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松林：是包产到户解决了吃饱饭问题吗？--兼议抓革命促生产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难题

1949年中国有56147万人口，当年粮食总产11318万吨，人均粮食仅有209公斤，油料产量256万吨，人均0.46公斤。即使全部折算成热量，也只有2000大卡。如果去掉因喂养牲畜和造酒以及工业用粮，人均可摄入热量不足1500大卡。

更严重的问题是，当时中国的农业生产能力总体上非常低。即以民国时期最高年份的产量为标准，也不足以让新中国5亿多人吃饱穿暖。（见表3-7）

按民国时期最高产量计算，1949年人均农产品[1]

注：当时的豆类统计在粮食离。油料含油菜籽、花生、芝麻。

在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1952年，朝鲜战争接近尾声，剿匪工作基本完成，国内社会安定，经济生活恢复。而且，1952年风调雨顺是个丰收年。但是却并不能让人乐观，离温饱还有很大距离。1952年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多数已经超过解放前最高，由于解放后社会安定，人口增长迅速，大多数人均产量甚至低于解放前最高年份。（见表四）

[2]

注：粮食和油料内容同表3-7

50年后，中国将有26亿人口。由于人多地少，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于是他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提交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讨论。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主张。虽然马寅初的看法在大跃进期间遭受批判，但这个主张在当时得到了毛泽东和政府的赞同，并成为一贯的国策。

况的基本判断。虽然从毛泽东开始各级干部对前途都信心满满，但对实际困难情况是清楚的。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是世界上大农业区发生严重自然灾害最频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侧，气流是从西向东流动的。这就形成中国与欧洲不同的气候特性。

欧洲主要农业区大致分三种气候类型。

1000毫米之间。降水量季节分配较均匀，西部秋、冬两季稍多，东部夏季稍多。

600毫米。

包括伊比利亚半岛大部，法国地中海沿岸地区、亚平宁半岛、巴尔干半岛大部和散布在地中海中的各个岛屿属于地中海气候。地中海地区所处的纬度正好是大气环流的过渡地带；北面是西风带，南面是信风带，夏季时副热带高压北移，地中海地区在亚速尔高压控制下，天气晴燥少雨。而冬季副热带高压带南移，亚速尔高压退缩到大西洋上，地中海地区受西风的影响，气旋活动频繁，降水较多，气候温和。

欧洲总的气候特征是比较稳定：温带海洋气候区主要受大西洋气团控制，地中海沿岸天气环流是规律性的，冬季湿润夏季干燥很稳定。只有中东欧除了受大西洋气团影响外，还受极地气团影响。但是，毕竟这两个大洋距离不远，对降水影响不是很大。

中国与这个地区的差别是，中国属于大陆季风气候。主要由西南暖湿气流和西北冷空气团两个气流控制的。冬季主要受西北冷空气控制，夏季主要受西南气流控制。来自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暖湿气流从中国川藏、云南方向向东北上行，来自大西洋、极地冷气团在受到西北帕米尔高原、天山的阻隔后，从阿拉山口以北涌进中国，沿着河西走廊向东南。在两股气流大约在宝鸡以东、中国最主要的农业区相遇。而潼关以东主要是平原，很少有因地形隆起形成的锋面降水。主要靠这两股气流冷暖交汇形成降水。中国的主要农业区，尤其是华北、华中地区基本是这两个气流所控制的。

问题在于，印度洋、阿拉伯海与大西洋、北冰洋远隔上万公里，由这么远的气流发生地相汇的位置和结果就很不确定。西南暖湿气流强了，降水就会在黄淮流域长期停滞，造成华北华中涝灾，南部中国少雨。西北冷空气强了，降水就会长期压在长江以南地区，形成严重涝灾，同时北方发生旱灾机会就高。我们可以从每天中央台天气的天气形势中看到这种现象：一个自西南向东北的降水带不断在长江中下游南部与河北中北部见徘徊，除了台风偶尔扰乱一下。两股气流推推搡搡，你来我往，有时几十天就发生强弱转换，有时候几个月势均力敌，但连续一年，甚至三五年的情况也有。上个月还在抗洪，这个月就要抗旱还算是幸事，要是连续两年交汇区不在华北，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就会出现持续干旱。这是中国主要农业区频繁发生旱涝灾害的主要气候原因。

