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夺权阶段——在反对极“左”思潮中建立革命委员会

编者按：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文革是在反右纠“左”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先前我们编发了郭建波同志在全面夺权阶段第二轮反右纠“左”斗争中关于反右斗争的若干篇研究文章，现在我们陆续编发他在这一轮反右纠“左”斗争中关于纠“左”的若干篇研究文章。今天我们发表的是第四篇纠“左”文章。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在夺权以后就是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特别是首先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这就是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是全面夺权阶段的主要任务。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既是全面夺权阶段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标志，也是这两个阶段发展的转折点。夺权的时候主要是反对右，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时候主要是反对“左”。省级革命委员会是在反对极“左”思潮中逐渐建立起来的。

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著作《文革论》第三卷《残阳血照》(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册《星火燎原》的第四阶段《全面夺权——文化大革命在反右纠“左”中走向高潮(1967年1月——1968年10月)》第四部分中的一部分，读后会使我们对于夺权后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有一个深入的认识。

目录

一、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确定了纠“左”方针。

二、北师大九七事件的发生及其斗争。

1、北师大九七事件发生的背景。

2、北师大九七事件的概况。

3、对北师大九七事件的评析。

三、 从一个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来透视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

1、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是全面夺权阶段的主要任务。

2、从湖北省透视省级革命委员会建立遇到的问题。

(1)周恩来要求湖北省革命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

(2)湖北省实现革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

(3)筹备省、市革命委员会期间发生的激烈争论。

(4)两派纷争背后的幕后操手。

(5)简短的结论。

3、对造反派在省级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所犯错误的评析。

四、从文革发展的角度来透析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全面夺权以后，就是要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是一个新生事物，也是由乱到治的分界点。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当时文革发展的大局，也是文革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必然要求。在建立、巩固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不仅会受到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破坏，同时也会受到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破坏。在当时的斗争情况下，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破坏则是处于更为显要的地位。因而在研究这一轮纠“左”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从毛泽东一九六七年夏秋之际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关于纠“左”的重要指示说起。

一、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确定了纠“左”方针。

前文我们在研究第一轮纠“左”的时候，已经对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中央下发的《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现在我们只是对其中纠“左”的指示进行简要回顾。这个指示既是对前一阶段文革发展状况的总结，也是为后一阶段文革的发展确立了指导方针，以后的纠“左”就是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所采取的实际行动。

毛泽东在指出文革的形势大好，肯定了广大红卫兵和造反派群众斗争精神的同时，也对他们在文革前一阶段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在派性斗争、大联合、对待干部问题上所犯的“左”的错误，在耐心疏导中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不仅指出了他们所犯的错误，还提出了改正错误的正确方法，告诫红卫兵和造反派特别是其头头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

在谈到大联合时，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

在谈到如何对待干部时，毛泽东说：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要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

在谈到红卫兵、造反派时，毛泽东说：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1]

以上是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所作指示的主干内容。不论是实现大联合还是对待干部，都涉及到了红卫兵、造反派群众特别是其头头。在红卫兵和造反派群众中，当时两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乃至于大规模武斗。为了本派及个人利益，都想在大联合的时候以本派及个人为中心，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为本派及个人争得更多、更高的席位，致使双方争吵不休，大联合一时难以实现。在对待干部的问题上，红卫兵、造反派对干部冲击过大，致使许多干部遭到批判、打倒。在如何解放干部的问题上，都愿意解放支持本派的干部，反对支持对立派别的干部，致使在进行三结合的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这在文革发展过程中当然是一种“左”的行为，因而毛泽东才对他们提出了谆谆告诫，说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话说得很委婉，不过是从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要求出发，为了让他们便于接受罢了。

从中不难看出，这个指示是针对全面夺权以后，在建立革命委员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才作出来的，其矛头指向了红卫兵和造反派群众特别是其头头，主旨是要纠“左”的。因为当时不论是在大联合还是对待干部的问题上，主要也是红卫兵、造反派群众及其头头在斗争中犯了错误。这些错误既是在前一阶段文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也是在下一阶段文革发展过程中需要纠正的。这就要求正在进行文革的红卫兵、造反派群众特别是其头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正视、反省他们在斗争中所犯的错误，又要采取措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否则的话，他们就由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变成文革发展的“绊脚石”了。从文革发展的逻辑出发，下一步他们就会成为纠“左”的对象，打击的矛头也就必然会指向他们。遗憾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当时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文革发展中的悲剧性命运也就是这样逐步形成的。

二、北师大九七事件的发生及其斗争。

一九六七年九月上旬，正在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进行纠“左”的时候，北京师范大学却发生了九七事件。这是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内部由于派性分歧和矛盾激化所发生的严重事件。这个事件虽然在毛泽东、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制止下迅速得到了平息，但是高校两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在一些学校还会演化为更为严重的事态。那么，北师大九七事件发生的背景是什么呢?这个事件的基本概况如何?又应该如何来评析这个事件呢?

1、北师大九七事件发生的背景。

北师大九七事件发生前，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重要指示虽然没有下发，但是其中的要点还是在党内高层进行了传达。北京的造反派红卫兵通过不同渠道也断断续续地知道了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指示。这在他们的言行中就有所反应。[2]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虽然被隔离审查，但是并没有向外公布。因而九月初北京街头出现了王力、关锋的大字报以后，中央文革办事组还电话通知北京的一些大专院校将这类大字报进行覆盖。[3]

虽然毛泽东视察期间的重要指示还没有下发，但是按照当时的组织原则，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已经按照毛泽东指示的精神进行讲话并付诸行动了。当然，这个时候他们主要是以个人身份将毛泽东指示的精神讲出来的。这在他们九月一日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表现了出来。

九月一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并发表讲话。

江青在讲话中批评“五一六兵团”以极“左”面貌制造混乱。她对革命小将们说，你们斗争锋芒完全错了，不是对准刘、邓、陶，而是对准所谓“军内一小撮”，针对革命委员会，包括你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是自毁长城。革命委员会是新生事物。她批评造反派光去革人家的命，不去革自己的命，还对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这五大红卫兵领袖告诫道，我们不愿人家打倒你们，你们也不要被一点功劳压得喘不过气来，要为人民立新功。

陈伯达说，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的重要的战略性的讲话。

江青还插话说：“五一六”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有的方面军对我，有的方面军对伯达同志。这是个重大的事件。他们就是想从“左”的方面，从右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

周恩来发表总结讲话，着重讲了四个问题：形势任务，把矛头对准刘、邓、陶，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要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制止武斗是当前一个重要任务;大联合、三结合，在今年每个单位都要把大联合、三结合搞好。

江青虽然对造反派及其头头进行了严肃批评，但是对他们还是寄于希望的。她在会议上关切地询问韩爱晶的身体状况，周恩来也在会下让身边大夫问了韩爱晶的病情，要为他进行治疗。这表明他们对于韩爱晶等红卫兵头头的要求虽然是严格的，但在生活上也是关心的，体贴的。

北京市革委会地址在台基厂，无论召开常委会还是全体委员会，一般都是在市委大楼会议室。这次常委会却被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集体参加会议并发表讲话，是非同寻常的。虽然韩爱晶、蒯大富作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参加了扩大会议，却没有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们觉得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像往常一样，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即便王力、关锋没有出席会议，也没有引起他们的警觉。因为王力在七二〇事件中受了伤，近期一直没有参加会议。至于关锋没有露面，蒯大富在开会的时候曾经问过戚本禹：“关锋同志怎么没有来?”戚本禹笑笑说：“生病了。”蒯大富的问话倒是引起了韩爱晶的一点疑惑，似乎感到中央出了什么事。这点疑惑也只是一闪而过，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

关锋

会议开始后，韩爱晶也是心不在焉，觉得周恩来、江青又在讲大道理，并没有听进去，实际上根本没有听懂。[4]

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后，又召开了拥军爱民大会，进一步反击“揪军内一小撮”，为促进军民团结创造舆论氛围。

九月三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拥军爱民十万人大会。这次大会是由北京市革命会员会通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组织召开的。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谢富治以及聂荣臻、杨成武等人参加了大会。工代会、农代会、大学红代会和中学红代会的组长、副组长也都到会了。地院东方红田春林主持大会，刘锡昌代表工代会、邓万田代表农代会、侯玉山代表大专院校红代会、李冬民代表中学红代会先后发言。会上，宣读了拥军和爱民公约。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录制成《拥军爱民》宣传片，作为各种故事片放映前的加片在全国放映。[5]

九月五日，江青又在接见安徽代表团时严肃强调维护中央，维护解放军，维护新生革命委员会。江青九月五日讲话还专门印成单行本，专门组织各单位放录音。

韩爱晶后来回忆说：九月一日在市革委会上，周恩来、江青的重要讲话我和蒯大富根本就听不懂，也听不进去。只当耳旁风。对于江青九月五日的讲话，我当时也是心不在焉的。因此，几天后，我打电话要蒯大富到北航，结果惹了大乱子。[6]

