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三”、“七二四”布告下发中制止社会上出现的骚乱

原编者按：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文革是在反右纠“左”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先前我们编发了郭建波同志在全面夺权阶段第二轮反右纠“左”斗争中关于反右斗争的若干篇研究文章，现在我们陆续编发他在这一轮反右纠“左”斗争中关于纠“左”的若干篇研究文章。今天我们发表的是第三篇纠“左”文章。

文革进入一九六八年后，许多省市自治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文革也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后期，正处于由全面夺权阶段向斗、批、改阶段的过渡时期。但是，一些地区仍然进行着激烈的派性斗争乃至于大规模武斗。这个时候毛泽东、党中央在对各地大力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同时，还下发了“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解决一些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武斗问题。本文依据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对两个布告下发的必要性和对于制止地方武斗的作用，以及布告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错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主张既要正视一些地方出现的具有骚乱性质的事件，又要将布告下发的正义性、必要性与执行中的错误区分开来。作者认为虽然一些事件的性质业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这些问题还是处于派性斗争的范围内，因而才把对这些问题的处理纳入了纠“左”的范畴。

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著作《文革论》第三卷《残阳血照》(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册《星火燎原》的第四阶段《全面夺权——文化大革命在反右纠“左”中走向高潮(1967年1月——1968年10月)》第四部分中的一部分，读后会使我们对于全面夺权阶段后期中央采取强制措施制止武斗的问题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

在“七三”、“七二四”布告下发中制止社会上出现的骚乱

郭建波

目录

一、文革形势在两派斗争中局部走向恶化。

二、“七三布告”的发布。

1、“七三布告”发布的背景。

2、“七三布告”的基本内容。

3、对“七三布告”的评析。

三、“七二四布告”的发布。

1、“七二四布告”发布的背景。

2、“七二四布告”的基本内容。

3、对“七二四布告”的评析。

四、毛泽东关于派性斗争的指示及各地对指示和布告的贯彻执行。

1、毛泽东关于派性斗争的指示。

2、各地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和两个布告的情况汇报。

五、在两个布告发布前后，解决派性斗争的实例之一——安徽解决派性斗争概览。

1、十二军在军长李德生率领下奉命到安徽省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2、解决芜湖武斗，成为巩固文革成果，维护省革命委员会权威，实现安徽社会稳定的焦点。

3、李德生亲临一线解决芜湖武斗事件。

4、趁热打铁，保持高压态势，防止武斗死灰复燃。

5、对李德生在两个布告下发前后解决安徽武斗的评析。

六、两个报告下发前后，解决派性斗争的实例之二——广西解决派性斗争概览。

1、中央对广西两派定性的微妙变化。

2、两派斗争再次激化，中央颁发“七三布告”。

3、依据“七三布告”，对四二二派采取镇压行动。

4、对广西在两个布告下发前后解决两派斗争的评析。

七、在制止派性斗争中实现秩序的稳定。

进入一九六八年春夏之后，局部地区特别是广西、陕西的武斗加剧，造成了局势的严重动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党中央先后颁发了“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地方上出现的局部骚乱，实现了社会的稳定。

一、文革形势在两派斗争中局部走向恶化。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群众组织分裂成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又进一步分裂成互相对立的两大派。两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乃至于大规模武斗。这些矛盾和斗争乃至于大规模武斗，一般来说，在中央、支左部队的调控下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许多省级革命委员会也就是在解决了这些分歧和矛盾以后才建立起来的。

一九六八年五月底，全国已经有二十四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随着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普遍成立，省以下革命委员会的筹建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这表明毛泽东、党中央采取的第一轮纠“左”措施业已取得了显著成效。这在随后成立的十八个省级革命委员会上得到了证明。

进入一九六八年春夏，随着全国绝大多数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已经到了收尾阶段，正处于全面夺权阶段向斗、批、改阶段发展的过渡时期。但是，在局部地区特别是广西、陕西等地仍然发生着激烈的派性斗争乃至于大规模武斗，还呈现出蔓延之势。其中，一些斗争业已超出派性斗争的范畴，进行打、砸、抢，甚至演变成局部骚乱，出现了失控的趋势。这不仅对文革成果的巩固和发展造成了破坏，还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冲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根基。

当时，广西还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陕西虽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是两派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仍然尖锐、复杂。两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武斗。如果不能制止两地的武斗，不仅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难以实现，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即便建立起来了，也难以有效行使领导权，进行斗、批、改还会遇到重重困难。这样就严重影响到文革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注意到，两个布告虽然是由于广西、陕西发生的武斗颁布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针对全国发生的类似事件的。因为在一些地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就有可能演变成更为严重的事态，并进一步向各地蔓延，致使文革成果的巩固与发展遇到更大困难。

混乱出现的地区虽然是局部的，但是对于文革成果的巩固和进一步发展却造成了严重破坏。这不仅影响到本地文革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还进一步外溢、对于其它地区产生了错误的导向。如果这些斗争发生在全面夺权初期，由于种种复杂的内外原因，尚且可以容忍的话，那么到了一九六八年春夏之交各地省级革命委员会普遍建立起来的时候仍然出现这些问题，就不能不引起中央的高度警觉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才不得不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采取强制措施，制止武斗，恢复地方秩序。这不论是从维护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还是从巩固文革成果上来说，都是必要的。混乱出现在多个地区，尤以广西、陕西的混乱更为严重，因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才先后颁发了“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这两个布告虽然是针对广西、陕西发布的，但是对于全国文革的发展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两个布告是由于局部地区特别是广西、陕西等地出现武斗乃至局部骚乱才颁发的。这种武斗属于极“左”的行为，却又在局部骚乱中呈现出右的色彩。从两派斗争的整个历程上来分析，尽管其中呈现出右的色彩，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属于极“左”的性质。因而我们就将其行为定性为“左”，中央颁发的布告就是为了纠“左”所采取的有力手段。

二、“七三布告”的发布。

一九六八年春夏之后，一些地区仍然存在着激烈的两派斗争乃至大规模武斗，造成了局势的动荡。这些武斗尤以广西更为严重，因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才在广西颁发了“七三布告”。那么，这个布告颁发的背景、内容是什么呢?从文革发展的形势来看，又应该如何评析这个布告呢?

1、“七三布告”发布的背景。

“七三布告”虽然最初是针对广西发布的，但是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在“七三布告”发布前夕，当时不仅广西而且其它一些地区也存在着激烈的两派斗争乃至于大规模武斗。这种混乱的状况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这在铁路、交通运输上比较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于是，毛泽东、党中央就要采取果断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了。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日，津浦铁路上两列客车遭到武装抢劫，乘务员数人被绑架，枪支等被抢走。这条铁路的几处路段被毁，通讯调度中断，几座铁路桥、公路桥被炸。四日，周恩来将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情况的报告送给毛泽东，并且写了一封信说：这种破坏铁路的情况，在徐州、蚌埠、郑州、连云港十字线上为最甚，次之为衡阳、柳州、广州三角线上，再次为昆明、成都一线。他在信中提出：这些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动已超出派性，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毛泽东阅后批示：“完全同意，退总理办。”

保存下来的一份二月十二日整理的《主席指示》中记录道：“总理说：第一季度要把交通搞上去，把工业、煤炭搞上去，要搞大联合，‘三结合。’”“主席说：‘凡破坏铁路，就消灭。’”记录还谈到反对派性的问题，写道：“主席说过，清一色是没有的，世界上就没有清一色的事情。要清一色这种观点就是派性。陷到派性中去就麻烦了，要超脱派性。错了就检讨，没有关系。可以作深刻的检讨，可以承担责任。不管是党、政、军、民，都是军队负责。”他希望由军队出面作检讨，承担责任，消除隔阂，早日实现大联合，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个讲话记录，传达到军一级和军区机关有关部长。[1]

从中我们看到，一些地区出现的严重破坏铁路、交通的行为，已经超越了派性斗争的性质，因而中央才将其定性为反革命行为的。这是要对其采取专政措施，即动用军队将其歼灭了，在中央领导层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至于如何消除派性，尽快实现三结合，毛泽东认为还是由军队负责，从派性中解脱出来，主动出面检讨，承担责任，消除隔阂，早日实现大联合。这是当时文革发展的大局。

这样我们看到，毛泽东、党中央在处理全面夺权阶段后期出现的问题时，采用了文、武两种手段。破坏铁路、交通的行为属于敌我矛盾，将其定性为反革命行为，采取专政手段;对于两派之间的斗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军队主持下，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这是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全面夺权阶段后期的又一次运用。

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起草了《关于全国铁路、交通会议决议的指示》。

五月中旬，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全国铁路、交通会议决议的指示》稿，指示稿指出：“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个决议。”毛泽东批示：“照办。”全国铁路、交通会议的决议说：“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有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一切命令和指示。对于中断铁路、交通运输，破坏铁路、交通设备，袭击车船，杀人劫货，煽动停工停产等反革命行为，要坚决给予打击，对幕后操纵和带头肇事者，要严厉法办以确保铁路、交通运输的畅通和运输物资的安全。”[2]

毛泽东审阅、批准的这个指示下发后，对于破坏铁路、交通运输的人起到了巨大的震慑作用，也使得军队在处理这类问题时有了依据，为铁路、交通运输的畅通和物资运输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在地方出现破坏铁路、交通运输的行为和大规模武斗中，广西的情况最为严重：一部分人破坏铁路交通，无法恢复通车;抢劫援越物资，拒不交还;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和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武斗还造成两派群众大量伤亡。六月三日，毛泽东在接见军队团以上干部学习班后说：“广西的武斗，主要是柳州、南宁。桂林最近也要打。我看里面有鬼。外省有不少的人在柳州，抢了一千八百多万发子弹。”十三日，中央发出特急电报，他们仍拒不执行。七月三日，经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称为“七三布告”。[3]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七三布告”的发布是有着极强的针对性的。这不仅是因为当时一些地区出现了严重破坏铁路、交通运输的行为和两派之间的大规模武斗，而且一些事件已经超脱了派性斗争的性质，属于反革命的行为，业已严重影响到文革的进一步发展。这些行为和事件在全国一些地区发生，尤以广西更为严重。因而经毛泽东批准后，才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布了针对广西的“七三布告”。

2、“七三布告”的基本内容。

“七三布告”是经毛泽东批准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七月三日下发的。这个布告的全称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由于是七月三日发出的，因而通称为“七三布告”。

布告在列举了广西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后说：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连续发生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中央认为，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抗美援越斗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为了迅速予以制止，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的领导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

(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4]

布告还阐明了处理问题的政策措施。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两派群众组织中的坏人，由两派群众各自清理;同时，要把一个组织混进了坏人同这个组织严格区分来。[5]

从中我们明显感觉到“七三布告”所具有的强大威慑力。“七三布告”将广西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这种定性表明中央要对其采取专政措施了。这是因为这些事件的性质业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缘故。为了恢复社会稳定，建立正常秩序，布告还提出了六条要求，对于处理反革命行为及两派斗争阐明了具体的政策。这既是为下一步广西革筹小组采取措施指明了方向，又是对于深陷事件中的人及两派群众提出了要求，希望他们悬崖勒马，停止敌对行动，将言行转到布告的要求上来。

3、对“七三布告”的评析。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七三布告”虽然是针对广西发布的，但是对于其它一些地区出现的类似事件也是可以参照布告的要求来予以执行的。

