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教员与长征（二）——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

历史课本上面对于长征的叙述给了我们这样的印象，博古李德是书呆子，生搬苏联那一套指挥红军屡战屡败，然后开了个遵义会议惊天大转折，毛主席从此成为领导人，屡出奇招带领红军大翻盘实现逆转。

这不能说错，但是把历史过于简单化了。长征中党的高层分歧一直很大，斗争非常激烈，遵义会议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会议，而是长征前中期一系列会议的代表。同时，毛泽东并没有通过遵义会议确立领导地位，相反仅仅两个月后的四渡赤水期间就再次被集体投票免职，刚渡过金沙江又被一线、中央的几名领导人集体弹劾。

这一章主要讲长征开始到遵义会议结束这3个月左右的事情，会议是如何酝酿的，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个山沟里的农民是如何逐渐赢得大家信任的。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聊聊。

湘南争论——鲜为人知的转折点

长征究竟要往哪里去?这是关系红军命运的问题。

博古、李德决定，第一步是去湘西、贵州与贺龙他们汇合(此时先头部队红六军团尚未到达，但是已经与贺龙他们取得联系，得知红二军团的确切位置)。

这个计划只有三人团和朱德知道，连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这一级别的都不清楚，他们得知的信息是从西南方向突出封锁线，打到敌人后方去。因此大多数人都是迷迷糊糊地走着，方向、目的全部不了解。

蒋介石得知红军转移的消息，立即下令白崇禧、陈济棠等人在湖南、广西方向阻截，自己的嫡系六路军追击。

这时候的红军十分危险，一字长蛇阵行军、大量笨重物资携带，很容易就会被分割包围分别歼灭。幸运的事情在于，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

陈济棠早在一个月前就和共产党秘密签了停战协定，白崇禧等桂系怕蒋介石借此机会抢占他们的领地，因此派驻兵严密防守，倒是防蒋介石部队多一些，防共产党少一些。其他蒋介石的非嫡系部队有原本就靠近红军的，此时为了保存实力都避免率先和红军主力开战，磨磨蹭蹭装模作样地行军。

此时毛教员的想法是，应当利用这种局面，趁敌军各怀鬼胎尚未靠拢，集中兵力歼灭其一部，或能打开局面，化被动为主动(对，上篇答案提到毛的军事思想中，掌握主动权是他非常看重的一条)。

中央并不赞同这种想法，他们认为应当趁此机会多跑一点算一点。

这种观点也不算错，仅仅用了一个月，到11月中旬，红军就“突破”了三道封锁线，来到湘江附近。而此时，国民党的部队也已集结完毕，四十万大军集结在湘江、潇水一带布成一个口袋阵候着红军。

共产党内部，一场后来被陈云称为“湘南争论”的事件正在酝酿、发生。这个事件如今鲜有人知，但却极为重要，可以看做是不久之后遵义会议的雏形，更关键的是，它标志着毛教员性格的转变。

大家看我之前的文章就会有个感受，毛总是喜欢“实名反对以上所有答案”，虽然最终事实都证明了他的正确，但许多人不喜欢他。其实“反对”还不是关键，毛不受欢迎的更大原因在于他说话不留情面，有什么说什么。

前面讲过的什么“中央过去七个月全部都错了”之类的事情也就不多提了，更早一些的时候，毛甚至和朱德等人激烈争论，后来为此召开古田会议，讨论“党指挥枪”等问题。毛与其他人针锋相对，认为党应该有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政治工作是重中之重，战争中前委应该有绝对的指挥权等等;而朱德虽然同意党对军队的领导，却认为军事工作的重要性大于政治工作，不赞同把大量精力放在根据地开辟建设上，同时认为应当削弱以毛为书记的前委权力，等等;更有许多人根本不同意“党指挥枪”。主持会议的陈毅就和了和稀泥，大概就是说，大家都有道理，也都有各自的问题，分别是如何如何，我们要从长计议诸如此类。

而后毛就批判他是“陈毅主义”，这下把党内的中间派也都得罪了，他也就落选了前委书记的职务。好在朱毛陈三人都非常大度，从不记私仇，其争论都是为红军着想，后来陈、朱二人想通之后又请毛回来官复原职，并未影响以后的关系。

可大度的人毕竟是少数，毛由于正确的领导和平易近人的作风，在前线战士和根据地群众之间威望极高，但在中央却比较孤立(哎，建国后好像又逐渐变成了这个样子)，他也慢慢意识到这个问题——明明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却总是无法通过，有啥用?

