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车司机与数据监控：技术如何控制了我们的工作场所？

我在孕期混迹卡车司机群体只为研究“被监控的人”

《卡车司机与数据监控》是一部社会学作品。它讲述了卡车司机这个职业群体在应对数据监控盒时，其生存处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故事。

在这本书的附录中，作者记录了下面这样一些文字。作为一位女性学者，她竟是在怀孕期间奔波于卡车场、酒吧等地，面对以白人工人阶级男性为主的卡车司机群体，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富有挑战却又惊险刺激的田野调查。这些文字的背后，是一位女性社会学学者勇敢而富有智慧的不懈努力，更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一部社会学作品背后田野调查历程的曲折与心酸。

以下摘自本书附录。

监控与叙事

研究监控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关于监控的实证研究常常面临观察“零状态”的困难。因为研究者在向研究对象提问或观察行为时，他们本身就扮演了一种监控者的角色，所以很难确定在完全未受监控的状态下，行为会是什么样子。这是一种类似于霍桑效应的方法论挑战，即研究对象因被观察这一事实而调整其行为(通常是改进行为)(这也常被称为“观察者效应”)。

观察者效应可能出现在任何定性研究情境中，但在研究监控的背景下尤为重要。在我的研究中，我很快意识到，向参与者提出许多关于监控的详细问题，可能会让他们感到不安，并可能减少他们的倾诉，尤其是在涉及违法和抵制问题时。例如，如果一名卡车司机对有权势的实体追踪其行为的想法特别敏感，那么我对其潜在违反法律规则行为乃至非法规避技术控制的探究式提问，肯定会导致他出于防御而谨慎作答，同时可能引发其心理压力。尽管我并非政府或任何司机雇主的代理人，但我发现，许多司机对权威普遍持不信任态度，并且不清楚哪些机构可以访问电子日志设备生成的哪些数据。

这些困难在我开始研究时因我的机构隶属关系而有所加剧。我第一次采访卡车司机是在2011年夏天，当时我在英特尔公司互动与体验研究实验室担任研究实习生。据我所知，英特尔过去(现在依然)没有对电子日志设备有明确的商业兴趣;他们允许我在其名义下进行研究，是因为他们对技术使用的社会层面普遍感兴趣，无论这些技术是否基于英特尔的平台。我在向潜在研究参与者介绍自己时解释了这一点，并按照英特尔的要求，请他们在若干份同意书上签名并签署姓名首字母。但我不禁想到，当我解释自己为一家科技公司工作，并想询问他们关于使用一种有争议且理解模糊的技术来规避法律的敏感问题时，这一定是一种不协调甚至可能令人生畏的经历。这种特殊的困难在我的实习期结束后得以解决，因为我不再需要以这种身份介绍自己，而是可以重新以学术职位来描述自己。

我采用了多种策略，以缓解参与者因我的数据收集者身份可能产生的不适。我明确地提醒参与者我们互动的保密性，我不会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并且他们可以随时终止我们的对话。我最初计划对所有访谈进行录音，但很快发现录音机的存在让对监控敏感的参与者感到不安(更不用说由于我通常在卡车停靠站和其他嘈杂环境中与受访者交谈，音频质量往往差到无法使用)。因此，后来我放弃了录音，选择在访谈期间和之后做详细笔记。

我还学会了重新改写问题的措辞，以避免让参与者在谈及非法或未经许可的做法时感到尴尬。(例如，我不会直接问司机“你是如何在日志上作弊的?”，而是会问“你听说过其他司机有哪些伪造日志的方式?”。)这种允许参与者以更缓和的方式作答的方法，使他们能够在不担心自证其罪的情况下分享自己的行为信息，同时还让我得以更全面地了解行业实践，而不仅限于特定研究参与者的经历。

当然，这种方法也可能导致数据的可靠性降低，因为部分数据基于传闻而非第一手经历。此外，卡车运输这一职业拥有丰富的讲故事传统，卡车司机文化充满了关于路边趣事、面对技术或组织管理不善时的机智应对，以及忍受压迫性条件的故事。这些叙述中，无论是为了增强效果、策略性地歪曲事实以避免自证其罪或牵连他人，还是出于其他原因，某些部分无疑有意地偏离了现实。在其他情况下，正如我所指出的，一些研究参与者(情有可原地)对电子日志设备体制内数据流动的理解存在误解。

当然，研究参与者的主观性和理解本身就具有价值，这些故事因此也成为一种重要且有启发性的数据来源，与其他叙述形式截然不同。关于技术的传言体现了一种对这些技术产物进行“集体解释的过程”，展示了用户群体重新定义技术对他们而言的意义。因此，卡车司机关于(例如)电子日志设备能追踪什么和不能追踪什么的叙述对我理解电子日志设备作为一种文化对象具有重要意义。我绝无意通过指出这些问题来对研究参与者进行任何形式的质疑或批评;相反，我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强调其方法论意义，并解释我在分析数据时如何看待这些类型的叙述。

