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生视角下的张雪峰

刚刚在一个微信群里和一位群友在张雪峰上发生了争执，情绪有些上头，最后当然话说开了，但还是想写一写张雪峰。

张雪峰最主要的本业就是高考志愿填报的咨询工作。问起他志愿填报活动所遵从的原则，可以说是有且仅有一条——如何借此找到更好的就业，从而最大化填报者的收益。能够证明这一点的事实莫过于在之前由他引发的新闻学争端：当家长询问他，学生执意报考新闻学专业该如何是好时，他斩钉截铁地说，即使把学生打晕也要换个专业。这种偏激的用语立刻使得舆论发酵。讨论主要集中在：人生道路的选择应当更看重理想，还是更看重功利?

有人说，理想很重要，因为你必须找到属于你的人生意义，他们对张雪峰大加挞伐，说他践踏了某个学科或行业当中某种神圣的东西;有人说，功利很重要，因为你必须填饱肚子，他们对张雪峰大加欣赏，认为他在帮助没有信息渠道的人“避坑”。

某种程度上来说，功利主义者的言论还具有一定的正确性。绝大多数大学生一毕业，就不得不面临一个这样的事实：他们没有生产资料，父母也没法养他们一辈子。为了以一个相对“体面”的人的身份正当地活下去，他们必须成为所谓“人力资源”，也就是出卖自己劳动力，以无产阶级的身份出现在市场上。并且大学毕业生属于受到过高等教育的无产阶级，是相对来说具有更多知识的无产阶级，就这一重形式来说，由于现代知识分工的影响，他们的就业与否会受到所学专业内容的制约。在吃饱饭这一层前提下，专业的具体内容就几乎完全被忽略了、省去了，剩下的唯一的需要考虑的就是该专业的就业情况，也就是说，学生曾经花在专业知识上的学习时间，究竟能否顺利地转化为金钱。像我自己就是，适合和喜欢的都是读书、研究、写作的事，但却把我所有的知识无法顺利转化为一定量的金钱。

所以，在这种思想中就已经隐含着对持有“报考专业要遵从心中理想”这样论点的人的一个反击：它用一种近似黑色幽默的方式展示了马克思的“人类一般劳动”的概念，尽管是不完全地展示出来。它选择对各个行业的特殊性质、对每个人的不同个性避而不谈，转而去寻找一个真正可以在专业间相互比较的尺度——经济利益，或者说工资收入。在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前途面前，一切个人的喜好、一切与社会整体相关的责任感、一切提倡奉献的意识形态规训，在这里都被瓦解了，它们最终都为那一个唯一的、几乎看不出任意专业之间有什么区别的尺度让路。更进一步，对特定专业的迷恋还会被认为是有害的，因为无论你从事何种特殊形式的劳动，最终能够评价你的还是“人类一般劳动的结晶”——货币，背弃它就等于背弃了现代人最普遍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甚至这种比较本身也是一种奢侈，许多大学毕业生首先要解决的不是工资多少的问题，而是能否就业的问题，是他们作为“拥有知识的（半）无产阶级”能不能入资产阶级法眼的问题。有句话不是说“3000块钱招不到一个农民工，但是可以招到一个大学生”，可见，有人扯什么大学的“神圣性”，说什么大学教育及其文凭的价值不能用大学生的工资衡量，那不过是转移视角、掩人耳目的说法，在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下，经济利益必然是最为大多数人关心的问题。“知识改变命运”的承诺是过去历史与整个社会共同告诉大学生的，可是如今这份承诺越来越难以兑现。市场经济的欺骗性便显露了出来：不要幻想“稳定的生活”能建筑在不稳定的市场之上。不关注经济利益，最终可能落得个没饭吃的下场。

我们可以看到，理想已经被功利提前宣判死刑了。用功利的视角来填报志愿是一件容易理解的事，但是“理想”的角度本身其实还包含着这样的一个幻想——即幻想其工作能够与生命的意义同一起来，幻想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劳动能够成为人类自我实现的方式。实际上，这个幻想本身就有着自相矛盾的成分，因为填报志愿本身就意味着学生或明或暗地接受了这样一套规则，也即把自己纳入到了“成绩--学历--工作”的再生产链条中。在这个体系中，绝大多数学生一开始就是为了成为雇佣劳动，为了成为一种能够投入劳动力市场的商品而应试的。既然ta承认自己要成为一名雇佣劳动力，既然ta在未来不得不将自己劳动的主导权卖出去，那么市场经济给ta提供的唯一稳定性就是，ta就将会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ta的劳动必将被不断地异化为畸形的劳动。这种畸形劳动势必会表现在各个方面，包括过长的劳动时间、过大的劳动密度、片面的劳动内容以及不合理的管理方式等等。也就是说，在普遍异化的前提下，绝大多数人的就业不可能同时就是“实现理想”“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哪怕有幸录到了心仪的高校和专业，在后续的工作中，即使再有幸找得到一份世人眼中不错的工作，但根本上还是会被资本的逻辑支配，最坏的情况下是连自己原本的爱好都丢失掉，在劳累、疲倦、抗拒、违心与窘迫中丢失掉属于自己的个性与理想。就这重意义来说，那些只谈理想而因此反对张雪峰的人，要么是已成功人士的“何不食肉糜”，要么是行业中的利益相关者。