从中我们看到，当时社会上出现了极“左”的狂潮。这种极“左”狂潮已经严重破坏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两派之间的武斗、“五一六兵团”、“揪军内一小撮”、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对干部进行武斗和全盘否定干部、分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等事件就是其中的重要表现。

出现了极“左”的行为，就要进行纠“左”。不论是在九月一日召开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还是九月三日召开的十万人拥军爱民大会，以及九月五日江青对安徽来京代表的讲话，都是反对武斗，主张两派和军民之间的大联合，维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要进行纠“左”的。纠“左”就是要使文革按照既定轨道正常发展。这是为维护文革大局所采取的行动，也是文革发展的新动向。

虽然毛泽东的指示尚未公开发表，但是通过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讲话、召开的相关会议，预示着文革形势业已出现了某种变化。因为极“左”思潮及其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文革的发展，因而要想使文革沿着健康轨道发展，就必须打退极“左”思潮，纠正极“左”行为。这是排除来自“左”的方面对于文革的干扰与破坏，使文革沿着既定目标前进的必要手段。

遗憾的是，不论是韩爱晶还是蒯大富乃至于其他红卫兵头头并没有意识到形势的重大变化。即便是陈伯达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上的特别提醒(即他说的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的重要的战略性的讲话)，也没有引起他们的警觉与重视。他们既没有觉察到极“左”行为已经对文革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也没有从中央碰头会成员的讲话及相关重要会议的召开中领悟到纠“左”业已成为中央下一步要采取的行动，而是仍然我行我素，懵懵懂懂地按照个人的意愿在行事。他们介入北师大的内部争端，就是热心于派性斗争的一个具体表现。九七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2、北师大九七事件的概况。

北师大九七事件是指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造反派红卫兵天派、地派以及北师大内部井冈山与造反兵团，由于分歧和矛盾激化所引发的颠覆北师大革命委员会、打倒谭厚兰的事件。北师大革命委员会主任、北师大井冈山负责人谭厚兰力保林杰则是引发这个事件的导火线。

地院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属于地派，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兵团属于天派。在北京造反派中与王力、关锋联系较多的是地派，天派中的一些人则早就开始对王力、关锋有所怀疑。[7]因而在王力、关锋、林杰出事后，围绕他们的问题在天派、地派之间掀起了波澜。

当时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消息尚未对外公布，但是在北京街头已经出现了他们的大字报。林杰在《红旗》杂志社与王力、关锋联系密切，还与关锋具有师徒的关系，因而对于王力、关锋攻击的大字报也涉及到了林杰。林杰因为王力、关锋的问题，再加上其它一些因素的影响，成为攻击、批判的对象。

北师大革命委员会主任、北师大井冈山负责人谭厚兰过去曾在《红旗》杂志社实习过一段时间，是在林杰指导下进行工作的，曾得到林杰的不少帮助，也是林杰一直支持的造反派头头。砸烂旧世界，第613页。面对一些人对于林杰的攻击、批判，九月一日晚谭厚兰在北师大革委会会议上声泪俱下地说：同学们最近听到一些流传，大街上贴了打倒林杰的标语，说林杰犯了错误，及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从一年来文化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在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革命的大风浪中，我们认为林杰同志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信得过他……[8]

会后，谭厚兰率领北师大井冈山的一部分人到《红旗》杂志社游行、示威，表示支持林杰。北师大革委会、北师大井冈山公社于九月一日发表《关于目前形势的严正声明》，其中还在振振有词地说：

“运动以来，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一直把林杰——关锋——康老，说成是一条黑线，妄图分裂中央文革，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扼杀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一罪恶活动早已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可是，最近这些家伙又重新拾起了这一法宝，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文革首长的指示，孤注一掷，大搞政治赌博，继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并妄图借此搞垮井冈山红色政权，我井冈山公社全体社员和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坚决不答应!谁反对中央文革，我们就打倒谁!”

九月三日，在《红旗》杂志社帮助工作的师大井冈山成员王东回校向谭厚兰汇报，说林杰确有问题，已经被批斗、被抄家了。谭厚兰听后痛哭失声，说：“这样一来，全国的造反派被压下去，文化大革命就会被葬送。”[9]

从中我们看到，谭厚兰是在得知林杰遭受攻击、批判以后，才在九月一日晚召开的北师大革命委员会会议上，明确表态对林杰予以支持的。会后，他还率领一部分北师大井冈山成员到《红旗》杂志社进行游行、示威，又以北师大革命委员会、北师大井冈山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林杰问题的严正声明，表达了北师大对林杰鲜明的支持态度。但是，当在《红旗》杂志社帮助工作的北师大井冈山成员王东回校向谭厚兰汇报林杰确有问题，已经被批斗、抄家时，谭厚兰就处于相当被动的状态了。她的痛哭失声，既是处于被动地位以及痛惜林杰倒台的情感表达，也是对于文革发展所面临的某种隐忧。遗憾的是，她只是看到了支持造反派红卫兵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垮台对于造反派红卫兵以后行动所造成的不利影响，而没有认识到他们所犯“左”的错误和这些错误与当时造反派红卫兵所犯错误的内在联系，以及这些错误如果不予纠正会对文革造成更为严重的破坏。这反映了当时谭厚兰在认识上存在的局限性。

本来，北京造反派红卫兵天派、地派之间就存在着分歧和矛盾。两派都在盯着对方，想从对方的活动中找出破绽，打击对方，提高本派的声望。九月一日下午，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召开形势讨论大会，鲍长康在会上做了长篇讲话。他说：“主席最近说，现在正像辛亥革命时代。大家知道1911年是谁窃取了胜利果实?是袁世凯。是袁世凯窃取了胜利果实，把孙中山推出去，自己当了临时大总统。现在有没有这种情况存在呢，在窃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呢?”并说：“谭厚兰等被抄家，搜出了她整的一大迭(叠)总理的材料”、“在师大军训的解放军撤走了”。[10]

我们看到，在谭厚兰发表保林杰讲话、到《红旗》杂志社进行游行、示威的这一天，清华井冈山兵团头头鲍长康就在本校召开的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文革形势、谭厚兰整周恩来材料的讲话。不仅如此，与北师大井冈山对立的校内反对派造反兵团虽然早已被解散了，这个时候其成员也趁机活跃起来，寻求校外反对谭厚兰力量的支持，企图重新树起旗帜与谭厚兰对着干。在这种情况下，谭厚兰领导的北师大革命委员会、北师大井冈山力保林杰的言行就给他们进行派性斗争、反对谭厚兰提供了借口。九月二日，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组织开会，听北师大造反兵团(一九六七年二月成立，三月解散)的人介绍谭厚兰保林杰的情况，讨论如何利用这一时机整垮师大井冈山。[11]

九月三日晚，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头头蒯大富、北航红旗的头头韩爱晶悄悄走进北师大校园看大字报。他们发现校园里乱套了，反对谭厚兰的声明到处都是，师生纷纷起来造反，贴谭厚兰的大字报，揭露她和林杰的关系，批评她对抗周恩来总理。韩爱晶和蒯大富觉得北师大到处是干柴烈火，谭厚兰已经四面楚歌了。他们一边走着一边看大字报，得意扬扬，感到好解气啊!不料他们俩被谭厚兰的支持者认出来了，将他们围住，不让他们往外走，还责问他们。最后还是北师大革委会副主任董连猛(谭厚兰的二把手)赶来为他们解了围，他们向董连猛致谢后匆匆离开了北师大。[12]

九月三日晚，北师大革委会的黄加林等人通过《红卫兵报》编辑部北师大的刘永坚，再通过编辑部人员北航顾景春，在北航东小楼找到北航革委会对外作战部部长刘德威，寻求北航红旗的支持。

九月四日晚，在北航革委会会议室，韩爱晶和北师大造反兵团的两个负责人见面，一个女同学王颂平，一个男同学钱崇光。韩爱晶急切地听他们介绍北师大情况。王颂平对这几天的动态掌握的很详细，她从学部、《红旗》杂志社、中央党校、高教部等单位的大字报说起，分析了那里的派别和矛盾。钱崇光只是在王颂平讲话时做一些补充。听到一半，韩爱晶赶紧给蒯大富打电话，说：“北师大来了两个反对谭厚兰的人，讲了很多新情况，你来听听，咱们商量怎么办?”