社会研究学者托林·莫纳汉和吉尔·费舍尔主张，与其将观察者效应仅仅视为对“假定纯粹的社会环境”的一种“污染”，我们应认识到这些效应可以被用来产生新的见解。正如他们所描述的，研究对象因研究者的存在而提高警觉，可能会提供“精心编排的表演”，或许为了受众(研究者)认为的价值而“表演得过于夸张”。但莫纳汉和费舍尔指出，这些表演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启发性的数据来源，反映了人们希望如何被他人认知。

这让我想到第四章中记述的我与一位卡车司机的对话，当时他向我提出挑战，让我说出美国的任何一个目的地，这样他就可以向我证明他能够即兴描述路线，而不需要GPS或地图的帮助。当他给出准确的描述后，我问他是如何学会这些路线的，他骄傲地说：“亲爱的，通过开车学会的。”这次交流展示了两件事：第一，这位卡车司机确实不依赖外部工具就知道这些路线;但第二(也许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被我认为是一个有能力的、知识渊博的、技术熟练的工人，他的经验否定了对技术监督的需要。

因此，这些叙述本身就是重要的数据来源，即使有时是不正确的、夸张的或因我的存在而被描述成不同的情况。但为了对行业实践进行自己的评估，我还需要尽可能将研究参与者的叙述与实际行为和能力分离开来。为此，我主要依赖两种策略来探究数据的准确性。首先，我优先考虑从不同行动者，尤其是处境不同的行动者那里多次听到的叙述。例如，我在第六章中详细介绍的大多数抵制方法，都是由多名司机与我分享的，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卡车公司和执法人员也独立向我报告了这些方法。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我将参与者的直接报告与从其他背景获得的数据进行三角验证，特别是那些最初为非研究目的而产生的数据。常见的三角验证来源包括在线论坛(司机匿名就电子日志设备及相关实践进行讨论)、行业媒体、产品技术规格(例如，防篡改努力为篡改行为的存在提供了佐证)，以及法律和监管文件。从不同背景收集到的佐证越多，我对某种做法存在的信心就越大。

互动与身份

研究者个人身份的各个维度必然会影响他们与研究参与者的互动，以及研究者能够在田野中学到的内容。我作为一名年轻的白人女性研究者，在一个以男性为主的工人阶级环境中开展研究，这对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包括一些几乎可以肯定是我尚未意识到的方面。为了保持反思性和透明性，我在此分享一些关于我的个人特征如何影响我与研究参与者的互动以及研究整体进程的思考。

我在研究中与之交流的大多数人，尤其是卡车司机，都是男性——这一点反映了这个职业的组成。(我也特意在可能的情况下与女性和非二元性别的卡车司机交流。)这一群体种族构成多样，但主要是白人，年龄从二十出头的“新手”到八十多岁的“老手”不等。由于卡车运输是一个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行业（而且是一个特别“阳刚”的行业），人们通常认为女性对卡车运输的运作了解不多。当我开始这个项目时，这个刻板印象对我来说显然是成立的;当时，我对卡车驾驶无论在广义的法律和经济组织方面，还是在卡车运输劳动的日常工作细节方面，都缺乏实际的知识。

当然，随着研究的推进，我的知识逐渐增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行业结构和卡车运输工作的内在压力有了更好的理解，也开始能够辨别卡车司机的行话，并弄清了推动电子监控的技术和监管架构。不过，我的年轻(至少在研究初期)、种族和性别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在与司机互动时能够对这些复杂情况“假装无知”。

本书作者凯伦·利维

允许研究参与者重新解释我已经理解的概念，使我能够了解他们自己如何理解并希望呈现关键问题，而不是将我自己的理解强加于互动中。这对于揭示错误的认知至关重要，例如那些关于电子设备监控能力的认知。同时，这也起到了一个更实用的目的，那就是让我的互动更顺畅并建立融洽的关系。许多研究参与者，特别是卡车司机，拥有大量知识，他们很乐意与任何愿意耐心倾听的人分享;向新人解释他们工作的来龙去脉似乎让他们很愉快。受访者普遍看起来相当坦率，热衷于分享他们的经历。虽然我缺乏反事实依据，但我推测很多研究参与者更可能同意花时间与一位年轻的白人女性交谈，而如果我有不同的特征，情况可能就不同了，我认识到我的种族、年龄和性别在很多方面都极大地促进了我接触研究参与者的便利性。