此外，一些行业当中所谓的“职业道德”，所谓“神圣的、不容践踏的东西”，已经在张雪峰的解构下体无完肤了。张雪峰会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哪些行业靠个人努力，或者说内卷会有点上升空间；哪些行业更需要看“家世”，看“关系”，看“资源”。这是张雪峰“说真话”当中的另一大功劳，他毫不留情地揭穿了作为普遍状态的后门、腐败与“潜规则”，进一步解构着“努力一定会成功”的资本主义信条（尽管这种解构是无意识的，张雪峰本身就是努力拜物教的忠实信徒）。现在，努力不一定成功了，怎么办？至少得选一条通过努力能让我吃上饭的道路。现在高考分数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分数已经尘埃落定；现在重要的是选择方向，选择一个领导的亲戚不那么多的行业。

但是，从资产阶级的视角来看，必须要有人站出来反对张雪峰的功利主义。这不仅仅是被张雪峰否认的学校与专业相关者的问题，这是整个统治阶级的问题。几乎无论哪个大学，都会说，大学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学生的前途如何，而在于培育国家的“栋梁之才”。资产阶级当然更希望营造这样一个印象，好像每年的上千万大学生都是有热爱“学习”的 、“理想”的、“爱国”的好青年。往小处说，这是一种用于PUA学生的话术;往大处说，它适用于构建一种意识形态：似乎所有人在大学里都是平等的，都是相同的准备着为国贡献的知识分子。但是一毕业，这种意识形态的构建就立刻破产了。资产阶级的子女可以用各种路数迅速为自己谋取高位，继续成为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的子女，只要不是特别优秀以致于被统治阶级决定“招安”，就会重新回到无产阶级的状态，一遍又一遍地向各个公司投送简历，希望获得一个职位。表面上的理想主义是这种阶级分野的遮羞布;而功利主义的考量则完全不是这样，因为家庭以及“关系”能够提供的资源是显然地被关注到的，这样，只要再前进一步，即使在学校里，阶级的区分就容易被注意到。

因此，必须重视张雪峰所引发人们特别注意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学生们一开始被赋予了理想，到毕业时理想又被打压了下去?为什么理想与功利性的区分会存在?究竟是什么将我们带到了这样的一个选择面前，或者说，这个选择得以存在且广泛存在的社会基础是什么?

我们知道，一般情况下，同一个专业当中，学校的层次越高，毕业生就业压力越小、薪资越高。而同一层次学校的不同专业（假设它是体现该层次学校平均水平的专业）就业情况以及薪资情况的差异，则是难以事先判断的，通常以市场对该专业毕业生的需要与供给之间的对比决定。于是我们可以回答：在当下的教育体系中，被动筛选的过程正是市场经济下个人竞争的反映与延伸;主动选择则是愈发细化的劳动分工的表现形式与预先分流。被动筛选与主动选择的结合，恰恰证明了，现在的教育制度的设计方式，正是市场经济的倒影。从另一个方面考虑，如果大学毕业生的工作问题没有与市场紧密地结合起来，那么被动筛选与主动选择就不会同时起重要作用。比如CR时期，大学教育与市场的联系很弱，甚至连筛选性的原则都一度被打破。在1999年以前，大学毕业生工作基本都包分配，市场竞争尚未完全侵入教育制度内部，也没有听说过大规模的有关志愿填报的问题。

也有观点认为，高考中的分数竞争是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但是这种说法正如蒲鲁东认为价值是由稀缺性决定的一样荒谬。我们承认，特别是在过去，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确实制约了接受较高级教育的人数，这对竞争的产生存在一定影响。但是一方面，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不与学生供给的丰富性对比就没有意义;另一方面，如果承认分数竞争主要是基于功利性的考虑，那么也就会承认，大多数大学毕业生面对的工作难找的问题，不能只归因于他们不够努力从而未争取到“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而是资本主义下必然有一大批毕业生会落入与普通无产者一样的处境;由于拥有更高的技术而得以分享部分剩余价值的人，本来就只会是极少数。与资本主义下无产者之间不得不进行的激烈竞争相比，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作为一个因素的影响要小得多。正是因为人人都想要摆脱竞争、获得高薪，而这当中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方式是相对最容易的，因此才会围绕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引起激烈的竞争。更何况随着网络教育技术手段的逐步普及，这种稀缺性也在逐步消失。因此，高考中的分数竞争的基础建立在市场经济中的个人竞争之上，建立在社会对学历的认可与学历越来越成为企业用工的唯一考量之上。如果不是企业对毕业生的要求越来越严苛，不是各种近乎钻牛角尖地以高学历高学府为筛选标准，学习专业知识又何必追求稀缺的资源呢？