另一个问题依然与中国处在欧亚大陆东部有关。大风自西向东刮了数亿年，西北部干旱区的黄土刮向东部，形成颗粒很细，堆积厚度数十甚至上百米的黄土高原。并在太行山以东形成冲击平原。虽然这个原因让中国人拥有了数十万平方公里的黄淮海平原，拥有了世界最大的农业区之一，但含沙量世界第一的黄河确实是最容易泛滥的河流。

[3]和关中盆地的郑国渠灌溉系统，整个华中华北再都没有像样的灌溉系统形成。这与古埃及、两河流域的灌溉农业形成鲜明对比。

这个情况不仅中国人知道，艾奇逊也明白。

薄弱的基础，恶劣的条件，复杂的环境，中国人怎样才能迅速摆脱饥饿呢？

真正提高粮食产量的只有以下几个因素：扩大和改良土壤、提高耕地的灌溉和排涝能力、增加肥料尤其是现代肥料的供应、培育和推广良种、适度的密植和兼作，提高复种指数、应用科学技术消灭病虫害影响、加强大田管理、在耕作、播种、收获、储存时应用机械技术。

说透了，就是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管、工。不向这八个方面的努力，干劲儿再大，精神头再足，一点粮食也不会多打！

1982-1983年，也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完成的时期人均粮食达到360公斤算是吃饱了，可以把这360公斤分成72公斤一个的5个烧饼。那么：

1949年的人均209公斤相当于还没吃到3个烧饼。

1959年的人均252公斤粮食相当于吃了3个半烧饼。

1970年人均289公斤粮食等于吃到4个烧饼。

1975年的人均306公斤相当于吃到4又四分之一个烧饼。

1979年的人均340公斤粮食相当于吃到4.72个烧饼，也就是差四分之一个烧饼还没填到嘴里。

等到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结束的1982-1983年，把最后一口烧饼填到嘴里，我们叹了一口气：

中国人吃饱的道路上有飞跃，有反复，但毕竟是一步一个台阶走过来的。（见图3-10）

[4]

但这种划分方法不属于对农业产量分析的合适方法。如果取集体经济时期的1977-1979年数据（也是低点到高点），年均增长6.8%，比承包制推行的那几年速度还高。1969-1971年的年均增速也达到6.0%。

由于气候原因，中国粮食产量大多5年左右经历一次丰年和歉年的波动。两三年中从低点到高点的增长并不说明问题。分析农业数据趋势通常用5年滑动平均（把前后各两年加起来的算术平均）数据。

2003年谷底上发生的。

客观地而不是因为一时政治需要看待中国人从饥饿走向温饱的过程，就不能不正视这组数字。就必须研究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人均粮食发生了一次跃升。不研究，不正视这次跃升的原因，既不是对历史的负责任态度，也不利于目前中国农村和农业问题的解决。

客观对中国解决温饱的过程进行描述，应该是：

中国在六十年代后期进入了一个持续30年的人均粮食快速增长通道，并在八十年代初突破了温饱线，持续增长到世纪末。其中六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后期速度尤其高。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提高了增长速度，但并不明显。

从六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后期中国人均粮食产量逐年上升，说明这一时期中国的粮食总产在不断上升，而且一般情况下人口增长速度会趋于放缓。因为只有粮食增长速度高于人口增长速度，人均粮食才能增长。

[5]

能够实现粮食持续增长一定有内在原因。我们肯定不能仅仅从精神角度来探讨，只能按世界粮农组织说的那些：耕地的增加和改善、水利条件的改善、农业技术的投入和应用。用毛泽东总结的话是八个字：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其中最重要的是耕地的增加和土壤改善，化肥的应用、水利条件的改善和良种的培育和推广。下面我们分别探讨一下这些方面有哪些改变。

土：

土对增产来讲包含两层内容，一是耕地面积的扩大，二是土壤条件的改良。

60年代又组织大批城镇知识青年到东北插队。到改革前，仅这两个地区新增耕地达到500-600万公顷[6]。农业学大寨时期，开荒造田达到高峰。围湖造田和开垦荒地也进行的轰轰烈烈。虽然一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态有影响，但在人尚未肚子发愁的时候，不会在意别的选项。

13250-13790万公顷。

美国国际环境及发展研究所与世界资源研究所合著的《世界资源：1987》估计：中国耕地面积1950年为10800万公顷，1960年为11700万公顷（年均增长0.80%），1970年为12700万公顷（年均增长0.82%），1980年为13400万公顷（年均增长0.54%）。这些数据与中国普查数据接近。也就是说，前30年是一次中国规模最大的垦田运动，耕地面积从解放初的16.2亿亩增加到1980年的20.1-21.0亿亩，净增3.9-4.8亿亩，增长24-31%。净增加的这些耕地不仅为中国实现比较高的粮食总量奠定了基础，也为九十年代以来大规模建设用地提供了空间（目前耕地面积为18.26亿亩）。