不一会儿，蒯大富、鲍长康到了，他们坐下来一块儿听。王颂平和钱崇光谈了谭厚兰、林杰、关锋以及潘梓年、吴传启等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王颂平对北京高校的矛盾与中央领导人之间的深层次的关系有独立见解，对中央领导人讲话的分歧很注意，明确指出林杰的后台是关锋，他们是反对周总理的。

本来，他们是来寻求北航红旗和清华井冈山支持的，但王颂平却居高临下，盛气逼人，如同指挥官一样，韩爱晶和蒯大富倒像在接受她的文革启蒙，在她安排下做事。这种态度引起了韩爱晶的不快，但是为了对付谭厚兰及其领导下的北师大井冈山，他和蒯大富也只能委屈求全了。后来在院革委会会议上，院革委会委员、二系革委会主任匡正芳和五系革委会主任石兴国听了对造反兵团的情况介绍，了解到王颂平目中无人的架势，当时就说他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王颂平和钱崇光说：“我们有十几个人，北师大造反兵团要正式宣布恢复活动。”韩爱晶和蒯大富当场明确表示支持王颂平和钱崇光，同意在他们召开恢复活动大会时，派人参加并在大会上发言。尽管韩爱晶、蒯大富表示支持他们并派人在他们的大会上发言，但是对于谭厚兰搞到什么程度还是慎重的。他们对王颂平、钱崇光特别强调，成立组织、恢复活动是可以的，但是万万不要对谭厚兰有任何直接的行为，因为谭厚兰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是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是北师大的革委会主任，中央是保她的。他们商定，九月七日在北师大操场召开造反兵团恢复活动大会。韩爱晶后来说，当时他们支持谭厚兰的对立面，是要让谭厚兰难受，并非是要打倒谭厚兰。[13]

但是，一旦行动付诸于实施，就不以他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了，而是由多种力量的合力所决定的。事件发生的结果也出乎韩爱晶、蒯大富的设想。这是他们没有料到的。

以上资料是根据韩爱晶文革回忆录的内容改写的。从韩爱晶的回忆中可以看到，鉴于当时谭厚兰的身份和地位，他和蒯大富不过是出于派性斗争的需要想出出气，让谭厚兰难受一下而已，并非是要打倒谭厚兰。但是，韩爱晶在他的文革回忆录中还收入了一九七〇年抓“五一六”期间北航人员的揭发材料。这个材料回忆了当时他们的策划及其活动情况，我们引述如下：

根据北航八二五厂三连二排三班、五班，一九七〇四月十三日编写的《北京航空学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记载：九月六日：

1、晚上，王颂平来我院，在主楼——127会议室与韩爱晶、井岗山、蒯大富、鲍长康等人座谈，会上决定要在9月7日召开大会，恢复“造反兵团”活动，并讨论会议名称和口号，大会命名为“庆祝师大造反兵团恢复活动和声讨516分子大会”，决定大会口号先不提打倒谭厚兰，提打倒林杰，揪出林杰的后台。韩爱晶说先让谭检查，检查不深刻就没个完，直到谭厚兰检查出反总理时，口号就变为打倒谭厚兰。韩爱晶又派人用汽车把黄加林、樊立跃接来参加会议，蒯大富叫黄加林、樊立跃二人支持“造反兵团”，韩爱晶在会上大讲辛亥革命，并讲为了夺取政权要不择手段，要讲究策略，会上王颂平提出明天大会准备不足，韩爱晶急忙说：“你们要不快开，江青知道了就开不成了，江青知道了我还要挨骂。”

2、晚上，天派各院校头目在北航开会，有体院、轻工、人大、矿院、机院等头头参加，会上一致决定7日各院带队伍去师大支持“造反兵团”恢复活动大会，决定在电影学院“井岗山”设立指挥部，韩爱晶、蒯大富不露面，由刘德威、鲍长康出面，韩爱晶亲自布置了战略部署，并做好武斗准备，由体院保主席台，北航负责标语、旗帜等物资支援。

3、晚上，召开了院革委会全体会议，会上一致通过支持师大“造反兵团”的决定。

4、下午，去清华由鲍长康主持召开天派作战部长会议，讨论有关“9·7”事件的部署。[14]

这份同样出自于韩爱晶文革回忆录的材料，记述了当时策划九七事件的基本情况。从这份材料中可以看到，他们在讨论中确定了大会的名称，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制定了行动方案，并非仅仅是要谭厚兰难堪，而是企图要打倒谭厚兰。考虑到这一材料是在一九七〇年抓“五一六”的时候形成的，在红卫兵五大领袖及其他头头已经失势的情况下，我们对材料反映的问题是否完全属实还是存在一些疑问的。但是，这个材料编写的时候九七事件才过去了两年多的时间，尽管其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上可能存在出入，但是材料的基本内容应该还是可信的。而韩爱晶的文革回忆录则是在几十年后才写成的，在一些问题上难免存在失忆之处，也不排除这里面有为个人隐讳的因素。但是，韩爱晶毕竟身临其境，他的回忆也提供了这个材料所没有的内容，因而他的回忆还是有价值的。他在文革回忆录中能够将这个与他的回忆有出入的材料收入其中，从这一方面来说，他在对待九七事件的态度上还是谨慎的，真诚的。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不论是韩爱晶的回忆还是北航文革大事记的材料，都表明韩爱晶、蒯大富参与了九七事件的策划活动。这是没有疑问的。不同的是，北航文革大事记记述了天派在九七事件上的部署，是要趁机打倒谭厚兰，在斗争策略上则是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而韩爱晶在文革回忆录中只是说他们要让谭厚兰难受一下，并非要打倒谭厚兰。不论怎样，造成的后果则是相同的。这不仅挑起了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的内部之争，造成了矛盾的激化，同时还要用专政委员会来代替北师大革命委员会，致使北师大革命委员会面临被颠覆的风险。

我们再看《砸烂旧世界》关于九七事件策划的记述：

九月六日，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组织在北航开会决定，九月七日在师大召开庆祝师大造反兵团成立大会，由造反兵团邀请社会上的单位来参加大会，天派各校要尽量多去人参加大会，由体院毛泽东思想兵团的刘长信负责调动会场队伍，大会指挥部设在师大对面的电影学院井冈山总部，对大会进行遥控。

九月六日，师大井冈山兵团樊立跃等人发动“政变”，推翻师大革委会，成立专政委员会，并对谭厚兰进行抄家和限制自由。[15]

从中可以看到，在九七事件发生的前一天，北师大井冈山不仅对谭厚兰采取了行动，还成立了专政委员会，企图颠覆北师大革命委员会。韩爱晶、蒯大富以及其它天派组织是否知道这件事，还有待于史料的进一步验证。

那么，九七事件当天的情况如何呢?

北京电影学院是天派指挥九七事件的指挥部。为了避嫌，也是处于斗争策略的考虑，原先预定韩爱晶、蒯大富不在大会会场露面，而是在这里坐镇遥控。九月七日上午，韩爱晶和蒯大富乘坐一辆吉普车来到北京电影学院，在静候北师大造反兵团恢复活动大会的成功。待了一会儿，韩爱晶沉不住气了，想看一看现场的情况，就对蒯大富说：“咱们还是把汽车开到会场，在旁边悄悄地看看吧!”吉普车开到了北师大的操场，在远远看得见会场的地方停下来。主席台上的横幅是“庆祝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正式恢复活动、打倒林杰彻底摧毁反动组织五一六兵团大会”。

韩爱晶发现，造反兵团人少，虽然有北京及外地来京的二百多单位一万多人来支持，但声势还是不大。和清华、北航开大会比起来，不成气候。王颂平在主席台上讲话，扩音设备不好，细声细气地显不出气势，与她在北航交谈时的形象天壤之别。清华鲍长康代表声援单位在大会上发言：“捣毁‘林家铺子’!揪出五一六的黑后台，谭厚兰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

韩爱晶和蒯大富站在人群后面听着，突然会场出现骚动，主席台上也乱了。有人宣布成立专政委员会，把谭厚兰拉到台上来进行现场批斗。韩爱晶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搞蒙了，赶快叫身边的人去叫王颂平。王颂平来到车前，韩爱晶非常紧张地问她：“怎么回事?怎么能拉谭厚兰来批斗呢?”王颂平说：“我也不知道。”

蒯大富

韩爱晶说：“你赶快到会上去宣布批斗谭厚兰与你无关，和造反兵团无关!否则会很被动。”

王颂平听了后，显得不太明白。韩爱晶看到主席台上乱七八糟，让他大为扫兴。他和蒯大富乘上吉普车，迅速离开了北师大。[16]

以上九七事件当天发生的情况出自韩爱晶的文革回忆录。这个回忆与前文在策划北师大造反兵团恢复活动、要谭厚兰难受的说法是一脉相承的。前文我们已经对他回忆事实的真实性问题进行了分析，此不赘述。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北师大发生的批斗谭厚兰、搞垮北师大革命委员会的事件迅速传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当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就派人到北师大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紧急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坚决反对开群众大会斗争谭厚兰，反对搞垮师大革命委员会。谭厚兰和师大革命派在2、3月反对谭震林、批判谭震林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这种行动，你们应当立即释放谭厚兰同志，希望你们严格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提高革命警惕性。”

当晚，谢富治派李钟奇去师大，传达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1、北师大革命委员会、井冈山是革命组织，谭厚兰同志是革命的，如果有缺点、错误，可以批评，可以进行检讨。2、不能搞垮革命委员会，不能搞垮井冈山革命组织，不能揪斗谭厚兰，不能限制她的自由，召开万人斗争大会是错误的。凡是被抄的一切公私物品，一律归还。以上指示由原革委会负责处理执行。”