此外，还有一种常见的进路，就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说明现代教育起源于工厂制度。这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批判角度，能够引导人们对教育异化的认识。但在我看来，仅仅强调现代教育与工厂之间的联系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了解教育本身与工厂，或者说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以及资本主义普及对教育的根本性的影响。

张雪峰曾受到过网友各种正面评价，其中最高的莫过于“配享太庙”。他受到赞誉的原因，大概也就是打破信息壁垒、让“底层的孩子”能够接触到平常接触不到的信息。然而，事实却是，张雪峰主要持股的苏州峰学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一对一咨询服务售价从8999元到17999元不等，对于真正的底层家庭而言，这是一个不小的数额，是绝对难以负担的，反正这个数字是我这样的家庭负担不起的，我高考报志愿都是自己对着学校发的那两大本厚书研究然后打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问班主任和上网搜了学校咨询电话打过去问了一些想了解的问题，就这样一个下午就定了，在截止前一天下午就跑去学校门口的打印店打印出来，第二天早上正式确认就完了#FormatImgID_0#。当然，也有人说，你已经免费地从张雪峰的直播中获取了不少的信息，怎么还幻想不交钱就继续获得更进一步的信息呢？

可见，在这里，信息是被视为一种私有物的;信息的交换自然也遵从市场交换的伦理。而对信息所有者来说，如果他主要地利用信息的某种特征使得自己的财产增值，他就是信息资本家，信息本身就是资本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最直观地看来，信息所有者要成为信息资本家，所做的就是卖出信息以换回货币。不过有一个与一般商品特别区别的点需要我们注意：卖出信息的边际成本很低，即使考虑了卖出信息同时附有的讲解劳动等信息服务，与一般劳动者甚至一些中产阶层的工资比较，其价格仍然高得令人咋舌。在这里，似乎存在的只是纯粹的供给与需求，提供信息的服务定价似乎并不能找到一个在供需之外的独立因素来决定。信息所有者想要多赚钱，最重要的方法似乎就只是以尽可能多的次数卖出他的信息服务。即使考虑到信息服务中投入的劳动，似乎也总是用较少的劳动换取更多的货币;而我们并不能把整个价格都归结为信息服务劳动加上搜集信息劳动创造出价值的反映。这个数量的自然制约因素，也仅仅取决于市场的大小和用于提供信息服务的时间。不过，随着网络舆论权力的崛起，能够卖出信息服务的数量还有另一层制约，也就是信息所有者的名声，或者说口碑。

张雪峰的多卖秘诀在于他是一个十分擅于挑拨舆论的人。他的言语“粗俗”、生动直接、接地气，同时又带有绝对化的倾向，这本身就颇为传播学青睐。但仅仅这一点远远不够。不知是否故意，他还经常“冒犯”他人，从而挑起各种争论，但绝不身陷争论之中。在公众眼中，这些争论并没有明显地损害他的形象，并不是因为所谓“互联网没有记忆”，而是因为，对于大多数并不涉身其中的观众来说，张雪峰的言论并未触及他们的敏感点，于是他们便可以很容易置身事外，整个事件也就带上了某种表演的性质，不过是他谈笑风生、指点江山、“打破信息差”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张雪峰虽然在每次的直播中都要与许多家长连麦，但是真正看他直播、视频的粉丝群体中只会有一小部分转化为信息服务的购买者。那些真正体验过服务的人便难以集体化地以舆论的方式反映自身诉求的能力，他们的音量只会相当于海洋中的一滴水。此外，今年接受信息服务的人，要四年后才能有大概的具体意见，但是四年时间对互联网来说确实太长了;而这个时间本身就足以使张雪峰的神化形象固定下来。于是，张雪峰便可以长期处在舆论场上而屹立不倒。他可以宣称自己“没有对不起任何人”，尽管任何人都不知道这句话是否出自真心，但是在那些自发维护他形象的粉丝群体中间，他的被神化的人的形象是愈发牢固了。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这一切舆论的操纵都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的基础上的，都是建立在中产幻想，从而努力拜物教，从而“读书有用论”深深刻在无产阶级脑中的结果。这一切都是属于无产阶级的新常识还没有普及的结果。于是，资产阶级便可以利用那些有利于他们的常识，不断地将舆论引导到有利于他们的方向。