所以毛开始了改变，决定努力团结大多数。

与此同时，博古也逐渐感到自己的帅位不稳。自他上任以来红军没有取得过任何一次大的胜利，连续的失败让其他领导对他的能力产生严重怀疑，并且许多人与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到如今，竟然连根据地都丢了，红军不得不进行所谓“战略转移”。

为了保证自己的领导地位，博古首先将一些朱毛时代建立的队伍解散，打散分配到各个新组建的队伍中;长征出发前，又将除三人团和朱德外其他中央局成员分散到各个新队伍中，等于是将其他人彻底隔离在中央决策核心之外。

毛对此当然不爽了，郁闷之中却得到一个消息——张闻天对此也非常不满，于是他主动联系张，并向中央提出，希望在长征时把他们这些政治委员分到同一队伍，留在中央。就这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才得以同主力红军一起行军，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毛、张二人才逐渐来往密切了起来。

张闻天

而后的长征路上，毛与张王二人持续交流，三人逐步达成了一个共识——博古没有能力领导红军。

也就在这个时候，尚未完全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的张闻天先得到一个消息——中央决定强渡湘江。他对此十分反对，于是把这个信息告诉其他二人。毛教员和王稼祥曾长期直接指挥军队，当然是更加反对。三人商讨之后，决定让毛作为为代表立刻去找三人团反映，提出他们的意见——这毕竟关系到红军的生死。

其实强渡湘江的决议许多前线指挥官都不同意，彭德怀已经和中央表示了反对意见，没用。而博古和李德有自己的考虑，首先他们认为，既然是转移，就一定要快，在敌人尚未完全反应过来的时候，迅速向目的地湘赣边界移动。而且，自长征以来红军胜多败少，行动迅速，所以他们由此认为自己的战略是完全正确的。

毛去找三人团的时候正是深更半夜，当时有五个人，毛、周、博、李以及一名德语翻译，毛主要是和李德交流，周、博在一旁听着。这次他也不像从前了，虽然完全不同意渡江，但是毛并没有对李德进行批判和反对，而是提议能不能先集中兵力打湘南的敌军，如此这般将敌军阵脚打乱，之后再视情况考虑渡过湘江。

李德果断反对，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耽误时间，他认为转移需要迅速。

最终博古说话，大意是你先回去吧，你的意见我们会考虑的。

毛无奈离开。

那三人团中的另一位——周总理呢?三人团有明确分工，博古管政治、李德管军事，周的任务是“督促军事决策的执行”，其实就是和稀泥，联系中央与前线，摆双方分歧，没什么决策权。于是毛走后，他向博古建议，做两手准备，对在湘南建设根据地(他懂毛的意思)也进行一些布置。

所以后来成立了一个……湘南营，一共200来人……哎……

血染湘江

强渡湘江计划照常进行。

国民党那边的情况，我们已经提到，第四道防线共四十万人布置成口袋阵集结于湘江潇水一带，而蒋介石自比姜子牙，说自己在湘江边垂钓，愿者上钩。

来，凯申，吃鱼!

