哗变的士兵

明代的军事制度，以洪武年间确立的"卫所制"为基础。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寓兵于农"——军户世袭，平时屯田自给，战时应征入伍。

理论上，这种制度可以保证稳定的兵源和军粮供应，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明初，全国设有卫所329处，官军约180万人，形成庞大的军事体系。

不过到了明末，卫所制度已经名存实亡。其瓦解的关键在于军田的侵占——卫所军官利用职权，将屯田据为己有，或出租给私人牟利，导致军户失去生计来源。

据《明史·兵志》记载，万历年间，"屯田多被势豪侵占，军士无田可耕，逃亡者众"。在陕西等边疆地区，这一问题尤为严重——军田本就贫瘠，又遭克扣，军户的生活水平甚至低于普通农民。

军田侵占的后果是连锁性的，军户逃亡→卫所空虚→战斗力下降→战事失利→加派赋税→社会矛盾激化→更多逃亡，这个恶性循环使得明军的实际兵力远低于账面数字。

按照军制，每支部队都有固定的编制员额。凡是死亡、逃跑以及退役等各种原因造成的缺员，都要及时招募新兵补充，军饷按在册兵员如数发放，这是保持军队稳定和战斗力的基本措施。

但是，由于军饷是按照在册人数发放的，将领们无不在空额上打主意，缺员不予增补，军队被吃空额的、挂名的以及老弱病残尽数掏空。

崇祯十七年(1644)，崇祯曾就召吴三桂入卫京师征求吴襄的意见。当崇祯问到关宁兵究竟有多少时，吴襄说，关宁兵在册为8万人，实际上只有3万人，真正能够用来打仗的只有3000人。

京营是负责保卫京师的精锐部队，按理吃空额的现象要轻一些。可是，天子脚下、皇城根上，吃空额的现象更加严重。

按照在册的人数，京营不下十余万人，而实际人数不到五万人，也就是说超过一半都是空额，而其中能够用来作战的，实际人数到底有多少，就很难说了。

崇祯年间，陕西三边(延绥、宁夏、甘肃)的额定兵力约为15万，而实际可战之兵不足5万，其余或为虚额，或为老弱，或为逃亡未除名者 。这种"纸上的军队"无法应对内外挑战，成为明末军事失败的重要根源。

与军田侵占同样严重的，是军饷的拖欠。明末财政危机的核心表现之一，就是无法按时足额发放军饷。据《明史·食货志》，崇祯年间，"九边军饷，积欠至数百万，士卒嗷嗷，无所控诉"。

在陕西，这一问题尤为突出——该省本就是财政穷省，又承担繁重的边防任务，军饷拖欠动辄数月甚至数年。

士兵的处境因此极为悲惨。他们上有父母待养，下有妻儿待哺，却无米下锅。一些士兵被迫卖儿鬻女，一些士兵借贷度日，更多的士兵则选择逃亡或哗变。

据《西出玉关录》记载："边兵累月无饷，衣食不周，身在寒风，枵腹从征。有泣者，有骂者，有窃议逃亡者，主帅不能禁也。" 这段描述生动地展现了明军内部困境——纪律松弛、士气低落、离心离德，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更为严重的是，欠饷问题与克饷问题交织在一起。各级军官往往利用发放军饷的机会中饱私囊，或虚报兵额冒领军饷，或将劣质钱粮充作军饷。士兵实际到手的收入远低于名义标准。

一位边疆将领在私人信件中承认："士卒每月实得不过数钱，不足以买斗米，而将领之家，金玉满堂，此所以激变也。" 可以说，这种极端的压榨比是哗变的最直接诱因。

为了活下去，士兵们从典衣卖箭到卖儿鬻女，从沿街乞讨到私下逃亡，从发泄牢骚到铤而走险，一些底层士兵开始发动兵变，杀死上司，烧毁官府房舍，只为了拿回属于自己的饷银。

崇祯元年(1628)七月，辽东宁远士兵缺饷哗变，拷打辽东巡抚毕自肃和宁远总兵朱梅，后来虽被化解，但导致毕自肃羞愧自杀身亡。

崇祯二年(1629)三月，蓟州(今河北蓟县)军卒哗变，围攻巡抚王应豸。

崇祯三年(1630)正月，甘肃巡抚梅之焕和总兵杨嘉谟率军勤王，因路途遥远，朝廷没有发给安家粮食，当官的又不顾士兵身上负重的辎重，一个劲地催着赶路。士兵们苦不堪言，杀死参将孙怀忠，逃回兰州。

崇祯七年(1634)，西宁驻军哗变，兵备孔闻都自杀。

崇祯八年(1635)，樊城军队哗变，放火烧死了总兵邓汜。

崇祯九年(1636)，宁夏兵哗变，杀死巡抚王揖。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总兵王绍禹部在洛阳哗变，迎农民军入城。

