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求索路——北加里曼丹革命四十年探讨 第十八章 武装斗争继续走向低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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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西部武装力量的坚持与结束

“斯里阿曼”行动后，西部留下了52位同志，6年来他们在第一省境内坚持得非常艰苦与危险，共牺牲了15位同志，离队15位，失踪一位，损失过半。

“和谈”期间，曾佩雄他们坚持下来，林和贵要求他们至少要坚持3至5年，认为届时局面可能会改观。林和贵返回家园前曾跟他们约了多处的联络点，6年来他们不知放了多少信，希望在困难的时后，能得到“指示”和援助。但收不到林(包括沈友贵)的一封回信。

同志们作最后一次的努力。这次派熟人带信亲自去卖服装小摊找林夫妇,却不但得不到善待,反而被恶言相对。同志们至此对林沈他们的期待已彻底失望了。其实,就是因为受到规定“联络”的限制,在这六年坚持国内的马当等地,不能机动有效的保存与活动,更导致牺牲损失过半的同志。

为了摆脱被动、被消灭的危险，至到1980年中，他们决定转移到印尼境内去立足。

当他们还在马当山区活动时,曾安排一些战士去边界寻找地点,熟悉那里的地理环境，并做了一些准备转移去的必要工作。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不断的侦察、了解、熟悉和比较，他们就决定选三发河上游贡巴河的支流-辛迪目河(SentimokRiver)的“沙龙芭”为立足点，建营地。他们体会到，没有事先的思想准备和实际工作，就不可能顺利安全，所以不仓促地把队伍转移到这陌生的新地点。

一、基地选择

他们为什么要选择“沙龙芭”做基地呢?

(一)这里到国内，去印尼后方，去伦乐边界丹绒拉督，算是较中间的地带，对工作上较为方便些;

(二)它是沼泽地带中的小山丘，几乎是无人活动的地方，利于隐蔽;

(三)它离砂印边界线约一天路程，平常马印军队极少会搜索和巡逻到这些地方;

(四)普通的达雅人几乎不会到这里来打猎，只要他们不暴露，注意清除痕迹，这样的点比较安全。

二、粮食的解决

来到印尼境内，敌情不紧，面对最大的实际困难是解决粮食问题。粮食能得到解决，印尼边界境内活动和立足是可能的。自古军事家都有这样的说法，“兵马未到，粮草先行”，而他们的现实情况是，转移到此，每个人除了随身的背包之外，能够负重背的粮食也不多，就算极其省吃，也顶不了二个月。面对着这生疏的茫茫的原始森林如何长期立足，坚持斗争下去，摆在每一个干部战士面前，确实是一个伤脑筋的大难题。幸好上下团结一致，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终于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创造出自己的新天地。中国的工农红军能吃树皮丶草根取得长征的胜利;陕北延安，能丰衣足食，靠的是南泥湾的开荒，发展大生产。中国红军能，我们北加革命战士同样是革命的军人,为什么不能!有了这样的信念，有了这样的要求，同志们就是主要靠着一支枪、一把刀和坚韧的意志力而艰苦的奋斗下去!谈起解决粮食，就是向森林要粮食，向自然讨生活。

要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不能仅仅靠打猎、捉鱼、采集森林中一切能吃的东西，更主要是要砍芭进行生产。要生产出粮食，最快要数个月，但在眼前这一段时间，确实是很难渡过。

在初期的整年里，一，由于他们不熟悉地理环境，那里有河流可以捉鱼，那里有猎好打，什么时候是果子季节,分布情形如何,等等都不很清楚。想要打猎，有时几个月都打不到一只小猪，一年内只能猎获几只;捉到的鱼只也极少，要找“利蒙”也没有几棵可砍,表面看起来这里确实是个穷森林。二，匆忙砍得二块小芭地，在雨季时，费了很大的气力，烧不好;赶紧种下的番薯丶木薯丶菜类等，以为会有好收成，以便渡过缺粮的难关，但实际上确实令人失望，番薯不结薯;木薯却黄黄不长高，连叶都难吃，谁还敢指望它生大薯。面对此情此景，同志们只得采集“海柳树叶”找“猴头”(蕨类)种达雅苋菜来充饥。这些东西吃多了，实在是脚软软，脸脚浮肿,有时头昏昏。

