才明确着手构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体系。尽管19世纪40年代末的危机过后迎来了一段繁荣期，但他仍预期新的危机与以英国为中心的新革命运动将重返欧洲，为此搭建了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框架。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质上是关于危机与革命的政治经济学”。

1857年秋新危机爆发后，马克思开始整合伦敦时期多年的研究成果，起草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截至次年年初，他在短短数月内写完了七本笔记，即如今的《大纲》手稿。可以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始终以对危机的理论解释为目标。在开始系统写作前，他为这批手稿撰写了一篇简短的导言，其中第三部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他绝无仅有的一篇方法论论述，凝练地勾勒了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基于这一方法论反思，马克思首次提出了覆盖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全貌的写作计划，作为该方法的具体落地。危机与世界市场并列，作为最后一项出现：“5)世界市场与危机。”尽管他未在此处直接提及革命或革命运动，但结合马克思投身1848年革命的经历可以推断，对他而言，危机与革命之间存在直接关联，他始终持有从世界性危机到世界革命的整体资本主义运动视野。这一点，在他与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期间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所蕴含的宏大视野中体现得十分清晰。至少在原则上，二人直至晚年都坚持这一视野。

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构想，危机最终只能在全球经济关系的层面得到解释，且必须以体系中前序环节为前提。这种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视角，直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都未曾改变;此后马克思开始更多关注非欧洲地区的历史与社会，以及欧洲边缘地区的状况，进而对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产生了质疑与相对化思考。这种欧洲中心史观也是《宣言》的鲜明特征，它延续了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的脉络，并在青年马克思吸收的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达到顶峰。

与此同时，由于危机是革命运动兴起的信号，马克思始终在等待与预判危机的爆发。在经济学研究中，他始终将危机视为“世界市场上的大风暴，资产阶级生产过程中一切矛盾的总爆发”。也正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论》第一卷中，危机始终是贯穿其中的线索。在这些著作开篇的货币章节中，马克思论证了商品交换必然以货币为中介，并提出：“买与卖的分裂……包含着商业危机的一般可能性。”而在《资本论》中，他进一步指出：

“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特殊具体劳动必须被当作抽象人类劳动的矛盾;物的人格化与人的物化的对立——商品内在的所有这些对立与矛盾，都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阶段中展现自身，并发展出自身的运动形式。因此，这些形态变化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也仅仅是可能性而已。要将这种单纯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需要一整套关系;从简单流通的当前立场来看，这些关系尚不存在。”

这些段落属于商品分析之后的货币理论部分，尚未进入资本分析。从字面来看，似乎只要存在货币形式的交换，即便没有资本，危机也有可能发生。但如果危机指的不是个别商品无法实现价值，而是整个社会层面的普遍特征，那么仅以货币为中介的简单商品流通所预设的危机，在历史上并无实例;无论如何，它与马克思所关注的危机并非同一回事。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尚不具备恰当分析危机的理论工具，因此仅将其称作“一般可能性”。他在《资本论》中继续说明，随着商品流通的充分发展，若没有资本占据主导地位，普遍危机便不可能发生;即便如此，在商品与货币理论层面，这一点也未得到充分展开。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都旨在解释危机的必然性，因此危机始终是他的核心关切。但《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零散的危机论述，并不能等同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这些表述尚不足以对危机现象做出完整的理论解释，这一任务要留待整个体系最终完成时实现。

然而，国外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评论界反复呼吁“系统化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论证危机的必然性”，其核心都是将马克思散见于各处的相关论述重新整合、建构为体系。这些零散论述主要分布在：《资本论》第一卷末篇中，资本积累变动与工资变动的关联;第二卷第三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中，两大部类的平衡关系;第三卷第三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中，关于利润率长期动态的讨论;第三卷第五篇“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中，利息率变动与信用对资本积累过程的影响;以及《剩余价值理论》中对李嘉图资本积累理论的详细批判。马克思在这些地方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危机现象，部分论述相当深入，但始终未将危机作为工业周期的一个环节给出统一的理论说明。尤其是，这些零散论述并未清晰区分作为周期性运动的工业周期，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动态——比如部门间发展速度的差异、利润率与利息率的同步变动等。我们尚未看到一种理论，能够将危机把握为世界资本主义周期性运动中必然出现的阶段，且具备明确、规律的周期长度。

危机理论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中的定位问题，与一个更宏观的问题紧密相关：马克思身后留下的材料，在多大程度上对应了他的各项写作计划?他的体系规划是始终维持1857年的最初构想，还是经历了某种演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上，写作计划的变与不变之争已断断续续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在最初的经济学写作计划拟定后，马克思曾多次调整，比如1861—1863年手稿及大量书信中都有体现。计划变动最核心的特征是：最初的宏大设计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对前几部分内容更细致的展开。这是很自然的变化：马克思始终按照最初的整体计划推进工作，前几部分的内容因此逐步成型。问题在于，马克思对最初计划中后续部分的态度究竟如何——这些部分在后来的计划中几乎销声匿迹，极少被提及。