北京市革委会也于当天发布了通告：

“1、北师大今天在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的操纵下，推翻师大革委会，非法绑架和斗争谭厚兰与师大革命委员会委员，这些做法都是完全非法的，都是违反中央‘六六通令’的，完全违反中央负责同志最近的讲话精神。现宣布无效。应立即恢复师大革命委员会的一切权力。

2、樊立跃等人自己组织的‘专政委员会’是非法的，应立即宣布解散。

3、樊立跃、黄家林、李五权三人拘留审查。”

据康生说，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通知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他在讲话中还说：“要不制止，会引起发生连锁反应，全国都要受到冲击。”[17]

作为这一事件的主要策动者和参加者，韩爱晶、蒯大富当然是难辞其咎的。因为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动员，就难以调动整个天派的力量，光靠北师大的造反兵团是掀不起九七事件那样大的风浪的。九月七日这一天，不论是上午反对谭厚兰一派的还是晚上支持谭厚兰一派的，先后到达北师大的人数高达十万人，[18]在当时确实造成了较大影响。由于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九七事件迅速采取了措施，解决了这个事件，才没有扩散开来，发生连锁反应，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江青了解到韩爱晶、蒯大富在这个事件中的作用以后，当天晚上就将他们叫到人民大会堂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九月七日晚上，北京市革委会举行欢迎阿尔巴尼亚排球队和射击队访华欢迎酒会。酒会快结束的时候，工作人员对参加酒会的韩爱晶、蒯大富说：“中央首长要你们两个人到大会堂去。”

韩爱晶、蒯大富立即赶到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把他们引到一个小会议厅。江青、姚文元、戚本禹早就在那里等着了，他们照例走上前去握手。江青脸上的表情很严峻，和平常不大一样。

他们刚在江青旁边坐下来，江青就像老师训斥淘气的学生一样，批评道：“韩爱晶，你和蒯大富去打倒谭厚兰!”[19]“你们搞谭厚兰有什么证据吗?”“无法无天，不请示，直接把一个大学的革命委员会颠覆掉。”[20]“你们是蠢木头、败家子。叫你们不要管人家的事，你们偏要去，结果出了乱子，上了坏人当。一定要抓(专政委员会的)三个人。回去要开门整风，《北京日报》、市革委会也要开门整风……你们一点毛泽东思想都没有，回去好好学习姚文元文章(指《评陶铸的两本书》)，好好整风，你们要进行检查。”[21]

韩爱晶辩解说：“我们只是支持她的反对派恢复活动，我们并没有打倒谭厚兰。”

江青情绪很激动，用从来没有过的严肃的语调说：“你们惊动主席了，你们对‘二月逆流’态度不明朗!”

韩爱晶一听惊动了毛泽东，知道闯了大祸，也就不敢再解释了。于是，只好硬着头皮挨训了。姚文元瞪着眼睛，表现出对他们不满意的神色。戚本禹则咄咄逼人地追问：“韩爱晶，蒯大富，你们要讲清楚，是谁指使你们干的?”

韩爱晶和蒯大富都说没有人指使。江青说：“北京要稳定，谭厚兰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怎么能颠覆呢?你们的行动是严重的错误，回去好好写检查。”

江青在批评他们的时候，看到韩爱晶脸上发红，怀疑是在发烧，于是关切地问道：“韩爱晶，你的脸这么红不正常，是不是发烧了?”江青抬起胳膊，把右手放在韩爱晶的额头说：“这孩子有点发热，身体不舒服的话，去找医生看看嘛!”韩爱晶回答道：“身体很好。”然后，韩爱晶、蒯大富和江青、姚文元、戚本禹握手告别。[22]

我们看到，北师大的九七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迅速采取措施，否定了九七事件，肯定了谭厚兰任主任的北师大革命委员会，解散了专政委员会，拘留了樊立跃、黄家林、李五权等三人。江青等人还将积极参与、策划这个活动的韩爱晶、蒯大富专门叫到人民大会堂训斥了一顿，责令他们写出检查。由此可以反映出毛泽东、党中央对于这件事的鲜明态度。

韩爱晶回到北航后，看到王颂平、钱崇光早就在会议室等着他了。韩爱晶急忙问他们：“今天到底怎么回事?事先不是讲好了只开造反兵团恢复活动大会，千万不能动谭厚兰，你们怎么把谭厚兰拉到台上去批判呢?”

王颂平说：“不是我们拉的，是他们革委会里两个委员樊立跃和黄加林内部造反，也没跟我们商量，就把谭厚兰拉到大会上来了。”

韩爱晶跟王颂平、钱崇光不熟，也不好责备他们，就对他们说：“江青把我和蒯大富叫去批评了，这件事情惊动了毛主席。”

韩爱晶觉得他和蒯大富因为热心帮助了他们才受到江青严厉批评的，王颂平、钱崇光肯定会在这件事上感到内疚，但是却没想到王颂平根本不关心他和蒯大富挨批评的事，只关心怎样和他们一起继续干下去。这个时候韩爱晶已经不想再介入北师大的事了，就说：“我要赶紧写检查。”

王颂平锐气不减，她认为事情到这种地步是有人在里面起了作用，要韩爱晶不要屈服。她又滔滔不绝地讲林杰、关锋后面是有后台的，必须把斗争指向他们后台。王颂平虽然没说姓名，但从她的话中不难看出，林杰和关锋的后台就是康生。王颂平的话引起了韩爱晶的警觉，他想，反康生肯定要被中央批评，反谭厚兰都惊动了毛主席，要是反康生，毛主席能答应吗?自己又有什么材料，有什么理由去反对康生呢?韩爱晶觉得这个王颂平真不仗义，自己支持他们挨了批评，他们不但不收敛一点，还要自己和他们继续大干，不顾别人死活!于是就再也不想跟他们来往了。他向王颂平表示要忙着写检查，你们自己注意吧![23]这实际上是向王颂平、钱崇光下达了逐客令。

韩爱晶后来说，他自己也搞不清楚那个专政委员会是怎么回事?韩爱晶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鉴于他在九七事件中的表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批评韩爱晶。谢富治主持会议，在会上又宣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通告》，坚决支持北师大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逮捕黄加林、樊立跃。谢富治说：“北京市的通告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北京要稳定，韩爱晶要做自我批评。”于是，韩爱晶在会上口头做了检查。

会后，吴德把韩爱晶叫到办公室，吴德很同情地对他说：“小韩呐!”吴德把右胳膊弯起来，手指就像捏着东西一样晃了几下。吴德说：“你把石头捏在手里，人家才怕你，你把石头打出去了，就没有了!”[24] 我们看到，韩爱晶在江青批评他们以后，又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做了口头检查。谢富治在会上宣读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通告》以后，特意指出这个通告是毛泽东批准的，是为了维护北京市稳定所采取的措施，责令韩爱晶要做出自我批评。会后，吴德还专门把韩爱晶叫到办公室做他的思想工作，要他以大局为重，谨慎行事，不要莽撞。为了让韩爱晶容易接受，才说出了石头打人那样的话。当然，这并非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个人的行动，而是以副主任名义与韩爱晶进行谈话的。这反映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于作为常委、红卫兵头头的韩爱晶在严肃批评的同时，也是对他予以关心、帮助的。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到，九七事件是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林杰也被处理，谭厚兰却不明究里，还在讲话和游行、示威中力保林杰，结果被校内的反对派——造反兵团和天派抓住把柄，以此为由向她发起了攻击才造成的。他们在这个事件中，不仅要恢复早已被解散的造反兵团，还建立了与北师大革命委员会相对立的专政委员会，通过批斗谭厚兰来颠覆她任主任的北师大革命委员会。

从一些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韩爱晶、蒯大富参与了策划、批斗、打倒谭厚兰的工作，但是韩爱晶在回忆录中却说九月七日批斗、打倒谭厚兰与他们无关，是有人借机生事，成立了专政委员会。至于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做出进一步的考证。不论韩爱晶、蒯大富是否具有批斗、打倒谭厚兰的动机，但是他们组织天派人员进入北师大支持造反兵团恢复活动，造成了批斗、打倒谭厚兰以及颠覆北师大革命委员会的事实则是无可置疑的。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迅速采取行动，保护了谭厚兰任主任的北师大革命委员会，解散了与北师大革命委员会对立的专政委员会，对北师大九七事件的闹事者樊立跃等人采取了专政措施，以雷厉风行的行动平息了这个事件。

3、对北师大九七事件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中我们看到，北京造反派红卫兵天派、地派以及北师大井冈山与造反兵团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是九七事件爆发的主要原因。谭厚兰不知林杰业已倒台，却动员北师大革命委员会、北师大井冈山成员力保林杰，结果被对立派别抓住把柄，则是这一事件发生的导火线。

