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怎么发现“队”大了不行的？——一九五九年以来农村核算单位调整的来龙去脉（一）

引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中国农村，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摆在面前：生产单位究竟应该多大，才既能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生产规模骤然扩大，随之而来的平均主义、“一平二调”等问题逐渐暴露。毛主席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敏锐地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生产单位过大，并迅速推动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的确立。这一调整过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解决农村实际问题的生动范例。本文试图从史料出发，梳理这一历史过程的来龙去脉。

笔者认为：要理解这一调整的意义，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中去。那是一个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年代，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循，一切都在实践中摸索。毛主席和党中央能够在发现问题后迅速调整，恰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对农民利益的深切关怀。

正如陈晋老师所说：从目前看到的材料，可以判断毛主席是中央领导层中第一个站出来，就“大跃进”运动的错误进行自我责备和明确承担责任的人。1959年2月27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稿中，毛主席就有自我批评的话，并就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承担了责任，但是在与会者的要求下删去了这些话。3月5日第二次郑州会议结束时，主席同部分省委第一书记再次提起：“这个责任我们得担负起来。原先这个稿子说了，我本人就是没搞清楚，有责任。”此后，他不断地讲：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李富春、王鹤寿有点责任，农业部、谭震林有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实际上不是这样，“共产风”比1958年刮得还厉害。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受了惩罚，就要检讨。现在我们受惩罚，土地、人、牲畜瘦了。“三瘦”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这些话应该在三级干部会上讲。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对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记载，仅在 1962年以前，毛主席主动提出要承担责任将近十次。

陈晋：《毛泽东是怎样汲取“大跃进”教训的?》，载 《党的文献》2016年第3期

在笔者看来：毛主席之所以多次就大跃进初期的问题做出自我批评，为的是给同志们提供一个可以下来的台阶、希望同志们敞开心扉做检讨、反省和纠正问题。但是，毛主席对大跃进初期的问题发现得最早、解决得最及时。请问，让最早发现问题、最早提出解决问题、最积极纠正问题的毛主席负大跃进初期问题的主要责任，合适吗?实际上并不合适。

第一部分，问题的暴露：人民公社初期的实践与反思

(一)从合作化到公社化的历史脉络

中国农业集体化的道路，经历了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的逐步发展过程。1955年，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系统总结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推动了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到1956年底，全国基本实现了高级农业合作化，生产单位的规模从初级社的二三十户扩大到高级社的一二百户。

毛主席在报告开篇就提出了那个广为人知的批评："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55年，六十二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笔者认为：这段话的核心不在于批评的速度快慢，而在于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毛主席明确指出："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而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生动运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领导者的责任是发现群众的积极性、保护群众的创造性、引导群众的自觉性。

1958年4月15日，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写道：“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在这里强调的是"六亿人口"作为整体性概念的历史地位。他在文中进一步阐述："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笔者认为：这是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命题的深化——不仅承认群众是历史的主体，而且从"一穷二白"的客观条件中看到了革命能动性的源泉。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58年，六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笔者认为：毛主席将"六亿人口"定位为"决定的因素"，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表达。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明确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毛主席在1958年的这个判断，正是对这一原理的生动运用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公社规模进一步扩大，许多地方是一乡一社，甚至数乡一社，户数从几千户到上万户不等。这种“一大二公”的体制，

(笔者注：所谓大，就是规模大;所谓公，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高。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体制，既是一个经济组织，也是一级政权机构;既要负责全社的农林牧副渔业生产，也要管理工农商学兵等各方面的工作。应该说这种体制并没有什么错，只不过在实践中出了毛病。)

问题出在哪里?笔者的看法是：问题出在一线领导推动的“两个平均主义”上。一个是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内部，生产队(小队)与生产队之间搞平均主义，富队穷队“一拉平”;另一个是社员与社员之间搞平均主义，干多干少一个样，甚至干和不干一个样 。这两个平均主义像两条绳子，把农民的手脚捆得死死的。