无论张雪峰如何宣称他“打破信息差”，根本上来说，他作为一个信息服务的提供者，他的商业模式中必然包含着人为维持信息差现状的举措。他在直播当中透露的信息，永远只能是零碎的、有限的、个别的信息，他从来没有一个计划，说他将要从根本上提供一个系统化地解决信息差的方案;他甚至连如何搜寻这些信息的方法都从来没有透露过。他在直播中“免费”提供多少信息，是完全受他自己把控的。即使是花了大钱购买服务的人，也不意味着能够得到这种全面的信息。买家真正得到的与其说是系统化的信息，不如说是代理决策。这也可以证明，在这里被当作商品的不是信息本身，而是信息服务。

信息所有者的这种严控信息外泄的政策与信息本身的公共性的矛盾，恰恰体现了资本主义占有公共资源用于盈利的固有敛财方式。就好像生息资本导致了资本展现形式的颠倒一样，信息交易本身也展现了市场经济的一种颠倒。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信息不充分的问题是很少被考虑的，所有经济人都是理性人，都有着获取信息的渠道、对信息的充分了解和分析信息的能力。但是这类信息咨询机构的存在似乎反映了理性人假说作为一个理论的严重局限性。事实上，它不过是说明，资本主义远远达不到古典经济学家所能设想的最好状态而已。从整个社会的视角来看，信息咨询机构也只是改变了资源在整个社会生产当中的配置。假设这些配置优化一些，也不过相对减少了被浪费的价值量、增加了剩余价值量，但是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基本矛盾。此外，哪怕是信息咨询机构本身，由于其局限在一定行业内，它所能提供的建议也总是局限的、为资本增值服务的，远远达不到足以调控社会生产的程度。张雪峰便是如此：五六年前吧，即使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已经出现了征兆，他却仍然强烈推荐考生报考土木工程专业;后面，土木学子找不到工作，他却嘲笑“早干嘛去了”。他的所有建议都是基于统计学的基础，可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又有谁依据历史数据就能够精准地预测某个行业好几年后的就业状况呢?结果就是，信息服务业越发达，其中的投机与诈骗也就越多。

张雪峰如果不是自己对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十分认同，那么他大概也不会如此“真情流露”地对大众贩卖他那套观念。有人说他“为底层学生着想”，但他想的是怎么把他们变成精英;与其说他想把底层学生变成精英，毋宁说他想借“变成精英”的空头支票敛财。他只是在经营一种商业模式，只是选择了为这套商业模式披上正义的外衣。

张雪峰的言论及其价值观与统治阶级所想要宣扬的价值观有矛盾冲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是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的，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首先，他的所作所为是引导无产阶级认同所谓中产阶级的再生产方式，但是这个再生产的链条以无产阶级之间的不团结与相互竞争为前提，他们能爬上中产阶级的位置，只是在无穷无尽的竞争中把其它无产阶级的弟兄踩了下去。一旦资本主义这艘船遇到了风浪，他们就会发现供他们活动的整个甲板都不够坚固。其次，张雪峰的所谓“真话”，从根本上也并未打破信息差。相反，正是因为像张雪峰这样的信息所有者对信息的蓄意垄断，信息差才有存在的基础，信息所有者才能够借机敛财。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知识的普及，脑力劳动任务的绝大部分逐渐转给了无产阶级，整套知识分工体系也随之发展起来。于是，在各个行业内部的盛衰周期之外又产生的新的周期，即大学生填报专业产生的周期。不同专业之间存在的壁垒使得它们毕业生的就业环境、平均薪酬很不一样，这就催生了一种幻想，仿佛我只要选一个就业会很好的专业，人生就能“万事大吉”。但是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这只是一厢情愿。一旦预期的好行业行情变化，那么四年前的全部选择都变成了错误。资本的流动不会等待在校的大学生，苛刻的老板不会可怜失业的毕业生。

因此，即使投入再多的精力用于“填报专业”，总是会有不可避免的失业;失业者的增多又进一步加剧文凭游戏的残酷性。我们遇到的是结构性的困境，社会将如此多的精力放到如何调整内部的就业分配上面，只能说明它的无能。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句“真话”来“指点迷津”，因为再怎么指点，我们仍然只会留在迷宫内部。我们需要的是对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我们需要逐步消灭知识分工的历史状态，消灭资本主义式的产学融合，让专业直接与生产领域对接，把所有大学生以及学术资源都用一个统一的社会意志去整合、调配，这样才不会有大学生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才不会有张雪峰这类人存在的土壤。

*原题：写一写我是怎样看张雪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