10年一遇的洪水，梯田的平均减洪率是林地的1.82倍，是草地的3.51倍；对于20年一遇的洪水，梯田的平均减洪率是林地的2.16倍，是草地的3.77倍。[8]

耕地面积扩大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大量低产田被改造为中产、高产田，这是实现粮食持续增长的基础。这个成就至今为中国人享用。

水：

解放后，大规模的兴修水利就开始了。在当时，水库是抗旱排涝主要手段。解放前解中国只有大型水库6座，大中小水库1223座，总库容估计200亿立方左右。到1976年底，我国建成大型水库302座，中型水库2110座，小型水库82000多座，水库大中小水库85400多座。总库容4200亿立方，是解放初期的21倍。这些水库至今是中国农业抗旱排涝的基础（八十年代后兴建的主要是以发电、防洪为目的的巨型水库）。

[9]中国灌溉面积在这一时期迅速增加。（见图3-12）

解放以来有效灌溉面积及机灌面积[10]

13%）。从1952-1980年的28年，灌溉面积年均增长2.94%，此后28年年均增长0.95%。我国农业灌溉条件基本是在前三十年奠定的。

肥：

40%”。[13]

注：施用量高于产量主要是通过进口。

可以看出，中国化肥生产和施用量的显著跃升期是六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这也是中国人均粮食大幅跃升的阶段。两者之间显然有高度关联。

种：

年代形成品质好产量高的两种体系。此后这些良种虽然继续改进，但对粮食单产增长影响已经减弱。

-6”小麦获得成功，并迅速推广1.5。

[16]

由于良种的培育和推广，中国各类谷物单产到七十年代就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比多数发达国家还要高。

密、保、工、管：

10斤（现在为15-20斤）。后来，“密”所包含的兼作、套种等内容开始重要起来了。60年代开始，农村大面积推广兼作、套种技术。加上后来农膜的应用，中国耕地的复种指数大幅提高。1952年我国农业复种指数为131%，1978年继续提高到151%，这接近让耕地面积增加15%（2000年我国复种指数达到158%，提高4%）。

防止病虫害是大田保护的主要内容。中国化学农药产量从1949年接近零的生产量，到1966年就达到19.3万吨，多数病虫害都得到防止。1979年达到53.7万吨的历史最高点。（见图8）

[18]

,使地肥而土缓”。“锄头自有三寸泽”的农谚流传已久。1/2的棵间土壤蒸发”，或者“1/4的田间总腾发”。在九十年代前，频繁锄地是保墒的基本措施。（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后锄地基本消失。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是今年来北方频繁发生干旱的重要原因。）[19]

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庞大，城市化程度一直很低，所以农业机械化推广一直比较慢。尤其在改革开放前，所谓农业机械化主要体现在耕地和机灌上。利用畜力的比例还很大。农业机械总动力从1952年的18万千瓦发展到1980年才有14746万千瓦。改革开放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农业机械应用水平大幅提升，2008年达到82190万千瓦，基本摆脱了畜力。

通过垦荒、改良土壤、兴修水利、大量应用化肥、培育和推广良种等方面的努力，中国农业从资源条件、生产条件、工业品支援和农业技术应用等各方面都得到快速发展，中国粮食增长速度超过了世界平均增长速度。

八十年代以前多数中国人有饥饿感是个事实，因为当时中国人均粮食不足以让全国人民吃饱。但对此有无限抱怨是没有意义的，旧中国给新中国留下的起点非常低，而农业不可能取得像工业那样的增长速度，以至于让艾奇逊都对共产党解决这个问题感到担忧。对于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讲，需要担忧的不是今天能否吃饱，而是按照当时政府的做法，几十年后能不能吃饱，甚至是自己的儿孙能不能吃饱。因此，需要关注的是粮食增长速度。

速度是比较出来的。

[20]中国是全球增速的167.5%。中国政府实现了一个超高增长速度。至于他们做了什么，比较一下这个时期中国在农业方面的努力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了。

[21]