(二)“共产风”与平均主义的危害

公社化运动初期，在一线同志的领导下出现了所有制关系变动过快过急，出现了严重的“共产风”——贫富队拉平，土地、劳力、资金被无偿调拨。毛主席在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指出了问题的症结：“问题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很明显，这种缺点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这首先是由于中央没有更早地作出具体的指示，以致下级干部一时没有掌握好分寸。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这种情况在人民公社化这样一个复杂的和史无前例的事业中是难以避免的。只要我们向广大群众公开说明这一点，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克服过去。

《毛泽东思想万岁》1959年2月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68年(武汉版)

笔者注意到：毛主席在这里用了“前进得过远”这个表述，十分准确。他不是否定集体化方向，而是指出在具体步骤上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群众的觉悟程度。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具体运用。

笔者：客观地讲，人民公社即使由于一线领导者的失误而走过弯路，即使在刚刚稳定下来的1962年出现过少数单干现象，也没有在组建过程中出现“大垮台”。苏联组建集体农庄的时候，曾经在1930年从将近60%垮到过20%多。人民公社的整顿和管理效果，无疑是比苏联集体农庄更好的，这也是人民公社在困难的1961年和刚刚稳定的1962年也没有出现垮台的重要原因。

毛主席在这次郑州会议上还说：公社有穷队、中等队、富队三种。现在公社所有制是比较合作社扩大的所有制，基本上还是老社的所有制，不是全民也不是省、县所有制，实际上也不是公社所有制，而是队的所有制，即原来的合作社。我赞成两三年逐步统一多一点，但不能统得太多。现在，我看是半公社所有或者是原有合作社所有，即队所有。土地名义上为公社所有，实际上为队所有。劳动力、产品为公社所有，县、地、省都调，调太多了不行，队就没有了。一个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区和队，有经营好坏、收入多少不同，粮食产量多少不同，吃得多少不同。队多，生产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样。社有富社、穷社、中等社，社内又有穷队、中等队、富队，向富队讲清楚，去年挖了一点，今年不挖他们的，多劳多得。穷队挖富队不好，富队的人是劳动者。吃粮标准还是要不同，多劳的多得，少劳的少得，都积极起来了，否则就伤一头的积极性。提公积金可以有不同的比例，富队多提一点，穷队少提一点。公社的部分所有表现在公共积累。农民拼命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不是责任制问题，是所有制问题。本位主义是怕调，这种本位是对的，情有可原，没有完成征购的那部分搞瞒产是没有理由的，其他合法。为何不外调?就是承认他的产品所有权。 要宣布一九五九年就按多劳多得，以安定人心，以利生产。大概是三五年，基本上是大队所有制，部分是公社所有制。第一年就积累那么多，银行贷款统统收回是错误的，收回贷款多的要退回一部分。一律收回是一个破坏公社的行动，把一九五九年的积极性搞掉了。去年积累多了些，个人分配少了些。今年夏收、秋收，积累要比较少些，个人收入比较多些。社办工业也不要太多，多了，农业就少了，就要抽人抽钱，就要多占原料，有些与国营工业冲突，有些与县营工业冲突。公社不许搞文工团。公社干部十几个人，管理区四五个人，生产队三个人。对于平均主义与本位主义要加以分析，首先是批评我们的平均主义。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59年，六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主席还说：农民势必只进行简单再生产，能吃就完了，不要扩大再生产。因为他没有余力投资，他不能积累。什么大跃进，肯定没有了，任何跃进都没有了。各生产队之间的差别，永远也不能绝对消灭，总是有差别的。有了三年、五年、七年，公社的积累一年一年增多，办的事业一年一年增多，穷队发展起来，现在的基本的队所有、部分的社所有的所有制，就可以反过来，变成基本的社所有、部分的队所有的所有制。部分的队所有，我看永远存在。那时公社逐步集中就多了，要作为一个过程来看。过去对这个问题，我们包括我在内没有分析。在武昌我没有分析。现在问题是在县和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供给部分要少，工资部分要多。现在我们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权力下放，承认队的基本所有制。