11月25日，博古下达渡江命令。红军的计划是这样，红1、3两个军团为前锋，在两翼开路率先强攻，8、9两个军团掩护中央，紧随其后渡江，红5军团在湘江东岸掩护，阻截追兵等，待中央安全度过最后渡江。

27日渡江战役正式打响，其过程并没有什么可说的东西，就是强攻、血战，非要形容的话就是惨烈。由于中央携带了大量辎重，又采取一字长蛇阵形，整个渡江过程非常缓慢，掩护部队必须承受敌军一波又一波的猛烈进攻，导致伤亡巨大。

12月1日，中央纵队终于全部渡江。但是一部分掩护部队却被切断，永远无法归队了。

湘江一战，从27日晚到1日中午，红军队伍由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平均每天减员近1万人。52天前，8万6千人的队伍开始长征，如今损失超过60%，尤其是干部损失更加严重，整个红军处在一片消沉情绪之中。

国民党那边。由于红军与二、六军团汇合的意图非常之明显，因此即使湘江防线被突破了也并不是什么大事，只需要继续在红军的必经之路上布置军队即可。于是，蒋介石命令何健在湘黔一带集结二十万部队，设置四道防线;以白崇禧等为首的桂系军继续追击。

危机中，红军内部终于爆发了公开的争论。

遵义序曲：通道、黎平、猴场与乌江

事情是这样，渡过湘江后，李德把军事失败的主要责任归结到负责掩护中央纵队的红9军团22师师长周子昆身上，要将其送上军事法庭。毛认为不妥，出面保护了周，李德结合他前段时间保护萧克的做法，斥责为“收买残兵败将笼络人心”，毛反过来同张闻天、王稼祥一起，指出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系列军事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央指挥的失策。

随后，毛又提出，鉴于敌军最近的军事布置，红军若仍然坚持去湘西与二、六军团汇合无异于自寻死路，他认为，应当前往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那里开辟新的根据地。

李德否决。

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西南部的通道县，次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与会人员有：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

会上，毛(同张、王)继续提出自己的意见，红军应当西进贵州而不是北上湘西。

朱德、周恩来表示赞同。

李德怒而离会。

博古只好同意暂时改道向西面黎平方向前进。

12日当晚，中央发出紧急电令，红军改变方向，向西前进，但目的仍然是寻机北上至湘西，并电报贺龙任弼时，中央已进入贵州，马上可以与红二、六军团汇合，让其做好接应准备。

蒋介石完全没想到红军的战略改变，湖南至贵州方向并无准备。于是，红军一路进展顺利，连破黔军部队，15日占领黎平县城，16、17日中央机关陆续进入抵达。

周恩来与朱德二位商议后认为应当继续西进，向贵州前进，并向李德提出此建议。

李德拒绝采纳。

毛教员在此期间反复建议中央，开一次会彻底讨论红军下一步战略方针，此时终于被接受，12月18日，黎平会议召开，更加精彩的斗争终于来临了。

目前关于这次会议的原始记录并不多，甚至连会议主持者、与会具体人员名单等基本信息都有较大争议，我暂且按自己赞同的考证结果给大家说说，好在这些争议对会议核心内容影响不大。

朱德、周恩来、博古、李德、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凯丰、邓发参加了会议，最直接的议题就是红军下一步是否要与二、六军团汇合。其中凯丰和邓发二人支持一直以来李德的决议，不过他们和王稼祥三人是候补委员，只参与讨论。

整个会议过程极其激烈，甚于通道会议。毛提出继续向西北进军，建立川黔根据地，李德反对，坚持与贺龙任弼时汇合。火药味越来越浓，周总理竟然都拍案而起，怒斥李德。当时的李德身患疟疾，发着烧，这一急更加难受，中途就退出了会场。

博古看中央委员中除自己外全部支持毛泽东，只好默不作声。之后，又陆续讨论了一些问题，形成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决定，捡重要的说一下：

取消与二、六军团汇合的任务，红军继续向贵州方向前进，初步确定建立以遵义为中心向西北延伸的根据地。

重点对付黔军，对于蒋的嫡系以及桂系湘系部队能避则避。

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另外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民族政策。

确定，近期要召开一次重要会议，彻底讨论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解决目前党内领导意见分化问题。(也就是后来的遵义会议)