“七三布告”要求把反革命行为与派性斗争区分开来。对于反革命行为，要按照政策采取专政措施;对于两派斗争，则是要按照政策，注意斗争策略，由各派清理本派组织中的坏人，将群众组织中的坏人与群众组织区分开来，不要将混进群众组织中的坏人与群众组织混为一谈。这样就为即将采取的行动提供了政策指导，以便于在解决问题时更具有针对性，防止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七三布告”将广西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定性为反革命行为，是因为这些事件本身已经超越了派性斗争的性质，业已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交通运输造成了严重破坏的缘故。而且，在中央六月十三日发出特急电报以后，他们仍然拒不执行，采取顽抗的行为。他们的行为(比如炸毁铁路，抢劫援越物资，抢夺军队武器，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等等)，已经触动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底线，是在与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对抗，因而毛泽东才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布了“七三布告”。

“七三布告”是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期发布的。这个时候夺权的高潮业已过去，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则是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绝大多数省级行政区革命委员会已经建立起来了，处于由全面夺权阶段向斗、批、改阶段的过渡时期。广西虽然由于复杂的原因尚未建立起革命委员会，但是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业已成为广西文革发展的迫切要求。但是，这个时候广西以及其它地方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两派斗争乃至于大规模武斗，同时还发生了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交通运输、经济发展乃至于抢夺、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行为。这些行为严重破坏了广西乃至其它地区文革的发展，解决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维护广西乃至其它地区文革成果、保证文革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

当时，中央六月十三日发出特急电报，对他们进行警告，并要求他们停止破坏活动，交还抢劫物资，但是他们却拒绝执行。在正常劝告已经不能发挥作用，而他们的行为又已严重破坏文革发展的情况下，只好通过发布“七三布告”的方式，采取强制措施来制止这些错误行动了。过去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往往通过下发文件、撰写社论的方式，这次却采取张贴布告、一竿子插到底的方式，既说明广西乃至其它一些地区存在的问题非常严重，也反映出中央在解决这些问题上的迫切心情。

我们注意到，这个时候既有广西乃至其它地区出现的反革命行为，也有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乃至于大规模武斗，两者从性质上来说是不同的。前者属于敌我矛盾，后者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派性斗争发展到极端，就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从派性斗争的要求出发，作出破坏社会秩序、交通运输、抢劫物资、抢夺武器弹药乃至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行为。醉心于派性斗争中的人员，派性充溢着头脑，早已把中央的方针政策、文革发展的大局抛之于九霄云外，同时，一些反革命分子打着派性斗争的幌子也混迹于其中，不仅进行大规模武斗，而且为了派性斗争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这些行为业已严重威胁到文革的进一步发展，成为文革发展的大敌，解决这些问题就成为巩固文革成果、维护文革秩序和文革进一步发展的迫切要求。

在具体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将两者正确区分出来则是正确处理这些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正确区分两派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够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果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就会犯“左”的错误;反之，如果将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则会犯右的错误。有时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搅合在一起的，将两者区分开来并不容易。这就要求广西革命小筹及当地驻军要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必须以中央的方针政策为指导，深入斗争实际，认真调查研究，搜集大量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召开会议，集思广益，在对两派做大量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制定出行动计划和方案，而后采取行动。

从文革发展的要求来分析，当时“七三布告”的发布是必要的。这是在广西乃至其它一些地区出现严重破坏文革的行为，侵蚀无产阶级专政的根基，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必然选择。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后盾，文革是搞不起来的。当着广西乃至其它一些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武斗，特别是其中的一些行为业已具有反革命的性质，破坏无产阶级政权根基的时候，采取果断措施制止武斗，恢复社会秩序，保障经济发展，就成为适应文革发展要求、维护文革发展成果的必然选择。当然，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还是要另当别论。不能因为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否定下发“七三布告”的必要性。下文我们还要研究这个问题，此处从略。

三、“七二四布告”的发布。

由于“七三布告”是针对广西问题发布的，因而布告下发以后，一些地区的大规模武斗特别是破坏交通运输、抢劫国家商店、抢夺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行为并没有停止，反而还在继续。这些事件以陕西最为突出，于是毛泽东、党中央又下发了“七二四布告”。

1、“七二四布告”发布的背景。

“七二四布告”上承“七三布告”，虽然是针对陕西问题下发的，但是对于其它地区发生的类似事件也是具有重要效力的。这是因为在“七三布告”下发后，其它一些地区仍然发生这样的事件，而以陕西的问题更为严重的缘故。这种状况不仅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秩序和稳定，还严重影响到文革的进一步发展。那么，在“七三布告”下发前后，一些地区特别是陕西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件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这个时候，一些地区的武斗并没有因“七三布告”的发布而停止下来。在陕西出现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一系列极其严重的事件，包括：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6]拒不执行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历次发布的有关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7]

具体说来，在“七三布告”下发前后，陕西省发生的事件表现如下：

五月一日刚刚成立了革委会的陕西省出现了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八年七月，陕西全省银行、营业所被抢60余次，被抢现金730多万元。抢走和分掉国家仓库粮食44万斤，粮票63万斤。三原县武斗烧毁松香90多万斤，损失达1000万元，烧毁棉花4000多担;安康两派在武斗中烧毁已包装好的出口茶叶30万斤，炸毁供全城居民喝水的自来水塔，毁坏老城民房1.5万余间。五月二十六日，西安铁路系统发生全线停车事件;六月三日，火车西站又遭冲击，积压车皮高达八、九千辆。陕西全省有四个专区电话、电报不通，根本断绝联系的有29个县，邮件传递、电讯时断时通的有18个县。陕西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的现象极其严重，被抢各类枪支万件以上，子弹数百万发。六月二日，勉县部分造反派袭击国家绝密档案库，将守库的一个班的14名战士杀死9名，打伤4名。中央“七三布告”下发后，武斗仍很猖獗。七月十九日，西安数千群众攻打白家口地区，动用了航空机关枪、土坦克等武器，打死21人。七月三十一日，汉中两派武斗，打死21人。此外，在全省一些地区，还不断发生武装攻打革命委员会、杀害革委会成员的事件。[8]

陕西省发生的这些问题通过不同渠道上报中央。在“七三布告”下发以后，陕西省仍然发生大规模的武斗，制造出一系列的事件，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七月十二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谈到陕西问题。他说：“这些省所谓解放是怎么解放的?把胡宗南一扫就解放了。东北装了个口袋，一个也没有跑掉。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这些坏人搞不出来。至于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一个工厂需要几个月。”[9]毛泽东认为，这些事件的发生，有些是因为群众中的派性斗争，有些是国民党留下来的坏分子(包括钻进革命队伍中的坏人)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把水搅浑，大搞破坏活动造成的。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了，就便于我们根据他们的言行识别他们，认清他们的本来面目，及时处理他们，将他们从革命队伍中清理出去。“七二四布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下发的。

2、“七二四布告”的基本内容。

“七二四布告”是经毛泽东批准后，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发出的。这个布告的全称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由于是七月二十四日发出的，因而通称为“七二四布告”。

布告说：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在西北和陕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最近以来，在全省一些地方，煽动、蒙蔽、欺骗少数人，不断挑起武斗，组成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了一些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布告在列举了这些反革命事件以后说：[10]中央认为，这是属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罪行。为了迅速予以制止，中央特再重申：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11]

布告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地驻军、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向受蒙蔽的群众，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启发他们自觉地起来揭发检举坏人。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在处理这类事件时，要注意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把一个组织的坏头头同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区别开来，把屡教不改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同犯错误的群众区别开来。要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在发生反革命事件时，要充分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坚决保护国家财产和维护革命秩序。[12]

从中我们看到，“七二四布告”是在列举了陕西省发生的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以后，又特地重申了六项要求的。布告要求必须全面、彻底、认真地执行“七三布告”的同时，又根据陕西省发生的具体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是在运用专政手段打击反革命行为，采取强制措施来结束武斗，恢复秩序的稳定。

布告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地驻军、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向群众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重申了党的政策，要求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一个组织的坏头头和这个组织的群众区分开来，把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群众区分开来，瞄准打击对象，争取基本群众，缩小打击面，防止扩大化。由此可见，布告在采取强制措施的同时，也是高度重视做好思想工作，从政策和斗争策略上作出了相关规定的。

3、对“七二四布告”的评析。

“七二四布告”是在“七三布告”下发后，鉴于一些地区特别是陕西还存在着大规模武斗乃至反革命事件才发布的。这个布告同“七三布告”一样是经毛泽东批准后，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的。因而这个布告同“七三布告”虽然在发布的具体对象上有所不同，但是从内容及其目的上来看都是一脉相承的。

“七二四布告”虽然是针对陕西发生的严重事件发布的，但是对于其它一些地区发生的类似事件同样也是具有效力的。这个布告是在“七三布告”下发后，鉴于一些地区特别是陕西仍然发生大规模武斗乃至反革命事件才发布的。布告在重申“七三布告”的同时，又根据具体情况提出了新的要求。布告在强调采取专政、强制措施的同时，也提醒在处理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做好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布告在执行的要求上是果断的、迅速的、带有强制力的，也是讲究政策和策略的。至于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错误，那是另一个问题。

“七二四布告”的鲜明特点表现在要采取专政、强制措施来处理发生的反革命事件和两派之间的大规模武斗。采取专政、强制措施处理反革命事件是无可置疑的，也是不难理解的。在处理两派斗争的问题上，又为什么要采取强制措施呢?这是因为两派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武斗已经超出了文革的范畴，严重破坏了文革、社会稳定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行为已经成为文革成果巩固和发展的现实威胁。从造成的后果上来说，与反革命事件并没有什么本质性差异。这个时候采取专政、强制措施，恰恰是为了使文革能够沿着既定轨道发展所采取的必要手段。

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文革路线虽然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但是也要防止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极端民主化、民粹主义以及在处理问题上的尾巴主义倾向。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为文革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保证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强大后盾。当着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期，遭到反革命事件、大规模武斗的严重制约，在说服、教育难以取得成效，文革发展在一些地区即将脱离既定轨道的背景下，动用无产阶级专政，采取强制措施，消除文革发展的障碍，就成为保障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必然选择了。这是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性质和要求所决定的。

我们注意到，这个布告和“七三布告”一样，都是为了解决发生的反革命事件和大规模武斗才发布的。关于为什么下发这两个布告，毛泽东在七月二十八日晨与中央领导人、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时就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有些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不适用于北京，那就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无论什么地方，凡有所列举的罪行之一者，都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13]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七二四布告”(即陕西布告)是因为有人借口“七三布告”(即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不适用于陕西，陕西有些人还在继续进行武斗乃至于发生反革命事件才发布的。可是，其它一些地方仍然借口这两个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还在继续搞武斗，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因而就要发一个全国的布告来约束这些人，剥夺他们的借口。毛泽东在谈话中列举了这些破坏行为，指出再这样做，就要对他们实行专政，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这些严厉警告，反映出毛泽东对于那些从派别、个人私利出发，破坏文革、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的行为的气愤态度。其实这种义愤并非仅仅是来自于个人好恶，而是由文革发展的大局及其要求所决定的。

以往，毛泽东关于制止武斗的一系列指示以内部谈话、电报和文件等方式表现出来，只有少数人能够看到，社会上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现在采取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公开张贴布告的方式，警告那些武斗操纵者“不得违抗”，否则将“依法惩办”，力度就大得多，也显示毛泽东已不能容忍这种混乱状态再持续下去了。

“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的相继发表，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使国内紧张局势得到了明显缓解。但在一些地区也发生把群众组织一些严重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从而在这些地区造成了严重后果。[14]

“七二四布告”和“七三布告”一样，都是为了解决业已发生的反革命事件和大规模武斗才下发的。布告虽然对于如何解决问题作了重要规定，具有巨大的震慑力，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却也出现过一些严重的问题。这是应该由具体执行者来负责的。不能因为出现了这些问题就否定布告下发的必要性。这是我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到的。

四、毛泽东关于派性斗争的指示及各地对指示和布告的贯彻执行。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在“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下发前后，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要做好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这在两个布告中也有所反应。那么，这个时候毛泽东关于做好两派的政治思想工作，又发出了什么样的指示呢?这两个布告下发后，又是如何贯彻执行的呢?