在取代“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的《资本论》写作方案中，部分内容被舍弃。《资本论》似乎对应了新计划的全部(至少是主体部分)——这是主张“计划发生转变”一派的观点。而主张“计划具有连贯性”的一派则认为，新计划的内容不过是最初计划第一项“I. 资本”中第一部分“资本一般”的延伸。1859年的最初计划共分为六大部分：I. 资本;II. 土地所有权;III. 雇佣劳动;IV. 国家;V. 对外贸易;VI. 世界市场。因此，第二至第六部分并未包含在《资本论》三卷之中，本应在后续论证中继续展开(尽管最终未能实现)。正因如此，学界对已出版的三卷《资本论》在马克思研究整体框架中的定位，解读差异极大。支持某一派观点的线索，只能从《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寻找。这些材料中包含的种种限定与保留，暗示了不同内容在整个体系中应有的位置。要彻底研究写作计划及其相关问题，需要将计划构想与实际理论成果对照，结合各自语境进行比较与考察，工作量极大。本文倾向于“计划具有连贯性”的观点。从这一立场出发，如前所述，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中，危机的理论解释本应留待后续部分完成，而1883年马克思逝世时并未留下相关手稿。

那么，马克思为何要在1868年9月起的约一年时间里(集中于1868年秋至1869年春)，回过头去摘录两年多前的报刊内容?如前所述，《资本论》第一卷定稿交付后，马克思于1867年8月中旬便恢复了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读与摘录工作。他同时也在筹备第二卷的手稿——按照他的计划，第二卷将包含《资本论》第二册与第三册的内容。

1868年11月14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

“实践胜过一切理论，所以我想请你非常详细地(举例说明)讲讲你们做生意时，和银行等方面打交道的具体方式。具体来说：第一，采购(棉花等)的方式，只讲货币层面的操作：票据、开票期限等等。第二，销售环节，和客户以及伦敦往来行的票据结算方式。第三，和曼彻斯特的银行之间的结算与业务(往来账户等)。第二卷整体偏理论化，我打算在信用章节里，对这种骗局和商业道德做一番切实的揭露。”

他向恩格斯询问的，并非银行与票据经纪业务本身，而是作为工厂主的恩格斯，这些金融环节如何与产业资本的运转相结合。这一主题与第三册“信用章节”的内容高度相关。而马克思提到的、计划写入该“章节”的“骗局与商业道德”，也正是1866至1867年《货币市场评论》与《经济学人》文章所讨论的主题之一。马克思很可能打算将这些摘录用于不久后定稿的第三卷第五章。

由此可知，马克思当时同时关注地租与信用这两个第三册的核心主题，并在为最终手稿收集材料。他将第二卷的写作作为当时工作的重心。尽管1867年秋《资本论》第一卷刚出版时，后续卷册的出版优先级有所降低，但他尽快完成并出版后续卷册的计划并未改变，马克思始终在为此努力。综合来看，这批摘录笔记的整理，是他为第二卷所做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当时他并未脱离60年代初开启的写作主线，专门去做危机研究。

但作为革命者的马克思，从未失去对危机现象的兴趣。1866年5月伦敦因大型银行停付引发恐慌时，自然也引起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注。但他们对这一事件的态度相当克制，认为有必要观望后续发展。更何况，当时马克思正全身心投入《资本论》第一卷的定稿，无暇他顾。事实上，如前文所述，1866年初至1867年8月的一年半里，马克思中断了摘录工作。直到1868年9月，他才在B 108号笔记的地租理论摘录之外，重新开始摘录1866年至1868年底的报刊剪报，用于研究与危机现象相关的信用问题——这也是第三册的另一核心主题。当然，报刊的内容是随事态发展同步更新的。在金融恐慌发生两年多后，回头系统摘录过去的报刊内容，是在相对短时间内梳理危机全过程的高效方式。尽管这项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为第三册做准备，但同时也包含对具体危机的实证考察。此外，马克思在1867年初便已得知这场危机具有“格外突出的金融性质”，因此对这场危机的具体观察，也能为第三册信用章节的写作提供前期素材。

1868年启动的摘录与剪报工作，性质其实是双重的：既是为完成《资本论》下一卷(尤其是第二册)服务，也是对19世纪60年代中期危机的研究。de Paula等人在2013年的文章中，将马克思在此时期的著作纯粹视为一部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尽管我并不否认其确实具有这一特征。我认为，其更广泛的性质(包括危机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应置于马克思此前已完成的研究背景之下进行探讨。此外，马克思在这些节选中确实遵循了这一危机的发展脉络，并着重阐述了其货币与金融方面的内容。