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安庆军哗变，杀死都指挥徐良宽。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昌平兵变，焚劫官府。

崇祯二年(1629年)的勤王兵哗变，是明末军事危机的标志性事件。这一年，后金军队突破长城，兵临北京城下，崇祯皇帝急诏各地兵马入卫京师。陕西、山西、甘肃等省的边兵奉命东调，组成勤王之师。然而，这次勤王行动却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哗变。

哗变的直接原因是粮饷供应不上。据《明史·袁崇焕传》记载，勤王兵"远道来援，未得饱食"，而户部又以"库藏空虚"为由，拖延发放。士兵们在饥寒交迫中等待数日，终于爆发。山西总兵张鸿功所部五千人，"鼓噪而溃，大掠村落";陕西三边总督杨鹤所部一万七千人，"中途逃散者半，余者亦汹汹不安"。

勤王兵的哗变，不仅打乱了明廷的军事部署，牵扯了地方官员的精力，而且参加兵变的士卒往往不敢归伍，其中不少人漂泊无着，连群结伙地投入农民起义。这样，就使相当一批原来用以镇压农民起义的力量，转化成了反抗明王朝的力量。

勤王兵哗变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暴露了明军动员能力的极限。在国家最危急的时刻，军队却因后勤问题而瓦解。士兵与朝廷之间的信任丧失了，士兵们不再相信朝廷会履行其义务，朝廷也不再相信士兵会忠诚服役。

还有一点所料未及的是，哗变士兵的大量逃亡为农民起义注入了专业军事力量。据估计，崇祯二年至三年间，仅陕西一省逃入起义军的哗变士兵就达数千人，他们带来了作战经验、武器装备、以及组织纪律，极大地提升了起义军的战斗力。

在此之前，起义军主要由农民和流民组成，虽然人数众多，但缺乏军事训练，作战方式以混乱的冲锋为主，面对正规官军时往往一触即溃。

哗变士兵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局面——他们带来了专业的军事技术，包括：武器使用(弓箭、火器、刀矛的熟练操作)、阵型训练(方阵、圆阵、长蛇阵等)、战术配合(前锋、后卫、侧翼的协同)、以及攻城技术(云梯、地道、火攻等)。

据明军将领的报告，起义军的战斗力在崇祯三年之后显著提升："贼初皆乌合，不堪一击;近年则不然，有阵法，有号令，有火器，与官兵对垒，互有胜负。" 这一变化的时间节点，与哗变士兵大量加入的时间高度吻合。

特别是火器的使用，明末官军装备有大量火绳枪和轻型火炮，这些武器的操作需要专业训练，而哗变士兵正是这一技术的掌握者。起义军获得火器后，不仅能够正面抗衡官军，还能够攻城略地，扩大控制范围。

哗变士兵对起义军的另一重要贡献是骑兵的建设。陕北地区靠近蒙古，边兵中有大量骑兵，他们熟悉马性，精于骑射。这些骑兵加入起义军后，使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动能力。

在此之前，起义军多为步兵，行动缓慢，容易被官军追击;拥有骑兵后，他们可以"一日夜行 百里"，快速转移，避实击虚，使官军疲于奔命。

骑兵的战术价值在流动作战中尤为突出。起义军采用"以走致敌"的策略——不固守一地，而是在广阔地域内流动，调动官军，寻找战机。这一策略的成功，依赖于高度的机动性，而机动性的核心就是骑兵。

据《明末农民战争史》分析，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在崇祯十年之后的多次重大胜利，如车厢峡突围、凤阳焚陵、荥阳大会等，都离不开骑兵的出色表现 。

更为深远的是，骑兵的建设改变了起义军的组织形态。骑兵需要更高的供养成本(马匹的饲料、装备、替换)，这促使起义军发展出更为有效的后勤体系;骑兵也需要更严格的纪律(防止马匹流失、控制行军速度)，这推动了军纪的整顿。

从这个角度看，职业军人的加入不仅提升了起义军的战斗力，也推动了其从"流寇"向"正规军"的转型。

职业军人的加入，推动了起义军从"流寇"向正规军的转变。这一转变体现在多个层面：组织上，从分散的、临时性的队伍，发展为有固定编制、等级、纪律的武装力量;战术上，从随机的劫掠和袭击，发展为有战略目标、协同配合的战役行动;政治上，从单纯的生存诉求，发展为有意识形态、有政权建设的政治运动。

当然，这一转变是不完全的。起义军的"正规化"程度因时因地而异，不同部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李自成部相对较为"正规"，而张献忠部则保留了更多的"流寇"特征。这种差异既是领导风格的结果，也是部队成分的反映。李自成作为驿卒，更注重组织和纪律;张献忠作为边兵，更强调机动和攻击，两种路径各有优劣。