1、毛泽东关于派性斗争的指示。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是采取专政、强制措施来制止武斗，恢复社会秩序的。其实，这个时候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要做好两派的政治思想工作，采取强制措施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作出的选择。这在毛泽东的谈话、批示的文件中多次表现了出来。

对待学生在文革中的闹事行为，毛泽东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立即去予以制止，而是采取观察、放任的态度，通过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来作出判断，这些人究竟是不是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在他的一次谈话中表现了出来。

一九六八年六月三日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一些军队领导人谈话。谈到学生闹事时说：我们的方针叫做一不压、二不管、三不怕乱。聂元梓、蒯大富天天叫，他们的日子不好过，队伍不多了。聂元梓想当北京市革委会主任，没有当上，只当了副主任。蒯大富、韩爱晶是中间派。蒯大富直接写信给中央，说不得了啦，只有那么几个人了。总之，学生闹事不要管。我们有些同志就是怕别人贴标语，别人贴标语就要抓人。哪有共产党怕群众的。[15]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学生的闹事行为，出现的派性斗争，采取了豁达的态度。他们之间发生的派性斗争没有发展到严重的武斗，破坏社会秩序，一般来说还是不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而是要通过做思想工作的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的。这就要了解两派的具体情况，多找两派的人进行谈话，特别是要做好反对自己那一派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七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和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谈到控制派性冲突和武斗问题时，毛泽东说：多找些两派的人谈一谈，使他们自动把枪交出来，不要军队去收。做工作不要只来几个人，两边多来一些人，一派一派地谈。有些人就是不懂，不愿意到对立方面去。对拥护你这一派的人还要做什么工作?就是要到反对你的一派那边去才有工作可做。你们凡是要做一件事，甚至一个动作，都要想到反面。[16]

即便是对于犯罪的学生，也要开办学习班，努力做好他们的教育工作，争取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能够转变过来。这在毛泽东批示的一份文件中表现了出来。

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阅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七月十六日《关于举办释放学生犯学习班的情况报告》。报告说：遵照中央指示，我们举办了第一期释放学生犯学习班，收效很大。我们的体会是：一、对犯罪的青年学生，很需要做争取教育工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可以教育争取过来的。二、从政治上启发觉悟入手，以自我教育为主，是促使他们自觉认罪，把他们争取教育过来的有效办法。三、专政机关的一套旧的办案作风和办案路线，必须大破，非改不可。毛泽东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阅。这样做很对。对犯罪者应当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17]

当时，为了解决各地发生的两派斗争及其武斗问题，中央在北京开办了大批学习班，将军队支左人员、地方干部和两派头头集中到学习班来，以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消除他们之间的隔阂，打通他们的思想，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创造条件。这个时候毛泽东、党中央将学习班中的一些典型材料转发给各学习班参考。

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将新疆学习班联络组编印的关于新疆学习班各界代表活动情况的一批材料报送毛泽东。其中题为《“三新”代表邀请部队代表开拥军谈心会》的第一件材料说：七月二十四日下午，新疆“三新”代表邀请部队代表开拥军谈心会，称赞解放军在革命战争、保卫祖国、“三支两军”工作中的成绩，检讨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解放军的错误言论和行动，说：比如，冲击军事机关，对解放军骂、打、抓、刁难、丑化，还把同解放军关系紧张的责任推到解放军身上。听了中央和中央文革首长七月二十日在接见时的批评，才猛醒过来，认识到这是做了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今后一定和解放军改善关系，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解放军代表表示，主要是我们犯了错误，军民关系紧张，部队要负责任。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建议将第一件发到广西班、徐海(指江苏北部徐州和连云港地区。连云港原称海州。——毛文稿编者注)班、福建班、云南班及西藏班。”[18]

这个时候北京高校特别是清华大学发生了严重的武斗。清华大学的两派头头置毛泽东、党中央“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于不顾，进行了长时期的大规模武斗，死伤了不少人，造成了严重后果，于是毛泽东决定派出工人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制止两派之间的武斗。

七月二十七日，由毛泽东决定，向清华大学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校内向两派学生宣讲政策，收缴武器，拆除路障，制止武斗。进入清华园的工人宣传队达到两万八九千人。蒯大富等下令以武力“还击”工人宣传队，造成五名工人死亡，几百名工人受伤。毛泽东闻讯十分愤怒。[19]

当时，工人是在没有携带任何武器甚至刀枪棍棒，而是手拿《毛主席语录》的形式进入清华大学的。他们是要制止两派之间的武斗，促使两派实现大联合，但是却遭到清华大学团派的攻击，造成了重大伤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没有派出部队，而是紧急召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发出了严厉警告，说服、教育他们转变态度，停止武斗，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通过批评、教育、做思想工作的方式，最终解决了北京高校两派之间的武斗问题。此后，大批工宣队进入学校，制止学校发生的武斗，促进两派之间的联合，为教育革命创造了条件。随后，毛泽东在谈话中对于工宣队的工作方法又进一步作出了指示。

八月八日下午，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等谈话。谈到工人宣传队进学校制止武斗时，毛泽东说：工人串连这样快，没有料到，可见武斗不得人心。宣传队、军管代表进学校不要急于表态，要他们联合。要一个一个研究怎么样表态，促成联合。要告诉他们，两派的小报不要对骂，不利于联合，红卫兵要和工农兵相结合。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20]

毛泽东对于军队在支左过程中如何解决两派之间的冲突和武斗问题，也作出了指示。他要求军队不要支一派压一派，而是对两派革命群众组织都要支持。对于徐州军队、地方和群众中出现的两派，毛泽东主张先找军队领导干部谈，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而后再实现两派之间的大联合。

九月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和林彪听取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汇报部队工作。汇报到“三支两军”工作情况时，毛泽东说：现在部队比较好，总的方面都是好的。对两派要联合，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军队还是两派都支持比较灵，支一派的总是搞不好。支一派压一派，总是得不到群众拥护的。汇报到解决徐州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要解决徐州问题，你们把师以上干部找来谈一谈。先找军长、政委两人谈，然后再找军、师的干部谈一谈。叫他们两派要很好团结，军队、地方都是两派，群众也是两派。要找他们谈几次，还是两派联合起来比较灵，一派是搞不好的。现在不搞两派团结怎么办?两派都要，丢掉哪一派都不行。[21]

十月五日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及利亚党政代表团。在谈到派性和武斗情况时，对于这个问题又作了一个深入、细致的分析。他说：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打得很厉害，有武斗。我们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就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偏要武斗。还有人把我们过去打仗的口号搬了过来，叫“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是共产党领导，是工人阶级专政，怎么能够搞“农村包围城市”呢?这个账不能算在刘少奇身上。三十八军支持一派，河北省军区支持一派，怎么能够把账算在刘少奇身上?不是讲文化大革命吗，怎么变成武化大革命了呢?这是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它的背后有各种因素，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因素，也有敌我矛盾的因素。思想工作是重要的，这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工作。包括对一部分犯了错误的同志，要做思想工作。这需要时间。不能把这些人都丢在那里不要。这一部分人，不是刚才讲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这是属于共产党人犯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的范围。有两种矛盾，第一是敌我矛盾，第二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比我们过去打仗困难得多。[22]

从这个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中央反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还是发生了严重的武斗，以一九六七年七、八、九三个月最为严重。有人还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错误口号，造成了更大的混乱。这是不能让刘少奇来负责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因素，也有敌我矛盾的因素。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才酿成了严重的派性和武斗。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做好思想工作(包括对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这是头等重要的工作。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混在一起，要将两者区分开来并予以正确地处理确实比较困难。因而这次文化大革命比过去打仗要困难得多。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将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置于解决两派冲突和武斗的首要地位。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认真做好两派人员的思想工作，讲明中央的政策，是可以取得成效的。下面一个材料对此予以了证明。

十月十日，毛泽东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本日报送的徐海学习班情况材料。材料中说：十月九日上午，向徐海学习班全体人员传达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徐海问题的一些意见后，军队和两派到会的群众代表反应良好，下午分别进行了讨论，有的打电话回去要求上交武器。徐州市武斗已经停止了。毛泽东批示：“讲明政策，多数人是能接受的。”[23]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面对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乃至于大规模武斗，军队、地方、群众也在斗争中形成了两派。毛泽东不论是在谈话、批示的材料和文件中，还是在创办学习班以及处理两派的斗争上，都是特别强调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解决两派之间的分歧、矛盾和武斗时，弄清情况，讲究方法，对两派革命群众组织都要支持，不要支一派压一派，及时将处理两派斗争的典型材料印发各地参考，以促进各地两派问题的早日解决。这样从上到下采取多种形式做好两派的思想工作，就成为处理派性和武斗的鲜明特点。

2、各地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和两个布告的情况汇报。

“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虽然是针对广西、陕西两区、省下发的，但是对于各地发生的类似事件也是具有效力的。各地在收到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布的两个布告后，根据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和布告的精神来处理本地发生的类似事件，并将执行情况上报毛泽东、党中央。毛泽东、党中央将其中的典型报告转发各地参考，以停止武斗，解决派性问题，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为斗、批、改做好准备。我们看下面的几份文献资料。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将《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情况》报送中共中央。报告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七月三日发出的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湖南驻军迅速向部队作了传达贯彻，各单位很快形成了一个大学习、大宣传“七三”布告的群众运动，收到了日益明显的效果。经过宣传，有的人主动交出武器，撤出工事，停止武斗。从实践中大家体会到，要落实布告，必须大张旗鼓地搞好宣传，从政治思想入手，充分发动群众。

七月十八日，毛泽东阅后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请考虑可否把此件转发各地，并加上几句督促话。”七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将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的这个报告转发各地，指出广泛深入地向群众宣传“七三”布告的重要意义，要求各地“立即检查一下宣传工作的情况，没有抓紧的要抓紧，领导不得力的要迅速加强”，“力求深入人心，家喻户晓”。[24]

从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的报告中可以看到，贯彻执行“七三布告”的精神，就必须大力搞好宣传，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动群众，而且业已取得了明显成效。毛泽东建议将这个报告转发各地，希望他们以湖南为例将“七三布告”的精神真正贯彻下去，以促进各地派性和武斗问题的解决。

八月四日，北京市革委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关于进一步宣传贯彻毛泽东最新指示和两个<布告>的安排意见》，经周恩来修改后，报送毛泽东审阅。八月五日，毛泽东阅后批示：“(一)完全同意。(二)郑维山应参加领导小组。(三)领导小组要经常开会，总结经验，纠正错误。”

