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科书与实在界之间——一位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接受史

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每个人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途径，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成为某种符码的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宣传之中。对他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的思想，而是某种国家秩序的代言人、宏观宗教的一尊神像，宣传中的“活的灵魂"本质成为僵硬的死物，这都是十分寻常的了。

我与这般人并无二致。甚至，我显得有些迟钝。因为中学马克思主义学社在宣传栏印发借阅《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我并没有参与，甚至没有翻开这本书。事实上，在我眼里，彼的宣传不过是年轻人彰显某种小圈子文化的荧光棒，“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小众亚文化流传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中，现在想来不得不喟叹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表述了(这个问题我在后文还会有所论及)。

一、平和的秩序

(一)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

事实上，在前反思语境下，国家通行政治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有依据的，甚至是说服力较强的(相比于新自由主义的话语)。我最初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当然来自政治教科书，并且，政治教科书的宣传还给我某种“话语的力量感”，这意味着某种国家层面的真理，而我可以运用这种真理回击任何一个对现行秩序不满的人。比如，我会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回击中年男人关于建制的酒桌话题，好像科层制已经在我国大地土崩瓦解;比如，“金钱(资本)不该成为目的"成为我回击庸俗拜金论的武器，尽管我并不清楚它是那么的苍白乏力。

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当然不是马克思的思想，它代表着国家意志，纸面上的协议和我们这个共同体在口头上强调的“性质”。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教材课本上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信仰一个共同体神话，这个神话还是一个封闭的神话体系。

(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

时间推移，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与我的哲学爱好结合在一起。我开始从高中政治教材必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出发，探索看待世界的新方式。当我发现我所学习的笛卡尔、斯宾诺莎被教科书批评为“唯心主义”时，我第一次产生不解:在当时的我看来仿若天人的论证，所得出的结论“我思故我在”，为什么在一个“理论之外"的视角被攻破?教科书的回答并没有从一切“唯心主义”思考的内部出发，去探索理论的自身悖论，反而是给出另外一个无法被证伪的命题，当作新的预设。

因此我生平第一次对教科书产生质疑，这也成为我决心学习哲学的开端。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出现松动，我不再认为“为什么马克思会这样"，而是思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我在网络的了解中知道“苏联教科书体系”，知道所谓的“实践本体论”，知道遥远的西方大陆上马克思的传承并没有被截断，而是在卢卡奇、葛兰西等多条道路中继承下来并发展各异。

教科书只能当作应对考试的权宜之计，那我又怎么看待那些“不属于预设，听起来很有道理的部分"呢?那时我没有提前学过黑格尔，我只在网络的介绍视频里零星了解了一下，我发现哲学教科书“逻辑与思维”中很多马哲部分似乎就挪用了黑格尔的思考——辩证否定、质量互变，这些看似处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杂糅地带，处在预设和实证的交叉领域的东西，成为我关注的重点。高中很忙，没有特别多时间去学习黑格尔，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种思考方式比我当时正在学习的早期近代哲学更加高明——后来我才知道，黑格尔正是观念论的集大成者——于是我将此视为圭臬，好像找到了解释一切事物的方法——所谓发展、联系、变易、扬弃……一个个陌生的词汇开始出现在我的语料库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尺度被我弱化(或者说，其实没有深化过)，我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方法论，一种解释世界的不二法门。

(三)“原文”的马克思主义

后来，我的哲学学习更加深入，也就发现了教科书体系自身理论的多个悖论面向，我开始正视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问题，并在这一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马教授的带领下(一直持续到现在的马哲史课程)回到“原文”，探寻马克思思维中的精微世界。

在这一年里，不论是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改写和发展，还是马克思对革命和制度变革的思考，抑或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都打开了我对马克思的全新认知。事实上，从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端倪——我此前以为马克思是一个严肃的不苟言笑的学者，毕竟他的理论是如此艰深，但从莱茵报时期的文章来看，老人家其实是一个幽默的人——一个与当时僵死制度对抗，思想灵活的“串子”。

可是，随着原文学习的不断深入，我发现了很多令人深思的问题。我感到，当我们越对一件事情知之甚少的时候，我们就越倾向于用一种扁平化的思想去度量世界;可是，越是深入对这门学问的探究，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伟大的学问，其本身留问题是多于留答案的，如果某个学问被奉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纲要，那么这个学问也就失去生命力了。

二、问题的边界

(一)第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主义

这个问题萌发于回到“原文”之初。当我们再要求回到原文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要求什么?