本来，地派与王力、关锋、林杰的联系比较密切，而天派则是与他们的关系较为疏远。[25]王力、关锋、林杰是因为犯了“左”的错误才倒台的。他们倒台后，与他们联系比较密切的地院就处于被动地位。这个时候作为地派重要力量的北师大井冈山却在谭厚兰领导下力保林杰，就为天派及其校内反对派——造反兵团搞九七事件提供了借口。

既然王力、关锋、林杰是因为犯“左”的错误才倒台的，而谭厚兰领导的北师大井冈山则是要力保林杰的，林杰的后台又是关锋，那么谭厚兰领导的北师大井冈山就站在了中央对王力、关锋、林杰问题处理的对立面。天派、造反兵团就以此为由，向谭厚兰领导的北师大革命委员会、北师大井冈山发起了攻击。不论是造反兵团的王颂平、钱崇光还是北航红旗的韩爱晶、清华井冈山兵团的蒯大富，他们不仅是要谭厚兰难受，还成立了与北师大革命委员会对立的专政委员会，企图颠覆北师大革命委员会，打倒谭厚兰。这个时候北师大革命委员会的樊立跃、黄加林等人也趁火打劫，配合他们从北师大革命委员会内部来搞垮谭厚兰。不管韩爱晶、蒯大富有没有批斗、打倒谭厚兰的主观动机，但是他们对于这个事件的发生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都是难辞其咎的。

韩爱晶在一九六七年春天积极参与反对二月逆流，他认为自己是在保卫毛主席，保护中央文革，保卫文化革命，总之自己正确，但却认为谭厚兰反对二月逆流就是反对周总理。甚至认为谭厚兰与“五一六”有关。另外，韩爱晶痛恨与谭厚兰关系密切的市革委会秘书长周景方等人。于是，韩爱晶答应支持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恢复活动，还拉来蒯大富共同支持，介入北京师范大学运动。[26]

从中不难看出，他们是在没有充分事实把握的情况下，就说谭厚兰整了周恩来的材料，要反对周恩来。他们是想把谭厚兰与“五一六兵团”联系在一起，企图将谭厚兰打成“五一六分子”。这种斗争带有非常浓厚的派性色彩。造反兵团的王颂平等人甚至还要深挖后台，将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以后，未经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同意、批准，就将矛头指向文革指挥部的重要领导成员。这种“形‘左’而实右”的行为不仅会破坏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还会造成更大的混乱。

当然，在王力、关锋、林杰倒台以后，有些事情不便于传达，他们不明究里，搞不清楚中央人事变动的真实情况，在行动中出现这样的盲动行为也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正是因为这样，九月十七日，江青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群众组织代表时，才对他们说：“中央的事情你们不要管，很多事情，你们不应当知道。我们要遵守党的纪律，不应该告诉你们。我们已经解决了的事情，你们还去乱搞。我们有的事情要封锁到最小的范围。”[27]这是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让他们认清形势，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江青才讲出这番话的。

这个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是由于校内外两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目的是要颠覆谭厚兰任主任的北师大革命委员会，重新分配权力。将斗争的矛头指向谭厚兰，批斗、打倒她，不过是为了达到目的所采取的具体手段而已。北师大已经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谭厚兰不仅是北师大革命委员会主任，也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而其它一些高校仍在进行着激烈的两派斗争，革命委员会还一时建立不起来。这次九七事件，用专政委员会代替北师大革命委员会，对谭厚兰进行批斗，就是要打倒谭厚兰，颠覆北师大革命委员会。在当时的斗争形势下，他们这样做又会对文革形势的发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革命委员会是在夺权以后成立的新的权力机构，是文革由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的节点，也是文革取得的重要成果。这股风如果不能及时制止的话，一旦蔓延开来，就会发生连锁反应。在派性纷争的背景下，刚刚成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就会遭到不同形式的“炮击”，业已取得的文革成果会遭到严重破坏。要是如此的话，没有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机关、学校、厂矿、公社，在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就会遇到更大困难。这样文革不仅难以实现由乱到治，反而会走向由乱到乱的恶性循环，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就化为泡影了。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才在获悉北师大发生的九七事件以后，迅速采取行动，支持谭厚兰为主任的北师大革命委员会，解散了专政委员会，拘捕了樊立跃、黄加林等人，将这个事件造成的消极影响扼杀在萌芽状态。这是为了巩固文革成果，维护文革秩序，防止颠覆革命委员会事件再次发生所采取的必要手段。

总之，这次北师大发生的九七事件，是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在林杰问题上所引发的事件，从性质上来说属于极“左”的行为。这一事件是造反派红卫兵内部的纷争造成的，却又进一步激化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在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就要由乱走向治了。即使内部存在分歧和矛盾，也不宜采用以前夺权的方式来予以解决，而是要在革命委员会内部，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按照组织程序来进行处理。这是文革在夺权、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形势发展的不同要求所决定的。九七事件不仅透射出严重的派性斗争情绪，而且也是文革发展中的逆流。毛泽东、党中央对这个事件的迅速处理，就是要扫除文革发展障碍，为了使文革能够沿着正确轨道发展所采取的具体行动。

三、 从一个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来透视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

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节点，也是全面夺权阶段的主要任务。我们现在通过对于一个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建立过程中所遇问题的剖析，由表及里，由此及彼，认识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建立过程中出现的分歧和矛盾，总结省级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1、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是全面夺权阶段的主要任务。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夺权以后就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要由军队干部、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组成，是夺权以后建立的新型政权机构。省、地、县、公社、街道、厂矿、学校、机关、单位，都要建立革命委员会，要将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28]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首先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文革发展的考察中可以看到，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不仅是文革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节点，也是全面夺权阶段的主要任务，还是全面夺权阶段完成的重要标志。我们注意到，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以后，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省级革命委员地。正如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一文所说：“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阶段。”[29]

由此可见，在各地省级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夺权、建立新型权力机构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省以下建立革命委员会是斗、批、改阶段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文革也就由全面夺权阶段进入到斗、批、改阶段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不仅是文革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节点，也是由全面夺权阶段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标志。既然如此，那么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也就是全面夺权阶段面临的主要任务了。

本来，毛泽东希望用三、四个月的时间至少建立起省级革命委员会，但实际上却是进行了二十个月。这是因为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而毛泽东、党中央在大联合的问题上就只是“促”，不再“捏”了。只有在文革发展面临脱离既定轨道的时候，才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予以校正。[30]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首先是夺权，夺权就是为了建立革命委员会。夺权是因，建立革命委员会是果。没有夺权，就不可能建立革命委员会。夺权是革命委员会建立的必要条件。同时，只有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才能够巩固夺权的成果，实现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建立革命委员会是夺权得以巩固的充分条件。它们是密切联系、不可分离、具有承继关系的前后两个步骤。

面对各地在夺权中出现的混乱形势，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毛泽东就说过：“要写一个通知，各地夺权要事先同中央商量。否则，不能成立。”[31]夺权是这样，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也是这样。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要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在当时的斗争态势下，往往是在执行“三支两军”的军队领导干部主导下进行的。同时，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只有在中央批准以后才有效。毛泽东、党中央从当时各地的斗争形势出发，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在军队、干部、群众组织各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得到根本性解决的情况下，才批准成立省级革命委员会。因而省级革命委员会能否成立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成立的决定权在中央。这也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指导、引导、调控各地文革形势发展的重要手段。

能不能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关键是能不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就要处理好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要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就要处理好军队干部、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之间的关系。许多省级革命委员会迟迟建立不起来，就是在各派群众组织之间以及军队干部、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分歧和矛盾造成的。如何处理好这些分歧和矛盾，是省级革命委员会能否建立起来的核心问题。

既然全面夺权阶段在夺权后建立革命委员会，那么夺权就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通过夺权打破旧的权力机构，建立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这就是破旧立新。破旧，是为了立新;立新，才能够真正实现破旧。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就是全面夺权阶段的破旧立新，也是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

2、从湖北省透视省级革命委员会建立遇到的问题。

夺权以后，要在革命群众组织大联合的基础上，实现军队干部、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就要处理好各派革命群众组织以及军队干部、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只有在他们之间分歧和矛盾妥善处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成立省级革命委员会。

既然这样，那么他们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分歧和矛盾呢?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又是如何解决他们之间分歧和矛盾的呢?我们现在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在筹备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为标本，来剖析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建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杨道远是武汉钢二司负责人，又是新成立的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参与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的整个过程，后来他在文革回忆录中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材料。我们现在就以杨道远的回忆材料为依据，来透视省级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周恩来要求湖北省革命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

七二〇事件以后，中央改组了武汉军区，曾思玉、刘丰分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政委。这个时候湖北省要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周恩来利用陪同外宾到武汉的机会，与武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进行谈话，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尽快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陪同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来武汉访问，武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奉命前往机场欢迎。