这或许正是《货币市场评论》——一份专注于货币与金融领域的刊物——的选文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该报创刊于1860年，是当时相对新兴的周刊，马克思仅在此次场合从该报选取了节选内容;《经济学人》亦至关重要，在多年间曾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重要资料来源。这一情况在1868至1869年的选文中依然成立——在此期间，《经济学人》作为一家提供广泛经济信息的综合性经济期刊，相较于作为专业刊物的《货币市场评论》，似乎扮演着次要角色。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先是开始从《货币市场评论》中摘录文章，随后又从《经济学人》中摘录文章，紧接着，在完全相同的时段内，他又从《货币市场评论》的不同文章中选取了节选。马克思此举很可能意在重新审视此前未曾关注过的文章，而这些文章正是通过阅读《经济学人》而得以发现的。1868年间出版的这两份刊物的节选内容均按相同顺序编排于笔记本B105中(先《货币市场评论》，后《经济学人》)，并附有一份综合索引，将这两份刊物中的文章全部汇总在一起。此外，书中还收录了少量来自其他报纸的节选，但这些内容对马克思从其两大主要资料来源中所汲取的信息而言，贡献甚微。尽管马克思通常会从主要日报之一的《泰晤士报》中摘录文章，但在摘录笔记中并未收录该报的任何节选。极有可能是，马克思认为，从一份非专业日报中摘录发生在两年前的事件并无太大意义。

从这些出版物中收集的信息主要涉及货币与金融领域的动态发展，但与此同时，马克思还试图搜集关于1866年经济危机的实证资料，这些资料并不仅限于上述领域。《经济学人》杂志的摘录在此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868年12月9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写道：“有一件事在我心中长期保持谜团：在棉花歉收的三年间，英国是从何处获得了所有这些棉花——即便是在产量缩减的情况下?……如今已得到证实……：内战爆发时，英国实际上拥有约三年的棉花储备”。他引用了涵盖1862年到1864年的这三年期的英国棉纺织业统计数据作为证据。这些数据与《经济学人》杂志1866年4月14日刊载的内容完全一致——马克思当时正是从该刊物中摘录了这些资料。基于此，马克思得出结论：“倘若美国内战未曾爆发，那将引发多么剧烈的震荡!” 马克思通过研读当时的报刊文章摘录发现，美国内战给1857年危机至1866年爆发前的工业周期带来了重大变革。这是一场“非经济性”事件，意即：倘若没有这场战争，英国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的棉纺织业本会陷入过量生产危机。这一例证表明，马克思通过广泛研究导致1866年危机的经济演变过程，努力构建对这场危机的整体认知——该危机最终以1866年5月的金融恐慌形式呈现。这种研究方法使他能够更精准地把握这场危机的“金融属性”。这一点在1866年5月金融恐慌发生后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书信往来中，以及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这场危机的零星论述中均可见一斑。

在搜集报纸资料期间，马克思仍断续地继续撰写第二卷的手稿。在此期间，他仅完成了第二卷的部分开篇章节，而第三卷则仅撰写了若干简短片段。关于第三卷中“地租”与“信贷”两章的大量前期素材，最终几乎未能被使用。相较于根据其积累的资料对这些手稿进行深化加工，自1869年末起，马克思选择扩大其阅读与摘录的范围;他似乎中断了对1866年经济危机中货币与金融问题的研究，转而突然将注意力转向一个与其先前研究兴趣相距甚远的主题。关于“信贷”这一章节的重写工作并未开展——该章节本可依托于19世纪60年代末期所收集的大量摘录及报刊剪报来完成;然而，马克思并未利用任何此类材料。

二、1866年危机及其特征

本节将阐述19世纪60年代危机的整体脉络。除极少数专门研究外，多数论著将1866年危机视为19世纪众多周期性危机中的普通一次，主要讨论它与1857年、1873年危机的关联与差异。1857年危机曾推动马克思起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首份手稿，它于当年秋天在美国铁路行业爆发，随即蔓延至当时的主要投资国英国。铁路是钢铁的主要消耗部门，因此19世纪40年代起钢铁工业需求大幅增长，但直到19世纪中期，钢铁业仍未取代棉纺织业的地位。此外，农业生产仍是英国经济的重要部门——英国是最早启动工业化的国家。直到19世纪60年代之后，主导工业部门的格局才发生变化。

1857年危机与1866年危机的不同之处在于：库存积压、生产下滑、失业上升等典型危机现象，前者来得快、去得也快。尽管各行各业都遭受冲击，但到1858年下半年，主要行业已开始从萧条中复苏。1858年2月底，马克思便已写完了七本笔记手稿。然而，除了工人集会、示威与罢工抗议解雇与降薪之外，1857年危机并未催生像此前1836年与1847年危机那样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宪章运动与欧洲大陆的革命运动)。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19世纪50年代，面临机器竞争的手工织匠阶层已基本消亡，伴随其贫困化而来的抗议与暴力也随之消失。

作为英国经济支柱产业的棉纺织业，自工业革命以来持续扩张生产长达半个多世纪。其棉线、棉布等产品的总量远超国内需求，海外市场对其生存至关重要。而生产所需的原棉，英国本土无法出产，必须从气候适宜的地区进口。因此，棉纺织业在原料与销售两端都高度依赖国际关系，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深深绑定于这一深度嵌入国际商贸关系的产业，国内商业周期与国际经济周期紧密相连。大英帝国的势力遍及全球，与其经济联系最紧密的是各殖民地，以及美国这一前殖民地。到19世纪中期，棉纺织业的主要原料来源是美国，主要产品市场是印度。商品从美国出发，经英国加工，最终销往印度，形成从原料到成品的完整链条。这一格局与美国南方大规模种植园的发展密切相关：一端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原料生产，另一端是摧毁印度传统手工棉织业的成品倾销。印度是英国棉制品的广阔市场，同时它本身也产棉，但棉的品质与美国棉不同，因此无法像埃及棉那样成为替代竞争来源。另一方面，美国北方工业区也生产棉制品，与英国产品形成竞争。但在19世纪中期，这些因素都未改变美、英、印三者之间的既定关系。