毛主席说：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我这是说的生产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即管理区，总之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59年，六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笔者认为：毛主席在1959年二三月间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这段讲话，抓住了当时农村问题的核心——所有制关系。这段论述不仅是对(一线领导)推行的具体政策的调整，更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现实问题的典范。他将“一平二调”定性为“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是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对超越阶段的空想倾向进行了深刻批判。

会后，毛主席又对所有制问题提出了三条带有政策性的意见：以小队为基础，旧账一定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小队是否要部分所有制。依据主席的这些意见，经过4月召开的政治局上海扩大会议的讨论，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中，明确规定：“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就是包产单位……作为包产单位的生产小队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这样，就较好地解决了人民公社的基本所有制问题。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59年，六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笔者认为：这一调整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承认了一个朴素的真理： 最了解土地、最了解庄稼、最了解每一头牲畜脾气的，是天天在地里干活的农民和他们的直接领导者(小队干部)。把一定的管理权和分配权交给他们，比坐在大队部甚至公社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要有效得多。

将价值法则比作“伟大的学校”，是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价值法则是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它就必然发生作用。否认它、违背它，就要受到惩罚。1958年一线(领导)推行“一平二调”造成的后果，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无偿调拨农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实际上是对农民劳动成果的剥夺，其结果只能是挫伤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破坏生产力。

实际上在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为了纠正虚报粮食产量的浮夸风，就说过这样的话："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

(《毛泽东文集(第7卷)》：《《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

笔者认为：这番话直截了当，毫不含糊。毛主席点出了一个根本道理：“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这里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生产的直接参与者，他们对粮食产量心里有数。欺骗群众，就是脱离群众，就是背离党的根本立场。

实际上，毛主席对浮夸风的警觉和批评是一贯的。

毛主席这一时期先后多次找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谈话，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努力做到：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抵制“五风”，对“五风”的问题，不要宣传，不要登报，要卡住;在宣传中要实事求是;要做冷静的促进派，不要做冒失的促进派等等。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

毛主席对吴冷西说：做报纸工作的，做记者工作的，对遇到的问题要有分析，要有正确的看法、正确的态度。矛盾有正面，有侧面，看问题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群众运动有主流，有支流，到下面去看，对运动的成绩和缺点要有辩证的观点，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绝对化。好事情不要全信，坏事情也不要只看到它的消极一面。比方瞒产，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要提倡民主作风，反对强迫命令。记者要善于比较。不要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如果别人说全好，那你就问一问：是不是全好?如果别人说全坏，那你就问一问：一点好处没有吗?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58年，六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据吴冷西后来回忆： 虽然听到了主席这些话，但并没有引起自己足够的重视，尤其是随着一线领导对于“五风”的不断推进，《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开始随大流……农业生产“放卫星”，接着是钢铁生产“放卫星”、煤炭生产“放卫星”……从而刮起了一股严重影响生产生活的浮夸风。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

晚年的吴冷西也曾深刻反思自己没有听主席的话，辜负了主席。他说：“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指吴冷西)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

吴冷西坦言“并没有引起自己足够的重视”，这是极其坦诚的自我剖析。

笔者认为：这反映出当时党内的一种普遍心态： 在(一线领导)推动刮“五风”的狂热气氛中，人们往往不自觉地用“政治热情”去衡量一切，而忽视了“经济规律”。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是非常冷静的，但当这股冷风传到基层、传到媒体时，遭遇的却是正在兴起的“放卫星”热浪。

1958年4月3日下午，毛主席主持武汉会议，听取舒同汇报。毛主席插话说：只谈情况，不谈观点，是开材料仓库。人的头脑是加工厂，没有材料不行，有了材料要经过加工，要产生观点，用观点统率材料。说苦战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三年初步改变面貌的提法比较好，但也不好改了。《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现在“化”搞得很烂，动不动就宣布“化”。话不要讲死，以后年年还有工作要做。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58年，六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笔者认为：毛主席这段话的核心，是要求在全党、特别是宣传系统确立一种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观点必须从材料中来，承诺必须留有余地，宣传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他当时对“化”字的警惕，对“话不要讲死”的坚持，与其在郑州会议上批评“浮夸风”、在天津新意村笑谈“放大炮”是一脉相承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理解那段历史、吸取其中教训，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1958年8月，毛主席在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当地领导汇报亩产可达10万斤，毛主席摇头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当时《人民日报》登了五个小女娃站在稻秧上的照片，毛主席风趣地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呢!”，