安排意见指出：北京市和首都驻军要学习广西的经验，在宣传毛主席“七二八”最新指示(指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与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要点——毛文稿编者注)和两个布告的工作中，军队既要造声势、造舆论，更重要的是要对学生、对群众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参照广西、广东、安徽、湖南等地的经验，我们对下一步的工作拟作如下安排：

(一)北京驻军、北京卫戍区已组织几万人至十万人的宣传队，深入到大学、工厂、街道、农村等处，发动群众，宣传、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两个布告。(二)宣传工作要点面结合，重点抓好大学和几个问题多、影响大的工厂、机关、招待所。(三)抓好典型。(四)发动三军采取适当形式大力支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五)市革委会和卫戍区共同组成领导小组，加强领导。(六)这次群众运动要与准备国庆节的治安工作结合起来，持续保证首都安全和革命秩序。[25]

从北京市革委会和北京卫戍区的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到，他们在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和“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的安排中，既要大造声势，努力做好宣传工作，又要对学生、群众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同时借鉴外地的经验，从北京市的实际情况出发，成立领导小组，组织大批宣传队，深入基层，点面结合，抓好典型，保证首都的稳定和革命秩序。北京市这个报告的安排是周密的，计划是详尽的，将贯彻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和两个布告的精神与首都治安工作结合起来，以解决两派之间的冲突与武斗为重点，做好首都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安全工作。

八月十四日，上海市革委会向毛泽东、党中央报送了《关于落实两个布告、解决四百多个“老大难”单位问题的情况报告》。

报告说，在宣传、学习、贯彻和落实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收缴武器，解决“老大难”单位问题的实践中，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一)解决“老大难”单位的问题，要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对群众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二)解决“老大难”单位的问题，关键在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起来促头头。(三)对“老大难”单位的革命委员会要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妥善处理。(四)注意发扬“老大难”单位中的先进因素，促使其改变落后面貌。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阅后批示：“这个材料讲得很具体，有说服力，建议转发各地。”八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26]

从上海市革委会的报告中可以看到，他们以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和“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为指导，解决了四百多个“老大难”单位中的问题。在具体工作中，对于刚刚成立的革命委员会，要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妥善处理涉及革命委员会的问题，要大力宣传、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发挥先进分子的模范带头作用，对群众要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让群众促进其头头的转变，使这些单位存在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这个报告总结了上海市解决问题的经验，报告内容又具有说服力，因而毛泽东才批示将这个报告转发各地参考的。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下发后，各地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和两个布告的规定，解决本地存在的两派冲突和武斗以及其它问题。毛泽东将执行过程中的典型报告转发给各地参考，以使各地能够借鉴经验，汲取教训，查漏补缺，鞭辟入里，推动本地问题的早日解决，在大联合、三结合中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最后任务，为进行斗、批、改创造条件。

从中我们看到，不论是毛泽东的指示还是“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都是要解决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期各地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的。在解决各地两派矛盾和武斗问题时，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是认真、细致、深入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一个是采取专政、强制措施来打击反革命行为，制止武斗事件。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既不能因为要做政治思想工作，而对于大规模武斗乃至于反革命行为放任不管，任其行事，也不能因为要采取专政、强制措施就放弃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一味采取高压行动。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根据实际情况妥善、慎重地处理，才能做好这个工作。

具体说来，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就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弄清情况，讲究策略，而不能主观臆断，随意行事。一般来说，首先是要做好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采取强制措施只能是在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形势严峻，情况紧急，思想工作业已难以做通后的不得已选择。至于行使专政措施，只能是事件的性质业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上升为敌我矛盾后的选择。在实际工作中，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处理方式和斗争策略，使问题和矛盾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防患于未然。

五、在两个布告发布前后，解决派性斗争的实例之一——安徽解决派性斗争概览。

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安徽又发生了严重的两派斗争乃至于大规模武斗，以芜湖最为严重，造成了局势的混乱。于是刚刚成立的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在主任李德生领导下，以解决芜湖问题为重点，处理了两派之间的武斗，恢复了安徽社会秩序的稳定。

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是先从十二军在军长李德生率领下到安徽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说起。

1、十二军在军长李德生率领下奉命到安徽省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安徽在全面夺权过程中形成了好派和P派两大派。两派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乃至于大规模武斗，而且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当地驻军也卷入了派性斗争，武斗频繁，政局动荡。

李德生任军长的十二军本来在江苏北部驻扎。一九六七年七月下旬，鉴于安徽省面临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决定调十二军进入安徽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火速召李德生进京谈话，对十二军入皖一事作了部署和安排。李德生回到部队后，和政委张文碧商量后，召开军党委常委会议，确定了解决安徽问题的基本思路。三十四师进驻皖北，三十五师进驻皖南，三十六师随军部进驻省会合肥及其周边地区。[27]

八月上旬，十二军在李德生率领下从苏北进入安徽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当军部指挥所先头设营的车辆，刚到合肥市南郊，就被正在武斗的两派阻断了通道。李德生让参谋通知部队，以分列式的队形，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决不开枪，不纠缠两派是非，直插两派武斗群众中间。于是部队指战员迅速跳下卡车，穿过两派对峙的大路，隔开了正在武斗的两派，制止了正在发生的武斗，顺利到达了营地。[28]

当时安徽有省军区、二炮一个基地这样两个军级单位，其中省军区就有两个师的部队，还有总部、海军、空军和南京军区的师、团级单位和部队。李德生很清楚，驻皖的军级、师级机关、部队，在参加前一段的“三支两军”中，与两派之间存在着恩恩怨怨，带有不同程度的倾向性。但是，他们在安徽的时间长，情况熟，在当地又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因而十二军要做好安徽的“三支两军”工作，就必须团结其它驻皖部队，只有大家团结一致，才能做好工作。

李德生到任的第二天，就亲自登门，看望安徽省军区的领导同志。他又请来驻皖部队的领导同志开会，到会的有第二炮兵某基地的司令员廖成美，还有各师、团级单位的领导同志。李德生坦诚地对大家说：“党中央、毛主席让我们十二军到安徽来，我们实际上是二梯队。前一阶段，安徽省军区和驻皖部队，在‘三支两军’第一线，是在没有经验的困难条件下急促上阵的，也是做出贡献的。我们来了以后，从我开始，要向安徽省军区和所有驻皖部队学习。”李德生请每个单位派一位领导同志参加省“三支两军”的领导小组，同时派机关干部，参加军管会和“三支两军”办公室的工作。[29]

李德生一方面派出大批指战员深入基层，到群众中做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又采取机动、灵活的方式来处理武斗。当造反派组织人员外出参加武斗，在反复劝告不听的时候，李德生组织战士采取“卧轨”、“卧路”的方式，阻止造反派开着火车、汽车到外地进行武斗。[30]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终于在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效。新华社《国内动态》登载了此事。九月十三日，毛泽东阅后批转全国。[31]

李德生率领的十二军和驻皖其它部队，首先从军队做起，高举团结的旗帜去做思想工作，形成了“制武斗、大联合、三结合”的三部曲，30多天遏制了武斗，40多天实现各派大联合，接着解放干部、实现三结合，前后8个多月，成立了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环环相扣，进展顺利。[32]

从中我们看到，李德生率领的十二军到达安徽以后，采取软、硬两种手段，既做好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又采取果断措施来制止武斗，实现了两派的大联合，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使安徽的形势迅速稳定了下来。

2、解决芜湖武斗，成为巩固文革成果，维护省革命委员会权威，实现安徽社会稳定的焦点。

树欲静而风不止。本来，在两派大联合、三结合的过程中，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八日就成立了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但是在六月份以后两派之间又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乃至于武斗，以芜湖最为严重。刚刚成立的省级和地方革命委员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李德生及十二军支左部队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芜湖市地处安徽省南部，扼守长江咽喉要道，有冶金、机械、电力、造船、化工、纺织、食品等工业，是与合肥、蚌埠齐名的安徽省第三大城市。从芜湖市的具体情况来说，因为当时芜湖市群众组织的大联合，搞得不那么成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给他们留了几名委员名额，没有定下具体人选，打算由三十五师继续做工作，准备等条件成熟之后再补。

省革委会成立后，芜湖专区和芜湖市同时成立了革委会。省、市、地革委会的成立，那些没有结合进革委会的干部和群众组织头头，不满情绪和争权的欲望恶性膨胀。他们频频活动，煽动闹事，两派群众对立情绪被重新挑动起来。有的人借着中央解决杨、余、傅事件的机会，把矛头指向当地驻军。市革委会和三十五师一时无法控制局势。

六月二十六日，几百人冲击部队领导机关;二十七日，到处抢枪，占领制高点，两派分别包围部队;二十八日，打死军队司机1人;二十九日，冲击电台，砸开监狱，放走犯人;接着，他们又冲击海军驻芜湖某单位，抢走机密海图;另有2000多人冲击空军雷达站和导航台。一周内，共抢走各种枪支800多支，子弹、炮弹近10万发，抢走和砸毁汽车34辆，部队干部战士1300多人被打，其中200多人被打伤。驻芜湖部队几乎大小单位都遭到砸抢。这就是轰动全国的芜湖事件。

事件发生的当天，六月二十六日，三十五师向军部作了报告，李德生当即指示部队一定要沉着应付，不要开枪，只要不开枪，部队就主动;同时派十二军参谋长兼“三支两军”办公室主任林有声从合肥带工作组立即赶到芜湖做工作。

芜湖的造反派根本不听劝阻，并且越闹越厉害。他们的意图是，就是要惊动省革委会及其主任李德生，以此显示自己的实力，在省、市革委会里面争到席位。

在派出林有声到芜湖的同时，省革委会领导小组召开紧急会议，分析芜湖形势，研究解决办法。有的提出，再派革委会领导成员去做工作;有的提出增加部队，按照“九五命令”办事;有的提出采取强硬手段，抓几个煽动闹事的头头。李德生仔细听取大家发言，权衡利弊后说：现时芜湖闹得很凶，为什么闹事，说穿了就是要进革委会，要权，看来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样子。市革委会讲话，已经很难起作用，驻军也很难解决矛盾。芜湖虽是局部，却是在省、市革委会成立之后发生的冲突。过去，北有淮南，南有芜湖，都是武斗出了名的。现在，合肥、淮南形势稳定了，一些群众组织头头就看着芜湖。你芜湖的头头没有进革委会可以闹事，我没有进革委会，也可以闹事。芜湖问题解决不好，必将波及全省。

就在这个时候，南京军区机关也接到报告，他们打来电话，建议十二军考虑，三十五师部队是不是暂时撒出芜湖市，缓和一下芜湖局势。

李德生问到会的同志，解决芜湖问题，是让驻军部队按照“九五命令”，采取武力解决问题?还是撤出部队，争取造反派的合作?大家讨论，觉得这两种办法虽然各有利弊，却都不是好方法。议论来议论去，认为应当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多次指示，依靠部队干部、战士，首先把群众的思想工作做到家，争取绝大多数群众的支持。这就非得省里领导同志出面不可。