首先我觉得来自一种固执的情绪——你说(众人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有的将之奉为教条，有的则将之树为稻草人狠狠批判——但是我告诉你，其实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其实是……这种研究方式是一种求真的研究，他探讨的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之所以说这个问题简单，是因为其本身与哲学关系不大，而更多考证于文献学的研究——生平、风格、写作方法、排版方法，这些事情本身都不是哲学思考的，但它们对搞清楚这个问题很重要。

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接踵而至——你证明清楚众人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时候，然后呢?又如何?因为问题就在于此:自古以来的社会主义政治家，在马克思死后就没有完全忠实履行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履行并宣传的，乃是他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如果纠结于一个“真实的马克思”“马克思原文”逻辑，是否会滑向“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独断论——把一切不成功的实践都归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把自己认可的实践说成“真正的”?——这是宗教式的正统之争，不是科学分析。

因为问题恰恰在于现实因其复杂而往往是超理论的，就连马克思自己都在强调反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又怎么能说一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呢?——有人会像上文所说，成功的实践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失败的就是修正主义，可是结果导向的学术之争在资本主义大环境之下也太过残酷、太过严苛，这样的话，一切看不到苗头的思考都“反马”了吗?

这也就导致，在面对复杂的现实政治问题时，大部分学术者或者政治家选择自行开动脑筋——只要把握了教科书上马克思的“原则"，“人民性”“实践性"嘛，一切手段似乎都是可行的——至于什么时候、用何种方式“造福人民”，先按下不表……这是政治化的教科书马克思主义生存的土壤，也是现实中很多我们认为“右”的政治允诺，因为一个宽泛的原则无法限制任何现实行为——它会反过来用回溯性的建构解释自身“符合原则”。

简言之:如果马克思主义没有一个固定的“本质”，那么任何实践都可以自称马克思主义，从而使这个概念失去批判力量;但如果设定一个固定的“本质”，又容易陷入教条主义和独断论，排斥创造性发展。

所以我自己这样回答自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是无原则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则应当得到维护和遵循，至于这些核心原则是什么——它究竟是一两条诸如“废除私有财产、工人阶级解放”的纲领，还是一些更底层式的思维方式、批判方式、分析方式，诸如“从理论返回现实”(宗教批判)“阶级分析方法”等，我想这就是“回到原文”的真正意义——我们要厘清一个行动是否是马的，或是我们所期望的，就要看它是否是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创造性发展(?)——

当然，这依旧是一个极其形而上学的答案，前文所提到的那些“何为原则”“如何实现”的东西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我想，这个问题依旧会以某种形式存在在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心中。

(二)第二个问题:左翼的现实问题——生存还是毁灭?

现实的复杂性在于，在一个自称社会主义国家里，“左”成为一种要求和纲领，但无法成为真正的行动，也就因此成为一种“右”;而与左唱反调的人却永远在埋怨左不够左。某些程度来说，当一个人真的去阅读马克思的原始文件，他很难不成为一个左翼进步人士。

可是，正如某些B站左翼人士所说，如果认为“左翼”甚至“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在最宽泛意义上是对当下资本主义秩序感到不满(因为生活)寻求一种更公平美好的社会形态的人，那么全社会百分之九十的劳动者都应该成为左翼。可问题是，左翼恰恰成为了一种小众流行亚文化——在简中互联网上，“左”被冠以“鉴政”的名义形成一个与“内娱”一样的“小圈子”。可是，正如亚里士多德将人看作政治的动物，谈论共同体的生活和未来发展方向本应成为每一个人时刻关心的话题，而非政治家束之高阁的暗语。这里有好几个关键点:

第一，左翼圈子内部的问题。首先，不可否认的是，简中左翼圈子正在走向抽象化和黑话化，这就是说，不仅仅因为一些政治观点宣传的问题使用一些外人看不懂的外号(尽管在你国这种限制已经许些放松)，还有政治观点本身的黑话化——言必历数西马的专业术语，点人头似的遍观卢卡奇的物化和阶级意识、葛兰西市民社会、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直到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关键是，这种探讨是悬空的探讨，基本不涉及任何现实政治问题，且双方理论水平常常不一致——最后演变成一种纯粹的“科普”，甚至科普者自身都没怎么读过这些西马理论家的文章，而仅仅凭借人工智能整理的思想大言不惭——即便读过，他们关心的其实也是一些陈年老问题，空有这样的学术基础却不去更前沿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探讨……问题一地鸡毛，但这就是简中左翼人士的现状——知识优越比谈论实际问题重要得多，因为谈论者不一定看得出来实际问题的关键，却很能够“做题区”似的把理论空套在模板化的现实上(比如对消费主义的批判，从头到尾就没有超越商品拜物教云云，能赶上鲍德里亚已经谢天谢地了)。这不仅导致了同一套话语体系的能指空转，还使得左翼围墙高树——当你真心求问现实问题的时候，回答你的是一对你看不懂的术语，最后回答者留下一句话，详见《xx》……这就使得本身“小众”的左翼更加小众，“左”本是深入劳动者的改革人士，却无意中拉宽了和劳动者的距离——但是你能指望多少人既能够做到有理论深度，又能够对现实问题深入浅出呢?——那样的人都在大学里当教授，哪里会混到简中鉴政圈里呢?——也就是说，空谈理论不现实，只谈现实不深入，二者结合要求太高，二者都不具备才是大部分网民对线的现状。