作为当时英国最重要的单一产业，棉纺织业的原料供应完全依赖美国。在曼彻斯特棉纺织业工作的恩格斯，1868年12月致信马克思时提到，“1860年的收成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爆发时的库存也前所未有地高”。1860年秋收后，大量原棉进口到英国，次年便转化为海量棉制品。1861年4月美国内战爆发，北方封锁南方商业港口，中断了与欧洲国家的贸易，导致兰开夏郡的原棉供应中断，即“棉荒”，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1865年4月北方胜利、战争结束。所谓“荒”，指的是英国棉纺织业生产活动的停滞，更是该行业工人生计的困顿。生产缩减、工厂停工导致失业与短工现象泛滥，工人生活困苦。但英国棉纺织业并未完全停止产品销售。这一点曾让马克思“长期困惑不解”，直到1868年底看到1866年公布的统计数据才找到答案。

棉荒爆发时，英国棉纺织业持有巨量的原料与成品库存，足以支撑长达三年的“饥荒”;事实上，当时行业已处于生产过剩危机的边缘。马克思与恩格斯都指出，若不是美国内战这一完全外部的因素突然中断了原料供应，棉纺织业若维持此前的产出增速，危机大概率会在1861年爆发。但棉荒延缓了危机的爆发，尽管它本身也给棉纺织业的所有从业者造成了沉重打击。进口原料与成品的过剩库存被逐步消耗，而非在危机中快速出清。因此，1861年之后，尽管原棉进口停滞，但棉制品的生产与销售仍在继续。在19世纪的众多战争中，没有哪一场像美国内战这样深刻影响了当时世界经济的走向。抛开对美国国内的影响不谈，这场战争让南方失去了欧洲销售市场，北方失去了原料来源，也是后续1866年危机演变的关键因素。

1865年4月战争结束，南方港口解除封锁，原棉重新得以出口至欧洲各国，主要是英国。战争期间与欧洲市场隔绝的南方种植园，恢复生产需要时间;兰开夏郡的棉纺织业，也未能立刻从棉荒造成的破坏中复苏。当然，局势在逐步好转，但昔日的繁荣迟迟未能重现。

英国棉纺织业从1857年危机中快速复苏后，在1860至1861年已将生产扩张到近乎再次陷入危机的程度。随后，外部因素导致行业陷入萧条，若不经历某种危机便无法走出停滞。过剩资本难以找到高回报的优质投资渠道，纷纷从作为生产主导部门的棉纺织业撤出。此外，英国凭借其垄断地位与殖民帝国体系，为过剩资本提供了海外投资的出口——海外投资(主要在英国殖民地)的回报率高于国内投资，金融投资也是重要去向。

与棉纺织业的持续萧条形成对比，银行、票据经纪等金融企业异常活跃，吸纳了大量过剩资本。1862年《有限责任法》规定，股东的最大损失以出资额为限，这既提升了投资意愿，也降低了对企业经营稳健性的约束。该法案使得手握闲置资金、寻求盈利机会的投资者更容易被募集，催生了一批基于投机交易的泡沫公司——有些公司甚至仅靠成立本身就能牟利，随后便迅速销声匿迹。部分在有限责任制度出台前成立的公司，也纷纷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以便更容易募集资金投向高风险业务。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规模仅次于英格兰银行的奥弗伦-格尼公司。1865年8月，该公司在证券交易所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名称中加上了“有限”字样。

奥弗伦-格尼公司成立于1802年，最初只是伦敦一家普通的票据经纪行，主营票据贴现业务，发展顺遂。但从19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新一代管理层开始涉足投机性融资，尤其是当时快速扩张的用铁行业，如铁路与铁船造船业。公司性质逐渐改变，业务范围从票据经纪延伸到各类追求高收益的高风险交易，业务不仅覆盖英国，还拓展至周边国家，在国际上享有声誉。

包括奥弗伦-格尼在内的众多私营票据经纪商，会将贴现后的票据向英格兰银行再贴现以换取现金，而非持有票据到期收回面值。再贴现的价格通常高于初始贴现价格，但低于到期收回的面值;也就是说，经纪商以损失部分利息为代价，换取银行的即时兑付，这部分损失便成为银行的利息收入。票据经纪作为伴随资金借贷的信用交易，天然存在债权人风险，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银行承担了这一风险。无论是贴现还是再贴现，这一点都成立。英格兰银行并不会无差别地承兑所有提交的票据，而是对客户有所筛选。1857年危机后，可疑企业的投机交易日益增多，银行的筛选标准愈发严格，这也引发了银行与票据经纪商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英国经济中的信用交易规模仍在快速扩张。