李德生听了大家的发言以后，十分肯定地说：“他们闹得这么起劲，就是要争在革委会里的席位。它的矛头是对着省革委会来的，对着李德生来的，看你敢不敢来芜湖，这个意图很明显。我看还是我去好!现在省里的工作，廖成美、宋佩璋、李任之等几位副主任都在，都可以商量处理，我离得开;要讲谁去比较好，我是省革委会主任，当然是我去好一些。他们不就是想要我去吗，他们就是认为如果我去不了，他们就可以提高条件。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我都应当去，我去有利!我看大家不要争了。”

大家议论说，芜湖武斗已经开始动枪动炮了，局势太乱，很不安全，即便去，也要多带一些警卫人员去。

李德生说，警卫人员不要多带，省革委会机关去几位工作人员就可以了。但是要带上几位结合进省革委会的群众组织头头，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会后，李德生专门给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打电话，报告芜湖情况、省革委会讨论的意见。他说，按照军区机关同志的意见，如果三十五师撤出了，芜湖的形势会更严重，发展下去很难逆转。

许世友听了李德生的意见，爽快地答复说，你的意见对，你去好。就照你们研究的方案办，军区机关叫三十五师撤出芜湖是乱弹琴。

出发前，李德生找省革委会的群众组织代表，对他们说：“省革委会决定，请你们一起到芜湖去，是要你们去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把武斗刹住。你们过去同他们之间联系比较多，有这个有利条件。你们现在已经进了革委会，就不再是哪一派的代表了。你们只能站在全局的立场，人民的立场，不能站在派性的立场，不要做任何煽动派性的工作。这是你们参加革委会后，第一次站在全省的立场做工作，对于你们来说，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几位群众组织代表觉得能够随同李德生参加这种活动是很光荣的事，纷纷表示要按照革委会的要求，做好工作，接受考验。[33]

从中我们看到，在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一些造反派头头由于没有进入革命委员会又煽动起了派性纷争，冲击军队和刚刚成立的革命委员会，酿成了大规模武斗，造成了严重混乱。这个时候李德生召集省革命委员会和军队领导成员开会研究这个问题。当时会议上议论纷纷，南京军区也建议三十五师部队暂时撤出芜湖，李德生冷静分析以后认为，这个时候不能让步，否则的话，其它地方的造反派也会效仿他们起来闹事。这样就会发生连锁反应，不仅实现不了社会的稳定，刚刚取得的省市革命委员会建立的成果还有可能付诸东流。因而他觉得部队既不能撤出芜湖，也不宜采取强制措施，特别是不能开枪，而是要首先做好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他是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又是十二军的军长，只有他出面才有可能争取群众，化解矛盾，说服造反派特别是其头头放下武器，停止武斗。于是，他只带着工作人员和省革命委员会的群众代表，轻车简从，前往芜湖，去处理两派纷争和武斗问题。

3、李德生亲临一线解决芜湖武斗事件。

六月二十七日，李德生和省革委会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革委会几位工作人员，分乘三辆吉普车，前往芜湖。

李德生一行到了芜湖，进了三十五师师部，立即听取了三十五师政委兼芜湖市革委会主任于永贤等领导同志的汇报。

李德生问：“现在情况究竟怎么样?”

于永贤说：“现在两派对立，部队讲话不灵。”

李德生问：“你们做群众工作，两派群众的真实思想怎么样?”

于永贤认为，两派群众组织里的多数群众，对于一些头头争权夺利的情况认识不清，总认为驻军和革委会对他们这一派有偏见，这个思想疙瘩还没有完全解开。

李德生说，这就是说，还不到万不得已动用强制措施的时候。我们还是先分头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宣传“九五命令”，争取广大群众，使得极少数挑动事端的人孤立起来。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对于群众组织的头头，也要分别做艰苦的工作，把他们里的多数争取过来，这样才能起到改变局面的作用。对于抢枪冲击部队的事，在群众的思想工作没有做好之前，先不急于处理。我们的工作做到家了，他们如果仍然执迷不悟的话，就坚决按照“九五命令”办事，对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

第二天，李德生和三十五师政治委员于永贤，一起找两派群众组织头头谈话，听他们介绍情况和谈他们自己的看法，对他们的错误，做了严厉的批评;同时让省革命委员会的群众组织代表，到两派的骨干和群众中去做工作。

李德生带工作组到芜湖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市。有的群众组织看到省革委会对制止武斗、批判派性决心很大，活动有所收敛;有的群众组织为了引起李德生的注意，反而越发活跃起来，继续冲击海军、空军的技术单位。

有一次，李德生在行车途中，正遇到两派武斗，流弹飞舞，随行的同志建议绕道走。李德生提醒他们，在这种时候，更需要我去，必须把武斗风刹住。他在汽车开到武斗现场后，让警卫员打开吉普车的帆布篷，从座位上站起来，接过手提喇叭，命令两派停止武斗。两派头头都没想到李德生军长竟然会在这个时候、这种场合出现，更没有想到会在武斗现场讲话，不由得都停止了射击，人们逐渐向吉普车四周走过来，李德生再次向他们讲解停止武斗，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的道理。一场武斗戛然而止。

全市一个最为好斗的群众组织，特意通过大喇叭广播：“欢迎李军长到芜湖来，欢迎李军长亲自接见我们!”而且“请李军长一个人来，不要带任何人同行”。省、市革委会的同志听了广播，许多人非常震怒，有的说：“这简直是一个无理的要求!”有的认为，按照他们的表现，应当考虑给他们定性。三十五师的同志则认为，这可能是个圈套，军长不能去，更不能一个人去。这个组织武斗出了名，军长一个人去，无异投身虎口，轻则被当人质扣押，重则有生命危险，万一出现差错，谁能负这个责任?

李德生听了大家意见，冷静地分析道：“现在稳定安微形势的焦点在芜湖，芜湖的焦点在这个群众组织的动向。其他各派群众织都在睁大眼睛看着我们，看我们究竟采取什么态度，究竟有没有这个魄力和能力解决问题。我看，这个群众组织的问题解决了，整个形势就会改观。他们叫板要我去，宣传得那么凶，以为我不敢去，不能去。这样他们就得意了。其实他们恰恰错了，我为什么不敢去，为什么不能去?”

三十五师的同志担心地说：“现在武斗没有停，时不时有流弹到处飞;而且那一派当中有个别亡命之徒，您的安全难以保证。”

李德生说：“大家不用担心我的安全问题。我想，他们之所以要求我去，总想解决什么问题吧，把我伤害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我看，他们不敢随便加害于我，他们也要考虑那样做可能引起的后果。”

李德生极而言之地说：“退一万步讲，即使把我打死了，坏人就彻底暴露了，问题就能解决了。”

李德生缓和一下口气说：“同志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就我一个人去，单刀赴会嘛!”

会上大家终于同意了李德生的意见，并且进一步讨论了李德生进入据点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做好了各种应对的预案，包括向群众宣传李德生同群众组织做工作的情况，都由于永贤一一作了布置。会后，李德生带了作训参谋苏语和警卫员王楚林，乘一辆吉普车。革委会几个干部，乘坐另一辆吉普车跟在后面，来到武斗组织总部的据点。

造反派的据点，是芜湖电校的大楼。李德生到了电校的楼前，下得车来，只见一座二层楼房，墙壁上有不少弹痕。一楼的门窗统统用沙袋垒得严严实实，沙袋间留着射孔，里面架着机枪、步枪。李德生调侃说，还真有点打巷战的味道嘛。

二楼窗户也被沙袋砌满了，只留有一个窗口，伸出一架竹梯，通向楼外。有人进出，竹梯放下楼来;没有人出入，竹梯就收上去了。所谓竹梯，其实就是两根长长的竹竿，用几根木棍横着绑在中间。李德生叫王楚林向楼上喊话。王楚林大声叫道：“楼上的听着，我们的李军长来了，你们快点把梯子放下来。”

那些指挥武斗的头头满以为他们提的条件，革委会是不会答应的，不过以此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也可以向群众、向另一派炫耀。如今听到楼下有人喊叫，几个人探出头来一看，果然是李德生来了，便让人从窗口把梯子放了下来。

看到梯子放下来，作训参谋苏语争着说要让他先上。李德生制止说，你上去被他们发现不是我，说不定反而有危险，你不要争了。

六月底的江南，天气炎热，李德生身穿一套单军装，脚蹬布条编制的草鞋，沿着竹梯，登上窗口。后面的警卫员王楚林护卫着，一起进了二楼。

李德生来了，武斗队众人毫无准备，一时反而没有话说。李德生在他们送来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不客气地批评说：“你们要求我来，我来了。我来是要批评你们的。你们抢枪、搞武斗，一是违反了中央的规定，这是个原则性的大问题。二是闹得老百姓不得安宁，严重脱离群众，群众组织脱离群众，这样下去，你们就越来越孤立了。中央的‘九五命令’你们都知道了，那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按照中央的精神，先给你们讲清道理，如果你们不按党中央的命令办事，再这样下去，你们的前景很不好啊。这个后果，我也要先给你们讲清楚。”

造反派头头也觉得理亏，便争辩道：“是三十五师支左有偏向，使我们受压。”“他们不支持左派，支持保守派。”

李德生严肃地说：“文化大革命已经两年了，怎么还说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你们没有学过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应当说，安微的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支持群众组织实现革命大联合，不能支一派压一派。不管是哪一派的群众组织，做得对的我们就表扬，做得不对的我们就批评，毫不含糊，不客气。我们解放军几十年来的传统，就是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你们说相信解放军，首先要相信解放军对群众的基本态度。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李德生环视四周，关切地说：“看看你们这个地方，本来是很宽敞的教室，现在连个空气也不透，光线也不透，到处乱糟糟，有楼梯不敢用，跳窗户爬墙，多么不光明正大。这么大热天，你们觉得怎么样啊?”李德生的话，使紧张的气氛缓和了下来。

李德生接着对那些头头讲：“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你们有意见可以坐下来谈。如果部队有缺点，你们提得对，我们可以改正。你们哪里来的权力抢枪、武斗、冲击部队!对于你们的错误，我们也是先批评教育，你们一定要交出武器，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至于你们提的其他问题，我们再讨论。提得对的，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看来，造反派大肆宣传请李德生来，不过是虚张声势，压根没有想到李德生会来，更没有想到李德生来后谈什么。听完李德生一通讲话，他们一时间什么也说不出来。这次别开生面的谈话会，使人们逐渐醒悟过来。有些人激动地高喊：“我们听李军长的!”许多人表示，要把抢来的枪支交还部队。

时隔很久之后，有的当事人评说这次会见，说当时被一种极“左”的错误思潮迷了窍，连一些革命的基本知识都不懂，一门心思想夺权、掌权，自认为是最早造反的，在革委会里应当占有更多更好的席位，非要争个上下高低不可。没有想到像李军长那样的领导干部，亲自和我们谈心，讲得那么实在，那么推心置腹。大家都被折服了，头头们煽动性的讲话一下子就不灵了。

一个小时的谈话，峰回路转，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头头们不知如何是好，就请李德生参观他们的据点。李德生顺水推舟，边看边批评道：“你们看看，你们把个好端端的教学楼搞成什么样子，这样对国家、对人民有利吗?你们自己在这样环境里生活，过得舒服吗，能持久吗?”“你们看看外边，武斗造成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市场冷落了，老百姓没法正常生活，大家对你们的意见大得很呢，你们的家长也不高兴，后果多么严重啊!”“我建议你们，在哪里摔跤，就在哪里爬起来。知错改错就是好同志。”头头们不再申辩，连连点头称是。

