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国家的维稳潜力讨论之三:左翼城市游击队的“以暴力手段参政议政”、体制外暴力也可以遵守体制的规矩、资产阶级国家的重组……

作者:谢若林 来源:圣彼得堡来信微信公众号 2026-08-23

资产阶级国家的维稳潜力讨论之三:左翼城市游击队的“以暴力手段参政议政”、体制外暴力也可以遵守体制的规矩、资产阶级国家的重组……

资产阶级国家的维稳潜力讨论

讨论之三:左翼城市游击队的“以暴力手段参政议政”、体制外暴力也可以遵守体制的规矩、资产阶级国家的重组等于吐故纳新、对红色旅的实践不能一棍子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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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红色旅绑架处决意大利前总理、天民党时任主席莫罗的历史事件,其中一大诱因是莫罗为七十年代后期意大利共产党与天民党的深度合作牵线搭桥,且貌似颇有成效。红色旅不愿看到意共进一步整合到国家秩序当中,于是出手“处理”了莫罗,落实1975年红色旅“打击资产阶级国家心脏”的宣言主张,试图打断这个“历史性妥协”进程。当然,在莫罗行动中,红色旅也有解救狱中政治犯等等打算。

很有趣的是,1989年9月26日在雅典,希腊的“11月17日革命组织”(17N)击毙了希腊新民主党议员帕夫洛斯·巴科扬尼斯,而这位先生当时正在积极奔走,以清除政坛腐败为旗帜,推动希腊主流左右翼建立跨党派的强大建制力量,保卫选票政治的威信,同时有效遏制腐败,最终目标是实现希腊资产阶级政治生活的长期稳定。17N担心他的活动可能导致希腊主流政治生活的深度整合,或者说完全“泥潭化”,于是果断出手了。这一动机与红色旅“处理”莫罗,可以说有相当的重合之处:左翼城市游击队不愿看到主流政治力量超越具体分歧,齐心协力建立一只得到大众信任的强大建制派力量,试图打断这根政治链条。

资产阶级国家的维稳潜力讨论之三:左翼城市游击队的“以暴力手段参政议政”、体制外暴力也可以遵守体制的规矩、资产阶级国家的重组……

现在看来,20世纪下半叶欧洲的一部分左翼城市游击战团体形成了某种“用枪投票”、或者说“子弹式一票否决”的传统,他们的部分实践,指向了以体制外的政治暴力去干预体制内的政治变化,从而“保卫进步趋势、打击反动派、打通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回过头看,红色旅和17N的“用枪投票”、“子弹否决”尝试,客观上是螺蛳壳里做道场,甚至有点像资产阶级政治生活的“微调”,而随着1991年共产主义的崩溃,任何体制外“微调”都成了过眼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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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体制外暴力介入主流政治,也可以守规矩;体制外的暴力,也可以是主流规则约束下的暴力。

70年代的欧洲-拉美左翼城市游击队的暴力底色是什么呢?零敲碎打消灭一些军警没有什么卵用,统治秩序的武装力量可以无限补充;定点清除若干资产阶级政治家,着实上了新闻头条,但为了什么?为了……一切回到“正轨”,也就是保持日常现状吗?要指出的是,维持现状肯定不是许多左翼城市游击队员的追求,但他们的实践往往跳不出“维持(资本主义)现状”。

表面上看,20世纪70年代末的红色旅似乎在用抓走天民党主席展开“攻势”,但细想一下,他们在用暴力手段打防御战。他们在保卫实际存在的那个资产阶级国家秩序,阻止国家进一步向右转——一旦共产党与天民党达成默契,意大利的政治气氛肯定对工人阶级更不利。但再一想,红色旅的活动效果连防御战都算不上,因为他们的“黑虎掏心”式行动是可笑的——共产党和天民党的深度合作是70-80年代意大利政坛的大趋势,杀死个把牵线人,哪怕这个牵线人有“前总理、天民党主席”的头衔,也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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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左翼游击队暴力:炸炸资本主义象征物,搞行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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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和天民党的深度合作是70-80年代意大利政坛的大趋势,杀死个把牵线人,哪怕这个牵线人有“前总理、天民党主席”的头衔,也没有用……