周恩来乘专机先期到达，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七个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朱洪霞、杨道远、李想玉、张立国、龙铭鑫、谢华之等)前去迎接。谢胡乘坐的飞机到达前，在休息室里，周恩来同迎接他的群众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话题的中心就是联合起来成立革命委员会。参加欢迎仪式的只有七个群众代表，其他都是军队干部。周恩来嫌人太少了，于是对曾思玉、刘丰说，范围要扩大，各组织都要多来些人。周恩来看到来的代表都是男的，就对这些群众代表说，困难的时候女同志跟你们一起战斗，现在一个女代表都没有，如果江青同志知道了，非批评你们不可。

在机场休息室谈话时，说到了省革委会的人选问题，周恩来问朱洪霞，你当省革委会主任行吗?朱洪霞连忙说，不行。周恩来又问，杨道远当可以吗?杨道远也说，当不了。周恩来听了回答后说，不是说你们不行，而是说你们现在还不行。接着周恩来背诵了毛泽东的诗——《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茫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周恩来说,李进就是江青同志。你们都是幼松，要长成劲松才能担当大任。

谢胡来了，武汉组织了几十万人，沿途夹道欢迎。车队刚出机场就走不了了，欢迎人群秩序混乱，道路被拥挤的人们堵塞，车子无法通过，车队又转回了机场。刘丰把杨道远、朱洪霞等人喊过去，说他们的人不注意影响，要他们去整理队伍。杨道远去了现场，发现机场门口那一段队伍根本不是钢工总、钢二司的人，是中央表态时没有点到的那些组织故意想闹出点影响，所以提前抢占了机场门口这段路，有意拥挤起哄，显示他们的存在，希图在武汉造反派阵营中争得一个位置。

仪式结束后，几个革命群众组织将周恩来在机场休息室讲武汉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谈话，整理后传达了下去。[32]

从中我们看到，周恩来在机场休息室谈话的中心内容是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周恩来看到参加欢迎仪式的群众代表太少了，而且还没有女代表，就对他们提出了批评。让更多的群众代表参加这样的仪式活动，为实现大联合创造有利的条件。周恩来问工总头头朱洪霞、钢二司头头杨道远能不能当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时，他们二人都诚实地作了回答。周恩来认为他们现在虽然还不能当省革命委员会一把手，但是对他们是寄于希望的。此前，毛泽东也说过这样的话：省、市一级还是要干部挂帅，红卫兵小将往往是今天上台，明天被打倒，政治上不成熟，还不能当省、市的革委会主任。[33]

我们注意到，一些中央表态时没有点到名的群众组织头头竟然不顾大局，在迎接外宾这样严肃的外交场合，起哄闹事，扰乱外事活动，企图以此来显示他们的存在，引起中央的注意，为他们组织及其头头在将来的革命委员会内谋得位置，表现出了无视大局的狭隘宗派主义作风。

周恩来不仅在机场休息室内与革命群众组织代表进行谈话，还利用在武汉的机会与更多的革命群众见面，了解情况，交流看法，促进革命的大联合。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晚上在东湖宾馆举行宴会，各个组织都增加了人数，还请了七大组织之外的造反派代表来参加，革命干部联络站的勤务员毛远耀也出席了宴会。周恩来和谢胡都在宴会上讲了话。

晚上参加座谈会的人比较多，钢二司有杨道远和方保林、丁家显、王彩珠，还有些中学生。钢、新两派头头都去了。周恩来、康生还有同来武汉的其他中央首长出席了座谈会。座谈会围绕怎么实现大联合展开，中心议题是早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当时杨道远递了两份材料给周恩来，都是关于干部的：一份是钢二司武大总部为李达(中共一大代表，一九六六年夏在武汉大学校长任上受到点名批判，八月二十四日含冤去世。)翻案的材料，另一份是张群英(武测钢二司战士)和新华工一起搞的姜一(文革前为湖北省委候补书记，文革中为省革委会常委、省委书记。)的材料。周恩来说，这次本来打算想要姜一和孙德枢出来工作(接待外宾)，现在你们送了材料，我就不说了。座谈中有人谈及七二〇前的形势时说，武昌是解放区，汉口是游击区，汉阳是白区。周恩来说，没有那么严重吧。

如何实現大联合，钢、新两派分歧很大，都想以自已为核心。特别是成立工代会的问题，周恩来故意问大家：成立个钢工代会好不好?钢派使劲鼓掌，新派不鼓掌。周恩来又问：成立个新工代会好不好?新派拚命鼓掌，钢派不鼓掌。钢派要学上海工总司，搞一个组织，就是要以钢工总为核心，提出加入钢工总实現大联合;新派則要组织新武汉与钢派抗衡。周恩来说：武汉不走北京道路，也不走上海道路，武汉走自己的道路，不要钢工代会也不要新工代会，成立个革命工代会好不好?大家热烈鼓掌。

钢二司在造反派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周恩来就到钢二司司令部同钢二司头头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钢二司头头杨道远和方保林、柳英发、王笑林、张良栋、赵日萍、李莉、曹福泉、熊志伟等，还有几个中学生，周恩来的随行人员以及7252部队主任孙树仁也参加了谈话。谈话开始周恩来要求不要录音，说要录音我就不好讲了。周恩来讲要克服派性，尽快实现大联合。

在谈到武汉实现大联合的方式时，周恩来问柳英发有什么想法，柳英发回答说：以钢派为核心,就跟滚雪球一样，滚成一个大组织。周恩来说：你人小派性大。周恩来说要克服派性，还批评说各组织的头头派性都比较大，头头要带头克服派性，要做大联合的带头人。组织不分大小，平等联合，承认山头，尊重山头,联合起来了，最后达到消灭山头。[34]

从中我们看到，为了搞好武汉、湖北的大联合，周恩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在汉期间与群众组织头头进行了多次谈话，中心议题就是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当时武汉的造反派以“三钢”、“三新”为代表，而他们却分成了钢派和新派，彼此之间存在着分歧和矛盾，仍然是派性十足。这在座谈会上也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在钢二司谈话时，周恩来是谨慎的，不让他们录音，是为了防止他们截取录音片断用于派性斗争，给大联合造成不利的影响。钢二司的头头柳英发直言不讳地说要以钢派为中心，周恩来批评他人小派性大。鉴于湖北武汉的情况，周恩来提出武汉要走自己的道路，希望他们能够正确对待山头问题，平等联合，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不难看出，武汉造反派“三钢”、“三新”之间的派性斗争还是很激烈的。即便是在周恩来参加的座谈会、谈话会上也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周恩来因势利导，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尊重对方，克服派性，早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武汉造反派不论是在七二〇事件前还是在七二〇事件后，都出现了内部的激烈斗争。这种造反派内部的激烈斗争，不仅严重损耗了造反派的整体实力，对夺权后武汉文革形势的发展乃至如何实现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都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2)湖北省实现革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

七二〇事件以后，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湖北省文革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周恩来在武汉与革命群众组织特别是其头头的讲话、座谈、谈话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希望钢、新两派能够联合起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前提和基础。周恩来离开武汉以后，两派以及其它一些组织、群体先后召开会议，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做好准备工作。

当时武汉工作的重点是搞大联合。工人、农民、学生分别行动，成立武汉地区三代会(即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

学生组织钢二司、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三司革联、中学红联等一起，先成立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备会(简称红代筹)，研究如何把武汉地区的大、中学校联合在一起成立统一的红代会问题，部门如何设立、席位如何分配等问题。这个红代会没有太多的争吵，成立还是比较顺利的。红代筹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底成立的，不过半个多月，红代会就成立了，时称“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大中学校代表大会”。杨道远被选为红代会主任，副主任是张立国、龙铭鑫、谢华之、柳英发、史灼华，红代会常委有方保林、丁家显、谢保安、董学精、陈文汉、杨铭、雪湘明、刘汉武、陈大川、周孔信、张良栋、徐宏彩、王彩珠、徐筱芳等。

在学生造反组织联合起来成立红代会的同时，工人造反组织、农民造反组织也都联合起来，分别成立了工代会和农代会。三代会成立以后，就成为三个系统内合法、正式的大联合组织，原来的各个群众组织都要先后宣布解散了。当然，这个时候还有一些红卫兵对于造反组织的解散是不甘心的，造反派组织宣布“倒旗”后，街上有中学生刷出大标语：“上山下乡，倒旗散伙，旗手江青，语重心长。”明显表现出他们对原来的红卫兵组织倒旗是多么的不情愿![35]

从中我们看到，为了实现大联合，当时武汉分别召开了工、农、学三代会。红代会的召开还是顺利的，没有发生太多的争吵。三代会成立以后，大大小小的各派群众组织就被三代会取代了。这些群众组织在完成了它们的使命以后，也就先后宣布解散了。这是实现大联合的重要一步。先通过三代会实现工、农、学系统的内部联合，而后再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样以三代会取代了大大小小的群众组织，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创造了条件。