李德生要离开了，楼上的人都自动集合起来送李德生下楼，有的再次高喊：“我们听李军长的!”第二天，这派组织果然开始交枪了。

李德生交代三十五师，要趁热打铁，继续做思想工作，防止反复。他要求三十五师组织力量，仔细调查了解指挥武斗的幕后策划者，弄清真相。他说，不要认为现在的形势好转了，就可以万事大吉了。真正的策划者，他们不一定在武斗现场，不一定在武斗据点，应当调查清楚，再研究如何处理，要把武斗的根子刨掉。

接连两天，李德生同芜湖市革委会和驻军领导同志，分头走遍了芜湖两派主要武斗据点，同一队队佩刀带枪的群众组织头头、武斗骨干谈话，宣传政策，批评错误。[34]

从中我们看到，李德生到芜湖后，向三十五师了解了两派的具体情况以后，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他主张做好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将群众争取过来，孤立两派头头，同时还要对两派头头做艰苦的工作，将多数头头争取过来，以孤立顽固、偏激的少数头头。在这些工作做好之前，从斗争策略考虑，对于抢枪及冲击部队的问题暂不处理。李德生在工作中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焦点问题，提纲挈领，以点带面，以推动芜湖两派问题的解决。

在斗争中，他不顾个人安危，身先士卒，亲临一线，说服、教育两派头头及其群众，要他们停止武斗，交出武器。这在李德生现场向武斗双方喊话以及到一个影响较大的造反派据点上反映了出来。他在处理两派斗争的时候，以大力宣传，大造舆论，做好两派群众及其头头的政治思想工作为主要方式，采取强制措施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不得已选择。在李德生及革命委员会和军队其他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芜湖两派之间的武斗终于停止了下来。

4、趁热打铁，保持高压态势，防止武斗死灰复燃。

在芜湖的派性冲突和武斗得到遏制后，六月三十日，李德生回到合肥，立即召开省革委会常委会和十二军党委会会议，介绍芜湖事件详细情况。

据调查证明，芜湖事件是由少数几个人操纵策划的，他们分别指挥两派协同行动，把矛头指向军队，企图使芜湖陷入无政府状态，由他们另行成立革委会。李德生提出，我们应当在群众觉醒之后，揭露事件真相。

六月三十日当天，省革委会召开紧急常委扩大会，各地市、各师以上部队、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来参加。革委会向大家介绍芜湖事件真相，发动各地、各组织都声讨这一事件。同时从合肥、蚌埠、淮南、马鞍山、铜陵等五个地区抽调人员，组成强大的军、地、群宣传队，派到芜湖，在芜湖市革委会领导下，宣传群众，帮助参加武斗的人员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对于武斗中故意伤害群众，负有人命的，在证据确凿后，交公安机关查处。

由于舆论宣传和必要的法制措施相结合，打击面极小，震撼力极大。于是，各派群众组织纷纷揭发事件真相，解散专业武斗队，自动上缴武器，平毁工事，检举坏人，一些跟着犯错误的人很快觉醒过来。

只用10多天时间，到七月中旬，芜湖市邮电、交通、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十二军未动一枪一弹，使芜湖危机度过去了。

李德生“整芜湖”，并不仅仅抓住制止武斗这一关键环节，他对芜湖的事情一直抓住不放。先是派出有力的工作组进驻芜湖造船，把造成7条人命的事件追查清楚，移交省公安厅，请有经验的老的公检法人员来依法处理，使造船厂的形势得到了根本好转。接着紧紧抓住恢复生产、恢复城市正常生活这样一些大事，采取了具体措施。对于影响全市社会秩序和生产的芜湖造船厂，更是抓住不放，特地派出得力干部，去具体帮助，使工厂生产逐步恢复，到一九七〇年，造船厂造出三艘新艇下水。

在事件处理完毕后，安徽省革委会和十二军党委向中央报送了《处理芜湖问题的综合报告》，毛泽东看到后，批示印发中央文件转发全国。[35]八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通知，转发了安徽省革委会和十二军党委的报告，重申宣传“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要求各地“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由此，芜湖制止武斗闻名全国了。

在同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称赞“芜湖整得不错嘛”。他还进一步问李德生：“你们是怎么搞的啊?”李德生脱口而出：“就是大造舆论!”毛泽东听到感慨地说：“是啊，就是要造舆论。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几十年了，就是要靠舆论。不然的话，怎么能拉起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搞那么多队伍。不做群众工作，你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军队，没有党，没有无产阶级政权。”[36]

从中我们看到，在芜湖武斗被初步遏制以后，李德生并没有掉以轻心，而是仍然保持高压态势，及时召开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会和十二军党委会议，统一思想，作出部署，发动群众，大造舆论，派出大批宣传队，深入到一线去做工作。在弄清事实真相以后，将违法犯罪者交由公安机关进行处理。这样在没发一枪一弹的情况下，就制止了武斗，解决了芜湖危机。不仅如此，在制止武斗，恢复社会稳定的同时，李德生还以芜湖造般厂为龙头，采取措施促进生产的恢复与发展。随后，又向中央报送了《处理芜湖问题的综合报告》，经毛泽东批示后转发全国。李德生在安徽执行“三支两军”的行动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致于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还专门询问李德生是如何处理芜湖问题的。李德生就是这样成为军队执行“三支两军”模范的。

5、对李德生在两个布告下发前后解决安徽武斗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李德生是在当地驻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陷于派性斗争的情况下，由毛泽东决定、在周恩来部署下率领十二军紧急从苏北到达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到达安徽以后，在他领导下，十二军与当地驻军一起，执行中央政策，采取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宣传、发动群众，解决了两派的武斗，成立了安徽省革命委员会。

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却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下旬又发生了两派之间的武斗，以芜湖最为严重。李德生清醒地意识到，武斗的重心在芜湖，如果芜湖的武斗不能及时、有效地控制住，势必会发生连锁反应，向其它地区蔓延，致使更多地区乃至全省又陷入混乱之中。于是，他不顾别人的劝阻，轻车简从，只带领省革委会若干工作人员和群众代表，到达一线，深入据点，与造反派及其头头谈话，说服、教育、批评他们，最终制止了他们之间的武斗。

李德生说：他们处理问题的办法就是大造舆论。对于两派革命群众组织都要支持，而不是支一派压一派，需要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37]如何做好两派及其头头的思想工作，是支左面临的非常重要的任务。大造舆论就是为了争取群众，宣传造势，采取多种方式将中央关于文革的方针政策及时传播开来，让参加武斗的两派群众及其头头能够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在思想上弄清是非，从派性斗争中醒悟过来，早日转变态度，停止武斗，交出武器，实现联合。这是解决两派武斗的前提和基础。

我们知道，在全面夺权过程中，造反派分裂了，两派都宣传自己是造反派。这个时候如果支一派压一派，就容易陷入派性斗争中，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这个时候对两派都采取支持的态度，会使两派觉得军队支左站在了客观的立场下，他们也会想方设法获得军队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两派也容易接受军队对他们缺点、错误的批评。这样就为解决他们之间的武斗创造了有利条件。

李德生在安徽执行“三支两军”过程中，虽然采取了软、硬两种手段，但是在采取专政、强制措施的手段上则是非常慎重的。这只能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做出的选择。正如他所说，只要不开枪，军队就主动，就有利于问题的解决。[38]

芜湖武斗，虽然是在两个布告发布前后发生的。但是李德生并没有采取专政、强制措施，而是为了停止武斗，在大造舆论的基础上，将大批宣传队派下去。他还深入武斗一线，亲自到据点与造反派及其头头谈话，说服、教育他们放下武器。这在支左部队负责人中间是具有代表性的。以往的一些支左部队负责人，或者是陷入派性斗争中不能自拔，或者是采取武力镇压造反派，或者是软弱无力，无所作为，而李德生却在没有动用武力的情况下，通过大造舆论，靠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制止了芜湖两派之间的武斗，成为当时支左工作中的表率。

李德生在安徽执行“三支两军”的行动，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仅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询问、称赞李德生的支左行动，而且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建议将李德生列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提议李德生成为军委办事组成员。李德生随后又担任了总政治部主任。后来，李德生又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后来他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职务另有隐情，以后我们再分析)。不难看出，李德生在党内、军内政治地位的变化是与他在安徽支左工作的成效存在密切关系的。[39]

李德生在支左过程中模范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了安徽省三结合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又以妥善方式解决了芜湖等地发生的武斗。李德生在党内、军内地位的上升，既是对他执行“三支两军”工作的肯定，也是为了巩固文革成果，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在文革中审查干部、考验干部、识别干部、评价干部方针的具体实践。

六、两个报告下发前后，解决派性斗争的实例之二——广西解决派性斗争概览。

广西在全面夺权过程中形成了两大派：一派是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后改称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四二二)，反对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委第一书记、广西军区政委韦国清，支持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委书记伍晋南;一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支持韦国清，反对伍晋南。两派因为政见的不同，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

1、中央对广西两派定性的微妙变化。

广西文革在全面夺权中形成了四二二和联指两大派。由于四二二派具有激进色彩，而联指则是呈现出保守色彩，因而中央在两派斗争的初始阶段，将四二二定性为造反派，联指定性为群众组织。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中央对广西两派的态度前后有很大的差别。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开始，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多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听取双方代表的意见。中央文革小组一直是支持广西四二二的，周恩来在讲话中也多次对广西联指调动农民进城搞武斗进行了批评。八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等人第五次接见广西代表。周恩来在回答两派提问时说，四二二是造反派，联指是群众组织。

中央五次接见后，广西四二二派气势大振，不断加强宣传攻势，竭力打压联指。联指派群众纷纷倒戈，有的原来表态支持韦国清的领导干部也改变观点，发表声明支持四二二。九月二十八日，根据周恩来在接见时的指示要求，广西军区召开“为工总恢复名誉大会”。广西军区党委在会上作检查说：“砸‘工总’是军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表示对工总广大群众公开道歉，再一次宣布恢复工总名誉，坚决支持工总和四二二的一切革命行动。

十一月八日，广西两派在北京达成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协议加了批语，毛泽东批示：“照办。”十一月十三日，广西军区和驻军代表同广西各派达成《关于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促进和实现两派工人组织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十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这时候，中央的态度与几个月前有所不同，不再明显偏向于广西四二二一边。“决定”将两派都同样称为“革命群众组织”，要求两派“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40]

从中我们看到，中央在两派定性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本来，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四二二的，一九六七年八月周恩来在回答两派提问时也说四二二是造反派，联指是群众组织，但是在同年十一月份两派大联合的协议中，中央将两派都称为革命群众组织，要求两派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出现这种变化，一方面是由于四二二利用中央肯定自己的机会，没有主动团结、联合联指成员，而是向联指发起了猛烈攻势。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却是与中央大联合的方针出现了不合;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各地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两派之间出现了激烈的斗争，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严重影响了文革的发展。解决派性斗争，实现大联合成为文革发展的迫切要求的缘故。

两派斗争的倾向性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对于具有保守色彩的联指群众及其头头，也是要团结他们、争取他们而非排斥他们。这是实现两派大联合的应有之义。中央也是从结束派性纷争和武斗，实现两派大联合的要求，才在两派的称呼上发生微妙变化的。