1858年3月，1857年危机最严峻的阶段过去后，英格兰银行宣布可能将部分票据经纪商排除在再贴现业务之外，此举被普遍认为是暗中针对奥弗伦-格尼公司。奥弗伦-格尼自恃地位稳固，随即采取反制措施，试图突然从该行提取大额存款引发挤兑，结果却弄巧成拙，反倒严重损害了自身在金融界的信誉。尽管如此，奥弗伦-格尼仍继续从事各类国内外投机业务，1862年《有限责任法》出台后的改制更强化了这一趋势。最终，公司积累了大量无法收回的资产，流动性陷入困境。但凭借长期积累的声誉与募资能力，公司仍能维持表面经营。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1865年底至1866年初的股市崩盘，以及奥弗伦-格尼重仓投资的两家大型铁路公司的破产——美国的大西洋与大西部铁路公司，与英国的伦敦-查塔姆-多佛铁路公司。

恐慌的储户蜂拥至公司要求取款，引发挤兑。奥弗伦-格尼用尽一切手段筹措资金，仍无法恢复偿付能力，最终不得不向英格兰银行请求救助。作为“最后贷款人”，英格兰银行本就承担着救助职能，尽管并非有求必应。但该行对奥弗伦-格尼的经营作风早有不满，以救助金额异常庞大、抵押品不足为由，拒绝了请求。英格兰银行的回应直接将奥弗伦-格尼推向破产，但这一决定也让银行自身陷入复杂局面。中央银行与金融界之间，本就存在相互依存又相互博弈的关系。走投无路的奥弗伦-格尼，于1866年5月10日下午3点30分宣布暂停向债权人支付，实质宣告银行倒闭。次日，消息迅速传开，债权人在公司门外排起长队要求兑付存款，恐慌席卷伦敦乃至海外。此后，5月11日被称为“黑色星期五”。奥弗伦-格尼与众多其他公司及个人存在广泛业务往来，它的倒闭自然引发了连锁破产潮。

货币市场极度收紧，英格兰银行的现金兑付需求激增，贷款规模迅速膨胀，几乎耗尽黄金储备。当时，英格兰银行受1844年《皮尔银行特许法》约束，纸币发行量与黄金储备严格挂钩，因此无法无限满足资金需求、平抑危机。恐慌爆发前，货币需求已持续上升，银行逐步上调贴现率(贷款利率)，从1865年的3%升至1866年5月初的7%。5月11日，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宣布暂停《皮尔银行法》，正式发函允许英格兰银行发行超出黄金储备担保的纸币。这一非常措施缓解了货币市场的紧张局面，安抚了恐慌情绪，但未能阻止破产浪潮蔓延。在此之前，《皮尔银行法》已在1847年与1857年危机中两次暂停。尽管如此，为遏制信贷无序扩张，银行贴现率升至史无前例的10%，且高利率持续了三个月，总计超过十四周。5月12日，即“黑色星期五”次日，外交大臣克拉伦登伯爵向各国驻外大使发出通函，试图平息外界对英国货币市场的疑虑。但事与愿违，这反倒坐实了英国信贷体系的动荡。因此，尽管英国利率高于其他国家，伦敦货币市场的资金外流仍在持续。

考虑到1866年5月政府干预后的市场走势，人们往往强调这场危机的货币与金融属性。但如前文所述，金融机构陷入困境的根源，可追溯至铁路公司的经营失败与资不抵债;危机并非单纯由金融机构的运作导致。1866年危机的一大特征是，危机始于铁路行业——铁路与机械制造、铁船造船业并列为钢铁消耗大户。如前所述，1857年危机爆发于秋季，更早的1847年危机同样发生在秋季。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指出，不仅这两次危机，从18世纪末到1857年的每一次危机都无一例外爆发于秋季。他认为，原因在于秋季是农业收获季，大量商品集中涌入市场，国内与国际的农产品交易及相关支付都集中在这一时段。棉花供应也存在类似的季节性波动。相比之下，以钢铁为主要原料的铁路行业并无这种季节性。1866年危机中，各工业部门进入周期阶段的顺序与以往不同。这并非因为钢铁重工业已成为主导产业，而是因为作为传统主导产业的棉纺织业，受1866年之前特殊外部因素的影响，周期节奏滞后于其他行业。

美国内战爆发后，棉纺织业在棉荒中持续低迷，即便1866年危机爆发时，该行业仍未恢复繁荣。铁路建设、铁船造船等用铁行业1866年陷入危机时，棉纺织业仍有产能扩张空间。当然，国内其他行业的困境最终也传导至棉纺织业，使其同样陷入危机，但这已经是1868至1869年的事——此时用铁行业已开始复苏并走向繁荣。在1866年危机中，不仅棉纺织业的危机阶段晚于钢铁工业(与以往经验相反)，且滞后时间相当长。不仅如此，各部门经历周期各阶段的时间与节奏也各不相同。与此前的1857年危机不同，这场危机持续时间很长。英国整体经济并未出现断崖式的生产下滑，而是呈现出多次小规模衰退、经济活动持续走弱的态势。但这并未减轻劳动者的处境——他们永远是危机的首批受害者。连续歉收导致食品价格上涨，实际工资的缩水幅度甚至超过危机中名义工资的降幅，工人生活愈发艰难。与此同时，实际工资下降又减少了基本食品之外的消费品支出，进一步延缓了萧条的复苏进程。