意大利共产党与天民党的合作趋势,来自意共“补全”资产阶级秩序的长期立场,也来自统治者消化吸收大型工人政党的维稳需要。这种强大趋势,肯定不是处理了几个幕后牵线人,就能阻止的。但反过来说,就算莫罗没死,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意大利共产党大概率也无法顺畅成为彻底的建制派,因为说一千道一万,资产阶级还是信不着它!让一大股工人政治力量彻底登堂入室,哪怕它抱着守护秩序的念头,也还是太危险了!带来太多不确定性了!就是说,意共与资产阶级的合作有它的极限,这一极限恰好来自意共的力量本身——只要还有一大批无产者追随共产党,资产阶级就不能把房门钥匙放心交给共产党。

什么时候意大利资产阶级彻底自信了?1991年共产主义垮台的那一刻。但是共产主义垮了,资产阶级国家也就不需要共产党成为彻头彻尾的建制派了——你没用了,我还要分你一杯羹吗?还要把我家房门钥匙配一把给你吗?你还是一边凉快去吧~

这是一个阶级力量对比变化衍生的政治悖论。20世纪下半叶的欧洲-拉美激进左翼城市游击队,按照他们当时那个玩法,客观上无法打破这个悖论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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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意共就是建制派的模样了,只是老板们死不承认而已,“你和我不是穿一条裤子的”,就算意共再怎么压制工人,不惜把他们送进监牢,不惜让工厂干部去告发同一个厂里的红色旅成员,有产者也不可能容忍意共登堂入室,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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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总体上共产主义革命者总是倾向于防御∕撤退,到了万不得已才会跳到外线打几仗,来一场“千里跃进大别山”…… 另一方面,统治者阵营总是不缺富有冒险精神的野心家,如果说左翼城市游击队是以貌似剧烈的破坏行为守护日常秩序,那么资产阶级反革命为了维护财富和权力,是从不忌惮大肆破坏日常秩序的。

所谓“成功了就是革命,失败了才是叛乱!”,韩国电影《首尔之春》的这句荒诞诡辩台词,反倒揭示了政治与历史的责任只能由当事人来背!弗朗哥迈向法西斯的过程,何尝不是强加给旧西班牙王国的“叛变与革命”呢?

所以说吗,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外”与“秩序内”并不泾渭分明,看似体制外部的行动,能被秩序俘获并实现建制化,看似内部的机制,也有自戕与失衡的一刻。当无产者离开政治舞台数十年之后,到了21世纪20年代,可以看到主要资产阶级国家对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战争变得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漫无边界——特朗普当局撼动了原以为不可撼动的全球化市场规则,否认了原以为不可否认的市场利益分配条件,撕毁了原以为不可撕毁的资本精英分赃协议。

说回20世纪70年代的左翼城市游击战,既然革命与反革命都带有破坏日常与直接行动的特征,那么二者就像相互竞赛的逆水行舟,对于资产阶级阵营来说,它们为了“坐江山”所做的一切,本质上从来都是进攻,只有向无产者进攻,乃至于一路横扫日常秩序,资产者才能尽量保全日常积攒的财富与权力。看不透这一点,无产者不管怎么做,很可能总是步步被动。

A

他们在保卫实际存在的那个资产阶级国家秩序,阻止国家进一步向右转。

对!红色旅抓捕处决莫罗,客观上是以“保卫进步、遏制反动”的名义,给战后意大利的日常秩序续命,也就是给“强大左翼牵制资产阶级国家”的脆弱平衡续命。甚至可以说,红色旅抓捕莫罗的实践,客观上是在守护具体存在于70年代的那一套资产阶级国家机制。武装的革命者在给统治秩序右转踩刹车……

