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热狂”与“冷观”

百年前新旧思潮激荡的年代，就有人凭着一腔热血冒进妄为，也有人经历了些艰难之后便蜷身蛰伏，不再行动。时至今日，这两种错误思想依旧盘旋在我们内部。一边是燃得太快的烈火，一边是沉寂不动的寒潭，二者面貌看似相反，实则病根却是相通的。

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却是许多人最先丢掉的。社会的变革，不是靠脑子里凭空生出一套蓝图，凭着主观愿望强行推行，也不会像果子成熟那样，挂在枝头静候人伸手摘取。它始终扎根于现实的生产方式，依靠群众的实践，循着客观规律缓慢推进。现实本身永远比书本上的框架复杂，不同群体的处境各不相同，大家承受的压力、能够行动的空间、可以接受的斗争方式，都不是一句话就能概括的。无视这些，理论就会变成空中楼阁。教员也曾反复批判左倾、右倾这两种错误路线，他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说道：

“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先看那一类高喊口号、情绪极端冲动的盲目激进者。他们口口声声念着解放与平等，旗帜举得很高，可很少愿意俯下身，去观察社会真实情况，更不愿耐心体察劳动人民真实的诉求。他们的通病，是把主观意志看得过重，把历史进程想得过于短促，混淆了长远理想与当下所处的历史阶段，仿佛只要立场足够坚决、言辞足够激烈，现实的壁垒便会应声瓦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生产关系的更替，必须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基础之上，绝不是单凭主观愿望便可强行催生。历史有它自己的节奏，不是我们嫌它走得慢，就可以一下子推着它跨越本该经过的路途。

于他们而言，凡是结合现实渐进的探索，一概斥之为妥协;凡是主张稳步积累的说辞，统统视作懦弱。在他们的评判标准里，当下只要不跟着一同冲塔，不参与人身攻击的网斗，便是立场不正。可真正的斗争，不是脱离群众的孤勇冲锋，更不是无视敌我力量对比的冒险蛮干。早年党的历史上，盲动主义的教训鲜血淋漓：少数人凭着主观热情自发强行发动暴动，力量对比悬殊，群众尚未做好准备，最后白白折损革命火种。这份旧教训，我们必须要牢牢铭记。

这时候可能会有人提到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的那句“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实际上这句话的本意是强调思想批判最终要落到现实改造，可一部分人只学会了批判的姿态。他们热衷于划分阵营、揪人语病，搞网斗、打派仗、无凭无据地泼脏水，把大量精力消耗在内部的互相攻讦上。他们很少了解并走进真实的生活，去看见劳动人民生计、难处，去理解其他同志顾虑的缘由。他们幻想着跳过漫长的量变，直接完成终极目标，这本质上依旧是唯心主义，以为只要意志足够强烈，客观条件就会自行让路。

鲁迅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里，早已点破这类人的面目：

“所以革命前夜的纸张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极彻底、极激烈的革命家，临革命时，便能够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觉的假面。”

很多人擅长在纸面上、在网络上里做最彻底的革命者，激进难听的话说得毫不费力，可一旦要面对现实里见效极慢的宣传工作，便立刻退缩。这种狂热，看上去赤诚热烈，实际上就是空有一身的浮躁。一味狂热的激进并不能凝聚力量，反而会容易把原本可以团结的人推到对立面，让理想沦为一场自我感动的狂欢。这不是革命，只是个人情绪的宣泄!

而另一边的“等待革命论”，则是更为隐蔽的精神懈怠，也更不容易被识别出来。持这种看法的人，大多也曾认真读过理论，目睹过现实里重重的阻碍，尝过努力之后收效甚微的无力感。当一次次微小的努力很难立刻看见改变，当复杂的矛盾看不到简单的解法，于是走向另一个极端：认定宏大变革是遥远未来才会发生的事件，等到所有条件自动成熟，一切自然水到渠成，当下个人的点滴抗争和坚守全都没有意义。

马恩在《神圣家族》中写道: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历史规律，不是所谓的宿命，不是坐等天上掉馅饼。规律提供的只是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可能性想要变成现实，离不开人的行动。社会变革的每一次推进，都不是时间流逝之后凭空降临，而是一代又一代被压迫者主动争取、继续斗争，在现实矛盾里博弈、积累才得来的。没有哪一次进步，是没有人争取就自动送到人们手上的。

这类等待派最大的思想误区，就是在于把尊重客观规律给等同于消极不作为。他们能够冷静地分析现状，指出当下条件的局限，道理说得头头是道，可落脚点却是什么都不必做。他们目睹不公，却选择袖手旁观，把历史发展的长期性当成放弃担当的借口。表面上是理性审慎，看透幻象，实质是思想上的懒惰，丧失斗争的勇气，甘愿做现实的旁观者。这种右倾的惰性，有时候比左倾的盲动更难察觉。盲动的人撞了壁，在现实的硬石头面前尚有醒悟的可能;但长久地一味观望，会一点点磨掉锐气，慢慢习惯周遭的一切，让人在日复一日的沉默里顺从现状，最后连抗争的念头都消磨殆尽。坐等救赎，本质上就是抛弃人的主观能动性，放弃作为主体的责任。

我们当然承认个人力量有限，单靠一个人的呐喊很难撼动庞大的现实，这一点无需回避。可所有宏大的改变，本来就是无数细碎、微小的坚持汇聚而成。理论的普及、同志的互助、力所能及的争取，这些事情看起来不起眼，却都是量变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看不起点滴的工作，只盯着遥远的总决战，最后只会两手空空。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是极端的狂热者，也不是冷眼的等待者，而是坚持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相统一的实践者。我们既不否认客观条件的约束，也不否定人主动实践的价值。正如教员在《实践论》里所讲：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这句话提醒我们，认识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我们学习理论，形成判断，再拿到现实里去检验，根据现实的反馈改正自己的错误想法，循环往复。

我们反对盲动，不是要收起心中的不平，不是要劝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安于现状，而是希望阶级斗争能够走得更远，不要在无谓的消耗里早早耗尽力量。我们反对等待论，也不是否认历史条件的制约，而是拒绝把规律当成逃避的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