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挖呀挖”到“科目三”：资本如何生产“全民弱智化”？

2023年春天，一首只有几句歌词的儿歌《小小花园》席卷全网。“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杭州幼师“桃子老师”4月24日在抖音发布了这首手指谣的教学视频。几天后，武汉幼师黄老师(网名“音乐老师花开富贵”)发布了同款视频。短短一周内，桃子老师涨粉百万，黄老师涨粉400多万，截至5月7日粉丝已超548万。黄老师走红期间直播间观看人数稳定在10万以上，有网友估算其直播打赏收入“超过200万元”——黄老师本人则回应“没有网友说的过百万、过千万”。

同年冬天，一种源自广西、被戏称为“科目三”的魔性舞蹈再次引爆流量。据称，“科目三”最早出现在广西的某场婚礼中，是一种当地人自创的舞蹈;也有说法认为它起源于曾流行一时的“社会摇”，2015年前后曾在柳州KTV歌厅流行。2023年11月，海底捞的入局成为关键转折——博主“一顿要吃八碗饭”和“关你西红柿”身穿海底捞员工制服在门店表演“科目三”，视频获赞超241万。在不到一周时间里，抖音话题#海底捞科目三舞蹈来上分#累计播放量超8.9亿;随后，“科目三舞蹈”话题总播放量高达113亿次。俄罗斯皇家芭蕾舞团、英国芭蕾舞团在谢幕时跳起“科目三”，杨丽萍舞蹈团队演出返场也加入其中。

从“挖呀挖”到“科目三”，从一首童谣到一段社会摇，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现象级爆款，共享着同一套底层逻辑。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分析框架，追问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资本是如何系统性地生产出“全民弱智化”的文化生态的?

一、两个案例，同一套剧本

先看“挖呀挖”的走红路径。

2023年4月24日，杭州幼师“桃子老师”发布《小小花园》教唱视频，获赞数百万。四天后，武汉黄老师发布类似视频，凭借甜美形象迅速出圈。随后，质疑声接踵而至：有网友称黄老师走红前已是国内头部MCN机构无忧传媒的签约网红——该公司签约主播达人超过10万人，旗下有刘畊宏等头部主播。无忧传媒予以否认，称黄老师“并非无忧签约达人”。黄老师供职的幼儿园也澄清，她2019年6月入职，是幼儿园奥尔夫音乐老师，入职近四年。

但否认本身并不能消解公众的疑虑——在一个由算法和MCN机构主导的流量生态中，“偶然走红”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解释的异常现象。头部MCN机构早已跳出早期“碰运气式孵化”，建立起“人设精准定位+内容量产”的标准化运营体系。即便黄老师本人确实不是签约艺人，她的走红也仍然是被一套资本主导的流量分配机制“选中”并“放大”的结果——正如有评论所指出，打造“现象级网红”已被各大短视频平台和MCN公司奉为圭臬。

再看“科目三”。

“科目三”的舞蹈雏形可以追溯到曾流行一时的“社会摇”，在民间酝酿已久。然而，真正让它从地方性亚文化升级为“全民现象”的，是商业品牌的介入。

博主“一顿要吃八碗饭”和“关你西红柿”身穿海底捞员工制服在门店表演“科目三”的视频爆火后，海底捞迅速抓住这一流量机会——全国上千家门店安排员工学跳“科目三”，设立了相应的创新激励机制。有网友爆料，会跳“科目三”的海底捞员工月薪可达1.2万元(此说法未经官方证实)。短短一段时间里，“海底捞科目三”相关话题先后登上抖音、微博等多平台热搜。

从民间自发的“社会摇”到商业化的“科目三”，资本的角色不是“创造”，而是“识别—放大—变现”。它像一台精密的筛选机器，从海量的民间文化碎片中识别出最具传播潜力的符号，然后通过算法推荐、话题运营、品牌联动等手段，将其推至全民视野的中心。

二、文化工业：当“生产快乐”变成“生产商品”

要理解上述现象，我们需要引入一个经典的理论工具——“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

1944年，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学者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03—1969)与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在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阿多诺称文化工业是从上向下“有意识地结合其消费者”。

什么是“文化工业”?简单说，就是大众文化产品像工业品一样被标准化、齐一化、程式化地批量生产。阿多诺指出，文化工业产品“都表现出标准化、齐一化、程式化”——“程式代替了一切，雷同代替了个性，平庸代替了高雅，低俗代替了崇高”。

把阿多诺八十年前的描述放到今天的短视频平台上一一对照，几乎像是提前写好的诊断书。

第一，标准化生产。“挖呀挖”成功后，无数创作者涌入模仿——同样的手势、同样的儿歌、同样的“甜美幼师”人设。“科目三”走红后，从海底捞服务员到芭蕾舞团，从网红博主到影视路演，所有人跳着同样的动作、配着同样的音乐。“爆款”被当作模板无限复制，差异性被消灭，个性被磨平。