只有向无产者进攻,乃至于一路横扫日常秩序,资产者才能尽量保全日常积攒的财富与权力

20世纪主流共产主义力量几乎一直在修补资产阶级秩序,但资产阶级统治者对待共产主义,始终是找到机会就痛下杀手。这个历史逻辑,在莫罗案件上再一次重演了——借助莫罗案,意大利当局对革命工人、学生和社会人士进行了无死角扫荡,重创了当时的觉悟无产者。

资产阶级国家的维稳潜力讨论之三:左翼城市游击队的“以暴力手段参政议政”、体制外暴力也可以遵守体制的规矩、资产阶级国家的重组……

莫罗案

B

我近来研究了阿根廷的“肮脏战争”过程,阿根廷左翼游击队的政治要求,说的可能花里胡哨的,核心就一条“保卫民主”,充其量回到“反动派进攻”之前的国家政策。别看他们的文宣写得多么激进,看多了就能发现套路:99%正确的革命原则,最后1%的阶级合作内容才是真实目标。

另一方面,当时的左翼城市武装斗争加速了国家重组的过程…… 革命者只能从本阶级中汲取力量,可以重于泰山,但离开了本阶级,自己去寻求出路,去“用枪投票”,甚至去“微调”那些天天上头条的大人物,就只能轻于鸿毛。

A

核心就一条“保卫民主”

我把它概括为“有效的保卫真民主”——意大利共产党一直在保卫民主进步事业,左翼游击队不满意,“你们保卫的太假,我来真的!”

武装斗争加速了国家重组的过程

我的个人理解,所谓“国家重组”就是资产阶级国家吐故纳新增强活力的过程。统治阶级的个别成员死于非命,很多时候有助于作为整体的统治者摆脱日常束缚,推行进一步剥削大众和巩固权力的政治革新。当然,这一切能落实的前提,是无产者与左翼游击队一起晕头转向被动挨打,力量不断削弱。

B

所谓“国家重组”,就是资产阶级国家吐故纳新增强活力的过程

这个过程中,统治者也要冒险,所以也不愿轻易“重组”,但左翼游击队守护左右翼脆弱平衡的武装实践,“倒逼”了国家重组,给了统治者破坏日常、吐故纳新的理由。

C

左翼游击队沿着这个“守护-破坏”的政治逻辑走,走到自己土崩瓦解,到了21世纪,个别前游击队员有当总统的,有当部长的,还有的成了著名哲学家,卖课卖的不亦乐乎……

A

说回莫罗案,实际上,资产阶级主流政治的左右翼是否能彻底和解,是否能建立强大的“跨意识形态”建制力量,对无产者确实有影响,但也远远没那么宿命。莫罗死了,意大利共产党没能进一步整合到国家秩序深处,又如何?意共的根基来自于无产者对共产主义的追随,它的阶级合作主张,来自美苏对抗的均衡格局,它对工人革命的敌视,来自苏联官僚集团本位利益的国际延伸,而所谓“苏联官僚本位利益”,很长时间里意味着“一动不如一静”,能不改变现状,就不要改变。1991年共产主义崩溃了,全世界无产者都离开政治舞台了,那一口吊了数十年的气,散了。意大利共产党呢?直接改名分裂、安坐一隅了…… 在历史大势面前,什么跨左右翼的建制派,有没有也就那么回事。

E

在20世纪初期,“处理”个别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对统治秩序可能还算一个有效的打击方式,甚至可能是新的打击高度。譬如德国革命初期,要是果断处置了施特雷泽曼、布吕宁乃至于兴登堡,可能对进一步瓦解秩序,起到有效作用。但是到了冷战时期,革命者定点清除了个把统治者,反而起到了巩固国家秩序的客观效果。

