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毛主义（下）：毛主义还能解释今天的中国吗

在前两篇有关现代毛主义的文章中，笔者分别聊了两个问题，第一篇主要谈论了1976年以后毛主义为什么没有消失，从九十年代的“毛泽东热”，再到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阅读《毛选》，教员逐渐从一个属于革命时代的历史人物，变成了一种可以被我们后人重新理解、学习以及批判现实的思想资源。

到了第二篇，笔者把视角放在了如今我国的“毛派”身上，虽然我们经常使用“毛派”“毛左”等词汇，仿佛他们天然就是一个思想统一的群体，但如果真的把这个标签拆开，就会发现其中既有怀念过去制度与社会平等的怀旧型毛派，也有重视国家独立与民族复兴的民族型毛派，还有建制型、批判型、理论型乃至互联网时代出现的文化符号型毛派。

虽然他们的政治观点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认为毛泽东所留下的某些思想资源，到了今天依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现实，那么经常会有人持怀疑态度：一种思想仍然有人相信，并不意味着它仍然具有解释现实的能力。

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到今天仍然有人研究，但我们显然不会拿它解释量子力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直到今天也值得阅读，但如今的跨国公司、金融资本与互联网平台，也早已超出了十八世纪英国的市场经济具体形态。

而毛主义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教员所面对的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工业化才刚刚起步，一切处于百废待兴状态下的中国，而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高度城市化、工业化、互联网深入日常生活、市场经济以及全球经济高度发展的中国，如果两个时代已经发生如此巨大的改变，那么几十年前形成的理论还能够直接解释今天吗?

这也就是现代毛主义系列最后一篇想要讨论的问题：毛主义还能解释今天的中国吗?

笔者认为首先需要重新面对的就是“阶级”，如果读过一些前三十年的历史材料，读者们应该都能发现，当时对于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判断相对比较直接，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等等，这些身份不仅代表着一个人的职业，也同时与生产关系、政治身份紧密相连。

但如今社会却复杂得多，假如一个人在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做程序员，每个月工资两万元，有一套正在还贷款的房子，开着几十万元的车，每天坐在写字楼里喝咖啡、敲代码，从生活方式来看，我们很难把他与传统印象里穿着工装站在流水线旁边的“工人”联系起来。

那么他究竟属于什么阶级?如果按照收入划分，他可能已经属于所谓的“中产”;如果按照职业形态划分，他属于白领或者技术人员;但是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生产关系分析，他并不占有能够让自己脱离劳动，就能持续获得主要收入的生产资料，每个月仍然需要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售给企业，一旦停止工作，房贷、生活以及消费都会迅速产生压力，如此一看，他与工厂流水线的工人似乎又存在着共同点。

同样的问题也可以继续问下去，外卖骑手属于什么阶级?网约车司机属于什么阶级?拥有几十万粉丝但是收入完全依赖平台的主播属于什么阶级?自己拥有汽车、承担维修成本，但依赖着平台派单的司机究竟属于小生产者还是雇佣劳动者?一个只有几十名员工的小企业老板，与掌握几千亿资产的大型资本集团，又是否可能塞进同一个“资本家”的概念里面。

这些问题如果只是沿用过去的社会身份分类，那肯定会错误频发，难道这意味着阶级分析已经过时了?笔者认为未必，因为问题并不在于“阶级”这个概念随着时代发展越来越模糊，而是我们太习惯于把阶级理解为一种外在身份。

工人必须戴着安全帽、资本家必须坐在办公室、农民必须在田里劳作，好像一个人的穿着、收入以及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他的阶级位置也就自动发生改变，但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始终不是一种审美分类，而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什么位置?他是否拥有生产资料?谁能够决定他的劳动过程?劳动产生的剩余又由谁进行分配?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社会并不是没有阶级，而是生活物资的丰富把真实的阶级关系暂时掩盖了，体面生活下的阶级愈加复杂，同时现代社会也改变了资本本身。

在传统工业社会中，我们对于资本的想象非常具体，就是一间工厂、一个老板、一群工人，老板拥有着机器与厂房，工人在其中劳动以获得工资，但我们今天打开手机点一份外卖，我们甚至很难直接找到传统意义上的“老板”。

骑手可能与平台没有直接劳动关系，而是属于外包公司或者众包体系，平台通过算法决定派单，再通过预计送达时间控制劳动节奏，消费者的评价又会影响骑手收入，而骑手自己可能还需要承担车辆、手机等劳动工具的成本，过去站在工厂门口还可以看到资本与劳动的边界，但我们今天打开一款软件，却只能看见一个非常中性的页面，但是劳动关系并没有因此消失。