世界1970-1980化肥施用量从6909万吨增加到11609万吨，年均增长5.33%，中国化肥施用量从1965年的194万吨增加到1979年的1086万吨，年均增长13.09%，是世界的2.5倍。世界1980-1990化肥产量从12475万吨增加到14416万吨，年均增长1.46%；中国1970-1980年从244万吨增加到1232万吨，年均增长17.58%，是世界的12倍。

化肥的大量使用，良种的培育和推广，使中国主要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把世界甩在了后面，挤进世界农业先进大国。中国1984年的数字大部分已经超过了世界1994年的数字（见表五）：

耕地面积的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中国农产品增长速度超过世界水平是必然的。

除了与世界平均水平比较，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找一个与中国条件最接近的国家进行比较。

13岁的男孩儿个子高不高不能用13岁的女孩比，因为女孩这时期发育快。也不能与18岁的男孩儿比。只能与同样年龄的男孩儿相比。发达国家、人口很少的国家或者人均耕地面积很大的国家，与中国不具备“可比性”。

印度是中国最好的参照国。印度人口数量一直仅次于中国排世界第二，两国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时间接近，1949年前后印度各项经济指标都比中国水平略高。1978年，印度耕地面积16459万公顷（24.7亿亩），人均耕地3.72亩，分别比中国同期高出22.8%和82.4%。印度气候湿润，农业条件优于中国。

[23]

图3-13 1950年前后中国与印度几项指标比较（印度为100）

100）

1970-1980年，中国大部分农业数据发展速度都优于印度。到1980年，中国大部分人均农产品指标把印度拉在了后面（见图3-15）。

%）[24]

印度农业发展速度低于中国的原因也很清楚：印度这30年在农业生产条件改善方面比中国落后很多。到1980年，印度化肥产量是中国的四分之一，拖拉机拥有量只有中国的一半。印度雨量充沛，河流丰富，但是灌溉面积在七八十年代远低于中国。良种的培育和推广也落后与中国，由此造成印度农作物单产比中国低得多（因没有印度1980年数据，因此用中国1985年数据与印度1995年相比）（见表3-10）。

印度1995年，中国1985年主要农作物单产（公斤/公顷）[25]

虽然中国农业资源条件比印度差，但是从1950年的起点发展到30年以后的1980年，印度与温饱有关的农产品产量除了牛奶外均低于中国（见表3-11）。

[26]

对比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数据我们就会对中国在解放后对农业生产条件改善的成就有多大了。没有中国政府和中国工人、农民的这些努力，没有前30年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的积累和投入，中国粮食不可能保持30多年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增长。

妄自菲薄没有道理。

如果看到上面资料显示印度人均粮食28年反而减少了5公斤，就说印度农业没有发展，这是不对的。实际上印度粮食总产从1980年的14015万吨增加到2008年的23493万吨，年均增长1.9%，高于同期全球年均1.7%的速度，应该是很有成绩的。问题在于同期印度人口从6.64亿增加到11.40亿，年均增加1.95%。人口比粮食增长快，人均粮食自然减少。

中国也曾面临这样的问题。1964-1969年，中国粮食总产从18750万吨增加到21097万吨，年均增长2.39%，但人均粮食从266公斤降到262公斤，反而少了2公斤。道理与印度一样：同期中国人口从7个亿5年增加到8个亿，年均增长2.73%。

1970-2010年的粮食年均增长只有2.08%！

不过这不是历史事实。

首先一点，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中国不可能在八十年代初解决吃饱问题。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图就清楚了（我们首先按照第二编的分析对年末人口数进行调整。把1965-1982年每年年末人口增加44万瞒报死亡人口。取1988年年末人数为结尾，因为1989-1990年明显存在出生漏报情况。这样调整只会增加这一时期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并不形成对本文主张的支持）（见图3-16）。

显然，中国人口增速下降的起点在上世纪70年年代初而不是计划生育开始的80年代。相反，自1979年政府在城市实行一胎制以后，人口增长率甚至有反弹。

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唯一应该做的是搞清楚中国人口增长速度突降发生在七十年代的原因，而不是听信谣诼。

国家实施鼓励或限制性计划生育政策能否能对人口增长起到主导作用？人口专家通过对世界各国人口增减情况的观察得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一个国家实施的人口鼓励或限制政策曾经明显影响人口增长幅度。实际上，中国的实践也在证明了这一判断。