我从未对研究参与者隐瞒过自己的身份或我对他们感兴趣的原因，并且我确信自己没有滥用任何参与者的信任。但我确实在向他们透露我的个人信息时表现得有选择性以及有所保留。除了有时“装作”对卡车运输行业已有知识不甚了解外，我也很少提及自己的律师身份，我认为这会改变参与者对我的看法。(我觉得省略这一点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虽然我的法律背景对我的学术研究有影响，但我并未从事法律实务。)

特别是我的性别，在某些情况下既是方法上的障碍，也是一种优势。卡车场通常是嘈杂且令人迷失方向的地方，视线有限，在进行研究时，我不得不考虑个人安全问题。我访问的一些卡车公司和其他场所也担心我的安全(可能还担心他们潜在的责任)，因此只有在我带一位男性同伴作为安全保障时，他们才允许我与司机交谈或在卡车场内活动。虽然我对这种保护心存感激，但这也限制了我的研究访问。例如，如果我的“保镖”无法陪同，我就无法随司机一起前往卡车查看他们的电子设备。(尽管这并非总是必要的——我大多数的观察和访谈可以在卡车停靠站、会议室或其他场所进行——但在某些情况下，进入驾驶室并由司机向我解释某些内容会特别有启发性。)在田野调查期间，我怀孕了，这为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当我怀孕的迹象变得明显时，这既帮助了我的研究，也在某些方面产生了限制。在一些情况下，尤其是与女性研究参与者的交流中，它帮助我与她们建立了个人情感上的融洽关系。然而，在其他情况下，这却形成了限制。例如，一家执法机构拒绝让我在怀孕期间观察卡车检查;此外，这也使我更难像以前偶尔做的那样，在卡车停靠站酒吧与研究参与者一起喝啤酒。

定性实证研究总是混乱的。它要求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断调整其方法论策略，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境。此外，研究者必须注意自己的身份如何塑造研究的方向以及与研究对象的互动。我在这里尽最大努力解释了我在研究过程中如何思考这些问题，为何我做出了相关决策，以及我认为这些决定如何影响了我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尽管存在这些挑战，多场域的定性研究依然格外适合深入呈现电子监控在卡车运输业中的多重意义与细微差别。

卡车司机与数据监控：技术如何控制了我们的工作场所?

[美] 凯伦·利维 著 丁雯雯 译

雅理/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26年3月

“被监控”的卡车司机，

也是人工智能时代打工人的真实写照。

在以安全和效率为目标的技术管理中，

我们失去的是信任、隐私和作为工作者的尊严。

美国出版商协会PROSE奖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类入围作品

劳工技术研究网络图书奖

福特汉姆大学麦格农中心图书奖

美国信息科学与技术协会最佳信息科学图书奖

内容简介

身处卡车之中，在漫长的公路上运输货物，长途卡车司机这个职业本应有着很强的独立自主性。然而，随着数据监控技术的普及，他们感受到的是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处在“被监控”的状态。看似是技术革新，但小小监控盒，颠覆的却是劳动者全部的职业认同感、对工作场所的信任程度，甚至个人隐私。

数据监控设备旨在通过限制每日驾驶时长来解决卡车司机普遍存在的疲劳问题，但它的诞生也为运输公司甚至其他企业发展出更多的监控手段。从行业贸易展到律师事务所，再到卡车司机常去的酒吧，作者通过生活中大量真实案例，讲述了这些侵入性技术如何重塑行业关系、为管理和法律控制提供新的工具，以及卡车司机们为了抵制这些监控，做出了怎样的对抗。

卡车司机的困境，更属于当下人工智能时代的每一位 “工作者”。当网络和新型技术迅速定位、即时连接一切时，它们也全面控制了我们的“工作场所”与“生活边界”。当抱着夹板的监工已然站在厨房餐桌和客厅时，我们将以怎样的方式，预言人类工作的未来?

关于作者

凯伦·利维 康奈尔大学信息科学系副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印第安纳大学毛雷尔法学院法学博士，曾任美国联邦法院法官助理。研究领域聚焦法律与技术的互动如何规制社会生活，尤其关注监控的社会与组织面向。

关于译者

丁雯雯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社会法研究所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本科，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弗吉尼亚大学法律科学博士。研究领域为社会法学。

目录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如果车轮不转, 你就赚不到钱：卡车司机政治、经济与文化

第三章　疲惫的卡车司机和电子监控的兴起

第四章　卡车司机监控业务

第五章　检查站里的电脑

第六章　对抗监控盒：卡车司机如何抵制被监控

第七章　机器人卡车司机：人工智能对低薪工作的双重威胁

第八章　技术、执法与表面秩序

附录一　研究监控

附录二　卡车运输行业的组织结构说明

致谢

注释、参考文献、索引