(3)筹备省、市革命委员会期间发生的激烈争论。

在筹备省、市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钢、新两派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主要围绕各派在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席位以及解放哪些干部这两个问题上展开，致使省、市革命委员会在筹备中遇到了不少困难。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在筹备成立省、市革命委员会的时候,争论就大了，钢、新两派争席位，闹了好长时间。在干部问题上争得也很激烈，都想把支持自己一派的干部结合进去，将来在革委会里能为自己一派说话，争来争去就是派性。省里、市里为促进大联合还办了学习班，就是针对造反派之间出现的派性斗争，学习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大联合的最新指示，研究如何早日成立革委会。

有一次在雷达学校开会，钢二司的刘汉武也去了。刘汉武号称刘大炮，争论问题嗓门大，火药味很足。新派就阻止他参加会，双方就吵了起来。刘汉武坚持说，我不是来参加会的，我是来监督杨道远执行钢二司的决议的。为大联合、三结合的事，钢二司内成立了筹备班子，丁家显、方保林、王彩珠、张良栋、柳英发、谢保安、徐宏彩、刘汉武、陈大川、周孔信等都是这个班子成员。

杨道远那时已经对无休止的争论感到厌烦，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觉得从小的方面讲他要代表钢二司，从大的方面讲要代表无产阶级。后来他对当年的争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当时他们“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思想很严重，总觉得比别人要强一些，只有自己一派掌了革委会的权才放心，如果别人掌了权就危险。钢派认为自己队伍大，人马多，贡献大，要以钢派为核心，要钢化江城;新派相对钢派来说，组织小，人员少，但不甘寂寞，要搞“新武汉”，一些小组织串起来，在汉口开会成立“新武汉”司令部，组织力量同钢派较量，同钢派争夺席位。(因为成立“新武汉”太不合时宜，得不到群众和领导的支持。组织虽没搞起来，但这个思想体系在一些头头中一直起作用，起了巩固派性的作用。)

其实，按观点来说，七二〇事件前真正同钢派有分歧的人并不多，比如对工总的评价，认为工总是老造反派，坚决为工总翻案的人数很多;认为工总头头是“牛”字号、战斗队员是“闯”字号，提出为战斗队员平反(不提头头)的人数并不多，甚至只是几个有代表性的组织的头头，这些人从来没有同意过为工总翻案。大联合时却说他们是揪武老谭、抗暴的主力，实际上，有的人就不同意抗暴，说要讲策略，避免伤亡，还说：“人都打死了，还怎么革命?”主张战略撤退。现在要联合夺权了，却成了抗暴英雄，为自己贴金，为争地位捞资本。杨道远认为不同意为工总翻案就是支持陈再道，言何揪武老谭!中学红联当时并不属于钢派或新派，揪武老谭、为工总翻案都是不含糊的，只有个别头头例外。“新武汉”、“钢武汉”是拖延大联合的一对癞兄弟,彼此彼此，老大不说老二，在大联合问题上都有错误。

在干部问题上争得很厉害，钢派支持任爱生，新派支持薛朴若。其他干都也是一样，钢派提一个，新派提一个，争来争去。张体学作为犯了走资派错误，经过检讨取得群众谅解，解放出来的干部。饶兴礼作为农民代表，是军区点名的。刘真、张华都进不来，他们是陈再道点名要打倒的黑手，张体学、王任重也认为他们是叛徒，这些意见还在新领导中起作用。

筹备革委会时争来争去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席位;一个是干部。方案搞了一套又一套，搞了几个月，没有什么意义，最后的席位分派，干部人员的确定，大家觉得难以取得成效了也就算了。杨道远觉得，回想起来，不争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对的。通过争论对干部多了一些考察，相对来说，少了一些片面性，但事后看来，整体效果、整体意义并不大。他们是在如来佛手心里翻跟头。

武汉造反派之间的所谓钢、新之争，源自一二六夺权。在一二六夺权前，武汉造反派在反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是一致的，协作得比较好的，比较团结的。在一二六夺权前后，外有走资派的挑拨离间，拉一派，打一派，在造反派队伍中寻找代理人，制造分裂，内有造反派之间的“唯我独革”，争权夺利，第一次夺权就是这样失败的。“二八声明”后出现的香花派与毒草派之争。走资派借题发挥，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镇压香花派，抓工总、打二司，接下来在毒草派中肃“二八流毒”，发动保守派打毒草派中的造反派，走资派要消灭造反派的企图暴露无遗。在这种情况下，造反派又联合起来了。虽然战斗在一起了，但以前的矛盾并没有能够真正得到解决，还在以后时隐时显地表现出来。直到中央“六二六”通知之后，要向中央汇报，两派对工总的看法还不能统一。杨道远认为，造反派的分裂是武汉造反派犯的最大错误之一，是造反派的悲哀!革命还是人多一些好，团结才有力量，马克思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时造反派连一起共同造反的战友都不能团结、联合，可见距马克思的思想有多远!这个深刻的教训要记取，要革命就要团结、就要联合，要联合起千千万万的革命者，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36]

从中我们看到，在夺权过程中，武汉造反派在内外作用下，形成了香花派和毒草派。这就是后来钢、新两派出现的源头。两派内部各派之间也存在着大大小小的矛盾。后来由于现实斗争的需要，两派虽然又联合起来了，但是彼此之间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于是，在筹备省、市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又表现出来了。这主要表现在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席位以及主张支持本派的干部进入革委会这两个问题上。这种争斗不仅显示出造反派的幼稚、不成熟及其宗派行为，严重消弱了造反派的力量，迟滞了省、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也给一些人分化、离间造反派造成了机会，为他们打击造反派提供了口实，于是就打着纠“左”的旗号来整造反派。后来造反派悲剧性的命运就是这样逐步形成的。

(4)两派纷争背后的幕后操手。

在省、市革命委员会筹备的过程中，钢、新两派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这样就为一些人提供了坐收渔利的机会。在筹备省、市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一些人利用两派纷争，坐观其变，借力打力，在纵横捭阖中实现自己的目的。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日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中央批示：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其中三十七人为常务委员。曾思玉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洪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八人任副主任。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开了成立大会，举行了庆祝活动。

筹备省、市革命委员会时，两派群众争得死去活来，其实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曾思玉、刘丰，在干部问题上起主要作用的是张体学，在两派之间玩平衡术，干部问题上是严格控制的。他们常常是利用这一派搞掉支持那一派的干部,利用那一派搞掉支持这一派的干部。这些干部虽然支持的是不同的派别，但是终究支持的还是造反派，搞掉这些干部以后换上他们信任的干部，还让两派也无话可说。比如，饶兴礼在一九六七年六月是跑步亮相支持陈再道镇压造反派的，他是怎么进入省革委会的呢?两派群众都没有提名，也没有议论过，就是曾思玉、刘丰、张体学身后的那个班子搞的。

在对待群众组织问题上，挑拨离间，拉一派，打一派，成了一些人惯用手段。他们喜欢听话的人，需要的是好驾驭、便于使用的人。对于造反精神强、性格独立、不愿依附于人的钢派，张体学一直是怀有戒心的，能压就压，能打就打。杨道远说，在革委会里张体学从来没有真心同他们合作过。张体学自己也说，他从北京回来跟大家一握手，感觉很不一样，X派的态度恭谨，而钢派总觉得是那样桀骜不驯。张体学临死前还把另一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叫到病床前，要他提高警惕，千万不要让钢派的人掌权。杨道远认为，钢、新之争长期不能彻底解决，根子就在这里。什么叫死不悔改，这是很典型的!张体学表面上承认了错误，做了检讨，但是他心里并不服气，机会来了他还是要出这口气的。

对于揭发、批判过自己又被结合进省革命委员会的干部，张体学又是如何对待的呢?姜一曾经写过揭发批判王任重为首的湖北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省革委会成立后张体学见到姜一就敲打他，说道：姜一，你写的批判王任重的大字报我看过，我给你批了八个字：“打张保王，何其毒也!”。姜一争辩：我怎么是打张保王?一脸的歉意。王海山是湖北省原副省长，结合为湖北省革委会常委，张体学要控制他，就同他算账：海山哪，你也参加了要夺省委权的那个黑省委?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王海山也不敢同张体学争论，但在革委会里就被压得抬不起头来。

杨道远说，这些事都是他亲眼目睹了的，发生在省革委会成立不久，造反派还没有挨整之前。张体学先压干部，再整造反派，是有计划地一步一步地进行的。遗憾的是他们太傻了，太没有警惕性了。任爱生、李周仕、李镜如、杨春亭、赵文华、王瞬等，这些批判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结合进革委会的干部，一个个都被压下去了。同时，他把韩宁夫、夏世厚拉进革委会的职能部门，搞实际工作，掌实权。革委会里哪个干部还敢不听张体学的![37]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造反派之间的激烈争斗为一些人在筹备省、市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提供了机会。尽管出现了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但是在当时的斗争态势下，新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是不可能将造反派排除在外的。虽然造反派由于内斗消弱了自身的实力，但是在省、市革命委员会中他们还是以革命群众的身份参加进去的。不论是军队干部还是解放出来的干部都不能不正视他们的存在。