第二，商品化逻辑。阿多诺批判的正是“文化在管理社会成为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的事实”。黄老师走红后开启直播，橱窗内上架商品;海底捞用“科目三”获取“一大波免费流量”。文化的目的是“创造快乐”还是“创造利润”?在文化工业的逻辑下，两者已经合二为一——快乐本身就是利润的来源。

第三，消费者的被动性。阿多诺称文化工业“有意识地结合其消费者”——不是消费者在主动选择文化产品，而是文化产品在“生产”消费者。你今天刷到的“挖呀挖”和“科目三”，真的是你“想看的”，还是算法“让你想看的”?在算法塑造的拟态环境中，用户的认知被逐渐改变：“信息茧房”固化价值观，资本操控引致消费异化。

有学术研究从阿多诺的文化工业视角分析短视频话题作品时指出：“互联网环境下技术和资本通过提升用户参与度的方式将其利益需求转化为用户对短视频的渴望”。你以为是你在“刷”短视频，实则是资本在“刷”你。你的每一次滑动、每一个点赞、每一秒停留，都被转化为数据，反馈给算法，算法再据此推送更多同类内容——你被卷入了一个无限循环的“欲望—满足—再欲望”的漩涡。

三、商品拜物教：流量如何变成“神”

但阿多诺的理论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更深处——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

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四节中提出了这一概念。马克思写道：“商品就它是使用价值来说，不论从它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这个角度来考察，或者从它作为人类劳动的产品才具有这些属性这个角度来考察，都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但一旦进入交换领域，“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商品拜物教的本质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和替代。商品被赋予了某种“神秘”的力量，仿佛它本身就具有价值，而人们忘记了——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商品背后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

把“商品”换成“流量”，一切豁然开朗。

在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中，“流量”就是新的商品，而“流量拜物教”就是新的商品拜物教。一个“挖呀挖”的视频、一段“科目三”的舞蹈，本身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它们不过是普通人的普通创作。但一旦被算法推荐、被资本放大、被亿万人观看，它们就被赋予了某种“魔力”：仿佛“爆红”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仿佛流量多就等同于内容好。

人们崇拜的不是内容本身，而是流量所代表的“被看见”的权力。而谁掌控着流量分配的权力?是平台，是算法，是背后的资本。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中所言：“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流量生产资料的资本，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

黄老师一夜爆红后，关于她“一场直播打赏200多万”的传闻甚嚣尘上。人们追逐的不是她的音乐才华，而是她身上附着的“流量神话”。“桃子老师”不得不辟谣称没有“挖”到几套房。但辟谣本身恰恰证明了“流量即财富”的集体想象已经深入人心。

这种“流量拜物教”造成了三重异化。

第一重：创作者与创作的异化。创作者不再是为了表达而创作，而是为了“流量”而创作。什么内容能火就生产什么——“挖呀挖”火了就全员“挖呀挖”，“科目三”火了就全员“科目三”。创作不再是自由的精神生产，而是对流量密码的机械复制。

第二重：受众与内容的异化。受众不再是因为“喜欢”而消费内容，而是因为“大家都在看”而被迫卷入。你刷到“科目三”不是因为你想看，而是因为算法判断“这个内容能留住你”。你的“喜欢”是被生产出来的——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重要学者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在《单向度的人》(1964年)中所言，“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是“虚假的”需求。你“需要”刷短视频、你“需要”看“科目三”——这些“需要”真的是你的吗?还是资本“强加”给你的?

第三重：人与人的异化。在“挖呀挖”的评论区里，人们在争论黄老师和桃子老师谁更可爱、谁是原创、谁在炒作。在“科目三”的讨论中，人们在争论“高雅”还是“低俗”、“该跳”还是“不该跳”。这些争论看似热闹，实则掩盖了一个根本问题：我们作为人的社会关系，正在被简化为“内容消费者”与“内容生产者”的关系、流量贡献者与流量收割者的关系。

四、“奶头乐”：弱智化是意外还是设计?

如果说文化工业和商品拜物教解释了“如何生产”，那么“奶头乐理论”则试图回答“为什么生产”。

据传，“奶头乐理论”(Tittytainment)由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1928—2017)在1995年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该理论最早记录于1996年出版的《全球化陷阱》一书。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理论的真实性存在争议——除了该书作者对那次会议的描述外，再无其他公开材料佐证。但无论该理论是否真实存在过一个“精英密谋”，其描述的“效果”——用低成本、高刺激的娱乐内容占用大众的时间和注意力——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真实发生，这一点是难以否认的。

“奶头乐理论”的核心主张是：用低成本、高刺激的娱乐内容来占用大众的时间和注意力，使他们在感官刺激中逐渐丧失理性思维与抗争意识。

截至2025年12月，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达10.74亿人，占网民整体的95.4%。更令人震惊的是，新入网网民中，44%的人首次上网时使用的就是短视频应用。短视频已经不只是“一种应用”——它正在成为无数中国人接触互联网、接触信息的“第一扇窗”。

当一个人第一次上网就看到的是“挖呀挖”和“科目三”，ta会如何理解“网络内容”是什么?当一个人每天花费数小时浸泡在算法推荐的低质内容中，ta的深度思考能力会如何演变?

