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共振，殊途同归——纪念毛主席逝世50周年、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

鲁迅先生和毛主席，一个是文坛的泰斗、一个是政界的领袖，他们两个人处在同时代，鲁迅先生比毛主席年长12岁，他们的命运就像列宁和孙中山一样，神交已久却没有见过彼此一面，主席晚年也说没有见过面的遗憾就伴随了他的一生，但是时空的错位和阻隔没有阻碍这两个伟大心灵的共振。

首先我觉得他们的心灵相通不是简单的意气相投，而是建立在共同思想基石上的“士为知己者死”。鲁迅先生虽然不是党组织的一员，然而他的思想、言行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是毛主席对他的判断。

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以后，成为一名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文化战线上的旗手和批判者。他的人生轨迹是从浙江走向了南京、日本、北京、上海。他是以笔墨为武器、用报刊作为阵地，通过他的文学创作，文化批判和思想启蒙来唤醒民众。他没有在政党组织中担任要职，也没有掌握任何的行政权力。因此他的革命是个体的、分散的，思想层面的精神革命是以立人树人为根本的，目标是通过思想上的解放来推动社会的解放，而毛主席他是政治家、是军事家、是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的人生轨迹是从韶山冲走向井冈山、从延安走向北京又从北京最后回到了井冈山，可以说是以枪杆子政党组织和国家机器来作为工具，通过如武装斗争等“三大法宝”来改变中国。他指挥的是千军万马制定的是方针政策、缔造的是国家的政权，所以毛主席的革命是大规模的、组织化的、制度化的社会变革，它涉及的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全面改造，所以这两种不同的身份和路径差异，肯定会决定两个人的工作方式、影响范围和思路想法的各有侧重。毛主席的舞台是政治的战场、是历史的战场，但是鲁迅先生的战场主要是通过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改变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灵图景。这是他们的第一个不同。

毛主席是行动的巨人、鲁迅偏重于思想的巨人，这是他们两个人的差异，也是历史给他们不同的使命，但我觉得正是由于差异的存在，反而让两个人相通的心灵更加耐人寻味，正是在不同的实践领域当中，他们竟能够达到深度的思想默契和精神上的共鸣，不正说明超越了一种角色的差异么?怀着对一个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怀、对人民解放的坚定信念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路径可以是不同的方向，却可以是一致的角色，也可以不同，但心灵最后却是相通的。所以他们不是简单的意气相投，是那种建立在掌握了真理及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上面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这种感觉。

在这里要说一下鲁迅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并不是简单的理论搬运工，不是像现在一些学院派学者研究鲁迅，动不动就写两三万字的论文，但看不到要表达什么意思。

鲁迅先生是经过了中国社会很现实的深刻认知和那种独立的思想解决。冯雪峰就回忆说，鲁迅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时候，常感叹说是实在受益匪浅。我觉得会“受益匪浅”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思想者，在实践中去和真理主动拥抱，同样毛主席也是一样的。毛主席是真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他不是那种教条式的照搬照抄，而是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在长征的跋涉中、在延安的窑洞里，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里，一步一步的去思考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句话现在很多公文、文件上都有，念出来很通顺，但我觉得这句话能真正做到的就只有毛主席一个人。

也正是共同的思想基础，是他们两个人心灵相通的第一重维度。1957年的时候毛主席在和新闻出版界代表讲话的时候说“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1971年毛主席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他说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可以看得出评价的分量，看得出他对鲁迅思想的推崇。