其次，“为反而反”的某种逆反心理，使得网左在同一个问题上显示出分裂性、非理性——在封控时期大喊自由开放，在逐步开放时期质疑不在乎百姓安危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当社会批判滑入一种纯粹的“否定性”，这种批判的力量就会弱化成一种反应(对资本社会变化、资本流动)，并最终被资本牵着鼻子走。

再次，何为“左”?从“对现实不满"到“左”之间有很长的步骤，可是绝大部分网左的定义都是:只转发、不行动，只批判、不建设，只共情、不组织。这就很自然引出所有人的忧虑:怎么行动?建设什么?怎么组织?你一不处于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全世界都如此)，二不拥有资金可以实现公有制实验或拥有权力实现地方治理实验，三没有时间参与且极度危险。这样的左翼会越来越“内卷”——术语越来越精致，讨论越来越脱离现实，圈子越来越封闭，新人越来越难进入;也越来越“无害"——对资本、对权力的批判停留在话语层面，永远不会威胁到任何既得利益者，因此也就永远不会被镇压——但也不会被当回事;更会越来越“怀旧”——反复咀嚼20世纪左翼运动的失败，把它变成一种“悲情美学”，在“我们曾经差点成功”的叙事中获得虚幻的满足。就连这一段话自身，我都无法坚持我倡导的方向——实在太难，实在迷茫。特别是当这种左翼圈子内部问题叠加上老百姓对政治生活的敏感时，中国左翼思想就更加难以实现，学术化、小圈子化与本应大众化的矛盾就越激烈，所以马克思主义只能因其政治化的外壳遭到老百姓的排斥、而因其复杂艰深的内核更加远离群众，意识形态根本不需要管控，就会发现左翼思想根本没有现实土壤，也就逐渐放松了管控——这也是“鉴政”实现的基础。

(三)第三个问题：马克思的“超越问题”

资本主义是否是必然经历的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究竟有多少是值得借鉴的，这些问题老生常谈，纷繁复杂，无外乎不在于“现实和理论”之间的张力所致。然而我在学习马克思主义中所认识到的问题，却无法用这五个字概括。

在我看来，马克思所做的是一种颠覆性的工作——对过往范式的摧毁，并在批判的基础上隐秘地建构。这就是说，不是破旧立新地建起形而上学大厦，而是彻底跳出某些虚假对立，不是在经济领域进行批判，而是批判政治经济学本身;不是在哲学内进行质疑，而是质疑哲学(狭义)本身。这种思路或许就是黑格尔的扬弃——不是正反的综合，而是超越正反对立的新形态——在当代哲学也可以看见一些端倪，比如000(物导向本体论)或思辨实在论等宣称的颠倒关联主义范式，走向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唯物主义，或许是一种尝试。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内部，这种探索最令人深思:

以海因里希为代表的马克思新阅读学派始终在开展对《资本论》价值形式的批判分析，毕竟这是马克思晚年最看重的工作之一，他们尝试扭转此前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式的解读——因为那终究会导向某种“价值实体论”。海因里希认为价值体现于交换阶段，而并非生产阶段——更精确地说，一种“货币价值论”，也就是价值价值形式运动的效果。这种思考似乎开辟了一些新的思路，因为它打破了那个价值神话，尝试用一种在我看来结构主义的方法对待价值、价值形式——