面对金融市场的恐慌，马克思与恩格斯第一时间的反应是：“在我看来，目前这场危机不过是一场过早爆发的、典型的金融危机。”恩格斯则称“这场恐慌无论如何都来得太早了”。这种反应，与他们一贯从棉纺织业发展预判危机爆发的思路有关，因此当时尚未准备好分析上述特殊的现实局势。恩格斯还写道，“一场本应在1867或1868年到来的、扎实的全面危机”可能因此被毁掉。这说明，结合1866年中期棉纺织业的状况，再加上距离上一次1857年危机刚好十年，他认为繁荣与随之而来的危机本应在一两年后到来。事实上，棉纺织业的发展正如他所预料，只是这一次它不再是引领全国性危机的震中，而是滞后于其他行业(尤其是钢铁重工业)步入危机。马克思或许已感到需要调整对这场危机的既有判断——《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积累理论部分的相关描述(基于截至1867年春的观察)中，便已体现出这种调整的痕迹。

三、《货币市场评论》与《经济学人》摘录的构成及对1866年危机的认知

做摘录时，马克思有一个习惯：编制索引，用关键词或短语总结内容，并标注对应的笔记页码，以便后续查阅与使用。这类索引简洁凝练，关键词与页码数量有限，能简要概括核心要点而不展开细节。前述三本笔记中，共有四处索引，且没有一处是对紧邻页面前文报刊文章的直接总结。马克思会将散落在不同位置的主题相关文章归为一类，分组整理。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完成摘录后，会通读全部内容，筛选重点、重新编排，最终形成索引。本节将依托这些被马克思称为“登记簿”的索引，通过梳理海量摘录与数据，考察马克思从这两份期刊中获取了哪些关于1866至1868年危机发展的信息。

B 102号笔记末尾、针对《货币市场评论》摘录的索引，分为五大板块，每个板块下又设若干相关子项。后续三份索引的结构均与此一致，仅板块数量与子项标注略有差异。B 102号索引的五大板块，反映了马克思最初开始摘录时关注的核心主题，分别是：1)英格兰银行(及法国银行)与货币市场;2)股票与股份市场、投资等;3)各类公司;4)贸易;5)铁路。对于占据笔记八十页篇幅的大量摘录而言，这份总结相当精简。这些内容的广度与侧重点，既反映了马克思希望从摘录中获取的信息，也对应着《货币市场评论》自身的文章内容。他最关注的是以英格兰银行为核心的伦敦与法国银行业动态。每期《货币市场评论》的头版，都会刊登主要银行的周度核心指标，并附评论。结合马克思收集的股票市场动态材料，这构成了他理解1866年危机金融属性的核心素材。但后面三个板块说明，马克思同时也关注货币金融之外的行业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与铁路。这对理解1866年危机不可或缺：铁路行业投资规模巨大，与金融市场联系紧密。此外，通过钢铁与棉纺织业，英国经济与海外的原料、食品、制成品进出口市场深度绑定，仅从一国视角无法完整把握危机及其后续发展。这与马克思长期以来的观点一致。不过，这份总结最初《货币市场评论》摘录的索引，仅从英国视角处理国际经济关系，并未涉及其他国家的经济表现——尤其是与英国联系紧密的美国、印度与法国。尽管棉纺织业仍是最重要的部门，但马克思似乎对其国内生产活动兴趣相对有限，更关注它在海外市场的表现，即原棉采购与棉制品销售。

接下来，B 101号笔记中前181页来自《经济学人》的摘录，覆盖时段更长，文章主题也远比《货币市场评论》宽泛。对应的索引共分为十七个板块，不过多数板块内容零散，甚至存在重复。只有前五个板块——1)货币市场(1866年);2)1866年危机;3)银行与货币;4)货币市场(1867年);5)铁路——包含实质内容，其余板块普遍次要。值得关注的还有四个板块：7)英国土地与农业;10)棉花;11)制造业市场(1866年);12)劳工、贫民、冲突。其余子项要么是零散杂论，要么是单个国家的名称。尽管这些板块给人略显随意的印象，我们仍可结合上述板块，对《经济学人》的摘录内容做一番梳理。

首先，前五个板块与此前《货币市场评论》的摘录一样，围绕货币金融领域的动态展开，只是此处将英格兰银行作为该领域的一部分来处理。铁路同样位列第五，紧随金融板块之后。与前一份索引的核心区别，在于第二板块对1866年危机进程的细致追踪。马克思首次在《经济学人》的摘录中记录了知名银行与铁路公司的名称及其经营动态，这些名称在后续摘录中也反复出现。格莱斯顿5月11日暂停《皮尔银行法》的举措也首次被记录在内;克拉伦登伯爵向各国大使发出的通函相关文章，也首次出现在这批摘录中。另一方面，第四板块中有一篇题为《为何秋季货币比春季更贵》的文章，还有一篇文章提出危机通常爆发于秋季。如前一节所述，这也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危机史研究中的核心观点之一。