在这里也是我也想扯一点，在延安期间就当时有一些从国统区过来的左翼作家就学着鲁迅写杂文，但毛主席不建议他们去写杂文，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理解，就为什么要这样说，揭露批判吗?后面才看到是要考虑写作对象的不同，要考虑到读者受众的方式。而到了1971年的时候，毛主席又说为什么要“劝同志们”看鲁迅的杂文，在当时的紧张氛围之下，他重新提出看鲁迅的杂文，我觉得也是具有批判精神、解放精神的表现，而鲁迅先生之所以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之所以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本的原因都在于他们立足现实的土壤，都面对着不同的局面，肩负着自己的历史使命。马克思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是直接碰到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面创造的，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用不同的方式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接受和运用。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鲁迅先生的著名的评价是这么说的：“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诚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就抓住了鲁迅先生革命的本质，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而毛主席也是一样，他从“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青年豪情，再到秋收起义后一直在践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新中国成立以后“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魄，再到他晚年反修防修的斗争，他这一生都在和各种的奴颜媚骨做斗争，一生都在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这一点他们是一致的，包括像在农民问题上。刚刚钊明同志说毛主席对鲁迅先生在写农民的阿Q，有一些看法，但我们也要看到鲁迅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把普通的农民作为主人公的文学家。我妈妈回忆说她以前看过一部电影，讲的是罗炳辉，就叫《从奴隶到将军》。再看一下现在，不管是小说网文也好，还是影视剧作品，主角，一定是有着出身高贵、男帅女美的设定，哪怕就在十多二十年前，都还能做到把丫鬟小厮、宫女侍卫作为主角正面讲述、命名(有部电视剧就叫《大丫鬟》)，可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权贵子女、少爷小姐作为伟光正的主角的网文短剧大肆流行，就这些人还有什么脸面吹“鲁迅精神”?

鲁迅先生他是第一个把大家看不起的普通农民作为主人公的作家，在这一点上，他是相当有突破性的。从《阿Q正传》到《祝福》再到《故乡》，他写的都是那种很小的小人物，小到大家天天都看得到、天天想得到，不过还是会觉得是不值一提的那种，但鲁迅先生却是用手术刀般精准的笔触，剖解了当时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他对笔下的农民既饱含着深切的同情，又充满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判。

毛主席在读《阿Q正传》以后，他说“共产党员和红军干部当中有很多对群众的革命要求看不到、不理会、不支持，好好读读这一部作品。”这说明毛主席从鲁迅的文学作品当中读出的不是只有文学价值，更是对中国现实的深刻洞察。而毛主席本人则走得更远，他将农民问题提升到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高度。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充分肯定了农民运动的伟大意义。可以说正是对农民问题的关注和理解，又是这两个人心灵相通的这重要的维度，他们认识到不了解农民就不了解中国，不解决农民问题不可能完成中国革命。

鲁迅先生有句话说“什么是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鲁迅先生一生探索的写照是这样，毛主席从井冈山出发的道路也是这样，他们都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了路、最后开辟了路，因此我觉得这也是他们在革命目标上的一致：把握住了社会的主要矛盾，最后做到心灵相通。他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立场上，坚定不移的反帝、反封、反资，反对一切压迫和剥削。他们的抉择不是偶然的，是历史的发展必然要求在他们思想上的集中的反应。

他们还有深沉的孤独感和不屈的抗争精神的相同之处，这是两个人心灵相通的暗线。

鲁迅的一生是孤独的一生，他在《彷徨》的题诗中就写道：“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两间余一卒”——天地之间只剩一个孤独的战士。这种苍凉的意境，不是夏志清推崇的张爱玲的那种“苍凉”，和鲁迅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完全没有可比性。他“总是‘荷戟独彷徨’的日子为多”，在思想的战场上孤军奋战，既不为旧势力所容，也常不被一些同道者所理解。正如研究者所言，鲁迅“孤独是因为他总走在别人的前面”。

像毛主席同样也是一生都是在经历深刻的孤独。1934年他的总政委职务被解除，只留了政治局委员的空衔，那个时候他跟冯雪峰谈过话，主题就是鲁迅，冯雪峰就告诉毛主席说鲁迅读过他的诗词，认为他是“山大王”的气概主席当时听了是开怀大笑、我认为这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啊。毛主席他的反抗精神、不为流俗所左右的独立精神，鲁迅先生看到了，他们两个的斗争哲学在精神气质上是很相似的，鲁迅先生这一生和毛主席一样都是以反抗为底色，但是同时两个人的孤独都不是消极的那种自我封闭，鲁迅先生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孤独，他是在批判中坚守自我的孤独，毛主席的孤独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那种孤独，是在逆境中信念如磐的孤独。