新阅读学派的做法无疑是对马克思的一种超越(因为转换了问题范式)，正如马克思所做的那样。

这就让我自然地联想到了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的产物——结构主义语言学、拉康派精神分析、结构主义人类学等思考。拉康无疑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大师，在他那里，我似乎看到“能指决定所指"与“价值形式决定价值"之间结构上的同源性。因为，拉康派精神分析认为，能指决定所指的方式并非先在的“一一对应”，而是在能指的差异化运动当中、所指作为一种效果呈现出来——也就是说，从来不存在一个确定的所指，所指是某种形式化运动的回溯建构物。价值演化与之类似，恰恰是在“黄金-纸币”的转变中，幽灵般的价值开始体现出来。这种链接令我狂喜，因为它似乎意味着:首先，经济关系不能够成为解决一切的“源代码”，反而它本身就是一套由能指逻辑结构的社会关系，其运动逻辑具有能指运动的随机性和变易性;更重要的是，这似乎导向了某种行动——一个新社会，似乎应该跳出这个能指链(价值形式链)的控制，这意味着不是发明一种新的货币，而是超越货币、超越一般等价物本身换言之，扬弃价值形式本身——这是可能的吗?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扬弃语言本身。然而，勿要忘记思维乃是受到语言结构的产物，我们之所以能够想到这个问题，正是因为语言的中介和影响，我们甚至无法想象扬弃语言之后的“思维”;类比到价值形式批判上，我们如何能说人类社会或人类思维不是由这种“等价交换”的幽灵般的价值论在背后其效果而成型的?这种“想象力”是不是人类的源代码?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齐泽克是拉康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先锋，他对这两个领域的嫁接贡献主要在“资本作为主人能指”“剩余享乐和剩余价值”“真理(被划杠的主体)和无产阶级”等方面，也就是说，他的类比是专题化的非体系的，他对上述问题的看法并不积极。

其实上述思考过程极其冗长，但我此处只能蜻蜓点水。但不难发现，我们都在对某种超越性的事件作理论上的预期——在拉康那里，“预期"和“回溯"是一对概念，因为他们都是某种“误认”，是现实与非现实的结合态，其本身就具有某种辩证否定的超越性——然而让我们回到马克思，他对资本世界的剖析似乎从来不是一种预期——事实上，他的预期大多都还没有实现(无产阶级解放、消灭剥削等)，但他的“回溯”是及其尖锐的一一我的意思是说，《资本论》必定不写在工业革命之前。

也就是说，理论大多还是从一个回溯性的建构出发，回过头分析已经发生过的现实，而不是预想一个还未到来的世界——因为我们的任何预期，都是旧世界的污染物。这在拉康精神分析里，就是实在界与象征界的关系——我们的预期永远是象征界能指的空洞轮回——那谈不上真正的创新，然而这种封闭的象征秩序往往不堪一击——它的裂缝被回溯性地建构为"实在界”——这就意味着，只有当“实在界”入侵”或者“显现”的时候，才是理论发挥作用的时候。在此之前，我们似乎并无理论可做——因为真正有理论价值的“事件"(巴迪欧)，一定是没有被象征秩序收编的不可预测之物。

晚年拉康的思考极其激进，我最近逐渐重视他对“实在界”的重新阐发……扯远了。

那么，对于无价值中介的社会的想象似乎只能搁置了，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无法为我们的所有行动擘画蓝图呢?那么，我们最终是否陷入了那个应对“资本社会”的“被动”局面?(似乎我们从未主动)这种面对巴迪欧“事件”“等待戈多"的态度是否有助于左翼实践?如果这陷入了一种消极，那么又如何评论理论上的“超越"和其揭示的“现实"之间的关系。

我不知道。【1】

三、创伤的启示

我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小白，每每想到上述那些“真问题”，我就会有一种从上而下坠落的眩晕感——用齐泽克的话来说，“被抛入实在界”，那种无法被解释、没有答案、没有结果、“戈多”迟迟未现的无助感、迷茫感时常位我左右。

然而我想，被抛入实在界没什么不好的，它本身就宣告了不存在某种可以担保一切、解释一切的“大他者”“主人能指”象征秩序”——我自诩完成了对中学阶段的超越。中学阶段的我曾那么迷信马克思主义，我本以为这种态度会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的深入而更加巩固，但在我现在看来——一切稳固的理论似乎都是可疑的。