除前五个板块外，B 101号笔记中《经济学人》的摘录还有其他值得注意的内容。棉纺织业同样占据重要地位，且单独设立了第十板块“棉花”。与B 102号摘录不同，此处收录了美国内战期间棉花供应困境(即棉荒)的相关文章。与此同时，《经济学人》中还有不少看似与危机无关的文章，涉及农业、土地所有权、环境污染、狩猎等主题。这或许与马克思当时同时关注的地租研究有关。此外，失业与贫困问题是马克思理解危机的重要维度，而《货币市场评论》中几乎没有相关主题的文章。归根结底，《经济学人》的摘录体现了马克思对英国之外各国局势的关注。其中着墨最多的三个国家是印度、美国与法国——分别对应殖民地、前殖民地与竞争邻国。后续两份摘录也延续了这一格局。

完成《经济学人》摘录后，马克思在同一本B 101号笔记中，再次摘录了同一时段的《货币市场评论》内容。两次摘录间隔约一到两个月。下面我们将通过分析马克思编制的第三份索引，考察两次摘录同一份报刊、同一时段内容的差异，以及中间《经济学人》摘录工作带来的影响。这份索引整体分为七个板块，每个板块的篇幅与前一份《货币市场评论》索引大致相当。二者都远小于前述《经济学人》摘录的索引规模，这与《货币市场评论》的专业性质有关。前两个板块篇幅最大，尤其是第二个板块，其余板块仅作补充。对外贸易(尤其是棉花贸易与对印贸易)占据突出位置。七个板块分别是：1)银行与货币;2)1866年危机;3)贸易部统计数据;4)棉花贸易;5)印度;6)美国;7)杂论。这些分类几乎与此前《经济学人》摘录索引的板块标题完全对应，说明马克思第二次摘录《货币市场评论》时，是以《经济学人》摘录的成果为指引的。但由于《货币市场评论》的文章覆盖面不及《经济学人》，马克思只选取了与之对应的索引板块。

第二份《货币市场评论》索引的整体结构皆是如此：第一板块标题与前一份索引的第三板块相同，第二板块与前一份的第二板块相同。前一份索引的首个板块“货币市场(1866年)”消失了——这并非因为货币市场不再重要，而是因为第一次摘录《货币市场评论》时，货币市场已是最核心的板块，相关信息已充分获取，《经济学人》也补充了额外内容，无需再重复梳理。第三及之后的板块(贸易、棉花、印度、美国)本身固然重要，但对应的摘录内容偏少，近乎补充性质。这大概是因为《货币市场评论》的刊物定位，决定了它无法提供这些主题的大量信息。尽管如此，马克思仍保留了这些板块，说明他对这些主题的重视。

第二次通读《货币市场评论》的目的，是基于《经济学人》摘录的收获，补录第一次摘录时遗漏的内容。马克思尤其强调记录1866年危机发展进程的第二板块。该板块收录了1866年5月后至1867年底危机发展的大量文章，详细记述了金融市场的实际运作。该板块下又分A到G七个子项，分别对应危机的核心要素：A)英格兰银行与1844年银行法;B)恐慌理论;C)证券(投资)与恐慌;D)股份银行与其他公司;E)铁路;F)货币过剩;G)1862年有限责任法。整体而言，第二板块占了这份索引七成的篇幅。此前《经济学人》摘录中出现过的格莱斯顿暂停《皮尔银行法》、克拉伦登通函等内容，在第二次《货币市场评论》摘录中被重新收录，第一次摘录时它们被遗漏了。前述那些大型银行与铁路公司的详细经营动态，也仅出现在第二批摘录中。马克思对铁路的关注一以贯之，但唯有此处，铁路才与金融领域一同被作为1866年危机的成因加以处理。同样，赋予危机金融属性的货币过剩现象、有限责任制度的设立，也都单独成项。这两点都是理解1866年危机的关键，却仅在第二批摘录中被专门收录。不过，尽管棉荒相关文章开始出现，但危机期间棉纺织业的活动仍非核心主题。

至此，马克思完成了截至1867年底的两份报刊摘录，随后又在B 105号笔记中继续摘录了1868年全年的两份刊物内容。最后这批摘录理应记录了这项工作开展前夕的详细情况。而在这本摘录笔记的前18页，马克思编制了题为“英格兰银行与货币市场、票据交换所运作”的统计表格，并附上“货币市场动态说明”。表格中，马克思整理了《货币市场评论》1868年每周六刊登的英格兰银行与法兰西银行的纸币发行量、贵金属储备与存款数据，体量庞大。马克思大概是想借此把握这一时期两大核心银行的整体运作状况。可以确认，1868至1869年的摘录工作，核心目的是整体把握1866年危机的金融属性，同时也是《资本论》第三册核心主题之一——信用问题研究的组成部分。