2、两派斗争再次激化，中央颁发“七三布告”。

从中央对待两派称呼的变化中可以看到，中央是希望以此来促进两派大联合的。但是，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却没有就此缓和下来，而是愈演愈烈又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这个时候四二二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广西军区的矛盾也在不断走向激化，矛盾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一九六八年以后，广西四二二与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的矛盾愈来愈尖锐，中央也逐渐改变了对广西两派的看法。一月下旬，原广西驻军同情四二二的支左部队被下令调出广西。广西军区对四二二的态度也更加强硬。二月二十九日，广西军区命令6984部队派二十四辆卡车的全副武装人员去柳江县包围里高垆的造反大军，收回武器，并抓捕了六十多人，押送柳州。此后，广西军区频频动用部队武装来解决广西派性斗争的问题，而且往往是在向中央请示报告并得到批准的情况下才这样做的。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一日，广西军区派出八个连的部队和民兵对四二二派的广西农总宁明上石分部(简称上石农总)进行武装围剿。参加上石农总的群众受牵连遭到杀害或迫害致死的达108人，被判处死刑的4人，无期徒刑的3人，有期徒刑的22人。

一九六八年五月以后，广西两派的派性斗争日益激烈，不断爆发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两派都进行了多次抢夺解放军武器准备的行动，但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往往将责任更多地加在四二二头上。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的态度，向中央带有倾向性的汇报，也影响到中央的态度。六月三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广西的武斗，主要是柳州、南宁。桂林最近也要打。我看里面有鬼。外省有不少的人在柳州，抢了一千八百多万发子弹。”毛泽东提到的是五月二十一日，广西四二二派的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几千人到柳州火车站抢援越子弹11888箱，共计1700万发。但在这前不久，广西联指制造的广西规模最大、数量最大的抢枪事件，毛泽东却并未提及。

五月十七日，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向中央报告，在广西破获了所谓“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案。报告称：“我区破获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已捕获团长一人，副团长三人，政治部主任三人，经济部长一人，支队长四人，联络站负责人共六十三人。缴获反动组织纲领、反革命刊物、入团登记表、印鉴与国外敌特机关联系的秘密通讯地址及部分枪支弹药等罪证。”报告还说：“该反革命组织下设大队、中队，全区已发展匪徒两千人”，“发展组织和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中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广西四二二控制区)，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六月十七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发布“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的公告”(简称“六一七公告”)。此后，在全自治区掀起了声讨“反共救国团”的狂潮。在追查“反团”的旗号下，公开地、集中地对四二二进行镇压，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数以万计的人被残酷批斗。其中有的人被杀害，有的人被打致死或被逼自杀身亡，不少人被打成残废，后果极为严重。

六月二十三日，《广西联指报》在刊登“六一七公报”的同时，刊登广西联指指挥部“关于彻底摧毁蒋匪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总攻击令”。其中说，“反共救国团”深藏于四二二组织之中，四二二的头头就是“反共救国团”，对“抗拒缉捕者，可以就地处决。”

“六一七公告”发布后，广西各地联指派武装人员乱杀人的情况极为严重。对此，广西革筹、广西军区紧急于六月二十四日向各专区、市革委会、各军分区、人武部发出《关于禁止乱杀人、乱抓人的指示》。但乱杀人、乱抓人并未停止，不少地方反而愈演愈烈。

五月二十七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报告说：四二二所属的一些组织继续向联指开枪开炮，封锁交通，抢占据点。使市内运输中断，粮食供应非常困难，如事态继续恶化，大武斗有可能发生。五月二十九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负责人韦国清、魏佑铸、焦红光飞赴北京，向中央当面汇报“当前广西阶级斗争问题”。六月十三日，中央向广西发出《柳州铁路地区恢复交通的五点指示》，但未见成效。广西南宁、柳州、桂林及不少县市都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局势日益严重。

七月三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七三布告”。[41]

以上资料揭示了“七三布告”发布的背景。从中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四二二与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的矛盾走向了尖锐化，同情、支持自己的部队被调走，中央对待广西两派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所作所为又与中央促进两派大联合的方针相抵触。在这种情况下，四二二在广西文革的斗争中逐渐处于不利的地位。这在随后的一系列行动中表现了出来。

两派都抢夺了武器装备和援越物资，进行了大规模的武斗，但是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却在两派武斗及向中央汇报中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不是平等地对待两派，而是将矛头指向了四二二，自作主张或得中央批准后动用部队对四二二展开了行动。当然，这是与联指具有保守色彩，四二二又没有及时促进联合、仍然进行武斗存在密切关系的。

这个时候破获的“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案，引起了中央和地方的很大震动，为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打击四二二提供了材料。他们在向中央汇报时说，这个案件发生在四二二的控制区内，还将这个案件与四二二的派性及武斗行为联系起来，致使四二二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在性质上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这样就将解决派性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四二二，为他们对四二二采取军事行动提供了现实依据。“七三布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发布的。

3、依据“七三布告”，对四二二派采取镇压行动。

“七三布告”是当时中央根据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反映的情况而下发的，把四二二的一些错误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七三布告”发布后，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又调动军队和武装民兵对四二二进行了镇压，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42]这个布告发布后，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又是如何支持联指对四二二采取军事行动的呢?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在广西，“七三布告”成为广西革筹、广西军区支持联指镇压四二二的尚方宝剑。七月二十四日晚，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广西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军队部分干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严厉批评四二二，认定在广西杀人、放火，抢夺援越物资都是四二二干的。周恩来甚至说到：“‘七三’布告是镇压反革命的。”

“七三布告”发布后，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乘“七三布告”之东风，出动解放军和南宁周围十几个县的民兵及广西联指的武装，联合进攻四二二最后剩下的百货大楼、展览馆、解放路等据点。

南宁市革委会出动了五千多人的宣传队，开办了六百六十多个学习班，大张旗鼓地宣传“七三布告”。还出动飞机向南宁市解放路、新华街、展览馆一带四二二的据点散发“七三布告”，号召住在上述据点附近的群众撤退出来。七月上旬，广西军区成立了有广西军区党委常委、南宁警备区司令员宋治平、南宁警备区参谋长陈德华等参加的班子，专门负责“七三布告”的贯彻执行工作。于是，广西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旷日持久的武斗，演变成了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镇压与反镇压的斗争。

七月十五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在自治区体育场召开捍卫“七三布告”誓师大会。当天早上，部分参加大会的群众在经过邕江大桥时，遭四二二从桥头的据点开枪扫射，打死、打伤各二人。誓师大会宣布，“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对抗中央七三布告、破坏七一五大会的反革命事件。”

七一五大会后，广西革筹、广西军区责成南宁警备区用武力解决四二二占领的自治区展览馆和解放路的问题。

七月十五日下午，广西联指总指挥颜景堂(时为广西大学学生，后被判刑)在自治区人民政府大楼召开联指的常委会议，传达广西军区的指示，研究了攻打解放路等据点的问题。会后，由广西联指副总指挥姜占德将联指常委会研究攻打解放路的情况，向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作了汇报，得到了欧致富的同意。

联指的前线指挥部设在南宁饭店。由颜景堂任总指挥，姜占德任副总指挥。

七月十五日下午，解放军和广西联指开始向四二二的据点和控制区(解放路、百货大楼、展览馆等)进行包围。七月十六日，四二二控制区遭解放军和联指炮击。七月十七日，解放路一带的商店、民房起火燃烧。广西联指桂据院据点向四二二百货大楼据点开炮，大楼起火燃烧。部队和联指围攻解放路一带时，四二二航运工总所据守的停泊在邕江河边的船只遭到联指炮击，一批船舶中弹燃烧。联指先后三次炮击邕江河边船舶，共烧毁船只166艘。事后，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和广西联指宣传广播说，“四二二匪徒”放火焚烧停泊在邕江边的船舶，船上载有援越物资，破坏抗美援越斗争，犯下了“滔天罪行”。

七月十八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广州军区发出《严防阶级敌人制造更大规模纵火事件的报告》，指控四二二“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纵火破坏”。应对措施除发动政治攻势、制止武斗外，还成立指挥小组，由军区、警司、区、市公检法军管会、市革委会、×团等领导共八人组成。并组织武装机动部队四个连，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救火，组织部队火力掩护，阶级敌人胆敢向救火部队射击，部队采取坚决措施，保护群众。二、加强联防，组织工人纠察队，继续清理外来人员，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三、对邕江大桥实行武装保护，严防敌人破坏。为了配合武力攻打解放路，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还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积极大造舆论。七月十七日，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了《关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对抗中央‘七三’布告，破坏‘七一五大会’的反革命事件公告》。

七月十九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又调四个连部队和广西联指数千人武装包围、炮击四二二在解放路一带的据点，几条街道硝烟弥漫，一片火海。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发布《立即行动起来，扑灭反革命分子制造的火灾——给全市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同时又向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执行武装掩护部队、群众救火指示情况报告》。

七月三十一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调动部队和广西联指武装人员开始围歼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参加围歼的解放军有六九一二部队两个连、广西军区警卫营两个连，南宁军分区独立营一个连和炮兵第×团高机炮一连、二连，以及玉林、陆川、贵宁、邕宁、武鸣、马山、横县、上林、崇左和南宁郊区联指武斗队。指挥部设在明园饭店，下午三时开始包围炮击。七月三十一日晚，打进展览馆，八月一日凌晨结束战斗。

八月一日，联指攻下了百货大楼。据一九八三年自治区和南宁市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联合调查组调查证实，联指攻打百货大楼，是用高射机枪、四〇火箭筒、七五无后座力炮，以及发射土坦克送上去的炸药包，将大楼东北面墙炸崩塌，二、三楼起火燃烧。大楼附近的民房和机关宿舍中弹起火燃烧。南宁市革委会和南宁警备司令部、广西联指当时广播说，是四二二自己炸毁了百货大楼。

八月一日，为庆祝攻下百货大楼和展览馆的胜利，广西联指举行庆功会餐。当天，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又发出一份公告。公告说：“有的人‘又制造了一系列新的反革命事件’，并要他们‘不折不扣地、无条件地立即全部交出武器，不得擅自转移、隐藏、破坏，如拒不交出，继续顽抗者，定将依法严惩。”

八月二日，开始攻打解放路。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发出了《关于在向阳路口等地紧急戒严的公告》，封锁以解放路为中心的一大片地区。

在攻打解放路时，广西军分区管作战的常务副司令员焦玉山出任总指挥。部分解放军部队、广西联指的武装人员及从南宁周边各县调集来的民兵参加了战斗。

战斗于八月五日结束。解放路及其附近33条街巷被炮击焚烧成了一片废墟。广西四二二全军覆没。据不完全统计，围攻解放路和展览馆的战斗共造成1470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为四二二据点中的人，各县民兵在进攻中被打死60人，参战的解放军被打死26人。被抓获的四二二俘虏9845人，其中有7012名俘虏交各县领回，其中的2324人被打死。攻打解放路时，共烧毁33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2820多间，建筑面积达46万平方米，使一万多户、五万多居民无家可归，国家财产损失6000万元以上，群众私人财产损失无法统计。

八月十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向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处理南宁市解放路一带问题的情况报告》，对调动部队和联指武装人员攻打、炮击、爆破四二二据点，以及双方对打时互相扔汽油瓶，企图燃烧对方前沿阵地而引起的火灾，烧掉解放路一带33条街(巷)和河边的船舶的责任全部加在广西四二二一方。