以上内容里面我想让大家注意一下第三点，这是毛的独家内容，也是一直以来绝大多数人不理解他、与他意见相左的最关键所在。

大多数人的想法是这样的，对于一个政党、一个组织，战争年间应当以军事工作为中心，和平年间应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很好理解。但是毛却始终坚定地认为，任何时候，不管搞什么工作，政治工作都是第一位的，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最终的战略上的胜利，而其他做法最多只能获得局部的、眼前的利益。

这一点从始至终没有人能够真正完全理解、赞同，所以从根本上来讲，毛在党内一直就是少数派，而且这一派只有他一个人。这种观念上的不同在30年代使他被排挤出权力中心，50年代以后再次使他陷入孤立，一直到今天“政治挂帅”都在被从上到下彻底批判。

究竟孰对孰错，我不多说，希望大家能够多读书、多实践、多思考，这个问题对于真正理解毛泽东思想至关重要。

记住上面的话，咱们接着往下讲。

这一天其实还发生了许多事，比如各部队重新整编，刘伯承重新被提拔，成为军委纵队总司令等等，总之，形势对博古、李德愈发不利。

由于黔军战斗力是在差劲，12月下旬，红军连克七座县城，极大地补充了物资，并且逐步开始获得军事行动的主动权，红军向猴场方向集结，为渡过乌江做准备。

插句闲话，毛教员在12月的战斗行军期间陆续写下《十六字令三首》，想必大家在学生时代都背过：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历来写山之高险的诗有很多，与天作比较的也不少(昆仑即被称为“天柱”)。但浪漫如李白也只是讲“连峰去天不盈尺”，豪迈如耶律楚材也只写出“山角攀天不盈尺”，大家从心里就默认“天”是高的，山再厉害也只能“连天”“攀天”，始终差着几尺——老天最大嘛。敢于让山“刺破青天”，还令天摇摇欲坠的，恐怕也只有毛教员了。多年以后，马里共和国的总统特拉奥雷与毛主席见面，称赞他为“历史上唯一的天才”，毛教员却说自己顶多算个“地才”，地就是土地和人民，自己只不过将人民群众的经验进行了一些总结，没有人民，啥都干不成。

毛教员相信“地”的力量，他穷其一生付出无数代价，就是要带领地一起，刺破青天。

我们回到正文，1935年1月1日，又一个长征途中重要会议——猴场会议召开。

会上，博古、李德再次提出不应当渡过乌江，而应该与二、六军团会合。毛再次反对，重申之前的意见，另外，继续提议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加强根据地建设，团结群众。

激烈争辩后，毛的观点再次获得多数主要领导赞同。

会议还通过了一项更重要的决议：“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李德在一年多以前取消的军委集体领导，如今又重新得以确立。

1月2日-6日，红军强渡乌江。

1月7日，先头部队占领遵义，9日，中央机关入驻遵义。

由于这一段时期的连续胜利，红军终于在遵义获得了喘息的机会，部队休整、补充兵员、补充物资。中央决定落实黎平会议决议，召开一次大会，提纲如下：

环境发生变化，是否继续黎平会议决议，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检查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1月15日，千呼万唤，遵义会议召开了，更加激烈的争论开始了。

遵义会议——毛泽东真的确立领导地位了么?

我们先来看一下与会人员：

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陈云。

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

总部和各军团领导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

另有李德列席。

那会议前他们的立场分别如何呢?

首先说王稼祥和张闻天。他们在最初都是王明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博古的支持者。后来随着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中一系列军事失败，慢慢地走到对立面，长征途中毛长时间找他二人尤其是王稼祥聊天，使得他们成为毛的支持者，尤其是王稼祥，不久前就已经和其他领导人(张闻天刘伯承等等)传递，希望让毛代替博古。

于是，到达遵义后，王稼祥立刻提出召开一次大会，彻底反思近来的各种问题，矛头直指博古。

博古自然不能同意，他推说，黎平、通道、猴场会议早已经把问题解决了，现在没必要继续讨论。

而后，王稼祥、张闻天、毛泽东三人去联系其他领导人，大多数人立刻同意召开，并且联名要求，包括朱德、周恩来。

其实，前线的军事领导(参见刚才提到的名单)不管是否支持毛，对博古李德都是非常反感的，因此非常支持遵义会议召开，希望撤换领导。这其中，大家不太熟悉的李卓然，长征中主要负责殿后，井冈山时期曾担任过毛的办公室主任，更是绝对支持毛。