2024年，“脑腐”(brain rot)被牛津词典选为年度词汇。其定义为：“过度消费琐碎或低质量内容(尤其是互联网内容)而导致人的精神或智力状态恶化”。该词最早出现在1854年梭罗的《瓦尔登湖》中;2023年至2024年间，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增加了230%。这不是某个学者的危言耸听——这是全球数以亿计网民正在亲身体验的状态。

有神经科学研究警示：短视频平台的即时反馈机制正在“摧毁深度情感培育能力”。研究表明，短视频通过强化刺激视觉和听觉通路，显著激活默认模式网络，同时抑制前额叶和扣带回等与认知控制相关的区域，这种模式会导致“控制加工”系统的功能减弱。长期暴露于短视频环境中，青少年的前额叶皮层可能无法得到充分的锻炼和发展，进而影响其决策能力和情绪调节能力。

当“挖呀挖”和“科目三”这种制作成本几乎为零、信息密度几乎为零的内容能够获得百亿级播放量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不是文化的“下沉”，这是文化的“被生产”。资本并不在乎内容是“高雅的”还是“低俗的”——它只在乎哪个能带来更多的流量、更长的用户停留时长、更高的转化率。而“低智化”内容恰恰因其制作成本低、传播门槛低、受众面广而成为资本的“最优选择”。

五、“自由的幻觉”与“看不见的手”

有人可能会反驳：“如果人们不想看，怎么会火?这不是资本在‘强迫’我们，而是我们‘选择’了这些内容。”

这种反驳看似有理，实则混淆了“选择”与“被选择”。每一个刷短视频的个体都认为自己是在“主动选择”想看的内容——但实际上，你“选择”的范围已经被算法预先框定了。平台不会推送它认为你“不会喜欢”的内容——而“你会喜欢什么”这个判断，本身就是算法基于你的历史行为数据计算出来的。你越刷什么，算法就越推什么;算法越推什么，你就越刷什么。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闭环，而你是这个闭环中的被动一环。

有学者研究指出，平台依靠一整套运作机制，“使用户相信自己是能动、自由的主体，其中极少数爆红者的事迹掩盖了资本平台获取‘增值’”的事实。“自由的幻觉”恰恰是资本规训最隐蔽也最有效的方式。

今天，我们被困在同样的“歪曲了的观念”中——我们相信“流量=价值”，相信“爆红=成功”，相信“大家都在看=我也该看”——这些看似“自然”的信念，恰恰是资本逻辑在我们头脑中最深刻的烙印。

六、结语：警惕，但不必绝望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一种悲观的宿命论。马克思揭示商品拜物教，不是为了让人绝望地接受它，而是为了让人看清它、批判它、超越它。同样，揭示资本如何生产“全民弱智化”，不是为了让人放弃抵抗，而是为了让我们看清：这不是“人性如此”的自然现象，而是“资本如此”的历史现象。

“挖呀挖”和“科目三”还会继续出现——下一个爆款已经在路上了。资本对注意力的贪婪不会停止，算法对用户时长的争夺不会停歇。但我们可以做的是：

第一，保持清醒。意识到你刷到的每一个“爆款”背后都有一套资本运作的逻辑，你的每一次“上头”都可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流量收割。

第二，主动选择。在算法推荐之外，主动寻找深度内容;在碎片化消费之外，保留整块时间用于阅读和思考。抵抗“脑腐”的唯一方式，就是有意识地使用你的大脑。

第三，追问结构。不要停留在“这个内容好还是不好”的个体判断层面，而要追问“为什么这类内容总能火”“谁从这种‘火’中获利”“这种模式持续下去会怎样”——把个体困惑上升为结构批判，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

正如阿多诺在批判文化工业时所说，文化工业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胶”——它是统治和结合的工具。但它之所以能成为“社会胶”，恰恰是因为我们中的大多数还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一旦看清，它就不再是牢不可破的。

从“挖呀挖”到“科目三”，我们见证的不仅是一首儿歌和一段舞蹈的走红——我们见证的是资本如何系统性地重塑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思考方式，乃至我们的“人性”本身。看清这个过程，是反抗的第一步。而反抗本身，就是不让自己的大脑成为资本工厂的流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