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照片背后的半世情缘

1936年，带着宋庆龄的介绍信，在地下组织的秘密安排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一名美国医生结伴，乔装到陕北苏区。

在决定冒着生命危险前往陕北苏区时，他并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在彼时的西方舆论中，共产党被称作为“赤匪”，毛泽东被妖魔化为“残忍的独裁者”。好奇心极强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带着重重疑问，踏上西行之路，他想去陕北苏区探个究竟。

01.一个很像林肯的人

7月，在陕北保安，斯诺见到了毛泽东。

多年后，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描述他见到毛泽东的第一印象：“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凸出。我在一刹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

但真正让斯诺看到震惊的，不是毛泽东的外表，而是一个细节：斯诺抵达陕北的时候，南京国民党政府正悬赏二十五万捉拿毛泽东。但是，在第二天见毛泽东时，斯诺竟看到这位“匪首”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的做着手势，“毫不介意和旁的行人一起走”。

一个被重金悬赏的“匪首”，何以如此坦然?斯诺隐约感觉到，之前听到的外面关于毛泽东的很多“事实”，可能并不是真的。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斯诺与毛泽东进行了十几次彻夜长谈。两人差异巨大的人，在陕北窑洞的油灯下，就中国的命运、抗日的前途、世界的格局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对话。

斯诺后来回忆说：“我们在窑洞里围着那张简陋的桌子吃着简单的饭菜，听着毛泽东分析世界局势，常常不知不觉到了深夜”。

斯诺问毛泽东中国能否战胜日本，毛泽东给出了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

毛泽东坚定地断言：“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前途的预见，这是最让斯诺折服的。

斯诺后来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写道，当毛泽东说出这番话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尚未全面爆发，国共仍在内战，外国援助几乎没有。一个身居偏僻的西北之地的领导人，何以对世界大势如此洞察?何以对胜利如此笃定?

正是这种超越时空的战略眼光，让斯诺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人的思想，将改变中国的命运。

02.一顶红军帽，一生中国情

1936年8月，斯诺将前往宁夏红军战斗一线采访。出发前，斯诺向毛泽东告别，并提出了一个要求：为他照一张相。

走出窑洞，毛泽东站在阳光下，衣服还算整齐，就是头发有些长。斯诺灵机一动，摘下来自己崭新的八角红军帽，戴在了毛泽东头上。

这张照片成为了埃德加.斯诺的得意之作，也成为了后来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那张毛泽东像。

在探访陕北期间，由于很多重要的政策和人名地名需要准确记忆，组织上特意安排了后来成为著名外交官的黄华担任斯诺的翻译和助手。黄华与斯诺同吃同住，帮助他整理采访笔记、核对史实。

在中共组织的协助下，斯诺采访和接触了上百位党和红军将领，以及陕北群众和红军战士。这些采访经历，让斯诺从多个方面证实了：红军士兵有着高昂的士气，人民群众对于共产党真心实意地拥护。

斯诺看到了“另一个中国”，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充满希望的中国。

03.一本震惊世界的书

1936年10月，埃德加.斯诺带着十几本采访笔记、三十卷胶卷、几磅重的日记，离开了陕北苏区。回到北平后，他立刻投入到了紧张的写作中。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英国出版，旋即轰动世界。

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真正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

罗斯福总统成为该书的读者;白求恩读了这本书后，毅然决定前往中国;无数爱国青年受到感召，纷纷奔赴延安。

《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斯诺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我觉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离家”。这是一个美国记者对中国的深切认同，这份认同的起点，正是从陕北窑洞里那位像林肯一样的人开始。

从“个人崇拜”到“四个伟大”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曾三次到访中国(1960年、1964年、1970年)，每次必见毛泽东。1970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斯诺夫妇与毛泽东并肩而立。

次日，这张合影照片刊在人民日报头版---这是中国向美国释放的善意信号，为尼克松访华埋下伏笔。

两个月后，1970年12月10日，斯诺与毛泽东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

那次谈话持续了将近五个小时，从清晨一直到中午一点钟。当时毛泽东身体不适，有些感冒，但是谈话兴致很高。

谈到特殊时期的“个人崇拜”，毛泽东直言不讳说：“我写了中国有‘个人崇拜’有什么要紧呢?有这样一回事嘛。为什么就不能写呢?它是事实嘛......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接着，毛泽东说了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话：“所谓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其他的称号一概辞去。”

斯诺问及天安门城楼那句“不满意当前的状况”的含义。毛泽东坦诚的回答，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件事他很不赞成，一是讲假话，二是虐待“俘虏”。“一个人不讲真话建立不起信任。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最后用一句歇后语形容自己，“我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四方的孤僧。”

那一刻，斯诺眼中看到的不再是亿万人的领袖，而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对自己、对历史、对朋友都坦诚相待的人。

1972年2月15日，就在尼克松总统启程访华前两天，斯诺与世长辞。临终前，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反复念叨着那一句话----“我热爱中国”。大洋彼岸，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热泪盈眶。

依照斯诺遗嘱，他的部分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墓碑上用中英文刻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04.一张照片，半世情缘

从1936年陕北窑洞的初次相会，到1970年北京的最后一次会晤;从那张头戴八角红军帽的珍贵照片，到临终前那句“我热爱中国”---斯诺与毛泽东的情谊，跨越了三十六年的时光。

是什么让一个美国记者如此深爱中国?是什么让毛泽东称他为“一个可靠的人”?

答案，或许就在斯诺自己写下的这段话中：“我的一部分将永远同中国的褐色的群山、碧玉似的梯田、晨雾掩映的岛上庙宇留在一起，同它的一些曾信任过我、爱护过我的儿女留在了一起......”

斯诺与毛泽东，与中国人民的情谊，就像一座桥梁，一座跨越了太平洋的桥梁。今天这座桥梁，似乎仍然在诉说着一个真理：真挚的情谊可以超越国界，因为，人心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