这其实恰恰并不是反马的，因为马克思没有停止思考，也并没有用某个终极的理论停止对人类社会的持续擘画——那通常是政治家不存粹的实践物。我现在所能提供的建构太少，因为我看的还是太少，不过，我却能够根据我浅薄的认识保持某种先进的态度——如果让伤口说话，如果让上述疑问保留，并沉淀，并在此后的实践中常常因此感到痛苦，我觉得这不失为对马克思“对现存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一种致敬。我所见过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从卢卡奇的隐忍、卢森堡的死亡，葛兰西在狱中沉思、法兰克福学派一次又一次的流亡，从阿尔都塞的疯狂，梅洛庞蒂的绝望到列斐伏尔的被排斥……他们无一不是痛苦的，然而正是某种痛苦的共性，让我看到并学习着这种面对现实、面对问题、面对分裂和失败的“言说”。

创伤从来不会有启示，创伤只是创伤;实在界没有花朵，实在界只是实在界;一篇由问题组成的文章不一定会有“但是”，“但是”也不一定会在未来显示——那么我想要说些什么呢?——也许只能留待问题和诸问题的问题来思考了。

【1】本注释建议在阅读全文后参看。2026年6月5日，对上述问题的反思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或许我可以尝试着给出一定的答案(当然，我并不宣称这些答案是“真理”或者是“规律”)，这些答案本身是基于上述问题而产生的新的思考。

回顾上述讨论，并结合《资本论》序言中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讨论，我们发现问题聚焦于历史性和超历史性上。一方面，对于资本的研究是历史性的，是处于历史之中的，而另方面，我们却总想要跳出资本走向新的阶段(或者不跳出，不论怎样我们总想着“下一个”)。这种思考的问题首先来自于理论的劣根性——在拉康精神分析中我们己经分析了，理论总是回溯性建构，这就意味着我们无法期待一个理论完备擘画的制度建构未来，因我们无法逃离历史的思维方式——这是我们此前讨论的精华。

可是，我们不妨后退一步一审视这种“制度擘画”本身。遍历思想史，我们不可否认：实证研究、系统化、科学化的思考方式、追根溯源、条理清晰——直至言说“规律”，其实本身是现代性(资本主义性)的产物。我再次要特别澄清，这里所说的学术研究方法是极具资本主义时代特色的(难以言表但的确存在)，而并不是说“追寻真理”“理论化”本身——后者是理性的结果，从古希腊开始就贯穿人类思想史始终，后者恰恰是超历史的。

但是，最关键的地方就在于，超历史性的“理性”之所以被认为是“超历史的”，是贯穿人类始终的，恰恰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恰恰因为资本时代的研究方式要求我们寻找一种普遍性，寻求一个解释一切的东西(价值中介的不断变易也是这个道理，并尤为明显)，那个东西就是“理性”。因为，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韦伯、马克思等人的研究，他们博古通今、旁征博引、四处论战，但他们没有发现自己完美主义的思考方式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将历史性的思维理解为超历史的过程。

所以，我们要超越的东西就在与“我们要超越”本身——你看，我们很轻易地“发现”“理性”在人类历史中的超历史作用，但是真正的超历史是无法进入理论的，是无法被历史的语言和理论纳入、收编的，这样的理性恰恰是历史的。我们要找到它的反面——非理性.....吗?

第二层思辨就在这里，我觉得我们要找的东西(我甚至不愿意用超越这种词)不是理性一非理性，因为非理性是可以被理性收编描述的东西(我们可以看见历史上无数寻的反面一求艺术慰藉或是美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但是我们要找的是“非”理性——无法被合理化解释的东西。我认为它很重要。资本时代研究方法最大的特征是反思过多，我们看似在进行思辨超越，看似在指出前人的预设问题，但是这恰恰是时代性最无理且循环的地方，反思无限(错误地借用涂尔干的概念)本身导致了寻求历史超越性本身的历史性。

我因此认识到，真正的政治行动或现实行动决不是由理论家来完成的——政治家往往会成为半个理论家，但理论家无法成为政治家。这是因为历史性的理论家永远走向反思无限，可历史恰恰在前反思的未反思状态下前进。黑格尔的野心昭然若揭——他就是想要用自觉统摄自动，由此达向真理和自由——我们最后发现，这似乎不是现实的逻辑——现实的逻辑就是无逻辑(区别于非逻辑)，就是无理性(不仅仅是非理性)，这就像是意识的反面是无意识而非潜意识一样。

革命、行动的力量完全掌控在前反思者上，作为接受了理论的研究者，我们似乎只能守望在书斋边上，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回溯性地写下“一个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时代的新生”。“被抛在实在界”的人只有不意识到“被抛在实在界”才能走向实在界，而意识者终将进入历史性的花园嫁接腐朽的陈木，回到象征界死寂的天地。在这个意义上，最为荒凉的地方最有生机，最为繁杂的地方最为绝望，以上就是该日对此问题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