甚至我们可以说，资本越来越不需要以一个具体“资本家”的形象站在劳动者前面，它可以隐藏在算法、合同、平台规则以及数据系统后面，所以如果现代毛主义想要去讨论资本问题，那么它所批判的对象就不能永远停留在一个戴着礼帽、挺着肚子的旧式资本家形象上。

资本首先是一种社会关系，而非一群人。笔者认为这一点对于今天的左翼讨论尤其重要，因为如果把资本问题简单变成“某些资本家是不是坏人”，那么最后就容易从制度与生产关系分析滑向道德批判，一个资本家完全可以是一个性格温和、热衷慈善的人，但这并不会改变资本运行本身的逻辑。

除了资本与阶级之外，毛主义另一个经常被提起的概念“群众路线”，到了互联网时代同样需要重新思考，因为如果单纯从技术条件来看，今天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普通人表达自己意见成本最低的时代之一，过去一个普通人想让几万人听到自己的观点几乎不可能，但今天只需要打开手机，一条视频就可能获得几十万播放量，一个社会事件也有可能在几个小时内就进入公共讨论，这么一看，互联网似乎天然有利于“群众”。

但问题是，能够说话，就等于群众路线吗?今天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大量意见，并不是按照重要程度排列在我们面前，而是经过算法、流量以及平台机制筛选后呈现出来的，越愤怒、越极端、越能激发情绪的内容，有时反而更有利于传播，而真正复杂、需要大量背景知识的问题却可能无人问津。

我们似乎每天都能听见无数人的声音，但这些声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真实社会?热搜第一是否为群众意见?拥有百万点赞的视频是否为群众意见?评论区里声音最大的人是否为群众代表?显然这些都不能简单的画上等号。

笔者认为群众路线真正想要强调的并非“听群众说什么”，而是从群众分散的经验中进行调查、整理与认识，再把形成的认识重新放回实践之中接受检验，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互联网极大扩展了我们接触群众经验的入口，让我们更为方便的进行互联网时代的田野调查，但方便是一回事，其中的困难也不容小视，如果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完全被流量牵着走，那么互联网也会把“群众路线”异化为“什么声音最大就跟着什么声音走”，如何分辨，这就需要在实践中产生经验，再用经验指导实践。

然后说起毛主义在今天最困难的问题，那笔者认为还是绕不开教员晚年的继续革命理论，在上一篇文章中笔者有提到，一部分现代毛派虽然对于前三十年没有多少怀念情感，但对于毛泽东晚年的思考兴趣非凡，即社会主义建立以后怎么办?

过去我们很容易把革命理解为一个终点，只要旧制度被推翻，新的制度建立，那革命任务自然就结束了，不过毛泽东晚年有一个重要判断，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发生变化，并不意味着社会中的所有矛盾都会自动改变。

官僚主义会不会出现?权力会不会形成自己的利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会不会重新形成差距?社会主义社会内部是否仍然存在使不平等不断扩大的条件?这些问题到了今天很明显没有变成毫无意义的历史问题。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无法绕开另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过去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的政治实践，本身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所以笔者觉得必须要把两个东西拆开：提出的问题以及曾经给出的答案。一个问题值得继续思考，并不意味着过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所有方式都应该被重新复制，就像一个医生正确判断出了病人患有什么疾病，并不意味着他开的所有药都是最为正确的，更不意味着几十年以后面对新的病人，我们仍然只能按照同一张药方开药。

这一点可能恰好是现代毛主义最需要面对的问题，如果现代毛主义只是不断证明“教员当年已经说过了”，那么它最后很容易变成一种对于经典文本的注释学，现实中出现贫富差距，就去《毛选》里面寻找一句话;出现平台经济、人工智能、互联网舆论，也试图找一句几十年前的话作为答案。

如此一来，虽然看起来是在坚持毛主义，但实际上却走向了教员曾经不断批判的东西---教条主义，因为今天的很多东西教员根本没见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可以参考教员过去的调查方式、基础理论，但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只能由今天的人重新调查、重新分析以及重新回答。

如果所谓毛主义只是把几十年前形成的所有判断当成不可修改的标准答案，那么随着社会不断变化，它能够解释的现实必然会越来越不精确，但如果我们把其中更加重要的部分理解为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从现实出发进行调查，分析不同群体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关注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警惕权力与利益结构的固化，同时不断强调群众在政治与社会实践中的主体地位，那么毛主义的这些问题意识显然完全没有过时。

笔者始终认为真正继承一种思想，其重中之重不是说把过去的答案保存得完好无损，而是在新的时代重新提出问题，并愿意让理论再次接受现实的检验，1976年以后毛主义之所以没有消失，正是因为后来的人不断从新的现实中重新发现它，而到了今天，如果毛主义仍然想保持自己的生命力，那么它同样必须面对一个毛泽东本人从未见过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