HDI）的关联度最大。也就是人口增长受人均GDP、初高中和大学综合入学率（含成人识字率）、婴幼儿死亡率（或出生预期寿命）影响最大。这些数值构成一个0-1的区间，越接近1，HDI越高。HDI越高，人口自然增长率越低。这个看法有较多的证据支持。欧洲国家现在的HDI在0.9左右，平均生育率为1.5，也就是平均一个妇女一生只生1.5个孩子。非洲穷国家HDI在0.3左右（中国60年代初水平），生育率达到7.0左右。同一个国家生活质量提高过程中，生育率会随着HDI的上升而下降。这是人口增长的基本规律。人口学家还发现，HDI在0.5左右是个关键值。在0.5以前，生育率虽然也随着HDI指数降低，但幅度很小。而到了0.5以后，生育率明显下降。1950年，中国HDI为0.159，这时中国的生育率为6.2-6.4。

那么，收入水平、教育、婴幼儿死亡率与生育率究竟怎么发生关系呢？

简单讲，人口增长率取决于两个变量：出生率和死亡率。出生率越高增长率越高，死亡率越高增长率越低。出生率与死亡率之间的差决定人口是增长还是减少。

影响妇女和家庭的生育意愿有三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出生预期寿命或婴幼儿死亡率、孕妇死亡率。出生预期寿命主要不是成年人能活到多大岁数决定的，而是婴幼儿死亡率决定的。刚解放中国人预期寿命30多岁，到60年代达到60多岁，就是人多活了20多岁。解放到那时候总计还不到20年，怎么多活20多岁？原因是这样的：出生预期寿命是各个年龄段死亡率算数平均数，5岁以下死亡率越高，摊到所有人身上平均活的岁数少了。因此所谓预期寿命指标高低，关键在婴幼儿死亡率高低。婴幼儿死亡率越高，妇女生育意愿越高。道理很简单：

4岁前婴幼儿死亡率达到300‰，生三个成两个。一个家庭如果想有一个男孩儿，只生两个肯定不行。生3个死一个剩了两个。两个中2男、2女、1男1女概率相等，一半家庭会没有男孩儿。生4个虽然保险点，但由于300‰的婴幼儿死亡率要去掉1.2个，实际只有2.8个，没有男孩儿的概率依然很高。因此，生5个甚至6个才比较保险。如果婴幼儿死亡率只有50‰，这种担忧一下子就小很多。

第三个因素是年轻人受教育程度：父母动员一对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年轻夫妇生七八个孩子的难度，要比动员一对文盲大得多。

对中国来讲，无论收入还是卫生、教育，关键是占人口近90%的农民。

下面我们分别分析一下中国这几方面发展情况。

医疗：

1970年前后，我国农村建立了小队（数十到一百多人）、大队（千人左右）和公社（万人到两三万人）三级医疗体系。配合所有县城都有县医院，一个完整的农村医疗体系建成了。

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使中国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见表3-12）

中国解放后几个时期中国婴儿死亡率[28]

注：将原资料中分别列举的男女婴死亡率合并为婴儿死亡率。

1980年印度婴儿死亡率为115‰，孟加拉为132‰，印尼为90% ，巴西为70‰，分别相当于中国50、60年代水平。

教育：

中国的教育问题的核心依然是农村教育。解放前中国农村文盲率接近95%，基本没有现代教育。对发展中国家来讲，中等教育是关键。中国中等教育高速发展时期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如果考虑到2008年人口是1978年的138%，初中在校生数是1978年的112%，七十年代末期我国初中入学率应该最高水平。（见图3-17）

中国几个时期初高中在校人数[29]

[30]

人均GDP：

虽然几乎所有40多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市民都对改革前的票证制度深恶痛绝，抱怨不已。但是，正像前面对《短缺经济学》分析的，在食品总量不足以满足所有人吃饱吃好的情况下，按照供给制平均分配的降低饥饿水平的最有效措施。而且正是统购统销过程中对农民留粮基数进行了控制，低于留粮基数的生产队国家给予返销粮，才使这个时期农民避免了饥饿。并且这种平衡方法也让中国低收入群体的人均GDP比基尼系数大而且没有实行票证制度的同等水平国家高得多。由于贫穷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主要发生在低收入群体，这使中国低收入群体的实际的人均国民收入比名义上对人文发展指数的影响要大得多。

2.3比1到2.5比1之间，考虑到这些因素，实际应该在2比1左右。中国的知识分子、解放前资产拥有者和旧官吏以及富裕市民们对票证的抱怨是可以想象到的。但不值得大惊小怪。

因此，虽然1970年初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300元人民币，只相当100美元左右（当时汇率在3左右），相当于低收入国家水平。但中国低收入群体与其他基尼系数在0.35-0.5之间的发展中国家低收入群体相比，实际收入要高得多。