杨道远说，钢、新之争长期得不到解决，根子在张体学。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张体学等人的作为充其量不过是外因，特别是在他刚刚被解放出来的时候，不管他本人想得如何，他的所作所为还是会受到种种限制的。钢、新两派之争长期得不到解决，在大联合的问题上摇摇摆摆，一时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根子应当从两派内部来寻找，即两派特别是其头头在夺权、大联合的过程中没有大局观念，不能审慎判断形势，真正跟上毛泽东、党中央的步伐，却表现出浓厚的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作风。这才是两派纷争的根子。张体学等人的行为不过是两派长期纷争的外部原因而已。

至于革委会建立以后，张体学敲打革委会的革命领导干部，打击造反派，借以树威，巩固权力，究竟是造反派自身存在一些问题，还是他在具体工作中的错误，乃至于“旧病复发”、“死不改悔”，还是要具体分析，妥善处理，有的问题还要待下一次文革来予以解决，不可一概而论。

(5)简短的结论。

从武汉钢二司负责人杨道远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七二〇事件以后，周恩来利用陪同外宾到武汉的机会，代表中央与革命群众组织座谈，批评了一些造反派的派性行为，耐心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要求他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随后，工人、农民、学生分别召开了三代会，实现了本系统的大联合。在此基础上，筹备成立省、市革命委员会。这个时候两派之间又发生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集中在争夺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席位和结合干部的人选上。这就使得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遇到了不少困难，也暴露了造反派自身存在的严重派性问题，酿成了被整肃的隐患。造反派之间的激烈争斗，是一种“左”倾盲动行为，为一些人在筹备省、市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提供了渔利的机会。这是造反派应该汲取的深刻教训。

3、对造反派在省级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所犯错误的评析。

以上我们从杨道远回忆录中了解了造反派在筹备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过程中的基本情况。其实，武汉造反派的表现不过是各地造反派在筹备省级革命委员会过程中的一个缩影。见微知著。湖北造反派在筹备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具有普遍性的。由此可以进一步洞察各地造反派在筹备省级革命委员会过程中所犯的错误，知晓这些错误的性质、出现的原因以及对文革造成的影响。

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就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在如何实现大联合的过程中，两派在以谁为核心实现大联合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筹备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两派在革命委员会的席位以及哪些干部进入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表现在大联合的时候都想以本派为核心进行大联合，在三结合的时候都想本派人员以及支持本派的干部进入革命委员会。这样不论是在大联合还是三结合的过程中，两派都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乃至于武斗。这种争论严重阻碍了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致使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遇到了不少困难。

在筹备省级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造反派特别是其头头要认识到，他们之间出现分歧和矛盾是正常的现象。这个时候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出现这些分歧和矛盾，而是如何正确对待、处理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其实，他们在夺权过程中出现的分歧和矛盾，就已经造成了两派之间的分裂、激烈斗争。筹备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时候，他们应该以此为戒，通过协商、讨论的方式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既然都是造反派，彼此之间就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把双方的分歧和矛盾放在文革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解决，弄清什么是文革发展的大局，处理好派别利益与文革整体利益的关系，使本派利益服从并服务于文革的整体利益，不断清除私有观念，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在交流互动中促进彼此之间的团结。可惜的是，他们没有接受前车之鉴，而是又发生了激烈的争斗乃至于武斗。这反映出造反派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派性斗争和狭隘的宗派主义作风，彰显出他们特别是其头头的世界观需要进一步的改造。

造反派在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从性质上来说仍然属于“左”的错误。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以前的斗争中属于左翼阵营，在向党内走资派进行夺权的时候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也是因为他们响应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他们虽然参加夺权斗争和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但是却在这个过程中要为本派及其头头谋取私利，为此还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乃至于武斗，因而他们所犯的是“左”的错误。

这种错误的出现，不仅对于革命的大联合，也对于革命的三结合，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致使在革命的大联合和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成为许多省级革命委员会迟迟难以建立的主要原因之一。毛泽东、党中央原来设想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建立起省级革命委员会，[38]最后却整整用了二十个月的时间才将省级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文革时间也因此被不断延长了。

这里我们只是分析了造反派在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过程中所犯的“左”的错误，并不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军队干部、革命干部就没有问题。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也犯过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在军队干部(比如野战军和地方部队)之间，革命干部内部，以及他们与造反派之间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分歧和矛盾。在这些分歧和矛盾之中，造反派与军队干部、革命干部之间特别是造反派内部的分歧和矛盾一度上升为主要地位。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主要对这一分歧和矛盾进行分析的缘故。

造反派在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过程中发生的派性斗争，以及彼此之间的激烈争斗乃至于武斗，严重削弱了造反派自身的实力，败坏了造反派的声誉，致使造反派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对文革发展也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同时，也给一些人在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提供了渔利的机会，为他们打击造反派以及将造反派诬蔑为打、砸、枪分子提供了口实，埋下了日后造反派被整肃的严重隐患。

四、从文革发展的角度来透析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我们知道，文革就是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39]一般来说，夺权就要天下大乱;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就要天下大治。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是文革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转折点。

在全面夺权阶段，首先要进行夺权。要夺权就要采取与以前运动不同的方法，动员起以工农为主体的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激进的造反，向党内走资派进行夺权。这就要打破旧的秩序，对政治上层建筑进行局部的改造。不必讳言，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进行夺权，出现一定程度的局部混乱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这就是天下大乱。

在夺权以后，就要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既然已经夺了权，就要由激进的造反转移到建立新秩序的轨道上来了。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是在打破旧的政权机构以后建立起来的。省级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就要行使政权机构的职能，恢复正常秩序，实现社会稳定，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这就是天下大治。

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不仅是全面夺权阶段的主要任务，也是文革发展的重要节点，是文革从全面夺权阶段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标志。[40]省级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再建立省级以下各级革命委员会，将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这是斗、批、改阶段的重要任务。因而我们说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是文革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转折点。

在夺权和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右的错误倾向，一是“左”的错误倾向。一般来说，在夺权的时候，主要反对右的错误倾向。因为夺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造反派是在冲破阻力以后才进行夺权的。这个时候不仅要鼓励造反派进行夺权斗争，还要采取措施为他们夺权去创作条件。比如，军队支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实施的。夺权以后，要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主要反对“左”的错误倾向。因为这个时候造反派已经夺了权，而且在夺权的过程中许多造反派又发生了分裂，不仅进行了此起彼伏的派性斗争，还在省级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工作中争斗不休，严重阻碍了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在全面夺权阶段，夺权的时候主要反对右的错误倾向，在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时候主要反对“左”的错误倾向。这并不是说夺权的时候没有“左”的错误倾向，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时候没有右的错误倾向，而是说这两种错误倾向在夺权、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不同。正是因为这样，夺权的时候，在主要反对右的错误倾向的同时，不能忽视“左”的错误倾向的影响;同样，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在主要反对“左”的错误倾向的同时，不能忽视右的错误倾向的影响。因而在全面夺权阶段的不同时期，既要防止两种错误倾向，又要有侧重点。只有这样才能防止犯右或“左”的错误。

在全面夺权阶段，“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在夺权、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夺权的时候，“打倒一切”、“否定一切”就是“左”;反对、抵制夺权就是右。在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时候，进行派性斗争，仍然采取过去夺权时候的斗争方式进行造反，就是“左”;反对、抗衡、抵制省级革命委员会就是右。因而弄清“左”、右在夺权、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过程中的不同表现，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不仅是全面夺权阶段的主要任务，也是文革发展的重要节点，标志着文革由全面夺权阶段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即文革在这两个阶段发展的转折点。全面夺权阶段，在夺权、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既要反对右、“左”两种错误倾向，又要分清侧重点，注意两种错误倾向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只有这样才能跟上文革发展的步伐，防止犯右或“左”的错误。

二〇二六年八月十五日

文献索引：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9]，第283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九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121页至124页。

3、《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8]，第1554页;[29]，第1527页;[30]，第1469页至1470页，1479页，1489页;[31]，第1486页;[40]，第1527页。

4、《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3]，第94页至95页;[38]，第64页。

5、《<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3]，第617页;[7]，第615页;[9]，[11]，第613页;[15]，第614页;[17]，第614页至615页;[21]，[25]，第615页;[27]，第617页。

6、《清华蒯大富》许爱晶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〇一一年三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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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韩爱晶文革回忆录》(下)，韩爱晶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二〇二五年七月第一版。

[2]，第784页，781页，789页，796页;[4]，第781页至783页;[5]，第783页至784页;[8]，第780页;[10]，第784页;[12]，第786页至787页;[13]，第787页至788页，789页;[14]，第789页;[16]，第789页至790页;[18]，第794页;[19]，第791页;[22]，第791页，792页;[23]，第792页;[24]，第794页。

8、《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杨道远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二○一○年六月第一版。

[32]，第214页至215页;[34]，第215页至218页;[35]，第220页;[36]，第221页至223页;[37]，第223页至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