当时，站在博古李德这一边的，其实只有邓发和凯丰。

1月15日，晚饭过后，贵州冬天的寒夜，众人聚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围着煤油灯和炭火盆，开始了这场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会议。

博古作为主持者，同时也是被检查者，进行第一个发言。他简单地回顾了一下第五次反“围剿”，也说明了一些自己的错误(毕竟那么多败仗)，但是却把军事失败的重点归结到客观环境，比如对手太强，100万部队，十分狡猾，政治环境不利等等，并得出结论，红军没有能力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换谁都不行。

后来复原图，其实当时环境远没有这么好。一张长桌，几只破凳，十几个人挤在这里，激烈却又有序地争论

第二个，周恩来发言，作副报告。他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而并非敌人实力太强，三人团应当负主要责任，自己作为军事负责人之一，也应承担责任。

第三个，张闻天发言。到现在都属于会议流程的正式发言，因此张闻天也是做了一个报告，叫作反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报告。他与博古的报告针锋相对，直接从政治上否定了博古，认为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

好了，正式的报告环节结束，与会人员开始发言。

毛教员先开口了。这次他和以往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说，他开会从不准备讲稿、提纲什么的，纯粹即兴(多说一句闲话，庐山会议本来准备了稿子，纠左，跟主要领导都通过气，结果一开场彭德怀画风突变，毛立刻把稿子放到一边，开了一场反右会议。这理论水平，比某些领导人不知道高到哪去了)，可是这次不同，厚厚一叠讲稿。而后，连念稿带发挥，他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十分系统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至今的失利。从宏观到微观，从战略到战术，从理论到具体事例，一点一点地分析，紧紧指向一个核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

但是，大家请注意，请注意，毛教员这次没有说在座诸位都是垃圾，恰恰相反，他从一开始就强调：“会议应当首先解决军事问题”，而后又反复强调，第五次反“围剿”是由于军事上的左倾，战略战术的制定不当而导致的失败，之后有人提出要批判“王明路线”，毛也加以制止，始终讲，先解决军事问题，核心是军事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从头到尾，毛教员把他“政治挂帅”的独特思想先放到了一边，矛头直指军事错误，并提出这是最紧迫的任务，其他问题可以暂不作争论。这样一来，其他领导人身上责任就轻了一大半，更夸张的是，其实他连博古都没有做过多的批评，最主要就在批李德的军事指挥。

成熟了!

终于成熟了!

毛教员在政治上终于TM成熟了!!!

从此再无敌手

所以，虽然毛教员的发言超过一个小时，但大部分人都非常认真地听完，频频点头，前线指挥们更是赞同，那些问题分析的，都说到他们心坎里了。

接着王稼祥发言，支持毛，批判博古李德，并提出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

然后是朱总司令，首先支持毛的分析，而后怒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说他们崇洋媚外，听不懂行的外国人瞎搞，并且大声讲道：“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让寡言的朱老总说出这种话，那他得憋了多大的火。

主要人物都说完了，其他与会者相继发言。(遵义会议开了三天，每天晚上，所以后面的这些发言是陆陆续续说的，具体谁先谁后我也无从考证，好在不影响大家理解)

想不到你们竟然为了一个山沟里的农民背叛博古李德从苏联原装进口的马克思主义!