在极其缺粮，营养不良，身体很弱，但是又不能停下来休息。要寻找粮食，还要砍芭生产。当时，走路脚飘浮，肚打鼓,头冒汗。要砍倒一棵像人头大的树都要休息几次，身上要冒出几次的大冷汗。出外打猎的战友，经常饿着肚子出，还要设法背猎物回呢!同志们没有被饥饿和困难所屈服，在大家上下一致、艰苦奋斗下，总算渡过那段艰难的日子。

在印尼境内的“辛迪目”河的两边砍了大大小小七块芭。在这些芭地里，同志们种了山稻、水稻、薏米、玉米、木薯、番薯、芋头、南瓜、达雅黄瓜(地文)、花生、赤豆、芝麻、甘蔗、黄梨等等，应有尽有。为了保障农作物有好收获，同志们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把芭都围上篱笆;有的篱笆有意的留下缺口，布下陷阱，捉野兽。

在此值得提到的是“凤凰岭”(自取)的小队，先到伦乐印

尼边界活动，也砍了几块小芭地，有这个小队的先行者，给了后来人很大的帮助和启示。

一年后，生活逐渐改善，二年后迎来了大丰收。就这样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三、储藏粮食

农作物有好收成，不等于问题全部解决了，要知道处于军事斗争的环境，和处于森林生活的环境，只有把大量的粮食储备好，才算是较安全可靠和有保障。

收割了稻，晒了谷，用自制的木磨，磨出米，除了日常的吃用之外，大多数都储藏起来，做战备之用。

木薯有了收成，要切片晒干制成木薯干，才能收藏，没有及时加工，除了会老、坏变质之外，还会遭到野兽的破坏。为此同志们自制了搅木薯的工具，这样可以减少人力，加快速度，搅好的木薯碎，又用较重的木桐压榨它的水分，这样较快晒干。

谷磨成米，木薯干晒好，就用已锯好的木板，钉成箱，加上塑胶袋，装好密封，运去仓库储藏。

甘蔗，除了吃之外，就自制木较，较蔗汁煮成蔗糖，便于吃用和储藏。

当时他们所储存的粮食是足够的，米、油、盐、糖、肉干、鱼干都有。一直到他们离开森林时，还存有相当的数量。

四、自制食盐

食盐，食用不多，但又不可少。要长途到群众区去解决，一费时，二有危险性。斗争的实践教育了我们的干部和战士，前人既然可以海水晒盐，我们为什么不能用海水煮成盐呢?活动在“凤凰岭”的战友们决心去实践，突破这一难关。结果成功了。战友们终于第一次尝到了自己煮成的带有一点苦味和不够洁白的盐块。经过多次的实践，终于煮出了有如市场卖的卫生盐。

回想起来，想要吃一小汤匙的盐可不容易。在内河(近海)拿水，盐量少，要等夜晚到南中国海边拿深远一点的海水，但又担心碰上印尼的巡逻兵,而且沙滩留下痕迹大，难清除。加上煮盐选夜间，燃烧木材要很多。不要小看一粒粒的盐，这是战友们由一小队费整个星期的辛劳汗水的结晶，可谓“粒粒皆辛苦”。

五、打猎捉鱼

最初由于不熟悉地理环境，不懂得各种果子的季节和分布情况，也不太懂得山猪活动的规律，所以采摘猎获不多。随着不断侦察、了解和总结经验，熟悉各种果子成熟的季节。后来每年随便都可以打到二、三百头山猪。因此，同志们在后期肉类不缺。在守猎的季节，就把山猪肉当主粮,各自能吃多少就多少，喜欢吃什么肉，由各自选。

除外，他们还把猪肉炸成干肉脯。连同山猪油储藏在仓库里。同时用塑胶桶密封，深埋在活动路线的泥土里。要吃用时，才去挖，二、三年或更久都不会坏。

捕鱼比打山猪来得容易些，只要知道那一条河流有没有鱼，加上天气就行了。鱼具多用鱼钓、网和“鱼笼”，吃不完的鱼，多数是烘干储备起来。

后期，同志们才知道，原来这里有些河里的鱼，多到你不敢置信。有一次五位战友去捉鱼，做了两个鱼笼，傍晚放在小河里,隔天早上去取鱼，谁知两个鱼笼几乎塞满鱼只。这些四、五寸长的“沙鲁旺鱼”，战友们把它们烘干。四天就烘干了数袋的鱼干。过去眼中的穷山区，原来是富裕的鱼肉之乡!