八月十日，河池军分区奉广西军区之命，在东兰县人武部召开关于用武力解决凤山七二九(广西四二二凤山县七二九革命造反大军)问题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开峨、巴马、南丹、东兰、凤山等县人武部的有关负责人，以及凤山县联指头目，六九一一部队负责人等。

军分区负责人在会上传达说，根据军区首长命令，要用解决南宁解放路的办法解决凤山七二九的问题。会议决定调附近各县联指武装人员，会同六一九九部队、凤山县人武部中队进驻凤山，“强行收缴”七二九的武器。各县人武部组织、带领各县联指武装人员4400多人到凤山后，对逃散在南山和北山的七二九人员全面包围，抓捕了10000多人(当时全县人口共103138人)。仅这一次围剿，全县抢杀打死1016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广西境内镇压四二二的战斗，并不完全是广西革筹、广西军区自行其事的结果。八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开会，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主持会议。广西军区、桂林市武装部、桂林军分区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落实‘七三’布告，研究出动军队，武装解除武装据点。”[43]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到，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指挥军队、民兵和联指对四二二的据点百货大楼、展览馆和解放路展开了军事行动。我们注意到，他们是在召开誓师大会，进行大量宣传以后，才向拒不缴械的四二二发起了军事进攻的。四二二在强大的攻势面前并没有妥协，而是继续凭借据点进行抵抗，向包抄过来的军队、民兵和联指队伍发起了反击，双方打得非常激烈。尽管如此，四二二还是由于寡不敌众，据点被一个一个地拔除，死伤惨重，最后组织瓦解了。

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和联指在对四二二采取的军事行动中，不仅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而且还酿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他们在汇报、宣传中将责任全部推给了四二二，而隐晦了他们自己应付的责任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从他们自己这一方面来说，除了明哲保身、推卸责任、深陷派性当中以外，还是由于他们将四二二的派性行为及其错误定性为反革命行为所造成的。

由此我们进一步分析，尽管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在两派斗争中带有严重的倾向性，联指在他们的支持下采取了行动，但是从四二二这一方面来说，在斗争中表现出严重的派性和武斗行为，也是要对此负有重大责任的。此前中央反复强调要实现大联合、三结合，对待两派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四二二所反对、打倒的韦国清等人不仅在检查后获得了毛泽东、党中央的认可，还批准由韦国清牵头组织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44]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及时地响应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主动与激烈斗争中的联指化干戈为玉帛，与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缓和关系，而是仍然固执己见，唯我独革，继续进行派性斗争，致使形势最终变得不可收拾，四二二也在这种强大的攻势下土崩瓦解了。

在中央六月十三日发出“五点指示”乃至颁布“七三布告”以后，四二二头头及其成员还是没有意识到政局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仍然置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的反复宣传、警告于不顾，在部队、民兵奉命采取行动的时候，以牙还牙，猛烈对抗，由此造成了惨痛的后果。这是令人惋惜的。与其说是由于他们政治上的短视，不如说是他们在派性斗争上的根深蒂固了。

4、对广西在两个布告下发前后解决两派斗争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广西两派虽然在中央主导下达成了联合协议，但是进入一九六八年后，四二二与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联指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仍然在不断激化。两派之间的斗争也愈演愈烈，不仅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还抢夺武器装备，抢劫援越物资，破坏铁路、交通设施，造成了局势的严重混乱。毛泽东、党中央从大联合、三结合的要求出发，密切关注着广西问题的发展，先后发出了“五点指示”和“七三布告”来解决广西两派之间的武斗问题。

广西解决两派武斗的鲜明特点是，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与联指一起，向四二二发起了军事行动，采取了专政、强制措施，是动用军队和民兵将四二二剿灭的。这与李德生在安徽的两派斗争中保持中立，主动深入到两派群众中间，通过做政治思想工作来解决武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造成两地采取不同方式解决武斗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广西的斗争形势更为复杂，也是因为韦国清等人不像李德生那样是从苏北奉命到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此前置身于安徽的两派斗争之外，而他则是一直身处广西的两派斗争当中，是四二二反对、打倒的对象;又是因为韦国清等人没有从文革发展的大局上，将四二二以革命群众组织看待，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来解决两派之间的武斗问题;与此同时，还因为四二二成员特别是其头头没有认识到文革形势的重大变化，实现大联合、三结合是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仍然从派别利益出发，主观武断，自以为是，拒绝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的调解和帮助，热衷于派性斗争，与联指进行了大规模的武斗。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致使广西没有能够像安徽那样通过政治思想工作来解决两派的武斗问题，而是在军事行动中酿成了严重的后果。

我们注意到，广西武斗的发生及其解决，是在中央发出“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前后进行的。这两个布告虽然都提出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但是侧重点还是要采取专政、强制措施来解决武斗问题的。“七三布告”是针对广西发生的武斗、抢夺武器装备、抢劫援越物资、破坏铁路交通设施才下发的。布告的下发，从制止广西出现的混乱局面，解决广西武斗上来说虽然是必要的，却也给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采取专政、强制措施提供了法理依据。但是，在具体执行中，是不是除了动用武力就没有别的办法来解决武斗的问题上，则是主要靠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领导人来做出判断。因而是不是采取以及在什么条件下采取军事手段，还是主要由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领导人根据具体情况来做出决定。

在中央布告下发后，虽然为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提供了采取军事行动的法理依据，但是这个时候在布告形成的强大政治压力下，还是存在着通过政治思想工作来解决武斗的可能性的。存在这样的可能性，而没有耐心去做好这方面的思想工作。只是在形式化的宣传以后，就动用军队和民兵对四二二采取了军事行动。从这方面来说，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和联指都是要对此负有严重责任的。

从四二二这一方面来说，在中央下发布告以后，如果在这个时候主动采取缓和的行动，及时停止武斗，这样的惨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遗憾的是，四二二却置中央下发的布告于不顾，仍然在进行顽抗。这不仅违背了中央反复强调的大联合、三结合的要求和刚刚颁发的布告，也给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和联指采取军事行动提供了理由。他们感情用事、肆意妄为的行为葬送了最后一次解决问题的机会，令人痛心的惨剧就是这样发生了。因而四二二成员特别是其头头也是要对此负有重大责任的。

从中我们看到，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在处理两派斗争的时候，虽然也进行了一些宣传，造了一些舆论，做了一些思想工作，但是还是以军事行动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在对两派的关系上，他们也没有做到一视同仁，将两派平等看待。因为两派都参与了抢夺武器装备、抢劫援越物资、进行了武斗，但是他们却只是针对四二二采取了专政、强制措施，对于联指则是采取了庇护的态度。这种在两派处理上的不同表现，除去他们自己的原因以外，也是由于两派立场及其在中央“五点指示”、“七三布告”下发后的不同表现所造成的。

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采取专政、强制措施向四二二发起了军事行动，瓦解了四二二组织，最终解决了两派之间的武斗问题。采取这样的行动，是以将四二二的一些派性和错误行为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才得以进行的。虽然这样解决了两派之间的武斗，实现了社会的稳定，但是也造成了惨痛的结果，对以后广西文革形势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七、在制止派性斗争中实现秩序的稳定。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期，在局部地区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派性斗争特别是大规模武斗。这些严重的派性斗争特别是大规模武斗尤以广西、陕西两个区、省更为严重，其中有些行为的性质业已发生重大变化。于是，毛泽东、党中央才在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同时，下发了“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处理当地发生的派性斗争特别是大规模武斗。

不难看出，解决局部地区发生的派性斗争特别是大规模武斗时，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是采取专政、强制措施。一般来说，是以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为主，采取专政、强制措施为辅的。采取专政、强制措施是在政治思想工作难以起到重要作用，且斗争性质业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才实施的。安徽主要是采取做两派群众思想工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而广西则是主要采取专政、强制措施来解决派性斗争特别是大规模武斗的。至于采取哪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还是要根据当时斗争的态势及具体情况来作出决定。这就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准确判断双方斗争的性质，而不能受到派性的影响，想当然或感情意气用事，否则的话，就会在执行中犯严重错误。

“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的下发是必要的，及时的。因为在广西、陕西等地确实发生了局部的严重混乱，不论是对业已建立或即将建立的省级革命委员会，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和影响。两个布告是在政治思想工作难以取得明显成效、一些行为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才下发的。遗憾的是，广西、陕西等地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将一些派性斗争和错误作为反革命进行了处理。虽然解决了两派之间的纷争特别是大规模武斗，实现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却也造成了一些后患。这是在执行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把布告下发的必要性与执行中出现的错误区分开来。不能因为执行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质疑布告下发的必要性。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期，文革发展的要求就是解决两派之间的矛盾，使他们团结起来，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为进行斗、批、改创造条件。这就是文革发展的大局。两派群众，本来就没有根本性的利害冲突。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激烈斗争乃至于大规模武斗，必须服从、服务于这个大局。任何破坏文革发展大局的行为，在屡教不改的情况下，就会被文革发展的洪流所淹没，进而被淘汰出局。

两个布告的下发，是因为广西、陕西等地发生的派性斗争特别是大规模武斗，已经脱离了文革发展的轨道。两派群众特别是其头头置中央反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于不顾，动员本派群众与对立派别进行了大规模的武斗，对经济和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破坏，业已严重影响到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中央下发的两个布告，是要制止两派斗争特别是大规模武斗，恢复正常秩序，使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有力保证。这也再一次证明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要为文革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文革能够进行并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坚强后盾。两个布告的下发，就是行使无产阶级专政、拨正文革发展方向的具体表现。

文革就是要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45]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乱就是夺权，治就是建立革命委员会。建立革命委员会，社会走向稳定，进行斗、批、改，就是实现天下大治的标志。在全面夺权阶段后期，是由乱到治的转变时期。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乃至于大规模武斗，则是企图像以前那样继续乱下去，不达到本派的要求誓不罢休。这样就严重违逆了文革发展的内在逻辑。在思想工作难以做通，各派任行其是，大打出手，仍然进行激烈斗争的情况下，就不得不采取专政手段来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了。比如，一九六八年二月前后，山西解决晋东南问题、云南处理“滇挺”事件，就是这样做的。[46]随后的两个布告就是这样才得以下发执行的。

我们注意到，在两个布告下发以后，尽管在执行过程中将一些错误、派性行为作为反革命进行了处理，在解决问题上也存在简单、粗暴的行为，造成了一些后患，但是，广西、陕西等地出现的两派斗争特别是大规模武斗毕竟得到了有效控制，恢复了地方的稳定，巩固了文革的成果。因而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从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期文革发展的要求中，从两派斗争特别是大规模武斗对文革发展所造成的破坏中，从思想工作与专政、强制措施的互动中，从无产阶级专政为文革的保驾护航中，来理解为什么以及如何解决两派纷争特别是大规模的武斗。同时还要将下发布告和执行布告区分开来，不能以执行中的错误来否定布告下发的正义性、必要性。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

二〇二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文献索引：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5]，第283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九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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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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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164页至165页;[13]，第176页;[15]，第168页;[16]，第171页至172页;[17]，第174页;[19]，第175页;[20]，第178页至179页;[21]，第196页至197页;[22]，第202页至203页;[23]，第203页。

5、《李德生回忆录》李德生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七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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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从军长到党中央副主席》祝庭勋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〇〇七年一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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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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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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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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