这些人里面，聂荣臻、李富春、彭德怀是十分激愤的，痛斥错误军事领导，举出了一个个前线的例子。

还有一个很激愤的人，就是凯丰(何克全)，不过他始终站在博古这边。就是他在这里对毛教员说出了著名的那一句：“你懂得什么叫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一些《孙子兵法》。”

毛教员事后回忆自己被冤枉了，当时根本就没读过《孙子兵法》。

最重要的还是周恩来，他明确表态，首先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决策，而后支持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

至此，会议主要决定出炉：

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取消“三人团”，撤销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

朱德、周恩来为最高军事指挥者，其中周恩来为“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最后委托张闻天依照毛的讲稿和会议记录来起草反思第五次反“围剿”的书面决议。

会议并没有完全开完，最后一天(17日)晚，蒋介石重新派出的黔军部队已经逼近遵义城，因此会议遗留了两个个重要问题。

谁来接替博古负总责

常委出现变动后，如何分工

其实在会上，王稼祥最先提出了让毛来接替博古，不过那是会议初期，这个问题还没进入讨论范围。后来确认博古下台之后，一些同志提出，让张闻天接替博古，但是张不同意，他提议让毛来当，毛又推脱自己身体不好，只是可以指挥军队，当不了总书记。这个问题就搁置下了。

会后不久，首先确立了常委分工，毛是“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再不久后，在毛的一再坚持下，选定张闻天为总书记(一说没有这一称号，仅仅是“负总责”，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就好，不必深究)。

遵义会议至此告一段落。

下面我想重点说两个问题。

中学历史课本上说遵义会议证明了党已经可以自行改正错误解决内部矛盾，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确实如此吗?

毛主席在会议上发言说，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错误，后来犯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最后长征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这有道理吗?敢情别人指挥无论进攻防御撤退都是错误，就他正确吗?

股票大作手毛泽东——遵义会议问题总评

历史课本上面对于长征的叙述给我们的印象是这样的，博古李德是书呆子，生搬苏联那一套指挥红军屡战屡败，然后开了个遵义会议惊天大转折，毛主席从此成为领导人，屡出奇招带领红军大翻盘实现逆转。

这不能说错，但是把历史过于简单化了(在本书开头我说过类似的话)。通过前面的文章大家应该也已经发现，遵义会议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会议，长征中党的高层分歧一直很大，斗争非常激烈。

先是强渡湘江之前的湘南争论，这是一次非公开的讨论，仅限于高层的毛张王和博李周双方，争论的主题是究竟要不要渡过湘江，结果是博古方稍作妥协，组建了一个湘南营(和没有也差不多)。

而后是通道会议，争论主题是下一步方向——继续与贺龙部汇合还是西进贵州建立根据地。这次争论虽然仍然仅限于最高层(只比上次多了朱德)，但重要进步在于，属于正式会议，更重要的是，毛这一派已经略占上风，博古最终同意“暂时西进”。

这之后是黎平会议，不仅参与人数众多(几乎所有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且最终结果完全倒向毛这一方，他的提议几乎全部通过，而博古李德的支持者只有凯丰邓发两人了。

以上两次的重大军事决议，全部都是开会解决的，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博古李德就失去了和从前一样的说一不二的权力了。不久后的猴场会议，更是以文件的形式正式恢复了军委集体领导制，而李德在会议上提出的军事建议全部被否决，博古这一派告别权力中心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遵义会议正是在此基础上召开，虽然召开前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大势已定，也就是个时间早晚问题。它重要的地方在于更加全面、细致、系统地争论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系列问题，可以说是对前一年多里各种大小明暗争论的一个大总结。

所以我觉得，课本上的那个总结有一定道理，但不大准确。“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有些过分夸大它的作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每一次都是生死攸关，也都否决了博古李德的意见使红军得以生存。而“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有些夸张，遵义会议后的红军更像是从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少年儿童成长为有点独立思考精神的青年人，党的真正成熟应当是以45年延安整风完成为标志的，从那时候开始“毛泽东思想”才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一个有着稳定价值观的成年的党才真正诞生。

另外，这一系列会议同时也记录着党主要领导人的变化。毛主席我们已经说过，一步一步在政治上走向成熟，越来越懂得团结大多数的技巧。另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周总理，这几次会议他的态度也在不断变化：湘南争论是以一种和稀泥的态度，委婉地劝说博古考虑毛的意见，两边都不得罪;通道、黎平等会议是与朱德等人支持毛提出的战略方针;最后遵义会议明确提出，支持毛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核心的领导人之一，他的转变极大地推动了党本身的转折。