其他人群的加入

明代的匠籍制度将手工业者束缚在特定的职业和地域，为宫廷和官府提供无偿或低偿的劳役。这种制度在明初或许有其合理性，但到了明末，已经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匠户地位低下，负担沉重，逃亡现象普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匠籍制度的松弛，部分手工业者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但城镇经济的波动又使其面临新的风险。

明末的灾荒和战乱对城镇手工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农村破产导致原料来源中断和市场需求萎缩，货币经济的紊乱使得交易困难，而官府的摊派和兵匪的劫掠更是雪上加霜。

许多手工业者被迫放弃本业，加入流民队伍或起义军。他们的技能——如冶铁、木工、缝纫、制革等在起义军中得到了一定应用。

城镇贫民的处境与手工业者类似，但更为脆弱。他们没有专业技能，依赖打零工、做小买卖、乞讨等方式生存，经济波动对其影响极大。

明末的城镇经济崩溃，使得这一群体的生存空间急剧压缩。据一些记载，崇祯年间，北方城镇中"游手"(无业游民)的数量大幅增加，他们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起义军对城镇贫民的吸纳既有被动的一面(走投无路者的自发投奔)，也有主动的一面(攻城后的强制裹挟)。

据《平寇志》记载，起义军将"无业游民编入打粮队，粗蠢有力者被编入打马草队"。但"裹挟"也存在负面效果，被迫加入者缺乏战斗意志，容易逃亡或投降，在战败时更是"用来阻挡追兵，拖延时间"的炮灰 。

明末社会动荡，还存在大量小规模的绿林武装，如响马(拦路抢劫的骑马匪帮)、啸聚山寨的、盐枭、私贩等。这些人在官方记载中常被统称为"盗匪"，但其性质复杂多样，有的是纯粹的经济犯罪，有的是地方豪强的私人武装，有的则带有某种宗教色彩。

一方面，起义军需要扩大势力，吸收现成的武装力量是快捷途径;另一方面，小规模武装在大动荡中寻求靠山，依附于大规模起义军是理性选择。

整合并非一帆风顺，存在领导权的争夺、利益分配的冲突等。部分绿林难以适应起义军的纪律要求，反复叛降;也有部分人物成功转型，成为起义军的重要将领。

江湖规则强调义气、报恩、复仇，军纪则强调服从、统一，两种规范的碰撞在起义军的早期阶段尤为明显。

据记载，"坐山虎"本是啸聚于石门关的杆首，李自成义军处于高潮时率众归附，但"看风使舵，借明廷诱降暗中投降了官军"，"欺男霸女，奸淫掳掠，残害百姓"，"李自成多次劝其改邪归正，坐山虎阳奉阴违恶习不改" 。

最终，李自成设计将其斩杀，"四方百姓闻讯，无不拍手称快" 。这一事件表明李自成认识到绿林武装的局限性，试图以更为严格的军纪整合起义军，但其成功程度因时因地而异。

义军从起兵以来，都是依靠劫掠来的财富和粮食给部队提供给养，而财富和粮食全部是从士绅们那里抢来，至少在崇祯十五年之前，一直以流寇形式出现的李自成起义军也根本就没有想到过去拉拢士绅阶层。

在他麾下也仅仅只有牛金星、李岩等少数因犯罪而被迫投靠起义军的读书人，级别都只是举人，对于一个新生政权，没有读书人或士绅来帮助管理是极不正规的，甚至于写一些鼓动性的标语告示都需要临时抓人来写。

崇祯十七年三月，大顺军攻占北京后，出现了士绅大规模归顺的现象。据记载："尽管依旧有一部分文官抵抗并拒绝投降，但绝大多数效忠明朝的官员和士绅们纷纷归顺大顺"

最具代表性的是国子监癸未科36名庶吉士集体归顺，他们认为大顺即将迎来盛世，希望辅佐新朝。这些投降的士绅"多是饱读诗书，怀有经世之志"，认为明朝已无可挽救，大顺必将主宰天下 。

可惜这种归顺是短暂的，李自成入京后推行"追赃助饷"政策，对士绅严刑拷打、强行征粮，继续打击官绅地主，侵犯了士绅阶层的核心利益，这导致士绅迅速从归顺转向激烈反抗。

共同的仇恨

尽管来源各异，义军参与者在一个点上是共同的，那就是对明朝统治的刻骨仇恨。这种仇恨的具体指向因人而异——农民恨赋税和土地兼并，驿卒恨裁驿和债务，士兵恨欠饷和军官腐败。

仇恨是一种强大的动员力量，它能够激发战斗意志，它能够摧毁旧秩序。在我看来，仇恨还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明朝的腐朽。

当官府把“辽饷”看得比农民的命重要，当税吏把鞭子抽向饿死的人的家属，当土地兼并让农民无立锥之地，仇恨就成了必然的结果。就像顾诚在《明末农民战争史》里说的：“农民起义是封建制度的产物，也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