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139页

笔者认为：毛主席这两句风趣的话，一针见血地刺破了浮夸风的泡沫：他用“放大炮”戳穿了虚假的“卫星”，用“跌得重”警告了脱离实际的虚假宣传。这不仅是一位战略家对“实事求是”原则的坚守，更是一位深知“人民是骗不了的” 这两句话也是伟大领袖，对干部和媒体最质朴、最深刻的告诫。

1959年4月，毛主席在《党内通信》中更明确地批评了瞎指挥和浮夸风：“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

(《毛泽东文集(第8卷)》：《党内通信》) 1959年4月

实际上，这段论述把问题讲透了：浮夸风的根子，既有上面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也有下面的机会主义、个人主义。要纠正这种歪风，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些话语重心长，既批评了错误，又保护了干部的积极性。

(三)毛主席对问题的初步察觉

事实上，毛主席对公社规模问题的思考，早在1958年年底就开始了。在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上，他对比中苏两国情况，批评了一线领导提出的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急躁情绪：我看，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 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现在吹得那么厉害。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钻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建设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58年，六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这个问题，我总是担心得很。总的是讲，我们一定要让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后进。如果我们实际上进了，还是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我们是有缺点的，北戴河会议中说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就搞成全民所有制。好在后面又讲，就是搞到像国营工业那样，还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又讲到过渡到共产主义必须的几个条件。这不是说我们要慢腾腾的，所谓速度，所谓多快好省，是个客观的东西。客观上能速则速，不能速就还是不速。

毛主席在这次武昌会议上还讲：郑州会议划了五个标准才算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要全面地完成全民所有制才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北戴河会议有点急躁就是那个少则三四年，我是受了河南同志的影响。这个东西恐怕办不到，那个时候就搞全民所有制呀?只好改一下。那个时候就搞全民所有制呀?只好改一下。(彭真：农村公社化了，工业化了，向全民所有制转得太慢了，到农民很富了以后再转也不利。刘少奇：农民穷一点好转。在北京讨论的时候，我的意见是达到一百五十元到二百元就发工资，达到一批转一批，再达到一批再转一批。彭真主张两年转完，发工资。)就是这个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恐怕犯了冒险主义错误了。 (笔者注：以上可见，毛主席积极纠“左”、反对急于过渡的时候，少奇同志和彭真同志却想“两年转完”、“穷过渡”。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58年，六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这段话充分说明，毛主席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他绝不是那种听不进不同意见的领导人，一旦发现问题，就会认真反思，并且毫不犹豫地进行纠正。

实际上，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毛主席用了大半年时间致力于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这个过程是真实的，也是艰苦的。

正如薄一波同志所说：

"应当公道地讲，是毛主席首先提出要纠正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等等的。纠正的时候也是非常紧迫的，会议一个接着一个。"

(《薄一波文选》:《三十年来经济建设的回顾》)

接下来笔者带大家看一看，毛主席为解决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写的几封党内通信 看看毛主席纠“左”的努力。 (笔者注：前文引用部分内容)

