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栗树洲

我的家乡在华容县城东北二十里，与湖北石首接壤的桃花山脚下一个叫栗树洲的小山村。这里群山连绵，山的主峰“臣子尖”就屹立在村子的东边。山上有多股山泉终年不断地向山下流泄，然后汇流成溪，冲击着村边一块平地，使之形成了一块四面环水的小绿洲。据传，洲子上曾有一棵巨大的野生板栗树特别显眼，树形很是奇特，树冠也特别大，几乎占这个绿洲三分之一的面积，可谓枝繁叶茂，千姿百态。该树所结的板栗香甜可口，附近的住户在板栗成熟的季节总有人或凫水，或划一叶竹排，上洲摘果而食，一饱口福。然而，不知是那年那月这棵古树却突遭雷击起火，树的中心被烧空，呈现一间硕大的树洞，空间足可摆放一方小桌，游人至此，无不惊叹该树之粗壮，生命力之强健。于是，这里的先人根据这一独特的自然景观便将这块方圆一两里的地方干脆取了一个应景的地名叫着“栗树洲子”且沿用至今。不料，该树也有它生长时间的极限，据老人们回忆，就在民国二十七年，即1938年的那个旱季，这棵荫庇了当地无数代乡民的灵树突然枝叶凋零，无疾而终，一年后遂成枯木。自此，人们只闻栗树洲其名，却再也不见栗树芳姿。

这里的先民为了农业生产的需要，于是采用等高截流的方法，在栗树洲高低落差较大的下游地方修建了一条约百米宽的挡水堤坝，从此，堤坝的上游蓄水以保农田灌溉，多余的水经溢洪道向下放流至板桥湖后再汇入洞庭。地因树而得名，加之还有港坝向下溢洪时形成的瀑布，因此闻名前来观光的人也多了起来。于是当地的一些老人出于善心做好事，在洲子旁搭了几间茅草棚，临时摆放些茶水，供来往的人们解解渴、歇歇凉。后来，来往之人日渐增多，一些有头脑的人看到了商机，就在此做起了买卖，经营一些小吃什么的。随着这里的影响不断扩大，人流逐年增多，服务的项目也开始增加，逐步形成市场且慢慢繁荣起来，以致这里发展成为湘鄂交界处一个小有名气的集市。

随着栗树洲集市的影响不断扩大，这里竟成为湘北华容人前往湖北石首，或过江到洪湖等地必经的落脚点。民国时期，政府又把乡公所设立到了栗树洲集市，这里已然成为了一个地方行政、三教九流、文化与集贸的汇集地。大革命时期，这里的人们也最先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共产党人蔡协民、熊迪等人在此频繁活动，传播马、列主义，创建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农民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马日事变”后，虽然这里的革命事业曾一度处于低潮，但不久后的1928年初，贺龙、周逸群领导的鄂西北特委与这里的地下党组织又取得了联系，这里的斗争形势便随即得以好转，很多人都参加了革命队伍。他们白天在田间劳作，夜晚聚集一起研究斗争策略，一旦有风吹草动，就迅速向桃花山上隐蔽转移。那年正月十六，贺龙在东山长岗庙组织领导了元宵暴动后不宜久留，于是带部队走三封松木桥至金盆恩歌山峡口，再经栗树洲集市望石首长江大堤边的鹿角头(今桃花山镇红军树)而去。据当时在栗树洲集市目睹了贺龙风采的蔡又坤老人回忆说：“那天，贺龙骑着一匹高大的黑马走在队伍最前头，很是威风。”

1931年8月的一天，两名国民党税警在栗树洲附近强征税款而激起民愤，结果被几名义士将其二人勒死在栗树洲西边的山林之中，反动当局认为是共产党所为，遂派出大批军警在栗树洲搜捕，却怎么也找不到共产党人的行踪。8月23日，恼羞成怒的军警于是下令将栗树洲集市周边的商贩，包括在茶馆闲坐的老人、小孩一共四十九人逮捕，然后关押到一个叫槽坊岭的地方(现章华镇栗树村金窝十二组赵家岭)，继而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却始终一无所获。9月12日即农历八月初一这一天，黔驴技穷的反动军警将这无辜的四十九人全部押往华容县城之北河渡后，竟惨无人道地将他们集体屠杀，这便是华容著名的“栗树洲惨案”他们中间年龄最小的仅仅才九岁，多么吓人听闻的疯狂之举啊!全国解放后，华容县人民政府在县烈士陵园为这四十九人建了烈士墓，供后人瞻仰凭吊。

抗日战争时期，我县桃花山地区是湘鄂西一带著名的抗日根据地，而栗树洲这一片不大的地方又是根据地抗日形势最为活跃的地方之一。1943年至1945年间，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在支队长杨振东的领导下，曾先后多次从湖北石首的桃花山、青竹沟而来，途经栗树洲集市，前去与驻扎在墨山铺，七女峰的日军作战，狠狠打击日伪军的嚣张气焰。他们每次都选择在栗树洲歇脚用餐，因此，这里无数次上演过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打东洋的动人景象，栗树洲俨然成为桃花山抗日根据地的大后方。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模式的改变，栗树洲集市早已不复存在，但栗树洲的传说人们一直还在被口口相传。那棵硕大的栗树和栗树洲这块红色的沃土一直都是这里的人民心中永远的绿洲。笔者六十年代初就出生在这里，故乡的山水传说永远都是我心中的骄傲与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