毛主席晚年在做了白内障切除手术以后，视力稍有恢复，他就开始都要读书，读的新印的大字线装本的鲁迅全集，写下批注，他经常感言说自己和鲁迅是“息息相通”，鲁迅说过他和瞿秋白是“人生得一知己足以，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其实他和毛主席也是如此，是一种达到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境界。

1957年，毛主席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一些人就开始说。鲁迅要是活到新中国，结局是不会好的，巴拉巴拉就开始瞎扯了。可毛主席并不是在讨论一个假设的历史问题，而是在通过鲁迅先生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立场。毛主席晚年对鲁迅的推崇已经超过了文学和思想的层面，上升到了路线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高度。

还是看鲁迅先生的杂文，毛主席对鲁迅先生的阐释肯定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和政治意图，我觉得他在延安时期对鲁迅的理解，是按照那种“六经注我”的方式，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的价值立场出发而进行的，那是不是这意味着他对鲁迅的理解可能还不全面怎么的，就有学者像这么讲。我觉得不是，应该是说任何时代的经典阐释都不可避免的带着阐释着自身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的关切，看现在有些学者讲鲁迅先生就是老讲个人层面的局限，但鲁迅先生就不是这样，相当于把他阉割了、矮化了。

毛主席把鲁迅先生的精神引入反修斗争，这是反映了他在意识形态保持高度的品格。

还有不同的一点，就是鲁迅先生偏重立人树人。他在《文化偏至论》中写道：“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深刻认识到，没有人的精神的解放，任何社会变革都将流于形式。因此，他将毕生精力投入到了文化批判和思想启蒙中，试图通过解剖国民性、批判旧文化、输入新思想，从根本上改造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这种方法，强调的是个体觉醒、思想解放、精神变革。

我们再看毛主席晚年和那场触及灵魂深处的革命，也可以看得出他们的相通，毛主席他是希望能够达到人民自己解放自己，亿万人民组织起来，形成改天换地的集体力量，所以他才能写下“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样的话，而怎么使人民成为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呢?毛主席给出的回答是，通过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和领导、通过政治革命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可如果无产阶级先锋队自身变质、变色、变性怎么办?他就说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他就说你们要学蔡锷去造反。看着二人好像不一样，毛主席是希望大家组织起来，然后鲁迅先生是感觉是强调个人的个体解放，对不对?

实际不是，我觉得不是，二者不是对立，而是互补。

首先鲁迅先生不是不重视社会革命，他坚定的支持学生运动、支持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称颂那些切切实足踏在地上和为着现在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他深知，没有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个体的解放也难个精神解放也难以实现。而毛主席也不是不重视思想革命，他一生强调改造我们的学习、强调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相结合、强调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他明确文艺工作者要改造思想、深入群众，包括他领导的土改运动、三反五反、到反右然后还有大跃进、文革，其实都是有包含着一种思想上的内容，所以两个人存在的差异是历史的、分工的不同。

还有一个，我觉得是所处位置的不同吧。

鲁迅先生终其一生，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始终是体制外的人。他生活在旧上海，面对着国民党的审查、压迫和威胁，他始终保持着独立的思想批判，他做到“横眉冷对千夫指”，批判一切的黑暗势力和错误思想，不管其来自何方，哪怕是自己内部，他同样如此，他是保留了最大的那种思想限度的独立性。他是说自己是“一个也不宽恕”。

而毛主席不一样就是他的思想行动始终都和组织纪律、需要和国家的治理实践联系在一起，我看有同志就问说毛主席为什么不物理解决了谁谁谁，但毛主席他这一生都是希望能够在组织的框架内去解决问题，他要在里面去做出最合适的政治选择，必然会在各种力量的博弈当中确定斗争的策略。

这是两个人的一个不同，处在不同的情境和位置下，决定了他们两个在策略选择和具体的问题上，可能会存在差异和张力。

鲁迅先生批判他所认为的一切错误性，现象，但毛主席在批判的同时要考虑到政治后果和实际的可行性，因为他还是一个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他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就要在原则性和灵活性之间来找平衡。