但马克思的摘录工作不限于此，还涵盖各类相关主题。B 105号笔记末尾的索引，同时覆盖了《货币市场评论》与《经济学人》两份刊物的摘录。和此前的索引一样，马克思自行设定了若干板块标题，将所有摘录按对应文章整理成列表，两份报刊的内容穿插其中。这第四份索引整体按国家分为九个板块，以罗马数字标注，与前三份索引全然不同;不过按国家分类的方式，本就是《经济学人》摘录的特点。这份涵盖两份刊物的索引沿用了《经济学人》索引的编排方式，并整合了《货币市场评论》的摘录条目。所列的九个国家中，只有第一板块“联合王国”进一步细分为11个阿拉伯数字子项。第一板块约占全部篇幅的三分之二，其余板块中仅有四个具备实质意义：第五板块法国、第六板块美国、第七板块印度、第九板块澳大利亚。这些国家都与英国有着深厚的历史联系。剩下四个板块——第二板块意大利(财政赤字)、第三板块俄罗斯(铁路)、第四板块比利时(煤炭出口)、第八板块南非金矿(纳塔尔殖民地)——似乎仅因涉及与英国的特定关联问题而被收录。马克思长期秉持的“危机是世界市场现象”的观点，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并未发生改变。相应地，他对商业周期与危机的研究，与《资本论》各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作主线，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关于B 105号笔记，这里仅详细讨论第一板块“联合王国”。它包含以下11个子项：1)货币市场、英格兰银行等、货币、汇兑;2)1866年危机及其余波;3)商业道德;4)铁路;5)棉花;6)小麦;7)贸易札记(事实、统计);8)土地;9)工资、赤贫、工会等、收入、税收等;9)(原文序号重复)杂论;10)爱尔兰。如果将B 101号笔记中《经济学人》摘录的17板块索引去掉第八项印度，得到的11项索引与上述列表在内容与顺序上高度相似。前两个子项与前一份索引的前四项内容基本一致，构成了1868至1869年马克思报刊摘录的核心诉求。上述11个子项中，B 105号笔记新增的主题是3)商业道德、6)小麦与7)贸易。其余主题除顺序或归类略有差异外，基本一致。与B 101号笔记中《经济学人》摘录索引的高度相似性，说明马克思此时已形成了固定的资料收集框架，并将其原样套用到后续两份刊物的摘录中。不过，梳理11个条目下所有文章的来源后可以发现，支撑索引结构的文章主要来自《经济学人》，集中在四个板块：第一项货币市场等，以及第六项小麦、第八项土地、第九项工资等。这三个板块的文章主要出自《经济学人》而非《货币市场评论》，是很自然的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对两份刊物的功能定位。总体而言，B 105号笔记的摘录，可视为前一阶段同领域资料收集工作向1868年的延伸。第二板块的标题新增了“及其余波”，便清晰体现了这一点。

第四板块“铁路”的内容，远比前三份索引中对应板块详尽。铁路是继棉花之后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产业，19世纪40年代以来尤为突出。除铁路建设与融资相关内容外，该板块还收录了更广泛的观察，比如铁路与国家的关系、铁路经营管理、机车与轨道的维护更新等。马克思此前便已表现出对这些问题的兴趣。

B 101号笔记中《经济学人》摘录的索引，早已包含对应农业与土地所有权的第八项、对应工资与就业的第九项。这些主题看似与危机的货币金融层面无关，却体现出马克思始终力求全面把握危机的研究取向。“联合王国”板块后半部分的诸多主题，包括这两个子项，覆盖范围之广，与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初之前勾勒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整体计划相呼应。这也印证了马克思的一贯观点：不能仅凭个别现象理解危机。

这份索引中有一个全新的板块，区别于此前所有索引：3)商业道德。该主题在B 101号笔记的《货币市场评论》摘录中已有涉及，但直到B 105号的最终索引中，才被独立列为一项，且排在铁路、棉花等重要产业之前。德·保拉等人认为，马克思设置这一板块的原因在于：梳理笔记中的摘录文章可以发现，马克思从《货币市场评论》中了解到这场危机的一个重要新特征：会计舞弊。银行、铁路等主要行业的众多上市公司董事，会通过会计手段掩盖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1868年11月14日，也就是马克思摘录《货币市场评论》的同期，他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打算在信用章节里，对这种骗局和商业道德做一番切实的揭露。”显然，他对这一主题兴趣浓厚，而摘录报刊的直接目的，正是为第三册的写作做准备。另一方面，德·保拉等人还提出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解读：马克思在B 105号笔记中大量摘录费勒与奥德曼的商业算术教科书，正是为了学习如何识破与揭露公司经营者的会计骗局。

最后，谈谈马克思后续对B 102、B 101与B 105号笔记中收集材料的使用情况。可以直接给出结论：不仅这三本笔记，即将收入MEGA²第四部分第19卷的全部八本笔记，几乎都未被后续使用。仅有少量来自《货币市场评论》与《经济学人》的摘录文章被后来引用——但并非用于《资本论》第三册的信用相关手稿，而是出现在这批摘录之后立即撰写的第二册第二手稿中。1868至1869年的摘录与剪报工作具有双重性质：它既是完成《资本论》下一卷(尤其是第二册)工作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对19世纪60年代中期危机的研究。正因如此，这批材料涵盖范围极广，除货币、金融、信用相关文章外，还涉及土地所有权、劳资关系、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也正是这种双重目标，使得马克思的摘录工作逻辑不易被一眼看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