六、果子季节

果子季节，是打猎的好季节，也是粮食来源的季节。在这茫茫的原始森林中，生长着不少的果树:尖必腊、淡沛、青兰、山红毛丹、山打安、黑橄榄等等以及不知名的果子。

尖必腊树在初期粮食不足时确实是帮了同志们很大的忙。同志们曾经把它当主粮，从它小小粒没有肉(去皮煮)直吃到它成熟掉下地。谁也数不清吃了多少，只知道它好吃，富有维他命。

同志们也曾把它的种子煮熟烘干当粮食，以及储备起来，但不耐久藏，容易变质坏掉。

烘干的尖必腊肉，确是香甜可口，另有一番滋味。但不能多吃,因为它性热，吃多易患病。

他们把淡沛和青兰煮成果汁当饮料。

七、政治思想教育

在印尼境内六年的时间里，除了进行劳动生产，空余的时间不少，同志们就安排进行集体学习和个人学习，大家都学了不少的毛泽东着作和语录。还定期开组织会议，庆祝会议和谈心会等，以及定时收听中央人民电台和马来亚革命之声等电台。

八、在印尼后方建立据点

从1981年到1984年间，同志们先后派出数人(多数是西加籍)到印尼后方去。在不同的地方立足，以普通群众的身分出现和生活，并搞到印尼的合法身分证。

1985年9月，由于林玉平出了问题，他向政府透露情况，引起印尼情报部的注意。特务严密监视半年，终于瞅到机会，特邀刘和海的兄长喝酒，酒醉中暴露其弟曾回家。政治部立即采取行动，成功地抓到了和海，一抓就暴露情报，而导致1986年西部公开潜伏在群众区的8位同志被捕。

九、谈判走出森林

印尼的西加情报部逮捕了9位干部和战士后，印方局长特地找潘瑞清等商谈，要潘等同他们合作，想办法同深山里10位同志联络，结束西部这场武装斗争。

潘等认为只剩下10人，继续坚持斗争下去，困难重重，意义不大，不如一起谈判出去。於是潘等就向西加军事情报局长建议，用自己的人员回森林去联络，印军不要跟去，印方同意。

联络上后，召集同志们开会，讨论结果，几乎全部战友都同意结束武装斗争。

1986年6月间，曾佩雄就同印尼西加军事情报局长谈判。西加军事情报局长表明，要我们同志放下武器，结束西部这场对抗斗争，生活和医药上他们会照顾。他欢迎砂拉越籍者在印尼居住，会公平合理对待我们同志，如同他们的人民一样。

曾佩雄提出4个条件：

(一)印尼政府要保障我们全体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

(二)让我们自愿选择马来西亚籍，或印尼籍，不论成为那一国的公民，都享有公民的一切权利。

(三)印尼政府应给予我们足够的在生活和医疗方面的经济照顾。

(四)印尼政府不能逮捕和迫害部队成员家属和亲属，以及过去同我们部队有来往的群众。

最后西加军事情报局长表示接受我们同志的意见和要求，并按照会议决定尽力去做。只有原来属于西加出生的成员，应属于印尼公民，不能选择马来西亚国籍。

谈判结束，有10位(注一)战友於1987年11月从印尼回到砂拉越,其余的9位(注二)於1986年后仍居留印尼,至1989年才获得回返家园。西部的北加人民游击队经过12年的坚持斗争，终于结束武装斗争。

(注一)1988年从印尼回砂拉越的10位同志：

1，曾佩雄

2，潘瑞清

3，潘瑞汉

4，吴芝顺

5，苏亚扁

6，蔡玉平

7，叶润新

8，黄桃妹(女)

9，刘水枝(女)

10，田育淦

(注二)1986年后仍留在印尼的都属於印尼出生的9位同志：

1，黄元兴

2，韩鹏发

3，郑美娥(女)

4，官德添

6，陈振和

5，吴梅花(女)

7，刘和海

8，余世达

9，刘佑桃(女)

第四节 武装突击队向东北挺进

向东北挺进，即是以拉让江中段为起点，向第四省、第五省、汶莱和沙巴方向挺进。

长期以来，我们的革命武装斗争局限在第一、二省和拉让江区域，这是比较不利的。为了把武装斗争推向第四、五省、汶莱和沙巴，推向北加去，就必须向东北挺进。当然，作为战略目标的第一步，首先向第四省(包括第七省)挺进，以逐步影响汶莱和沙巴人民的革命,促进汶莱和沙巴的形势发展。第四省地处北加的中部，与汶莱、第三省毗邻，靠近沙巴是敌我必争的要地。第四省武装斗争的开展和发展，对反动当局的政治丶经济和军事的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