但我觉得恰恰是不同的存在，让两个人的“同”更加珍贵。

鲁迅先生，他是始终理解和支持革命事业的，他虽然保持说批判精神，但是从来没有背叛过革命的人民的立场。而毛主席，同样也是如此，他虽然是组织的人，但他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去肯定和实践基本的反抗精神和价值，这种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超越了体制内外的界限，达到了更高层面的精神统一。

当然，历史是流动的，两个人所处的时间也不同。

鲁迅先生的主要活动时期，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时期。他面对的主要任务是：揭露旧社会的黑暗，批判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唤醒沉睡的国民，为未来的革命准备思想条件。他的全部创作，几乎都可以看作是对旧中国“吃人”礼教的控诉，是对国民劣根性的解剖，是对新思想、新文化的呼唤。他的历史使命，主要是“破”——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

毛主席的主要活动时期则跨越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三个历史阶段。他的任务不仅是“破”，更是“立”——在打破旧世界之后，建立一个新世界。特别是建国以后，他面临的历史课题是：如何在一个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农业国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如何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些课题，是鲁迅所不曾面对、也无法预见的。

这种历史任务的变化，使得毛主席在运用鲁迅精神资源时，必然带有新的时代内容和政治指向。他在反修防修中强调鲁迅的斗争精神，他在意识形态工作中援引鲁迅的批判态度，都是将鲁迅的精神遗产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课题相结合。这种结合，既是毛主席对鲁迅的继承，也是对鲁迅的发展——在“变化”中保持了精神的“相通”。

更重要的是，历史的发展证明了两人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做工作的连续性。没有鲁迅对旧思想旧文化的彻底批判，就很难有后来新文化建设的坚实基础;没有毛主席领导的政治革命和社会改造，鲁迅所呼唤的“人立而后凡事举”也只能是美好的理想。破与立、批判与建设、思想革命与社会革命——所有这些看似对立的方面，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辩证的统一。他们分别在不同阶段、以不同方式，服务于同一个历史进程。

另外，鲁迅先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彻底的、激烈的、不留情面的。他在《狂人日记》中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在《孔乙己》中嘲讽旧式知识分子的迂腐，在《阿Q正传》中解剖国民精神胜利法的劣根性。他主张“少读中国书”，认为“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这种批判态度，是基于他对传统文化中封建性、落后性的深刻认识。

而毛主席的态度，相对来说要复杂一些，他延续了五四运动中反封建的精神，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持批判态度，在文革中也以激进的方式冲击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另一方面，他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深入的研究，他的诗词文章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养分，他的哲学思想也汲取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他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主张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继承，像他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就是取自“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所以他的两个女儿就叫李敏、李讷。

这些差异肯定是存在的，两人在根本立场上仍然高度一致。

辩证法说一切差异都饱含着同一，一切对立都饱含着统一，两个人有不同，但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了同，试想两个人用同样的方法，同样的态度去从事同样的一种事业感觉同反而比较浅薄，是吧?

正是因为两个人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向着共同的目标分别达到了各自的最高境界，我都觉得心灵的相通才有了历史的深度和思想的高度同归。

从今天来看，他们是属于殊途同归，看似不同的路径，最后走向了同一条历史的长河，他们的生命轨迹虽然没有交会，他们的精神世界是相通的，尽管在今天我也会觉得他们未能见上一面也是历史的遗憾，但他们的心通万古却是精神的永恒。

就像鲁迅先生在《热风》中所写的那样：“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毛主席教导我们：“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两位伟人的声音，就是这样穿透着时空在召唤着，我们作为后来者，应从中学到他们留给我们的历史启示，学到要在政治上坚定、在行动上果敢、在思想上深刻、在精神上独立，既需要在组织起来的集体力量当中去锻造、斗争进步，也需要在独立思考中去改造自我。

他们二人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也为我们留下了永恒的思考。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