1959年3月15日写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

全文如下：

同志们：我到武昌已经五天，看了湖北六级干部大会的材料，同时收到一些省、市、区的材料，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同你们商量一下。河南文件已经送给你们，那里主张以生产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我在郑州就收到湖北省委三月八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和粮食问题的规定，其中主张“坚决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原高级社已经分为若干生产队的，应该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得再分。少数原高级社规模很小，经济条件大体相同，已经合为一个生产队的，只要是这些社的干部和社员愿意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可以经过公社党委审查决定，并报县委批准。”我到武昌，即找周小舟同志来此，和王任重同志一起，谈了一下。我问小舟，你们赞成河南办法，还是赞成湖北办法?他说，他们赞成河南办法，即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因为他们那里一个生产大队大体上只管六个生产队。而这六个生产队，大体上是由三个原来的高级社划成的，即一个社分为两个队。后来又收到广东省委三月十一日报告，他们主张实行“三定五放”。“三定”中的头一定“是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广东全省原有二万三千个高级社，平均每社三百二十户左右)为基础，有些即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生产队(或大队)，有些在公社化后分成二、三个生产队的，可以立即合并，成为一个新的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原有的高级社如果过小，一个自然村有几个社的，及虽不在一个村，而经济条件悬殊不大，经群众同意，也可以合并，作为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样，河南、湖南两省均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广东两省均主张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哪一种主张较好呢?或者二者可以并行呢?据王任重同志说，湖北大会这几天正辩论这个问题，两派意见斗争激烈。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即原高级社)支书绝大多数或者全体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河南虽然已经作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究竟如何办，请你们酌定。

(《毛泽东文集(第8卷)》：《党内通信》) 1959年3月15日

两天之后 毛主席又再次写信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

全文如下：

同志们：关于县和公社的会议问题。各省、市、区六级干部大会即将结束，是否应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呢?我的意见应当开，并且应当大张旗鼓地开，只是一律不要登报。河南各县正在开四级干部大会，开得很热闹，很有益。河南省级负责同志正在直接领导几个县，以其经验指导各县。湖北、广东、江苏，均已布置全省各县一律开会。江苏省的江阴县委，已经布置开万人大会。河南有两个县是万人大会，多数县是四五千人的。我建议县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即县委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一级，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一级，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一级，每级都要有代表参加，使公社的所有小队长、所有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所有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和生产大队长以及公社一级的若干干部都参加会议。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员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找少数人到会。使所有这些人，都听到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因为他的讲话，比一般公社第一书记的水平要高些。然后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放大鸣，有几天时间，将思想统一起来。要使三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一种，基层干部与他们上级(公社和县)之间交锋;一种，思想不通的人与思想已通的人之间交锋;一种，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账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被人看错了)与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辩论有三天至四天时间就够了。然后，再以三天至四天时间解决具体问题，共有七八天时间就很够了。县的五级大会一定会比省的六级大会开得更生动，更活跃。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县的大会在三月下旬即可完结，四月一个整月可以不开公社的代表大会了，忙一个月生产，开些小会，解决些具体问题，由各生产队在工作余暇，召开党员大会，再开群众大会，形成全民讨论。因为每个公社都有几百人在县里开过会了，问题已讲透了，可以直接进行工暇全民讨论。湖北已有些县在进行全民讨论。到五月间，全国各公社抽出三天时间(三天尽够了)，开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代表要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正面的、反面的(不要地富反坏，但要有富裕中农)，讨论一些问题，选举公社管理委员会。这种代表大会，建议一年开四次，每次一天，二天，至多三天。公社第一书记要学会善于领导这种会议。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县委和地委都要注意加强公社的领导，要派政治上强的同志，去帮助政治上较弱的公社同志。地委要注意派人帮助领导较弱的县委。县和公社都要注意加强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一般是原来高级社)的领导骨干。以上只是当作建议，究竟如何处理较为适宜，请你们考虑决定，迅即施行。县开会时，公社各级都要留人领导生产，或交替到会，不误农时。

(《毛泽东文集(第8卷)》：《党内通信 》) 1959年3月17日

1960年11月，面对愈演愈烈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生产瞎指挥风)，毛主席下了死命令：“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这个决心，为后来的调整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文集(第8卷)》：《彻底纠正“五风” 》)

笔者认为：这段话的核心在于“下决心”三个字。

(笔者注：当时许多干部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误以为“一平二调”就是向共产主义过渡。毛主席在1961年制定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专门要求干部提高政治水平，懂得“什么是等价交换、价值法则、按劳分配”。)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61年，六十八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