其他因素：

10比8。考虑到收获物分配通常是人六劳四，实际差距还要小。在失去家庭为经营单位后，男婴对家庭生活的作用明显降低。这两点因素的作用都可以从实行家庭经营后人口增长率上升中得到证实。

年，中国人文发展指数超过0.5。果然，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明显下降。（见图3-18）

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生育和增长情况[31]

表六数字清楚表明随着人文发展指数超过0.5，妇女生育意愿降低，生育率迅速下降。从1968年的6.45下降到10年后的2.72，年均下降9.0%！妇女生育率的降低导致出生率从1968年的3.51%下降到1979年的1.78%，年均下降6.4%。出生率的下降使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从1968年的2.74%下降到1978年的1.16%，年均下降9.0%。

3个亿”。认为毛泽东说“人多力量大，干劲儿高”是反对实行计划生育，最终造成改革前中国人口暴增。即使看了本文的数字，也会有“也许是共产党大跃进期间批了马寅初，让中国人口在六十年代暴增。如果早早实施计划生育，七十年代前就不会有那么高的增长率”的抱怨。

这种看法必须得到这样的事实支持：存在计划生育政策促进中国人口增长率下降的事实。

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对一些地方跨区县合作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表示赞赏的话，根本不是说人口问题。

。人口自然增长率大致等于出生率减去死亡率。死得少一样能造成人口增长加快。（见图3-20）

[33]

婴幼儿死亡率是个双刃剑

婴幼儿死亡率低了，死亡率就低，会提高人口自然增长率。但也会降低妇女生育意愿。

婴幼儿死亡率高了，死亡率就高，会减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但也会提高妇女生育意愿。

这实际是个目标抉择：

图一时之利，婴儿死了就死了，只要眼下增长率降低。

为了人口增长放慢的长远目标，必须减少婴儿死亡，哪怕一时人口增长太多。

当然，当时的共产党并没那么冷血，只会选择后者。正是这种选择，让解放前20年人口自然增长速度特别高。但也正是这种选择，让70年代人口增长急剧下降。

[34]

首先经验上就能证明合适的制度会起关键作用。印度第一个30年没有解决印度人吃饱问题，第二个30年依然做得不够好。是印度政府不抓生产或者不会抓生产吗？显然缺少事实依据。印度政府同样把提高农产品产量，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作为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印度人也不缺乏聪明才智。这三十年中印度与中国的唯一差别是：中国农村进行过土地改革，实行了集体经济制度。而印度没经过土地改革，也无法搞集体经济。我们似乎找不到更重大的区别。

我们用不着从理论上证明什么，只用从几个具体问题上看就行了。

前面介绍过，中国在六七十年代进行过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农田水利建设。

解放初到1957年，中国耕地面积从16.28亿亩增加到16.77亿亩，增加了4900万亩，年均增长0.4%。此后到1980年，耕地面积增加到20.69亿亩，增加3.91亿亩，年鉴增长0.9%。人民公社期间新增耕地占解放后新开垦耕地的88.7%。集体经济时期是小农经济时期耕地增长速度的2.25倍。

建国到七十年代末总计新建84000座水库中，1949-1957年总计建设1079座，年均增加135座。1958-1965年新建45410座，1965-1976年新建37923座。人民公社时期新建水库83300座，年均4230座。占改革前新建水库的98%，年均水库建设速度是小农经济时期的34倍。

LA），就有机会建立于土地相关的农村基础设施。

年以后的公司模式。

[37]

。虽然单产越高提高越困难，但实验成果转化为应用的能力，显然是提供无偿服务的农村三站成绩更大。

。

[38]

在某种意义上说，良种的推广能力比良种的开发水平更重要。

没有土地改革，就无法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集体经济。

没有人民公社三级组织，就没有在资源极度贫乏，国家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组织农民完成山河整治。

没有计划经济不计利润的农村种子站、畜牧站、农技站和农机站，包括没有集体经济有时候有点强制性的手段，培育的良种就不可能推广的那么快，农业技术知识也不可能迅速普及。

制度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来。

第三说说农村教育和卫生。

6万个乡级卫生院。没有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和集体积累，拿工分看病的赤脚医生就无法存在，农村合作医疗就没人补贴。

70年代迅速下降。

3-22、3-23）

100）[39]

注：鸡蛋两国均为1985年，因无1980年数据。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