发展新阵地，可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钳制敌人的一部分兵力，减轻原有阵地同志与群众的压力，有利于原有阵地武装力量的巩固、保存与发展。

开展新区工作，可以营造与提高我军的声势，扩大革命武装斗争的影响力。同时，也可以获得新的人力和物力的补充和支援，创造新的革命形势。

向东北挺进，可以开辟与扩大广阔的周旋余地，也可以在那地广人稀、高山峻岭地区，建立国内武装斗争基地。

从1971年开始，OMT武工队就派吴松美等同志先后三次深入第四省不同地区进行宣传工作。1973年4月10日，吴松美带领一支14人的队伍活动到格闽娜河(BtgKemena)时，遭到政府兵的袭击，牺牲了6位同志，使武装开展第四省的工作，遭到一定的挫折与打击。紧接而来的“斯里阿曼”行动，使OMT武工队损失70%的武装力量，开展第四省的工作被迫中断。

至到1980年，第三支队(原OMT武工队)又派出俞诗东、吴松美等6人小组，向达斗河(Sg.Tatau)、格闽娜河(Btg.Kemena)、加帛(Kapit)、布拉甲(Belaga)等地区进行8个月的侦查与宣传，为后来向东北挺进创设了有利的条件和打下基础。

1982年举行的北共中央第二分局边区基地会议，考虑到各方面条件已成熟，时已深感要保存和巩固革命力量，发展是关键一环。决定向东北进军。

1984年2月12日，在王连贵的主持下，东北突击队宣告成立，成员有：队长俞诗东(洪流)、党代表刘华荣(春风)、副队长兼民族工作者李瑞金(武波)，华族工作者詹雪娇(青山)、医生梁娇芳(青松)、卫生员刘赛凤(兰青)、第一尖兵高夏远(怀学)，第二尖兵方孝章(耀武)。同年2月18日，东北突击队踏上征途。

北共中央第二分局赋予突击队首三年的任务是：(1)依据实际情况对东北的重要地区进行战略侦察。(2)依据实际情况在恰当地区立下脚跟。(3)创设条件，以便迎接更多同志参与第四省工作。

为了保证完成任务，突击队员约法三章：一、不论遇到多大的危险与困难，三年内保证不离队。二、已婚同志三年内不准生育。三、保证服从党的领导，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每个队员都签下“军令状”，突击队拟定了具体计划，分三个阶段(每阶段为期一年)进行。第一年的计划是，对布拉加镇及格闽娜河、巴都尼亚地区进行侦察，并适当开展各族群宣传工作，同时积极储存战备粮。第二年的计划是对实务地，巴南河西南地区进行侦察，开展对各族群的宣传工作，储藏战备粮等。第三年则是完成二局中央赋予的全部要求。三年中又以第二年的计划最为艰难，也是最关键的一年。由于头两年都提前完成预定的计划。第三年只用半年的时间已完成全部的任务，突击队临时决定“出国访问”，深入汶莱的马拉奕河尾(Sg.Belait)长屋做亲善访问，写下了北加武装斗争史新篇章之后，顺便花四天时间登姆律山岭BT.Mulu，(砂拉越第二高峰)，随后还安排了布诺湖(婆罗洲最大湖泊)二日游，让突击队员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敌人对突击队向东北挺进非常重视，企图在其未扎稳脚跟前把他消灭掉。敌人主要采取追、堵和一定范围内重点“围剿”的战术。即在突击队活动后暴露的地区，派兵追击，同时对其可能的去向布兵防守。对突击队比较常活动的地区重兵“围剿”。三年内，敌兵共发动8次军事“围剿”，每次动用的兵力在500至1000之间，时间都维持在半个月至一个多月。最久一次在“德”木山营(Teb.Timber)驻兵长达一年。然而，除了其中两次给突击队造成一些威胁外，其余的都扑空。

突击队在新区活动不及一年，政府有关方面对群众就限制、限量购买猎枪子弹的数量，购买时需呈旧弹壳为证。较后，又禁止售卖胶壳子弹。

除了军事进攻，敌人也采取政治心理战相配合。在电台、报纸等传播媒介宣传，在一些地方召集“公民集会”，恐吓群众说什么：“共产党上长屋会没收你们的枪支”........吓得群众把抢藏起来。当某些地方出现蒙面抢匪时，诬指是共产党干的。当老区出现离队事件及第一省武装斗争失败时，敌人大发传单，以动摇军心和民心。