下面谈谈第二个问题。

相信大家都接触过股票，即使没有亲自操作过也一定在各类媒体上常常听到相关报道。一般来说，股市演变可以分为六个阶段，如下图，不断循环。

(以下有关股票市场的内容并不严格，只为分析本文问题，不必深究)

从图上看，若想获得最大的收益，应当在一、二阶段买入，三、四阶段卖出，五六阶段不进行大规模操作继续等待时机。

然而，广大股民的表现可并非如此。我们听过无数例什么准新郎拿结婚钱入市赔光跳楼，退休职工拿一辈子积蓄入市赔光自跳楼，借亲戚朋友钱入市赔光跳楼等等的例子。

大多数人一二阶段都在观望、犹豫、患得患失。

第三阶段，本来是应当提高警惕的时候，大多数人却红了眼，盲目乐观拼命入市。

四、五阶段，下跌没什么，赔了钱也没什么，这时候坚决平仓止损也就好了，可是大多数人却狠不下这个心，始终幻想股市能再涨起来，“再涨一点我就撤”，于是终于被套牢。

到了第六阶段，也不是没得救，应该冷静下来，分析形势，择机卖出，也能减少一些损失，可惜大多数人不是悲痛欲绝就是心灰意冷，胡乱地仓促卖出。刚卖出没多久，艹，怎么又涨了!

战争也是类似。

博古接手的时候，正是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红军连连取胜发展迅速，就像股票市场的第三阶段。身为投资高手毛泽东，深信“众人贪婪我恐惧，众人恐惧我贪婪”，已经看出了长时间战争造成的红军以及根据地内部的诸多问题，希望能借此喘息机会赶紧解决(具体见第一章)。然而博古李德二人却和大多数人一样，在此阶段盲目乐观，也不掂量自己斤两就主动进攻白区，认为很快就能攻打南昌、占领江西、解放全中国。

第四次反“围剿”大概就相当于第四阶段，貌似胜利，其实双方在根据地的局势已经开始逆转。

第五次反“围剿”类似于阶段五，屡战屡败，本应及时止损，适当放弃，改变战略，当时由操盘手被贬为小分析员的毛泽东提出了几个思路，全被否决了——他们已经红了眼，说毛教员逃跑主义。

第五次反“围剿”末期一直到遵义会议，阶段六，大盘持续下跌，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这时投资高手毛泽东依然冷静分析，一路上找到各种比较好的时机，希望帮助红军将损失降到最低，甚至逆转局面。可是此时的操盘手博古和执行操盘手李德在狂跌的大势面前已经心慌意乱，只想赶紧退市，一心就是和红二六军团汇合，丝毫不考虑撤退的时机。

所以……大家明白了吧?时常有同学给我评论，怒斥博古李德，我最初读历史的时候也常有这种感觉——“他们是白痴吗，怎么每次都能准确地做出最错误的决策”，但是之后明白了，他们不是白痴，只是普通人，如果让我们去指挥，只会更差劲。华尔街的天才利弗莫尔(股票大作手回忆录&操盘术)曾经这么说：

我们每个人都受到一个共同的人性弱点的诱惑，每一次轮流下注时，都想参与一份，每一手牌都想赢。我们或多或少都具备这个共同的弱点，而正是这一弱点成为投资者和投机者的头号敌人，如果不对之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它最终将导致他们的溃败。满怀希望是人类的显著特点之一，担惊受怕同样是另一个显著特点，然而，一旦你将希望和恐惧这两种情绪搅进投机事业，就会面临一个极可怕的危险，因为你往往会被两种情绪搅糊涂了，从而颠倒了它们的位置——本该害怕的时候却满怀希望，本有希望的时候却惊恐不宁。

已经进去的私募一哥徐翔，大家都熟悉，他的私募叫做“泽熙”，取自他最崇拜的两个人——毛泽东、康熙。

缺点是可以改正的，而弱点就是那种你明明知道，事情来临时却永远无法克服。

就是这么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