分析欧洲-拉美游击队,还是不能绕开苏联国家。作为工人革命的遗产,苏联国家完全是资产阶级国际秩序的外人,独断官僚集团的本位利益,却又驱使着苏联国家成为20世纪下半叶国际秩序的主要创造者。这种矛盾表现为苏联决策的大多数时候比谁都尊重国际规则,结果没办法根本创伤资产阶级世界的主流国家,而颠覆性的动荡只发生在苏联周边或者个别边缘国家,比如古巴。

F

我也说几句:

我觉得20世纪主流共产主义的实践,以及“用枪投票”的左翼游击队实践,它们的底层逻辑都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体面”。只不过主流共产主义通常选择资本主义规则内部的“体面”,而用枪投票的左翼革命者选择了用不体面的手法去实现体面的目标,也就是建设“更健康的资本主义秩序”。顺便一提,现在在中文互联网上自称左派或者什么乱七八糟派的人,基本也都贯彻着体面至上的原则,看到红色旅的那些绑架杀人或者炸毁标志物的行为,多半大惊失色、大加指责,声称这一点也不体面,“不利于团结群众,伤及无辜,把大家都吓跑”云云~

只能说,同样是左翼政治体面人,互相之间亦有分歧,堪称没有最体面,只有更体面~ 看到实际目标相同的体面人互相攻击,还挺滑稽的~

反倒是资产阶级为了实现体面的资产阶级秩序,可以毫不犹豫动用最不体面的手段,而它的右派基本群众往往没什么反对意见,体现出惊人的团结,乃至于被殃及池鱼了也不会轻易高呼“幻灭”、“我看清了真相”、“走出乌托邦”……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照:资产阶级反革命往往更有实现目的不择手段的决心,它的阶级基础也支持它放手大干,与反革命“头部大佬”有亲密的灵魂共通;无产阶级革命者往往没有痛打秩序软肋的决心,它的阶级基础常常是支持它放手大干的,但往往得不到“革命者”的回应,逐渐茫然。

G

我说几句不成熟的意见:

左翼游击队的暴力,看似打破了政客游戏的规矩(“我是内务部通缉重犯!”)、挑战了国家机器甚至清除了部分统治者个体,但还是流于表面化了,陷入了更深的政客游戏,无助于影响阶级战争大势,反而成为资本主义统治秩序最熟悉、最拿手的问题点,惨遭秩序顺顺利利“依法处理”……体制外左翼暴力的挣扎,显示出无产阶级自觉力量被消耗、被压制,而主流共产主义力量以维稳为主要任务以后,少量坚持颠覆秩序的革命者也失去了阶级斗争的创造力,只懂得缺乏力道的盲目挥舞王八拳…… 结果正中了敌人的下怀。

阶级斗争的创造力是如何失去的?又要如何再生?恐怕是觉悟无产者要特别关注的话题。

H

我觉得对红色旅的实践不能一概而论,他们的实践很丰富,前期围绕菲亚特工厂的活动,很值得注意。抓捕莫罗的行动与无产者斗争走下坡路是互为表里的。用“试图微调主流政治”来形容红色旅,有点过了,最后结果可能是“微调”,但做事的人不一定是抱着这个想法的…… 哪有冒着生命危险就为了“微调”的?!

D

红色旅的活动,主观上肯定不算“试图微调国家政治”,更像客观上成为了泄压阀。很多时候,革命者的主观设想不是特别重要,就70年代末的意大利来说,资产阶级国家以一种“秩序的合力”让红色旅客观上跑不脱泄压阀的角色,证明国家秩序“管道”的其他部分普遍具有高耐压特质了,经过了70年代的风暴十年,意大利国家站得很稳。这样一来,红色旅自认为“打击资产阶级国家心脏”,实际是倒计时挣扎。

I

70年代的左翼城市游击队不能一概而论,红色旅的实践与阿根廷的左翼游击实践,更加不能一概而论,但确实,斗争后期都陷入了进退失据的窘况。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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