敌人对我突击队向东北挺进，在木山接触菲南Moro游击队的同情者与沙巴的卡达山人，会担忧：(一)我军通过布鲁诺曼舍和菲南摩罗游击队或菲共可能实现对国际援助的突破;(二)

若继续向东北挺进，向汶莱与沙巴挺进，可能将把战火蔓延到三邦，政府更穷于应付;(三)我军得到当地土著的同情支持，也有柏南青年男女参军。可能将像缅共与老挝人民革命党那样得到该国山区族群的支持。

面对敌人的进攻，突击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充分发挥人少精干，耐劳善走的优点，利用广阔的地理条件及群众的有利因素，因时、因地、因条件，采取声东击西，忽南忽北，有时急进勇退，有时绕圈圈，有时连续突击，有时舍近求远，迂回前进等战术交替使用，一边调查，一边工作，发挥主观能动性，始终掌握主动权。

三年里，突击队行程2400余哩，开拓了实巴荷、尼亚石山、实布地、顺溪来奕、巴功、丁渣拉搏及马鲁蒂等华区阵地。足迹遍及达斗河、格闽娜河、尼亚河、柏格奴河、巴功河、丁渣河及巴南河等大部分地区，选择性的认识和宣传来自砂拉越各个省份、西马、沙巴、汶莱的各族群众：包括华族、伊班族、马来族、肯雅族、加央族、普南族、柏南族(Penan)、卡达山族、柏拉旺族、布吉丹、斯家邦(Segabang)和基卜等十数个民族。他们当中绝大部分是工农群众，也有少数是社会上层人物及政府公务员。

1987年3月，东北突击队完成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中央第二分局赋予的首三年任务，按原订计划倒回达斗河支流uluSg.Kakus与第三支队交通员取得联络后，直奔Sg.Anap与王连贵队伍会合。

短暂的休整后，经多番商讨研究，一致认为全面开展东北地区的武装斗争已具备条件，于是决定集中第三支队兵力，加入北加里曼丹人民军东北突击队，开展新区工作。

同年4月中，东北突击队拟定新的三年计划;分批再次向东北挺进。第一批约10人由俞诗东、李华健、李瑞金带领到实巴荷镇后，分成两小组，俞诗东一组从华区经尼亚石山、实布地、巴功、船溪来奕(美里郊区十公里处)到马鲁蒂;李华健，李瑞金一组则从民族区经都胞河(格闽娜河上游)、丁渣河、弄拉玛后北下杜多河到马鲁蒂集合。

王连贵、刘华荣、张瑞泰等一批人则从东南方向经加帛、布拉甲后向都胞、实巴荷一带活动。1988年在布拉甲区吸收两位普南新兵。

1988年杪，俞诗东在群众的帮助下，从尼亚石山到一个小时半车程外的实巴荷华区与刘华荣队长会面，交流情况，接受领导新指示，并对工作人员作局部调整。

1989年初，李华健组在杜多河前后招收8位柏南族新兵。不过其中4位不适应部队生活，不久后被送回家。

1989年底，俞诗东、李瑞金、梁娇芳、刘赛凤、Yus(普南族)、Ahin(柏南族)远征林梦河尾(UluSg.Limbang)的土柏南寨子，与着名的瑞士环保人士布鲁诺曼舍(BrunoManser)及一位法国记者会面，并和他们一起生活一个星期，做了广泛的交流，获得一些新的讯息，也体验了世界最原始的游猎民族的生活方式，获益不少。

在广袤的东北土地上，北加人民军东北突击队更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我军开展了更多新地区的工作，接触宣传了更多各民族群众，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与声势，鼓舞了老区的同志与群众。

就在此时，从马共电台获悉，马来亚共产党与马耒西亚及泰国政府和平谈判。意识到形势必有重大改变，队伍提前回到丁渣河与领导联络(原定于1990年中联络)。

1990年初，北加人民军总部得到政府献议和谈，即派代表卢友爱到丁渣河东北突击队营地与领导商议。

1990年7月，北加人民军与马来西亚政府的和谈正式开始。东北突击队派出俞诗东为代表，与老区的洪楚廷、卢友爱一起参与前后4次的正式谈判。

1990年10月17日，北加人民军与马来西亚政府在古晋签署和平协议。

1990年11月3日，东北突击队31位武装人员全部撒出森林，结束武装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